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舞影：特朗普侵犯委內瑞拉的底層邏輯是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花舞影】

近日，在美國聯邦政府仍因財政短缺關門的狀態下，特朗普證實，已授權CIA在委內瑞拉境內開展破壞馬杜羅政府的顛覆行動。這標誌着他今年從“驅逐移民”和“毒品爭議”開始對委一手挑起、已發展到集結軍隊的挑釁活動進一步升級——自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以來，美國聯邦暴力機器在加勒比海上再次公開露出了枯黃惡臭的獠牙。

特朗普不僅正在以一場“獨裁者的危險遊戲”攪亂拉美，而且繼支持以色列、阿根廷極右翼政權之後，通過此事再次打破了自己“和平總統”、“戰略收縮”、“美國人優先”之類的一系列選舉人設。

本文試圖從委內瑞拉自身與特朗普政府兩個角度梳理這場對峙，並分析其發展演變對我國的參考價值。

相比雷迪亞茲，馬杜羅和他的委內瑞拉差了什麼？

希望我國動畫工作室下次塑造雷迪亞茲（左）形象時，注意區分古巴和委內瑞拉軍便服的配色剪裁——由於兩國軍事文化脱離美軍影響的年代不同，古軍延續了美軍早期OG-107軍服偏暖的草綠色，古巴領、無拉鍊（左）；委軍則延續了美軍A級常服的冷綠色，甘蔗枝領花配一對咖啡樹枝指向紅星的肩章為馬杜羅的總司令軍銜（右）。

首先要明確兩點，特朗普政府好比蒼蠅，而馬杜羅領導的委內瑞拉好比“有縫的蛋”。

《三體》中查韋斯的接班人、獨自思考出羅輯破局思路雛形的偉大面壁者、為羅輯做好物質準備的人類英雄“曼努爾·雷迪亞茲”在主線情節開始前，正是一名領導全國人民以游擊戰成功抗擊了美國侵略的民族英雄。現實中，馬杜羅雖然迄今也勉強守住了查韋斯的“紅旗”不倒，但在後續討論前必須嚴肅承認：他治理下的委內瑞拉已連續多年處於、且目前仍處於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中，無論國際威望還是國內執政成績，他顯然遠未達到當年劉慈欣“構思”他時的美好期許：

“……在吸取了上世紀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國家各領域實力迅速提升。一時間，委內瑞拉成了世界矚目的、象徵着平等公正和繁榮的山巔之城，南美洲各國家紛紛效仿……”

今天的馬杜羅，是從哪裏開始偏離了雷迪亞茲的方向？

正如“巴以衝突的歷史不是從2023年10月7日開始的”一樣，委內瑞拉當前的特殊困境，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其百餘年受美國影響的現代歷史中遭受殖民苦難、強權霸凌的後續結果，只不過在反美政府領導下呈現出了不同的表現形式。

我們看南美地圖會發現，委內瑞拉版圖的西北角海岸邊有一塊淚滴狀的大湖，向外連着一個喇叭口。這個喇叭口1499年由年輕的西班牙殖民軍人、海地島土著政治的毀滅者——奧赫達，以當地岸邊密佈大量土著吊腳樓、宛如威尼斯水城的繁榮景象，命名為“委內瑞拉”（“威尼蘇埃拉”——“小威尼斯”），後來成為整個國家的國號。

奧赫達在此次航行中上岸擄走一名瓦尤女子薄蕾拉（Palaaira，西語發音訛變為“瓜裏查”Guaricha），按西班牙禮法娶之為正妻。歷史記載，她成為奧赫達侵略其他部落時的忠實翻譯、在其失勢落難時也一直忠貞不渝，最終殉情而死，她生在海地島的混血後代成了最早的委內瑞拉人。

委內瑞拉版圖，注意其左上角淚滴狀的大湖（右下）、近於長方形的喇叭口海灣（右上）

不同於安第斯西麓山區，委內瑞拉灣以東土地的早期開發史源於中歐德語區的銀行財團等勢力，形成了多種歐洲文化共同影響、與新格拉納達（今哥倫比亞）有顯著認同隔離的本土精英階層，並因地理差異發展出了與前者不同的殖民經濟模式。拉美獨立戰爭勝利後，這些區別導致了該地域最終成為獨立國家，與哥倫比亞分道揚鑣。

