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桂芝：今天的“台獨”教育培養不出烈士，只能教出投機貪婪的政客

民進黨當局推行“台獨”課綱後，激起島內有志之士的強烈憤慨與反對，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教師區桂芝便敢勇當先。她“獨向高樓撞曉鍾，不信人間耳盡聾”，義正詞嚴地指出“台獨”課綱的荒謬之處，致力於喚醒台灣年輕一代重新認識自身根源，尋回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今年是抗戰勝利80週年，亦是台灣光復80週年。然而，民進黨當局不僅歪曲歷史真相，還對島內堅持正確歷史觀的正義人士進行打壓。為此，區老師再度揮毫疾書，痛斥民進黨當局將台灣淪為戀殖島嶼，發出“中華文化的魂魄與美日帝國殖民的幽靈，仍在抗戰中，台灣何曾光復？嗚呼哀哉！”的感慨，言辭懇切，令人動容。

本文由區桂芝老師授權觀察者網發佈，特此致謝。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區桂芝】

130年前的乙未割台，刻下了深透難解的“棄民”傷害，疊加50年殖民洗腦的皇民奴化教育頑強殘存，與後來國民政府東遷渡海、美軍長期駐台、至今未歇的“反共”宣傳，總此經久複雜的島內外因素，導致隱微的“台獨”幽靈，從伏到起，至今狂潮衝擊，島嶼飄搖。想神州大地歷經山河喋血、慘絕人寰的十四年煉獄歲月，犧牲了3500萬軍民同胞，終得抗日戰爭光榮勝利，台灣澎湖始全面迴歸祖國懷抱。

然而，至今八十年了，本當張燈結綵喜洋洋慶光復的台灣，卻不見喜樂，當局半字抗戰不提，甚至附和日本倨傲粉飾罪行的“終戰”之説；各種民間單位因此自發舉辦諸多形式的“慶祝”活動，研討會、音樂會、歷史圖片展、電影放映與座談……，不一而足，從年初開始，紛紛登場，一路直到年底。近三十年來，島內矛盾、對立、撕裂，愈見激烈，原來，八十年了，光復，在台灣仍是一場未竟的事業。

武力抗日與在地協力者並存

耙梳歷史，台灣人自乙未以來的反抗悲歌不曾停唱，甚至已經有學者提出中國人的對日抗戰應該遠溯自1895年台灣的乙未之戰，而且被殖民的五十年內，反抗不曾中斷；只是前二十年的武力抗暴，後轉為漢文化保存和政治上求平等反壓迫的和平抗爭。

從1895到1915年：割台之初，“台灣民主國”對抗失利，主事者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在民眾協助下潛逃大陸；後有“桃竹苗抗日三傑”之稱的徐驤、姜紹祖、吳湯興繼起，直到三人最終戰敗殉國；另外“抗日三猛”的事蹟為眾所知，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虎、南部林少貓。

“抗日三猛”：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

1907年，北埔事件，原為巡查捕的蔡清琳去職後，對山區漢人和原住民賽夏族謊稱清廷大軍即將登陸新竹，起事進攻日本警察局，殺死57名日本人，遭台灣總督府派兵鎮壓，抗日誌士全遭處死。1915年，餘清芳以宗教號召起事，被認為是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抗日事件。1930年又發生原住民賽德克巴萊族發動壯烈的霧社事件，賽族幾乎遭全滅。

霧社事件，是於1930年在台灣發生的原住民抗暴事件，地點位於今南投縣仁愛鄉霧社。圖為電影《賽德克·巴萊》

雖有這些此起彼落、大小規模不等的武裝抗暴，但並不是所有台灣同胞都英勇節烈，慷慨悲歌。面對國家孱弱，被迫淪為“棄民”，一般民間社會“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務實想法，總讓市井小民們無奈接受事實，縱遭卑視，賤若螻蟻，仍忍辱只求苟活；然而傳統中國尊慕義士的民族教養，也使他們內心欽敬揭竿而起的勇士，故而台灣社會始終隱伏着一股民氣，暗潮洶湧。

