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笨蛋，問題出在互聯網

【文/弗朗西斯·福山】

自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社會科學家、記者、評論員乃至幾乎所有普通人，都在試圖解釋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人們列出了一系列常見誘因：

1、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政策引發的經濟不平等。

2、地位下滑羣體所表現出的種族主義、本土主義與宗教偏執。

3、教育水平與居住地域導致的人羣分化，以及對精英階層與專家主導地位的不滿。

4、唐納德·特朗普等民粹領袖個人所具備的特殊煽動能力。

5、主流政黨在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保障安全與建設基礎設施方面的失敗。

6、對進步左翼文化議程的反感或厭惡。

7、進步左翼領導層的失職。

8、人性本身所具有的暴力、仇恨與排斥傾向。

9、社交媒體與互聯網的影響。

我本人也曾參與相關研究，並和其他人一樣，將第9點“社交媒體與互聯網”列為誘因之一。但經過近十年的思考，我得出結論：總體而言，科技，尤其是互聯網，是解釋全球民粹主義為何在當下這一歷史時期崛起、又為何呈現當前形態的最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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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過排除法得出了這一結論。顯然，上述9個因素均對全球民粹主義的崛起產生了一定影響。但民粹主義是一種多維度現象，不同誘因在解釋該現象的特定方面、或解釋為何民粹主義在部分國家影響力更強時，作用存在差異。例如，種族怨恨在美國顯然是重要誘因，但在波蘭 —— 這個全球種族同質性最高的國家之一——卻並非如此，即便如此，民粹主義政黨 “法律與公正黨” 仍在波蘭執政了8年。

接下來，我們逐一分析第1至第8點誘因的侷限性。

第1點，經濟差距擴大，確實是推動工人階級選民支持民粹政黨及特朗普等政治人物的重要因素。但在就業形勢良好、整體經濟增長穩定的時期，仍有近半數美國人投票支持特朗普。當時美國並未處於大蕭條時期——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時，美國失業率接近25%，與彼時情況截然不同。2024年，通脹帶來的經濟壓力確實促使許多美國人投票支持特朗普，但20世紀70年代的通脹率更高、持續時間也更長。

第2點，“民粹主義由本土主義白人反擊推動” 這一觀點看似合理。儘管波蘭、匈牙利等國沒有美國那樣複雜的種族歷史，但有人認為，對移民的恐懼以及對本國主體民族權力被削弱的擔憂，是民粹主義獲得支持的重要原因。但即便在美國，種族恐懼也只是部分原因。儘管特朗普得到了 “驕傲男孩”（Proud Boys）、尼克・方特斯（Nick Fuentes）等公開宣揚種族主義的團體和人物的支持，但在2020年和2024年大選中，包括非裔、西班牙裔和亞裔在內的許多少數族裔仍選擇投票給他。事實上，特朗普成功復刻了民主黨曾經的做法：組建了一個跨種族的工人階級聯盟。

第3點，“民主黨成為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專業人士的政黨，共和黨選民則以教育水平較低的農村人口為主”——這種人羣分化現象在全球多個國家都存在。但分化更多是深層社會變革的結果，而非推動變革的原因。美國人並非因為持保守立場才決定搬到農村；相反，是城鄉生活環境的差異，催生了不同的政治觀點。

第4點，唐納德・特朗普的個人能力毋庸置疑，儘管有許多模仿者，但幾乎無人能復刻他的煽動技巧。然而，他催生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成功掌控了美國兩大主要政黨之一，這一結果絕非僅憑一人意志就能實現。要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許多共和黨人不得不放棄長期以來堅守的理念，例如曾經定義該黨的自由貿易與國際主義理念。而他們為何願意做出這種轉變，才是需要解釋的核心問題。

第5點，民主黨政客未能解決、甚至未能正視公共秩序、無家可歸、毒品濫用、基礎設施建設與住房等問題，這對許多中間派和獨立選民產生了顯著影響。在許多地方選舉中，這也是重要因素——藍州（民主黨佔優的州）和藍市（民主黨佔優的城市）的治理記錄普遍不佳。但事實上，左翼政客治理不力的情況早已存在（想想亞伯・比姆、戴維・丁金斯執政時期的紐約市）。有人可能會認為，疫情引發的社會影響讓這些治理缺陷更加凸顯，但特朗普主義在2020年之前就已存在。