委內瑞拉對“北方強大入侵者”記憶的最初源頭裏，有委身投敵的基因，也有鋭意抗爭的基因。上面的地圖中，委內瑞拉灣南方連着的淚滴形大湖名叫“馬拉開波”，通常認為這個名字意為“馬拉死了”，是紀念抵抗奧赫達等人被害的土著酋長馬拉的。馬拉死後，新一代土著女英雄舒麗雅（Shuria，西語發音訛變為“蘇利亞”Zulia）和她的戀人（馬拉的兒子）率領南方各部落繼續抵抗殖民軍，最終壯烈犧牲；她的事蹟在馬拉開波沿岸民間代代相傳，如今環繞馬拉開波湖的整個聯邦州以她的名字命名為“蘇利亞州”。

舒麗雅（左）、薄蕾拉（右）的參考美術形象，分別據Leonel Muñoz Bracho畫作（參照當代Motilón-Barí 土著婦女形象和Angel Maria Ortiz的蘇利亞雕像）、以及奧赫達紀念碑上的瓜裏查雕像（參照Eliannys Bonivento描述的古代瓦尤土著婦女形象）重繪

西班牙樂隊“聯合省”（La Unión）在1988年的專輯《伊甸園之東》（Vivir al Este del Edén）中，以歷史上的“蘇利亞公主”傳説為靈感，創作了刻入委內瑞拉文化記憶的經典歌曲《馬拉開波》：

“如果有一天我必須死，讓我選擇死在哪裏；

讓我死在馬拉開波，我曾生在這方土地。

……我想回到我做公主的國啊，那叢林與海的交連之地。

我看到人們死去，我看到血和黑金混在一起；

那是他們的血和黑金，流在馬拉開波湖裏……”

歌中反覆吟唱的“黑金”，是1922年12月14日首次以工業規模從馬拉開波湖畔的拉羅莎油田R4號井沖天而起、從此改變委內瑞拉國運的石油。

拉羅莎油田後來被證明是Campo Costanero Bolívar超級油田的一部分，而《三體》中雷迪亞茲秘密嘗試研發核武器的“奧裏諾科”地帶（位於該國東部沿海），實際上是全世界潛在儲量最大的油田！由於這個塞滿取之不盡化石能源的地質帶，歷代委內瑞拉政府不僅沒有“和平開發核能”的客觀理由，也根本不可能在此進行地下核試驗。從這裏開始，現實和小説中的“兩個委內瑞拉”就已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工業化產油時代”到來後的幾十年裏，埃克斯-美孚和殼牌等英美石油公司蜂擁來到這個國家；到1935年，美國在委內瑞拉的石油領域基礎投資，已佔其全部海外石油總投資的40%。開採活動帶來了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紙面繁榮，據一些右翼傾向的非正規統計平台用未知基準匯率折算成當代美元的數據，1950年，委內瑞拉人均GDP僅次於美國、瑞士和新西蘭，一度是“世界第四富裕”的國家；實際上，這種“折算”更多是一種反查韋斯-馬杜羅敍事的“帶節奏”，但當時及之後很長時間，委內瑞拉官方統計的人均GDP確實穩定在至少世界前二十名水平。

然而，只要想想後來的“高GDP赤貧國家”赤道幾內亞，就大概理解這是怎麼回事了：

這一時期流入委內瑞拉的財富高度來源於石油，因此也高度集中於跨國公司和少數本地買辦精英手中。美國石油公司在馬拉開波湖區建立起一個個“國中之國”，擁有自己的港口、醫院、警察、法律。被外企控制的石油產業幫助馬拉開波城和加拉加斯市中心建起了繁華的高樓大廈，卻並未給國家整體贏得發展的本錢。

1970年的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該年委人均GDP高達1200美元（未折算），名義上是該指標全球最高的第19-20名

經過委民間長期流血抗議、暴動和政府層面外交鬥爭，1976年委內瑞拉終於實現石油國有化，成立了國家油氣公司（PDVSA）。然而，“黑金”的悲劇並未終結，圍繞石油的鬥爭又經歷了多次拉鋸；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委內瑞拉政府再次向私人資本和外資開放石油部門，引發民眾強烈不滿，催生了查韋斯的“石油主權”革命；1998年當選總統後，查韋斯立即調整石油政策，將政府與跨國石油公司的分成比例從六對四大幅提升至九比一，並將PDVSA的社會使命寫入憲法——將石油收入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