相對的，任何社會變動都會出現的“識時務”者，也在此時竄上舞台，可稱作日據初始配合並協助日本統治的“在地協力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著名者北有辜顯榮，南有王雪農；還有一位普通的女性菜販陳法。辜某因此由一雜貨店老闆發跡成台灣首富，家族財富至今不墜；王氏則在日據時代成為台南第一富紳，賣菜小婦人獲150日元獎賞。

民間對這些人的評價，可由一首譏諷辜顯榮領日軍進城的閩南語歌謠看出一二：“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毋管阮娘舊親孃。”據説此曲乃當時艋舺酒場最流行的歌，今辜氏後人以此為榮否？

1895年，辜顯榮為日軍打開台北城門，協助其進城

“台獨”史觀的詮釋與污染

衰老的中國，面對李鴻章眼中“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惶惶然不知所措，只能割地賠款、再割地再賠款……，那麼升斗小民為求生存所採取的任何應對舉措，今人除了心存悲憫，自然也無須責之以民族大義，斥之為“漢奸”。

然而，這並不表示，身為異族鐵蹄下受害者的後人，尤其知識分子——教育界的知識分子，竟可以昧着良知，為殘虐入侵者洗地，合理化其至今毫無歉意的暴行；甚至為當年的在地協力者塗脂抹粉，暗示其人行徑可貴。他們施展如簧巧舌、精妙言辭，企圖透過竄改歷史，使子孫們永遠對殖民者感恩戴德，匐伏仰望。這種不堪與恬不知恥，透過教育與政治宣傳，紛紛囂嚷於今天的學界、媒體、政界，荼毒污染了島內起碼兩代人，30年了！

“台獨”學者與作家們，是如何詮釋日據五十年中，台灣島內抗日與協力並存的現象，以及為日軍的殘忍嗜殺編造合理化的動機？他們譴責領導抗日的官紳“落跑”，棄追隨民眾於不顧。然而唐景崧固然無領兵之能，劉永福又是臨時被請前來助守，二人皆非台人，又彼此本有嫌隙，如何合作？丘逢甲見二人意見相左，大嘆“其殆天乎”！看出事不可為後，本欲與台共存亡，但隨軍士紳泣阻“徒死無益”，更有人勸“台雖亡，能強祖國，則可復土雪恥，不如內渡也。”這不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概念嗎？

丘逢甲

丘寫下六首《離台詩》，痛哭辭台，迴歸廣東老家。閲其“孤臣無力可迴天”的痛，再覽一年後《春愁》詩：“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何忍對之橫加謾辱？死，固有重於泰山，可歌可泣的典範分量；然不死之難，依然有其昭示後人的價值。清初三大學者：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人以遺民之姿終老，為民族留下天下興亡之殷鑑分析與紀錄，延續文化命脈，誰人責其不死？輕率否定前人節行，試問如何進行民族教育？如何培育忠孝節烈的志士？今天“台獨”教育之錯亂矛盾自是培養不出烈士，只能教出投機貪婪的政客。

其次，這些“台獨”御用學者偽善地提出“常民”史觀，評論民眾之抵死頑抗，乃受故意宣傳醜化日軍的文人士紳搧動，以此暗示民眾之抗日乃因無知而畏懼，因畏懼而蠻幹。事實上，睽諸史實，文人之所以有號召羣眾的能量，乃傳統社會一向敬重士人的表現；通常變局發生時，民眾更往往自發推舉平日受敬重的士紳為領袖，甚至為保全領袖犧牲自己。

再者，不肖學人也為殘暴劣行找藉口：日軍之所以對無辜平民痛下殺手，乃因民眾常佯裝和善，轉身卻拔刀相向，令日軍防不勝防，故頭痛之餘，“只好”殺光、燒光、搶光。如此之謂，所以日人的“三光政策”就情有可原，不須批判嗎？“台獨”學者對日軍，對丘逢甲，批判之寬嚴標準何其迥異？

