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圖爾特·帕特里克：今天，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西方”還存在嗎？

近日，《外交事務》刊登了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全球治理高級研究員斯圖爾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文章，深入分析了“西方”的衰落及其對全球秩序的深遠影響。作者指出，自二戰結束以來，“西方”一直是以自由主義和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核心，依託北約、七國集團、經合組織等制度框架，並以美國為主導，維繫了成員國之間的團結與和平。然而，這一共同體如今正因美國的戰略轉向而面臨解體危機。

文章強調，“西方”的分裂不僅體現在地緣政治層面，也體現在內部價值觀與政治認同的撕裂之中。歐美社會日益兩極化，世界主義進步派與民族主義保守派對“西方”的真正含義爭論不休，使得這個概念本身的連貫性與實用性遭受質疑。結果是，美國與其盟友在價值觀與威脅認知上不斷背離，彼此不再能在關鍵議題上保持一致立場。

“西方”的衰落，將帶來一個更加不穩定的國際體系。雖然新興大國與部分民主國家可能會建立新的合作機制，但它們無法複製“西方”在冷戰後數十年間所維繫的成員間持久和平。失去“西方”這一秩序錨點的世界，將更容易陷入懷疑、敵意與衝突之中。

【文/斯圖爾特·帕特里克，編譯/張樂詞】

人們常常説，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後西方世界”（post-Western world）。評論者們通常用這個詞語來宣告非西方大國的崛起——最明顯的是中國，但也包括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和海灣國家等。然而，在“其他國家的崛起”之外，一件同樣深刻的事情正在發生：即“西方”本身作為一個連貫而有意義地緣政治實體的消解。

作為一個統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共同體的“西方”，已經被擊打得搖搖欲墜。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的第二個任期，可能會給它帶來致命一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一個由經濟上發達的民主國家組成的緊密俱樂部，一直是自由主義、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的支柱。這個集團的團結不僅根植於共同的威脅認知，還建立在對一個開放世界的共同承諾之上，這個世界建立在自由社會與自由貿易的基礎之上——並伴隨着他們集體捍衞這一秩序的意願。

這個集團的核心成員包括美國和加拿大、英國、歐盟成員國，以及亞太地區的若干盟友，例如前英國自治領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還有日本和韓國——它們被納入戰後美國的同盟體系，並採納了民主治理和市場經濟的自由主義原則。

在冷戰期間，西方構成了所謂“自由世界”的核心。“西方”不僅在那場兩極對抗中存活下來，甚至通過北約和歐盟的擴張，將許多前蘇聯陣營國家以及一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也納入其中，從而擴大了自身的邊界。

在過去的80年裏，西方國家建立了眾多機構以推動共同目標，最顯著的包括北約、七國集團、歐盟以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在更廣泛的多邊框架內協調政策立場，例如聯合國及其機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二十國集團。

1975年11月15日至17日，第一次西方主要工業國首腦會議在法國朗布依埃城堡召開。這就是後來發展成G7峯會的開端。 圖源：法新社

當然，週期性的分裂與緊張曾給西方團結帶來壓力。著名的例子包括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法國總統戴高樂在20世紀60年代對北約一體化指揮體系的挑戰、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71年突然暫停美元與黃金的可兑換性、20世紀80年代的“歐洲導彈危機”，以及2003年美國主導的入侵伊拉克引發的跨大西洋不和。

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又稱“第二次中東戰爭”）期間，一隊法國傘兵正在確認自身位置。這場危機標誌着歐洲列強的全球領導地位遭遇挑戰。

但這些事件都沒有像特朗普重返白宮那樣，真正考驗過西方的凝聚力。

自今年1月以來，總統在外交、經濟和國家安全政策上全面採取了“美國優先”的立場。他對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的設想是高度民族主義、主權至上、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交易化的。與他的前任不同，他很少談及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更不用説責任。

他鄙視聯盟、多邊主義和國際法。他對民主、人權和發展漠不關心，並且已經拆除了美國在海外推動這些價值的能力。他否認本國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方面的角色，包括自由貿易、金融穩定、氣候變化減緩、全球健康安全和核不擴散。而且，他還是歐洲和北美右翼民族主義政治力量的最顯著支持者，訴諸一種模糊的“文明西方”概念，並對地緣政治“西方”的持久重要性提出質疑。