到這時，除古巴外幾乎所有拉美左翼政權共同的先天詛咒出現了：短週期選舉帶來的短期連任壓力，和人口自由流動帶來的人才流失壓力。

一方面，前一種壓力導致，雷迪亞茲這種核工程專業的大學理工精英，幾乎不可能靠技術實力從政乃至升為總統。現實中的馬杜羅是一名只有高中文化的地鐵司機，出身工運家庭，從小耳濡目染如何進行演講示威、罷工抗議，卻從未能系統地學習勝利後如何建設國家。

另一方面，這兩種壓力和前一方面結果共同導致，掌權後的“工人政府”善於將單一產業收入分下去全民快速吃幹抹淨，卻難以將他們組織起來進行以最終到達長遠改善為目的的腳踏實地艱苦攻關；他們不善於開闢新增長點、促進產業多元化，未能平衡各行業對國家的“造血”貢獻——不僅沒有去有意識地治好荷蘭病，反而抽荷蘭病抽上了癮。

查韋斯時代，國際油價自2002年開始飆升，在2008年達到每桶147美元峯值。這些鉅額盈餘都成為委內瑞拉的財政收入，但卻沒有一點被用於明確的國家層面高端科技發展和產業升級計劃，全都被當成教育、醫療、少數人羣扶持、失業保障、最高價格等基層福利分掉了（不考慮西方媒體報道中因腐敗流失的部分）。

這其中兩個最極端的例子：一是查韋斯2006年出席聯大時利用PDVSA控股的美國Citgo石油公司，向紐約窮人發了3000萬升過冬取暖油福利；二是他將PDVSA工人的工資增加了兩倍，而由於統社黨實控國企與石油技術人員獨立王國（多為外資培養，既不認同社會主義理念、也不願受利益損失）的矛盾，石油日產量反而下降了70萬桶。

在被工業化開採一個多世紀後、玻利瓦爾革命勝利十餘年後，石油仍是委內瑞拉的單一命脈，統社黨政府2/3的預算依賴PDVSA，委內瑞拉的人均GDP幾乎是與國際油價綁定的。查韋斯時代的社會狂歡、馬杜羅接班後的經濟社會危機，早就一起註定在了2009年每桶逼近140美元、2016年暴跌至每桶30美元以下的油價裏。

1998年至2024年委內瑞拉人均GDP（紅色柱圖）和國際油價（藍色折線）

上圖展示了整個查韋斯-馬杜羅時代委內瑞拉的每年人均GDP與每月國際油價對比。從這個圖裏，能讀出什麼信息？首先當然是2017-18年前（紅線左邊）二者幾乎精確吻合的走勢，這已經是很大的麻煩了。然而，紅線右邊變得“對不上”的趨勢更加麻煩——國際油價與委經濟自2018年起逐漸分離，前者2018和2021年以來兩次回升均未顯著帶動後者恢復。

這是特朗普對馬杜羅發動經濟制裁的效果。

特朗普的極限施壓不僅壓不死中國，反而助力中國實現了關鍵科技領域的“查漏補缺”和糧食進口多元化，一耳光將他政府裏那些頑固右翼反動派們扇得眼冒金星。然而，同樣的施壓對古巴和委內瑞拉，卻造成了這些“冷戰老白男”預期之內的動盪——古巴被禁運孤立運作已久，受影響相對可控一些。但委內瑞拉與美國西方世界的金融關係錯綜複雜，例如前述的國營石油公司PDVSA不僅全資擁有一家美國油企，還在英國、瑞典、荷蘭、牙買加等許多國家擁有大量股份乃至全資煉油廠；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妥協，委國內石油產業也不完全控制在PDVSA手中，美國雪佛龍、埃克森-美孚等跨國公司仍擁有大量為委內瑞拉粘稠重油特化設計的基礎設施，英、法、挪威等許多國家資本還控制着各種中間技術環節。

這種層層相嵌的產業鏈，在美國長臂管轄的制裁政策下遭到了堪比“蘇聯解體”的破壞。據筆者所知，委內瑞拉目前似乎只有兩家完全本土控制的煉油廠正常開工，一家是法爾孔州的Cardón，另一家是卡拉沃沃州的El Palito，其餘能開工的煉油廠都隸屬美資和其他外資。由於制裁、利潤下降、缺乏維護投資的惡性循環，PDVSA不僅產油量持續下降，而且出口困難，最糟糕的是出口創匯的“允許現金流量”被精準拿捏在美國的“政策之手”中——2023年委石油出口增加了約12%，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拜登政府出於邊境管理合作需要，放鬆了對委的部分石油制裁。

