王紹光：中國當下的成就與理念，是對撒切爾夫人“別無選擇”之論的有力回應

2025年10月16日，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東方學刊》、觀察者網、底浪文化與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共同主辦的“2025思想者論壇”在上海成功舉辦。本次論壇亦為慶祝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成立十週年，並以“中國話語與世界秩序的重構”為主題，深入探討中國與全球面臨的重大議題。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榮休講座教授王紹光在演講中指出，全球思想版圖經歷了四個階段的變遷：從二戰前的“眾聲喧譁”，到戰後美蘇兩大陣營的“自由對民主”二元對立，再到1960年代後因中蘇分裂形成的三足鼎立，直至1990年代後“歷史終結論”短暫主導世界。2008年金融危機標誌着自由市場與自由民主神話的破產，世界正重回思想多元競爭的時代。

王紹光強調，真正的中國話語不應侷限於講述中國故事，而應是由中國人提出、與世界互動形成的普遍性理論體系，這是未來幾十年中國思想界面臨的最大挑戰。

以下內容整理自學者的演講實錄，僅代表發言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王紹光

王紹光：

我想談談全球思想版圖的變遷。從19世紀末到1945年二戰結束前，可以説這一時期的思想版圖呈現出“眾聲喧譁”的狀態，各種主義紛紛湧現。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當時中國出現了無數種思潮，毛澤東本人也曾信仰過好幾種主義，最終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世界面臨諸多問題，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解決方案和理論，全人類都在這些理論中進行探索與選擇，這是第一個階段——“眾聲喧譁”。

戰後，大約從1945年到1960年前後，全球逐漸形成兩種主要的話語體系。一種是1947年由美國人提出的“自由世界”話語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民主並不佔重要地位，市場也不是核心內容。回顧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西方主流話語，對“民主”和“市場”的強調其實很少。如果使用Google Scholar檢索關鍵詞出現的頻率，會發現“民主”一詞的出現頻率很低。當時西方的話語體系主要圍繞“自由”展開，因此他們自稱為“自由世界”。

另一方面，以蘇聯為代表的“人民民主陣營”也構建了一套自身的話語體系。1947年，日丹諾夫提出“人民民主”論述，社會主義陣營處於攻勢，強烈批評資本主義的虛假民主體制，強調己方才是真正的民主陣營。因此，這一時期的全球思想版圖中出現了兩種主要聲音：一邊強調“自由”，一邊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兩者之間互相影響。

到了1960年代以後，由於中蘇分裂，我認為出現了第三種話語體系，即由中國、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話語體系。這套話語強調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及斯大林主義中的某些內容，並提出了“第三世界理論”等一系列思想。從此，世界思想版圖由二元轉變為三元格局。

這種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90年前後，也就是蘇聯解體之前。實際上，中蘇關係的緩和始於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這成為舊格局終結的一個標誌。1990年之後，出現了一個被許多人視為具有深遠影響的時代，但其實它只持續了大約十年，即從1990年到2010年前後，這就是“歷史終結論”盛行的時期。

福山在1989年發表相關文章時，引起了一些討論，但影響尚不廣泛。直到1992年他出版著作，才進一步擴大了這一理論的影響。儘管許多人表示不接受“歷史終結論”，但其中提出的兩樣東西——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在世界範圍內，包括在中國，都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普遍接受。

弗朗西斯·福山

回想上世紀90年代，我常有一種與風車作戰的感覺——自由主義的論調無處不在。1992年，我曾撰寫一篇批評休克療法的文章。那時這套方法剛剛興起，幾乎被奉為神話，但只要你讀點歷史、讀點馬克思，就會察覺其中的荒誕。可恰恰是這種荒誕，你卻不得不與之長期抗爭。

歷史上曾有一些意識形態在極短時間內佔據主流，但往往迅速破產。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自由市場理念就開始崩塌。我記得當時有美國媒體甚至説：“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了。”那一整套觀念從此開始崩潰。隨之，自由民主的理念也在全球範圍內觸礁。世界各地民調都顯示，凡是選舉產生的機構，公眾信任度普遍很低——這十分諷刺。西方民主最引以為傲的就是選舉，可結果選出來的機構，信任度還不如警察這類暴力機關。可以説，“歷史終結論”所代表的那套敍事，已經徹底終結了。

那麼問題來了：全球思想的版圖，是否會重回那個“眾聲喧譁”的時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話語”這一説法凸顯出其意義。中國在現實中取得的成就以及提出的一些理念，實際上是對過去撒切爾夫人所謂“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之論的有力回應。我們證明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這是當前我們所作出的貢獻，但還遠遠不夠。

接下來的關鍵，在於解釋“中國何以成功”。我認為我們確實成功了，但還沒有解釋清楚，甚至連我們自己也沒有完全弄明白成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仍缺乏一套自洽的、有紮實證據支撐的理論體系——至少我至今尚未看到。因此，當前的一個重要突破點，應是構建一種“實證性理論”，來系統解釋中國到目前為止所取得的成就。

而更難的還在後面：我們還需要發展出一套“規範性理論”（Normative theory）。中國話語絕不能僅僅侷限於講述中國，而應是中國人基於自身歷史經驗和對世界的觀察，提出一套能為世界指明方向的理論。它不應只回答“發生了什麼”，更應回答“我們應當走向何方”的規範性問題。

在我看來，這一向是我們的短板。就像馬克思是德國人，但我們不能稱其理論只是“德國話語”——那是德國人提出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話語。我們未來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正是能否提出由中國人倡導、卻具有普遍意義的話語體系。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中國話語”，反而可能將許多人排斥在外。

我們所期待的是，由中國人提出，同時也歡迎其他人共同參與、在互動中形成一種能為世界未來走向提供指引的話語體系。這需要我們一起努力。我本人，恐怕是做不到的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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