《紐約時報》近日發文稱，特朗普正加速將那些曾經親美的中等強國家推入中國陣營。 圖源：路透社

特朗普的轉向令美國最親密的夥伴震驚。

“我們所熟知的西方已經不復存在。”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四月悲哀地宣稱。西方領導人則試圖掩蓋這些不便的事實，包括在六月的七國集團和北約峯會上，他們竭力奉承、討好並安撫特朗普。

然而，馮德萊恩的觀察仍在迴響，因為它與其他領導人的看法相呼應，即便他們通常只會低聲表達：但這一次，情況真的不同了。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實體的“西方”的消逝將帶來巨大損失。它將使開放的、受規則約束的國際秩序漂泊無依，並讓其失去歷史的錨點和進步的主要動力。

支撐地緣政治西方的自由理念在本質上是普世的；而支撐“文明西方”的民族主義理念，則執着於保衞邊界和恐懼他者。除了在國內威脅自由主義原則外，這些趨勢還可能加速“非自由多邊主義”的興起，即由所謂威權大國塑造甚至主導的一種基本國際秩序。當然，西方的衰退也為建設性的中等強國提供了機會，使其能夠建立適合21世紀的新型國際合作網絡。但它同樣預示着一個比西方所幫助建立的世界更加不和平、更加缺乏合作的未來。

邀請下的帝國

在冷戰期間，西方作為一個連貫而統一的地緣政治行為體出現，由一組（主要是）民主國家組成，這些國家反對蘇聯及其衞星國——在當時的通俗用語中稱為“東方”——並且有別於“全球南方”的國家——一個後殖民區域。那時，大部分東西方的全球競爭以血腥的方式展開。

這種兩極格局並不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設想的國際體系。當時，美國戰後規劃者起草了藍圖，構想一個基於普遍成員資格、多邊原則以及大國和諧合作的開放國際秩序，特別是以新成立的聯合國為體現。與蘇聯的對抗挫敗了這些最周全的計劃，並迫使美國採取遏制政策。

正如美國外交官查爾斯·博倫（Charles Bohlen）在1947年總結的那樣，當莫斯科在東歐實行全面控制時，“世界的確變成了兩個，而不是一個”，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在政治上、經濟上，最後在軍事上”聯合“非蘇聯世界”。

遏制共產主義的學説因此催生了一個更為具體的地緣政治的“西方”（而不是模糊的文明概念），很快體現在新的機構之中，例如北約、正在一體化的歐洲，以及經合組織。西方成為一個秩序中的秩序——一個市場民主國傢俱樂部，嵌套於一個更廣泛的全球體系中，這個體系由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關税與貿易總協定這類大型成員組織構成。隨着時間推移，這一內部秩序開始納入更為多樣化的市場民主國家，最顯著的是日本。日本在傳統文化意義上並非“西方”，但它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原則。

今天一些分析人士提到的“全球北方”，説的正是這個內部秩序。對民主和資本主義的共同依戀支撐了西方的團結。《華盛頓條約》（1949年）的序言（該條約確立了北約）承諾聯盟成員要：

“捍衞其人民的自由、共同遺產和文明，這一切建立在民主、個人自由和法治的原則之上。”

美國總統杜魯門（左二）1949年在華盛頓出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約》簽署儀式。 圖源：美聯社

憤世嫉俗者可能會將這樣的語言視為感傷的裝飾，但他們錯了。這些承諾切實影響了盟國的行為，塑造了西方國家理解國家利益的方式、相互溝通的方式以及解決偶爾爭端的方式。例如，在內部秩序成員之間，戰爭這一概念變得不可想象。當然，這個羣體往往更重視西方內部的民主，而不是發展中國家和後殖民世界的民主，特別是在那些公眾傾向左翼的國家。

除了共同的理想之外，西方盟友還能從華盛頓的協商式領導風格中獲得安慰，這種風格緩和了美國主導地位的現實。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1月的第一次就職演説中支持了這種取向，他的話語在今天看來彷彿來自一個久遠的時代。

“為了應對我們時代的挑戰，命運賦予了我們國家自由世界領導權的責任。因此，我們有必要再次向我們的朋友們保證，在履行這一責任的過程中，我們美國人知道並遵守世界領導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區別；堅定與蠻橫之間的區別；深思熟慮的目標與對突發事件的痙攣式反應之間的區別。”

在歷史學家蓋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的表述中，美國在西方內部所享有的帝國地位，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邀請下的帝國（Empire by Invitation）”。