2014年至2024年委內瑞拉通貨膨脹率（黑色）與同期中國（紅色）、美國（藍色）、阿根廷（紫色）對比，注意這是對數圖

2014年至2021年間，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縮水了約四分之三，內外債務估計突破1000億美元，2021年全國2800萬人口中65%已掉入貧困線以下。為了減輕債務壓力，政府按經濟本能瘋狂印鈔，造成了載入史冊的惡性通貨膨脹；美國製裁加碼更是一度將通脹推到了荒謬的境地（上圖）。

對國民黨末期城市景象記憶猶新的中國人應該很容易理解這意味着什麼——嚴重的社會動盪；不過在免籤國高達130國（含所有拉美鄰國）的委內瑞拉，動盪的規模卻被“合法移民”這個安全閥削弱了。自2014年至疫情前夕，約有500-700萬委內瑞拉人離境去免籤的哥倫比亞、巴西、阿根廷和幾乎所有拉美國家討生活，使委護照工本費（馬杜羅政府控制出境人數的軟手段）飆升到200美元。

連接南北美大陸的達連地峽有一段未通公路，原本並不能方便地步行穿通，因此在委內瑞拉人大出境之前，從美國南方邊境非法進入的拉美人口主要為墨西哥經濟移民和治安環境極差的“北三角”（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危地馬拉）地區難民，來自南美大陸的人數量極少。然而，數百萬離境委內瑞拉人有一部分在四五年時間內逐漸選擇北上，在委反政府勢力長期對美國的濾鏡宣傳下，尋求赴美徹底改變命運；他們浩浩蕩蕩穿越達連隘道和中美洲諸國的雨林，靠人力踏出一條“走線之路”，為其他南美大陸人乃至印度人、加勒比人甚至非洲人等開闢了飛赴南美然後從陸路硬闖美國的“新世界”。

美國南方邊境大批湧入的、以委內瑞拉人為絕對主體的“拜登非法移民”所造成的嚴重社會焦慮，為2024年民主黨連任夢想的棺材釘上了最後一顆釘子，促成了特朗普二次上台，既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作法自斃，也可算一場蝴蝶扇翅引發的龍捲風。

重讀《三體》時筆者突然意識到，電力工程師劉慈欣在雷迪亞茲的人設故事裏，其實成功預言了俄烏戰爭中大放異彩的巡飛彈：

“他還僅用三千美元造出一枚巡航導彈，共生產二十餘萬枚巡航導彈裝備到幾千個遊擊小組……”

然而，馬杜羅本人卻並未能實現大劉預言中查韋斯繼承人的政治社會與外交成就。這是後者所生活在其中的我國社會（包括文化領域）整體對拉美人文環境的瞭解不夠充分完整造成的，不是馬杜羅的責任，是我們當代中國文科生的責任。

馬杜羅相較雷迪亞茲所差的，至少包括了一個核物理學位、一個奧裏諾科地質帶、一個國際油價走勢、一場《球狀閃電》裏率先發生的中美大對決，還有一個真正擁有“工程師治國”幹部選拔系統的、民主集中制指導的真實的社會主義國家。

《三體》中雷迪亞茲人生的終點站——加拉加斯玻利瓦爾廣場解放者雕像。在我們的世界線裏，這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從特朗普的行動邏輯看美國執政集團的本質危險性

一篇讀罷頭飛雪，蕭瑟秋風今又是。

自2025年八月以來，在ICE、關税、閲兵、對華科技-貿易戰、吞併加拿大、吞併格陵蘭、吞併巴拿馬等一系列事項上屢屢受挫或出醜的特朗普，似乎開始了一種新嘗試——為了某種不明目的，拿自身存在嚴重問題的委內瑞拉當成“軟柿子”開刀。從八月底至今，美海軍力量在委內瑞拉以北的海面上進行了42年來最大規模的海軍部署，大有炸平加拉加斯、停止西半球轉動之勢。

筆者相信本文的讀者都是受過社會主義文化教育的，特朗普政府那些只能騙騙阿肯色半文盲紅脖子的拙劣敍事，本文就不再費心搬運了，直接進入正題：

自詡“結束八場戰爭”、對內外都營造“和平總統”人設，被外界尤其我國也廣泛認為不重視意識形態、只講硬實力對抗的特朗普，為什麼要突然開這個莫名其妙的攤子？

自9月2日起至9月19日，根據美國官方單方面聲明，美軍已對“販毒船”進行了7次轟炸，造成32人死亡。考慮到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公開指責美軍轟炸導致一名哥無辜漁民遇難事件的日期、地點與以上7次均對不上，幾乎可以肯定，美國官方還有所隱瞞，實際發生的轟炸和平民傷亡不止他們聲明的這些。