第6點與第7點，對“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平權行動、政治正確、LGBTQ相關政策、移民等左翼文化議題的強烈反感，以及民主黨領導層的失職，這兩點顯然密切相關。民主黨政客的判斷失誤，導致該黨被這些文化議題定義，而非在更具普遍吸引力的經濟議題上明確立場。但將文化議題視為民粹主義崛起的核心原因存在漏洞 —— 這些議題早已存在。

女權運動、毒品成癮、家庭破裂等社會問題可追溯至20世紀60年代末，身份政治則在70至80年代興起。這些社會運動曾引發反對聲浪，並助力尼克松、里根等保守派總統當選，但並未引發21世紀20年代這般激烈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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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點，比爾・加爾斯頓（Bill Galston）在其新書《憤怒、恐懼、控制：黑暗激情與政治言論的力量》（Anger, Fear, Domination: Dark Passions and the Power of Political Speech）中提及了人性因素，喬納森・勞奇（Jonathan Rauch）近期也在書評中對此觀點表示贊同。加爾斯頓認為，嚴重的兩極分化與黨派偏見一直是人類政治的一部分；當代民主國家近幾十年來所享有的自由主義文明，並非人類社會的常態，而是需要解釋的特例。

但以人性為出發點解釋社會現象，存在一個核心問題：“為何是現在？”縱觀人類歷史，人性想必從未改變，它無法解釋為何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人們的行為突然變得極端。恆定不變的人性，必然是與某種更具暫時性、時效性的現象相互作用，才引發了當前的問題。

此外，包括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內的學者認為，人類行為的暴力程度正隨着時間推移而降低，這一觀點有大量實證證據支持。很難説美國近年來出現的政治極端主義，比歷史上其他社會動盪時期更為嚴重——別忘了納粹主義的存在。

任何能令人信服的民粹主義崛起原因分析，都必須解答“時機問題”：為何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民粹主義會在全球範圍內、在眾多國家同時崛起？我尤為困惑的一點是：從客觀標準來看，過去十年美國和歐洲的社會經濟狀況相當良好，甚至可以説，人類歷史上極少有時期能達到這樣的水平。

誠然，我們經歷過嚴重的金融危機、未解決的戰爭、通脹問題、不斷擴大的經濟不平等、產業外遷與失業、領導層失職以及快速的社會變革。但在20世紀，發達社會曾經歷過比當下嚴重得多的困境——惡性通脹、極高失業率、大規模移民、社會動盪、國內與國際暴力衝突。

然而，在當代民粹主義者口中，當下的狀況卻“前所未有的糟糕”：犯罪、移民與通脹完全失控，正以令人難以辨認的方式改變社會，正如特朗普所言，“再這樣下去，你們的國家都要沒了”。如何解釋一場基於與現實嚴重脱節的言論而興起的政治運動？

正如我在近期一篇文章中所寫，當前的民粹主義運動與歷史上的右翼政治運動不同——它並非由清晰的經濟或政治意識形態定義，而是以陰謀論思維為核心。當代民粹主義的本質，是認為我們身邊的現實證據都是虛假的，是由幕後操縱的神秘精英所編造的。

陰謀論在美國右翼政治中一直存在，但如今的陰謀論變得極其荒誕，例如“匿名者Q”（QAnon）聲稱民主黨人在華盛頓特區地下修建秘密隧道，並用兒童的血液續命。受過教育的人更願意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而非他與傑弗裏・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關聯，但後者近幾個月來一直困擾着特朗普（儘管此次確實存在掩蓋兩人關聯的真實陰謀）。

這讓我認為，第9點誘因——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興起——是超越其他因素、導致當前問題的主要原因。從廣義上看，互聯網消除了信息傳播的中間環節，包括傳統媒體、出版商、電視與廣播網絡、報紙、雜誌等過去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首次私有化時，人們曾為之歡呼：任何人都能成為自己的“出版商”，在網上暢所欲言。事實也確實如此——以往用於把控信息質量的所有篩選機制都消失了。這既引發了這一時期公眾對各類機構信任度的普遍下降，也是信任度下降的結果。