蘇聯及其“東方”伴隨的瓦解之後，“西方”依然作為一個有意義的地緣政治概念與實體而存在。對於一個因對抗蘇聯而形成的俱樂部來説，當那個對手消失時失去明確性是自然的。但至少在90年代，這個羣體並未分裂成相互競爭的集團與對抗，也沒有出現削弱美國單極地位的努力。事實上，當時普遍存在一種雖然天真但廣泛的期待，即全球的市場民主國家共同體。換句話説，“西方”將不可避免地擴展，涵蓋更多國家，因為其他國家將接受自由的、普世的價值觀以及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規範架構。

這些希望並未實現。世界沒有看到“西方”的普遍化，而是見證了“其他國家的崛起”。這是一羣多樣化的大國和地區性大國，它們不僅希望在國際機構中提高自己的聲音，而且在某些情況下，還希望挑戰這些機構的組織原則。

更為漸進而微妙的是，“西方”在概念上開始呈現出一種更加文明化的維度，這一進程因“9·11”襲擊及隨後的“反恐戰爭”，以及2010年代的大規模移民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本土主義憤怒而加速。

儘管存在這些挑戰，西方團結本身依舊堅挺，甚至在特朗普動盪的第一任期之後仍然如此。在拜登執政期間，先進市場民主國家共同體得到復興，它們不僅對美國的安全承諾充滿信心，還對華盛頓更廣泛的自由主義原則和開放、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願景抱有信心。

總體而言，西方政府繼續追隨華盛頓的領導，因為他們認為美國是一項穩定的投資，並且確信如果形勢變得艱難，美國將會支持他們並救助他們。這是一種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安排，以對共同價值、共享規則和相互義務的承諾為支撐。

2024年華盛頓北約峯會，峯會強調跨大西洋紐帶（transatlantic bond），即美國和歐洲的安全不可分割。 圖源：北約官網

分裂的房屋

在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已過去八個月時，那份信任如今已經被打破。在六月的七國集團和北約峯會上，美國的夥伴們努力掩蓋不斷增長的摩擦，其中包括特朗普施加的高額關税、對盟友施壓要求其增加國防開支，以及對伊朗核設施的單方面打擊。與會領導人唯唯諾諾，讚揚總統的果敢，卻掩蓋了一個事實：他那種咄咄逼人的姿態，與長期以來使西方國家關係區別於普通外交的協商風格完全背道而馳。

美國最親密的盟友們再也無法將華盛頓的安全保證視為理所當然。總統的誇誇其談與反覆無常，促使許多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支——這當然是一個積極的結果，本身也不必然與統一的地緣政治“西方”觀念相沖突。但特朗普同時也疏遠了盟友，並重新激活了歐盟長期以來停滯不前的“戰略自主”努力。這將使該集團不僅能在軍事上發揮與其實力相稱的作用，還能追求獨立的地緣政治道路。

在亞太地區，盟友們同樣擔心美國會突然取消他們的“保險保障”。隨着特朗普以全面關税攻擊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美國的盟友們同樣正着手多元化其商業選擇，並與更可靠的夥伴展開合作，從而在過程中重塑全球貿易體系。這種對沖行為與公眾情緒是一致的。歐洲的民意調查顯示，對美國的支持率暴跌，對跨大西洋聯盟的信心鋭減。2025年春天，僅有28%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是一個“多少算得上可靠的盟友”，而一年前這一比例還超過75%。

七國集團成為特朗普脱離“西方”的制度性犧牲品之一。自20世紀70年代創立以來，七國集團一直是西方團結的象徵，也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支柱，將最重要的先進市場民主國家——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歐盟——團結在一起。雖然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許多人為它寫下過“訃告”，認為它可能會被二十國集團取代，但在2014年，隨着當時的“八國集團”因俄羅斯支持烏克蘭東部分裂併吞並克里米亞而將其驅逐，這個組織又重新煥發生機。

然而，特朗普卻多次批評俄羅斯被逐出，並毫不掩飾他對七國集團的輕蔑——甚至在2018年憤然退出了該集團的峯會。如今，許多觀察者將其稱為“六加一”。美國與七國集團的疏離，可能會讓其成員失去一種與更為多樣化的二十國集團永遠無法提供的東西：一個志同道合的俱樂部，在那裏，世界主要市場民主國家能夠協調一致地制定符合其自由主義承諾的政策立場，推動一個開放、受規則約束的世界。

2018年，G7峯會上一次在加拿大舉行時，特朗普提前離場，當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和時任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承諾將就特朗普對美國盟友徵收關税一事與特朗普對峙。