他們還從所謂“常民”角度來談，證明迎日軍進城的必要性：因為“台灣民主國”的總統逃走了，留下的清兵變成匪徒，社會秩序大亂，因而民眾迎皇軍如同期待救世主，因而一個協助日軍進城的小菜販就成了他們口中的“奇女子”。

可五十年日據台灣史中，“大嵙崁大燒殺”“雲林大屠殺”“彰化大屠殺”“嘉義大屠殺”“台南大屠殺”“高雄大屠殺”“屏東大屠殺”……，史不絕書啊！日本人的殘暴只是文人宣傳嗎？卻不見嚴詞論斷，“常民”抗暴是被搧動的嗎？是無知造成嗎？更不用説，“抗日三猛”的獅虎貓是文人嗎？北埔事件、西來庵事件、霧社事件領導者是士紳嗎？……

凡此“台獨”學者們曖昧地為日本人脱罪，嚴刀霜劍的史筆卻刺向抗日失敗的抑鬱同胞，其深層潛意識耐人尋味啊！丘家後人至今仍是台灣抗日家屬協會的重要成員，家風不墜。誰無愧於歷史？昭然可知。

日本人炫耀屠殺台灣人的人頭照片 

文學抗日與依附殖民權貴

日據時期後30年，台人有志士紳在梁啓超的建議下，改為採用政治運動路線，如蔣渭水創“文化協會”及“台灣民眾黨”；部分文人則同時投入以文學方式進行喚醒同胞及漢文化保存，霧峯林家創“櫟社”以古詩創作保存漢文化；人稱“彰化媽祖”的賴和醫生以“台灣魯迅”的姿態，遙襲祖國五四後的白話文學運動，進行反抗殖民者的白話小説創作。

與此相對，無可遮掩的是，當時台灣古詩社最盛時有兩三百之多，雖然保存了漢詩傳統，卻也有許多名利文士藉此攀附日本權貴，喜歡附庸風雅的東洋政客憑此收買人心，雙方一拍即合，唱和酬酢不絕，造成詩風墮落，被斥之為“詩界的妖魔”，更引發了島內新舊文學的論戰。

文學上的抗日與依附，更被視為是彼時島內中華民族意識與東洋殖民主義的鬥爭；當彼岸祖國抗戰號角吹響時，這種相斥又共存的現象也出現在小小多山的島嶼內。一邊有好幾萬人自發主動跨海投奔大陸，共赴國難，台北蘆洲李友邦更往內地籌組“台灣義勇軍”，有識者皆知台灣之解放必賴祖國抗戰之勝利；另一邊，卻也有幾十萬皇民青年熱血報名日本徵兵，一心為日寇天皇而戰。這種歷史造成的矛盾與尷尬，形成台灣人日後深層的悲情與內心衝突。

抗戰勝利，台灣終於重見天日，光復了，然而表層家國重光的榮耀下，隱藏了至少兩代皇民戰敗無以自處的羞憤。不旋踵，大陸內戰風雲密佈，台島爆發皇民加地痞流氓借瑣事引發反政府並仇殺外省人的二二八暴動。雖然迅速被平息，但事後相關處理不佳，致生枉殺與冤獄，執事者又多方掩蓋真相，種下禍根。

1949年，國民政府撤守台灣，朝鮮戰爭結束後，又獲長期美援，島內政經局勢逐漸穩定，兩岸就此進入完全隔絕狀態，長達38年；期間國民政府更以“反共抗俄”進行教育與宣傳，“萬惡的共匪”成為又兩代人的共同記憶。

1966年，為強化中國代表的正當性，蔣介石以《三民主義》的倫理、民主、科學為基礎，從政治、教育、學術層面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確立文化正朔的地位。此後台灣社會的發展，可以説是在較完整的傳統中國文化教育中，融合了隱藏的日據皇民社會的日本認同，以及長期美軍駐台帶來的美國文化，政治相對威權，經濟相對自由。