2025年美委關係部分緊張事件至截稿時的Mermaid時間線圖（以當地日期為準）

歷史回溯42年，里根政府在最終入侵格林納達前，從“海洋冒險”演習開始，讓美軍進行了大約兩年的戰前準備，部署了一艘航母、兩艘兩棲攻擊艦、三艘驅逐艦、兩艘護衞艦總共8艘艦艇和7300名軍人。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此次自8月底至今，已將一艘核潛艇、3架B-52戰略轟炸機、一艘瀕海戰鬥艦、一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三艘兩棲攻擊/船塢登陸艦、一艘特種作戰支援艦、10架F-35戰機、數量不明的海岸警衞隊艦船，以及至少1萬名軍人（其中至少2200名陸戰兵）部署到了以波多黎各為中心的東加勒比海上：

截至10月3日美軍在委內瑞拉以北海面上的大致部署，方框中為美國領土波多黎各島

除未出動航母外，特朗普部署的兵力已經超過了入侵格林納達的規模。

問題是，格林納達是一個人口僅有十餘萬、軍隊不到2000人的彈丸小國，委內瑞拉雖然前些年移出了幾百萬人，卻仍是有近3000萬人口的中等國家。它不僅有十萬陸海空技術兵器齊備、軍官團高度忠誠的常備軍，還有能進行基本維護和備件生產的軍工體系；而且在查韋斯主義理念下，其“人民政權國防部”實際統帥着近百萬預備役軍隊和玻利瓦爾民兵，是拉美理論後備戰力最強的國家——有些中文報道直接引用了馬杜羅個人“450萬民兵”的説法，雖然目前確實在擴編，筆者還是要在此指出，2020年玻利瓦爾民兵的可信規模為40萬人，不建議過度樂觀估計馬杜羅當前的動員力。

雖然有上述問題，特朗普若以當前部署的這點軍力發動陸上入侵，極大概率會重現1509年奧赫達的西班牙殖民軍在圖爾瓦科上岸後被土著設伏全殲的囧事。實際上，9月4日委空軍甚至用兩架F-16A戰機飛越了美軍“傑森·鄧漢姆”號驅逐艦示威，沒有證據表明後者及時作出了反應。這與美海軍在其他熱點區域表現出的懈怠與衰朽跡象是相符的。

換句話説，特朗普耗費巨資擺開的，是一個不足以推翻馬杜羅的硬實力。

問題在於，各種跡象都表明，特朗普確實是抱着“推翻馬杜羅政府”的心態行事的。

首先，雖然引發本次軍事緊張事態的直接理由是“打擊販毒”，但特朗普對馬杜羅的惡意遠早於這個理由出現。

早在2017年8月，特朗普就公開宣稱過“不排除對委內瑞拉採取軍事行動”，當時不僅沒有明確的“南方邊境難民危機”，美國官方甚至還承認馬杜羅是委內瑞拉合法總統，委內瑞拉的問題只是經濟治理失敗、人心浮動，瓜伊多等反對派合法地大行其道。

2018年委大選後，特朗普政府停止承認馬杜羅總統地位，扶植瓜伊多為“總統”，並裹挾一幫西歐和弱勢拉美政府一起抵制，甚至蒐羅委過氣法官拼湊了一個“委內瑞拉流亡最高法院”，給馬杜羅弄了個腐敗判決。直到今天，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仍然不承認馬杜羅是委內瑞拉總統，唯一保留的談判渠道是用於逼其接受美國驅逐移民航班的。

其次，特朗普針對馬杜羅和統社黨的低水平顛覆活動同樣是一以貫之的。

早在2018年，他的CIA就用無人機襲擊了馬杜羅的軍隊典禮；2019年4月，他贊助瓜伊多發動了一場有相當規模的軍隊譁變；2020年5月，又派僱傭兵制造了一場小規模的豬灣事件。這些小打小鬧的破壞活動都以失敗告終。

而在這期間，隨着2020年以來委經濟出現恢復勢頭，委內瑞拉人對馬杜羅第一任期執政的不滿已經有所淡化。據委官方統計，2014-18年持護照移出委內瑞拉的500-700萬人中，截至2024年7月已有大約120萬重新回國生活。