在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對中國的懷疑之間左右為難之際，西方的中等強國開始探索與發展中世界新興中等強國建立新的、更靈活的夥伴關係。這是朝着一種由“多重結盟”定義的國際體系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在這種體系中，各國在外交、經濟和安全關係上追求最大的靈活性，而不是始終如一地與特定的大國或集團結盟。

事實上，這正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歐盟及其成員國正努力與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國建立更緊密的商業聯繫和更密切的外交關係。

西方的衰落

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當他受到體制派人士的約束時，特朗普偶爾會提到“西方”這一概念。2017年7月在華沙演講時，總統宣稱：

“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問題是，西方是否有生存下去的意志。”

然而，考慮到他在任內的實際行為——包括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其他領導人的親密往來——顯然，特朗普理解的“西方”並不是一個冷戰時期建立在共同威脅評估和自由主義價值承諾之上的地緣政治實體，而是更古老、更模糊的含義：一種文明的共同體，它並不以自由的政治原則為基礎，而是以共同的地理和歷史根源為依託。

如今，“西方”正在分裂，它的意義正在從一種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團結，漂移為一種更具文明色彩的概念，尤其是在美國，而對跨大西洋及其他聯盟的信心正在侵蝕。

隨着內部的分裂浮現，人們有理由質疑這個範疇本身的連貫性與實用性。這一困境本身帶有諷刺意味。多年來，美國和歐洲的批評者一直對“全球南方”這一籠統概念持懷疑態度，認為它不可能適用於100多個後殖民和發展中國家的多樣集合。考慮到該羣體所聲稱涵蓋的國家擁有迥異的歷史、文化遺產、政治制度、經濟狀況、戰略取向和區域抱負，這個術語究竟能提供多少解釋力呢？

今天的問題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西方”是否也應受到類似的懷疑。美國與其他主要市場民主國家之間曾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戰略和意識形態團結已經鬆動。西方的解體並不完全是特朗普一人的作為。它也不是一種簡單的分化，即美國走向一個方向，而昔日的夥伴走向另一個方向。在大多數先進民主國家，選民日益兩極化，導致對政治中間勢力的支持不斷減少，中間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性遭到削弱。世界主義的進步派和保守的民族主義者針鋒相對，甚至爭論“西方”的真正含義。

這些緊張局勢在二月份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公開而突出地爆發。在那裏，美國副總統萬斯激怒了以歐洲人為主的聽眾，他聲稱，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相比，歐洲大陸對極右翼政黨的“覺醒派”言論管制才是對西方自由與安全的更大威脅。他批評的核心是一種“血與土”的西方概念，這與他對“美國國家”的理解一樣，並非源於對啓蒙運動所塑造的共同政治原則的奉獻，而是根植於一種文明身份和一種有機的歸屬感。

2025年，歐盟理事會中民族保守及右翼組織力量的影響力在增強。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幾十年來，世界上的先進市場民主國家在危機中團結一致，捍衞人權和其他自由價值，並普遍努力在小範圍俱樂部和更大範圍的國際組織中（包括聯合國和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協調與統一政策。作為一個可靠地緣政治單元“西方”的衰亡，將越來越多地導致美國及其昔日夥伴採取相互背離的行動，並在辯論中站在對立面。這不僅僅是國際體系中美國霸權衰落的必然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在“西方”內部逐漸重新談判領導權和責任分擔，例如盟友在集體防禦上承擔更大責任。

然而，華盛頓放棄國際主義，放棄對自由規範和議程設置的任何關切，正導致西方國家之間的價值觀和威脅認知出現分歧，從根本上打破了地緣政治“西方”的團結。

這種裂痕之所以深刻，是因為它正發生在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存在的世界秩序的核心。它還為世界上的中等強國帶來了抉擇，不僅是西方內部的中等強國，還有那些新興經濟體。新興大國長期以來一直抱怨它們被排除在全球權力高層之外。當下這種流動的時刻為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南非等國提供了與先進市場民主國傢伙伴——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和英國——合作的機會，這些國家可能正在後西方世界中尋找新的夥伴。

但是，無論出現多少新的安排來取代舊秩序的確定性，它們都無法複製那個秩序最偉大的成果。“西方”，那個在冷戰的熔爐中形成的內部秩序，是一個和平區。其成員之間從不會彼此開戰。而在它消失之後，留下的將是一個更加充滿懷疑、敵意與衝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