互聯網構建了一個“平行世界”：它有時與現實世界存在關聯，有時卻能完全脱離現實獨立存在。過去，“真相”雖不完美，但由科學期刊、遵循新聞問責標準的傳統媒體、法庭與法律調查、教育機構與研究組織等機構共同認證；而如今，判斷真相的標準逐漸變成了某條帖子獲得的點贊與分享數量。追求商業利益的大型科技平台，構建了一個鼓勵聳人聽聞、具有破壞性內容的生態系統；其推薦算法同樣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將用户引向那些在過去絕不可能被當真的信息來源。

此外，表情包與低質量內容的傳播速度與覆蓋範圍大幅提升：過去，一份主流報紙或雜誌的讀者可能僅有100萬，且通常集中在同一地理區域；如今，一名個人網紅無需考慮地域限制，就能觸達數億粉絲。

資料圖：當地時間1月6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召開聯席會議期間，特朗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大廈引發騷亂，在眾議院內警察隔着門窗持槍與抗議者對峙。中新網

最後，正如蕾妮・迪雷斯塔（Renee DiResta）在其著作《無形的統治者》（Invisible Rulers）中所闡釋的，網絡發帖存在一種內在機制，正是這種機制推動了極端觀點與內容的傳播。網紅為吸引受眾，不得不傾向於發佈聳人聽聞的內容。互聯網的 “硬通貨” 是關注度，而冷靜、深思熟慮、信息量充足或審慎的內容，根本無法吸引關注。

反疫苗運動的蔓延，以及小羅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被特朗普任命為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最能體現互聯網的核心作用。肯尼迪關於疫苗危險的種種言論不僅毫無根據，還具有極大危害性——它會讓父母不願給孩子接種能挽救生命的疫苗。很難將反疫苗立場與任何連貫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聯繫起來；事實上，在過去，保守派本會歡迎疫苗帶來的創新與益處。正是互聯網，促成了龐大的疫苗懷疑論者網絡的形成。無論有多少實證科學研究，都無法改變許多人的想法——他們堅信美國社會中存在邪惡勢力，在推廣對他們有害的事物，而互聯網上的大量信息“證實”了他們的這一觀點。

迪雷斯塔舉了一個例子，直接説明了互聯網如何推動這類觀點的傳播。按理説，練習瑜伽的媽媽們本不該被“匿名者Q”這類陰謀論吸引。但有一位知名瑜伽導師，卻力勸其追隨者通過“匿名者Q”尋找“真相”。某互聯網平台的算法捕捉到了這一關聯，進而判定：既然這位瑜伽網紅對“匿名者Q”感興趣，其他瑜伽愛好者可能也會對陰謀論感興趣。於是，平台開始向其他瑜伽愛好者推薦陰謀論內容。算法的本質就是如此：它無法理解內容的含義與背景，只會通過向用户推送熱門內容來最大化關注度。

還有一類互聯網內容，也解釋了當前政治的特殊形態——電子遊戲。泰勒・羅賓遜（Tyler Robinson）涉嫌槍擊查理・柯克（Charlie Kirk）一案，充分體現了兩者的關聯。羅賓遜顯然是在互聯網上被“激進化”的。他是一名活躍的遊戲玩家，並將遊戲世界的表情包刻在了所用子彈的彈殼上。2021年1月6日衝擊美國國會山的許多參與者也是如此——他們“覺醒”（服用 “紅色藥丸”，源自電影《黑客帝國》，喻指認清 “真相”）後，堅信主流勢力在暗中操縱，偷走了唐納德・特朗普的選舉勝利。如今電子遊戲行業規模龐大，全球營收預計在2800億至3000億美元之間。

因此，互聯網的出現，既解釋了民粹主義崛起的時機，也解釋了其奇特的陰謀論屬性。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美國兩極分化的“紅方”（保守派）與“藍方”（自由派），不僅在價值觀與政策上存在分歧，在“2020年大選誰獲勝”“疫苗是否安全”等事實性信息上也存在分歧。雙方處於完全不同的信息空間；由於對“威脅美國民主的因素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的事實前提存在分歧，雙方都堅信自己正在為捍衞美國民主進行一場生死鬥爭。

這並不意味着第1至第8點誘因不重要，或對理解當前局勢沒有幫助。但在我看來，只有互聯網的崛起，才能解釋為何在自由主義民主空前成功的歷史時期，我們卻要為捍衞自由主義民主進行一場生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