美西方媒體經常使用的污名化詞語“太陽卡特爾”——“太陽販毒集團”，其實就是指委內瑞拉政府的國防軍，“太陽”指的是委軍將官肩章上的軍銜圖案。

毋庸諱言，和特朗普用於攻擊中國的“芬太尼”、新疆議題不同，作為一個實行多黨選舉制度的典型拉美國家，委內瑞拉內部確實存在嚴重的、與有組織犯罪關聯的毒品問題。然而，如前所述，特朗普政府對委內瑞拉（無論政府還是民間）“販毒”指控的大規模造勢，包括將委內瑞拉軍隊整個軍官團（即所謂“太陽卡特爾”）定為“恐怖組織”、以緝毒局名義開始對馬杜羅懸賞通緝（最初賞金為1500萬美元）等脱離常規外交邏輯的行為，都起於特朗普上述的“其他低水平顛覆活動”全被挫敗的2020年，並被他二次上台後的政策繼承。

從這個視角，“打擊毒販”成為特朗普這一輪的軍事部署藉口，純屬他對“搞垮委內瑞拉”黔驢技窮之後，已經絲毫不講邏輯之下再次乞靈“極限施壓”的孤注一擲。

但是，眾所周知，上一次美國在聯合國拿出洗衣粉的時候，真實目的是為了伊拉克的石油。然而今天隨着水力壓裂法等技術普及，美國從2019年起已經變成了石油淨出口國；美國本土生產的頁岩油品質遠高於委內瑞拉需要投資專門冶煉設備的粘稠重油，而且美國本土石油鑽探工人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開闢新的委內瑞拉油田既不便宜，還會導致他們失業，很難説是一種選舉政治上趨利避害的行為。

如果僅就委現成的美資油田而言，不同於古巴革命之初沒收了全部美國資本，委內瑞拉的美國石油公司仍在正常運作，沒有“被保護”的需求——實際上由於本土煉油廠極差的技術狀態，就利益關係而言，目前的馬杜羅政府和美國石油公司，甚至很難説究竟是誰更需要誰。這點石油分成收益對美國可能有一些“存量”吸引力，但滿打滿算，大概還不夠美軍部署這幾個月的軍費。

拿主要來自委內瑞拉的“拜登時代非法移民”作為特朗普國內ICE橫行引發眾怒的替罪羊，也不是符合邏輯的決策因素——隨着委經濟近年的重啓，海外委內瑞拉人剛出現一點自發迴流祖國的勢頭。現在進去把它打個稀爛，又沒錢收拾殘局（顯而易見），難道不會再次引發大規模四散飛濺的難民潮，復刻“阿拉伯之春”後的歐洲難民危機？

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到底是什麼利益，在驅使特朗普這樣千方百計、死皮賴臉，始終專注地一定要搞垮委內瑞拉呢？

筆者個人以為，沒有利益——這是特朗普和他政府班子所代表的美國南方白人右翼、極右翼勢力骨子裏的種族主義和反共魔怔發作的結果，而魔怔是不能以利益算計衡量的。

自意林時代、微博公知時代以來，經過長期抵禦美國各種政治/社會自由主義思潮“遠程養殖”的集體經歷，加上作為中國人對尼克松訪華、毛主席最高指示“我喜歡（美國的）右派”等歷史往事的深刻記憶，我們已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美國的“白左”是喜歡搞亂七八糟意識形態的，而美國的右派、保守派、MAGA們“不搞意識形態放毒”、“只憑實力説話”，反而是我們更理想的談判和長期相處對象。特朗普兩次上台後都先一頓王八拳打得各路自家“盟友”七葷八素，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刻板印象。

對於龐大、富強、無神論，足以將絕大部分人民安然保護在內與之隔絕的中國，這通常是合理的——相比佩洛西、哈里斯豢養的各路NGO，當今境內能被特朗普那些鬼上身的意識形態給“殖”過去的正常人尤其年輕人，數量已幾可忽略不計了：

這羣以寶拉·白凱恩為代表的特朗普御用牧師信的玩意兒，大致可視為我國已取締的邪教“呼喊派”的一個“原版”，不僅有邪教崇拜特徵，而且具有強烈的法西斯傾向。

然而在美洲，這種“美國的右派沒有意識形態糾結”的刻板印象就不成立了。

特朗普所代表的宗教右翼、極端右翼這些人，是有自己可以不計代價的“信仰”、或者説文化魔怔點的，而且不止一個——一個是猶太教-基督新教末日敍事，一個是種族主義，還有一個是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它們分別是美國建國時代、吉姆-克勞法時代和早期冷戰時代的故紙堆遺留到今天尚未徹底燃盡的灰塵，但也是特朗普內外政策的基礎；利益算計和商業妥協，可以被這些“魔怔點”所凌駕，這是他們與尼克松一代人的根本區別。