這也是台灣“中國意識”最強的年代，“龍的傳人”是多數人心頭自然的驕傲，也是政治宣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完全“天然統”的時代。然而1987年蔣經國去世，這一切也戛然而止。

帝國、殖民、法西斯再現身

隱伏良久的日據皇民李登輝掌權，後期以民主改革之名推動直選，民粹、黑金進入選舉；李氏暗助下，“台獨”民進黨壯大，操弄本土意識；利用二二八真相模糊，挑撥省籍情結，分化族羣……。

1994年，李欽定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主導、歷史學者杜正勝設計，利用抱怨升學內卷的民意，推行漸進式的“台獨”去中教改，直至2017年所謂的“108課綱”上路，毀台的“台獨”教改工程完全竣工，年輕世代的“反中”意識全面深化。

美日文化對台灣的長期侵蝕，以及“台獨”去中教改的影響，從島內解嚴以後的學生運動可略窺端倪：

1990年三月的野百合運動，主訴求推動“台灣民主化”，就是對美式投票民主的高度嚮往，其成果被皇民李登輝徹底收割，透過直接民選，操作“本土牌”，選舉勝利，鞏固“台獨”教父的絕對權威。

2008年，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會談前後，相繼發生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在台南孔廟被抗議民眾推倒、台大助理教授李明璁號召學生髮起野草莓運動，這個運動被認為啓蒙了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太陽花”以服貿黑箱程序為表面抗議訴求，開啓了所謂“天然獨”世代，直接助攻蔡英文上位。

近十年來，大肆吹捧“台日友好”，台北市連市容都迅速東洋化，尤其西門町；“綠色”執政的縣市或重建日本神社、或修整日式建築，名義是維護活化古蹟。許多觀光客來到台灣，覺得台灣“好日本”！長期的“台獨”去中教育，使中華文化底藴被稀釋，傳統教養遭弱化，虛構台灣新民族論，盲目追求西方白左狂吹的多元價值，胡亂追風外來文化的贋品或劣品……，台灣幾乎沉淪為全世界最不堪的戀殖島嶼。

當權者堂而皇之表示要“打掉雜質”，清算反對者，大喇喇邁向法西斯；更站隊當年的侵略者，以戰敗國民自居説“終戰”，不説“抗戰”，當然更不提“光復”。執政者和其支持者徹底異化，否定民族，否定文化，扭曲歷史；最可怕的是，他們也將否定了台灣的和平未來，地緣政治的激烈矛盾會讓台灣人有唱不完的悲歌……

區桂芝老師抗議“台獨”課綱

文化覺醒的救贖

台灣“教改”以來，又近兩個世代的孩子已成年。就這樣，兩個世代的皇民，兩個世代的“反共”，兩個世代的“天然獨”，以及他們的子女們，成就了今天台灣社會的“反中”主流，台島上空瀰漫美帝與日殖的陰魂。明清時期種下的“中國”，隔代連結民國復興中華文化孕育的“中國”，這些“中國人”成了島上“原始本土意識”——即中華意識——的孤臣孽子。“台獨”強調的“本土意識”其實正是“皇奴意識”，所以中華文化的魂魄與美日帝國殖民的幽靈，仍在抗戰中，台灣何曾光復？嗚呼哀哉！

中華民族在這小小多山的島嶼花果飄零，新儒家唐君毅曾説“一切民族之自救……必須由自拔於奴隸意識而作為自作主宰人之始。”如何“自拔”呢？這未竟的光復事業如何再開展？台灣人如何不再被“台獨”綁架？唐先生指出中華文化有“靈根自植”的特性，故此，台灣人當回思民族的根性，從文化覺醒開始，找到迴歸華夏的大道，大徹大悟重認中國，加入民族復興的行列，才能擺脱自我殖民的幽暗，看到民族生命與自我主體意識的靈光。

光榮勝利八十年的抗日戰爭紀念中，沉痛的是，台灣光復不見光，“自拔於奴隸意識”當從文化覺醒入手，中華兒女們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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