例如，特朗普對內塔尼亞胡集團表現出的熱情遠高於澤連斯基，一個無需複雜陰謀論加持的、很重要的簡單原因就在於，對前者的攻擊很容易被視為動搖了“真信猶太教-新教（尤其福音派）的人”一直在正兒八經等待的宗教神蹟的可實現性。

在特朗普和他的官員們看來，“猶太人的國”能否率先順利降臨，牽涉到了天啓末世能否到來、以至他們自己死後要立即去哪裏報到的問題。這個敍事的“宏大”程度遠遠超出了任何現世中的罵名和利益，因此捍衞它的優先級凌駕於他的任何“和平”承諾；無論這種“捍衞”的方式多麼不擇手段、損害世俗形象，都是合理的。相比之下，澤連斯基那一頭只是一場他（特朗普）與普京兩個基督教白人的商業兼併談判罷了。

從這個視角上回顧特朗普對馬杜羅政權莫名其妙的敵意，就變得很容易理解。上述“種族”、宗教（拉美天主教帶有拒絕猶太教-新教歷史敍事的文化傳統）和“反‘共’（馬克思主義）”，三個領域的“魔怔點”，委內瑞拉全佔了。在特朗普和美國政府裏的很多人看來，搞死馬杜羅、扼殺委內瑞拉的玻利瓦爾革命，是一種“宗教義務”和道德使命，只要有個由頭就可以開搞，頂着關門也值得，是不需要有充分理性利益背書的。

有人肯定會問，那古巴呢？這是個好問題——是的，雖然目前沒有遭到直接入侵威脅，但從今年以來，古巴同樣面臨空前嚴峻的生存危機。不過那是另一個題目了。

簡言之，特朗普對委內瑞拉的顛覆意圖是可以損人不利己的。除微小石油利益和極端選民選票之類的次要現實考慮外，這應主要視為其右翼意識形態魔怔性的體現；而這種右翼魔怔性，和當年希特勒“反對猶太-布爾什維主義”的魔怔性一樣，不受國際關係現實利益精算的理性約束，曾導致理性精算的斯大林對德國入侵時機出現了嚴重的誤判，在今天也是可預見將來世界局勢演進棋局中極其危險的不受控因素。

做“舒麗雅”還是“薄蕾拉”，命運掌握在委內瑞拉人民自己的手中

舒麗雅（左）和薄蕾拉（右）都在今天的委內瑞拉有雕像。不過一個是揹着毒箭袋、拿着弓挺然屹立的，另一個是趴伏在殖民者丈夫奧赫達墳上的（傳説中她殉情而死的場景）。

特朗普的這種“魔怔極限施壓”是否會對委內瑞拉奏效呢？

大概率是不會的，但筆者不敢打包票。

從經濟基礎視角，前一節已經指出，委內瑞拉目前尚未擺脱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但自2021年以來，由於一系列意識形態調整，這種危機已經有所改善。面對超級通脹，統社黨政府放棄了打擊外幣交易的原政策，追認了民間早已存在的美元黑市；由於前些年大批委青壯年人口流入美國，他們的僑匯帶回了相當數量的美元，這些美元成為維持許多家庭生計和國內消費的主要資金，使美元黑市演變成超出了富裕階層、及於貧苦百姓的平行市場。據筆者所知，目前委內瑞拉各大州府城市的大部分交易，尤其大宗商品、汽車、房地產和高端服務等，幾乎都已以美元計價。

美元化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記賬單位，在委本幣計價通脹依舊爆表的情況下，保障了委國內商業活動的緩慢復甦。可以這樣理解，雖然馬杜羅幾乎重複了蔣介石國民黨的貨幣政策，但在走出引發徹底崩盤的最後一步——發行金圓券，禁止和沒收民間外幣——之前，終於及時剎住了車，從而勉強保住了一部分實體經濟。然而，這也客觀上給美國送去了更多幹預自己的籌碼。只要委內瑞拉人民自己團結，美國就無懈可擊；然而，委內瑞拉人自己的不團結，卻是在人口統計的尺度上公開展現在世界面前的（當然這是馬杜羅自己的問題）。

從文化傳承視角，本文開篇説過，當追溯到有文字記載的土著源頭時，委內瑞拉這個美洲最以美女聞名的民族，面對北方海面而來的強大入侵者，既有鋭意抗爭的基因，也有委身雌伏的基因。在數百年“本土人”自身與“北方強權”從未改變的力量對比之下，兩種基因血脈相融，逐漸形成了一種十分獨特的現象——“（以中國人標準）半途而廢的反抗者”：

安娜·瑪麗婭·德坎波斯，18世紀末蘇利亞地區混血大貴族的千金。1822年，在殖民軍佔領的馬拉開波城家中秘密組織革命會議，被出賣後遭到高度羞辱性的遊街——然後就被釋放了，然後退出了革命，五年後因鞭笞後遺症和癲癇發作去世。

路易莎·卡塞雷斯，第一位入委內瑞拉先賢祠的女性。14歲嫁給革命者胡安·阿里斯門迪將軍，第二年被保皇黨綁架要挾其夫投降和換俘均失敗。根據英國人記載，“（西班牙將軍莫里洛）勃然大怒，下令處死這位美麗的女士；但他的一些軍官被她的眼淚和她當時的處境所感動，懇求莫里洛減輕她的刑罰……”最終她輾轉流離到美國費城，1818年被西班牙帝國的“印第安人理事會”授予自由定居權。

特蕾莎·埃雷迪亞，瓦倫西亞（委內瑞拉城市）的“羽毛女孩”。1814年城市被殖民軍佔領時，她因秘密為起義軍縫製軍裝等，被處以類似安娜·瑪麗婭的羞辱性遊街刑罰後釋放；1816年因反殖民言論再次被捕流放北美，從此離開了革命，老死在美國。

……

這種“半途而廢的抗爭”，像馬拉開波湖上的永恆奇觀——夜夜接力的卡塔通博閃電，一次次用光明短暫劃破死寂的長空，最終又復歸於黑暗。

時移世易，“來自北方海上的代差強權”從西班牙殖民軍變成了美帝國主義，內部獨立自主夢想的追尋者從何塞·安東尼奧·派斯等考迪羅軍閥變成了馬杜羅的軍官團和統一社會主義黨，但委內瑞拉人“半途而廢式反抗”的歷史似乎仍然在循環。

筆者傾向於，從卡塔爾、美國媒體和特朗普口中單方面放出的“馬杜羅求和”乃至“自我下台提議”等全都是假消息，沒有任何例外。畢竟美國贏學政治騙子欺負不關心政治的人是沒有絲毫下限的，你如果不夠防備，他們連這種狠活都幹得出來：

標題直譯：“赫格塞斯確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被俘獲——即將引渡美國”（假新聞）

然而，在戰爭陰雲面前，委內瑞拉人並不充分團結，這卻並不是造謠。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卻不會簡單地重複。隨着世界百年大變局加速演進，美國在世界上的相對優勢正在快速退潮；這種客觀上的、絕對的退卻與特朗普個人試圖在西半球施加的主觀上的、相對的擴張，正在一正一反地疊加在拉美，造成當地社會結構空前的不穩定和當地人空前的思想混亂。

當委內瑞拉人傳誦的“永恆春天”快要來臨、太陽將在馬拉開波湖上升起的時候，長年照亮永夜的卡塔通博閃電，也快要被最後的黑暗吞沒了。

這場古巴學者薩拉薩爾所説“改革與反改革、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力量對比”的拉鋸下，實際運作中的拉美左翼政權註定首當其衝。哪一個此類政權的基礎最薄弱、關於其名譽的爭議最嚴重，就有被特朗普政府突破扼殺、歷史評價徹底搞壞的最急迫的危險。

筆者希望我國考慮這種時代背景，給予他們必要程度的額外支持；但他們都不是格林納達那樣的彈丸小國，中國不可能一己之力將他們都搞成櫥窗，他們終歸是要自強的。

今天，在蘇利亞河兩岸、馬拉開波湖四周廣袤的土地上，在現實的重壓、對敵人的傳統恐懼和對自身道路的疑慮面前，每一個普通委內瑞拉人，其實都面臨着來自古老血脈起點的抉擇：是做彎弓迎戰的“舒麗雅”，還是委身投靠的“薄蕾拉”？

筆者期望他們成為前者，但無法代替他們決斷。他們交出的答卷，不僅將塑造這個南美國家新的靈魂基因，也將深刻影響整個拉美未來一個時期的命運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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