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台灣“再光復”是中國人民持久戰的歷史實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台灣問題的歷史源頭是1895年日本對晚清中國的掠奪，近代中國因應外患入侵而啓動的文明轉型也在此時開始。正因為如此，光復台灣的使命就是中華民族復興工程的歷史原點。

對日抗戰50年，戰勝日本法西斯，在軍事上光復台灣、政治上恢復主權，是中國人民以血肉創造的歷史進程。然而，1945年光復台灣後，在中國內戰與包括美日同盟在內的世界冷戰的雙重構造下，台灣很快又淪為美日新殖民地，然而這卻成為現代意義“台獨”想象的開始。

因此，現代中國排除外來壓迫、收復台灣，或者説台灣復歸新中國，包括琉球羣島與釣魚台列嶼的正義實踐，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台灣再光復。隆重紀念台灣光復80週年，正是對這種文明意義的負責任宣言。

台灣再光復是中國人民持久戰的歷史實踐

回顧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閲兵式，當今世上只有日本和台灣地區公然抵制。其後，AIT（美國在台協會）以宣稱“台灣最終的政治地位未定”來助陣，表現了美國、日本和台灣地區雙重殖民的關係，以及戰後法西斯勢力並未根絕的事實。

日本和台灣地區抵制九三閲兵，表面原因是爭議歷史解釋權，其實是中國內戰與世界冷戰雙重構造的歷史遺緒，也是日本和台灣地區政治屬性的反映。美國是這種政治屬性的“扛把子”，同時也是繼承與升級日本法西斯的全球化新法西斯霸權。

二戰結束後，美國在東亞的殖民地、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在，就是日本徵服未竟的“大東亞共榮圈”。但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抗美援朝的勝利，所以只有中國大陸除外。這種政治格局，是對中國人民持續推進反法西斯工程，直至完全勝利的歷史召喚。

也就是説，歷史對中華民族復興的考驗遠不止於對日抗戰勝利：內有文明轉型期間的國共路線矛盾，外有美國新法西斯控制下的新殖民地島鏈圍堵，而台灣問題成為這種內憂外患的集中表現──既是內戰遺留，又是外力抓手。

美日新舊法西斯利用台灣問題破壞中國的文明轉型與民族復興，對中華民族構成台灣再光復的必要性──正因為二戰後新法西斯勢力操弄“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事實，明白告訴中國人民：台灣光復不止於《馬關條約》後的50年抗戰，更有賴於《舊金山和約》後對於台灣再光復的持久戰。

第二次國共內戰後，中國文明轉型與民族復興的任務落在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中國人民與歷史在1949年的選擇。1971年，聯合國大會追認這種選擇的合法性，第2758號決議就是具體文證，那天正好是台灣光復節。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北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對日本的受降典禮。

不甘失敗的國民黨僭用後來被聯合國否認的“中華民國”，長年以“反共”軍事戒嚴統治台灣，強以“中國代表性”灌輸台灣民眾。台灣民眾被輸入“中國代表性”，卻與“中華民國”的統治邊界大異小同、甚至敵對，結果就是台灣（人）既區隔或有別於共產黨主政的中國大陸，又逆反或盲從國民黨當局的政治教條。

難怪“台灣民族建構論”學者施正鋒説：“台灣人是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下，才真正反中國……有意無意間，國民黨的差別待遇政策惡化台灣人原來對所有大陸人的敵意。”[1]──以自攬建構的“中國代表性”來戒嚴統治台灣，造成台灣人逆反中國（人）和大陸人的敵意，這分明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對島嶼的“反共”惡政使然，卻殃及整個中華民族。

但反過來看，對虛構的中國政權反射遍及全中國的敵意，難道不是虛妄的想象和自欺而已？畢竟國民黨政權早已無法代表中國（人民）。更何況，在這虛妄的基礎上建構“想象的共同體——台灣民族”，難道不是進一步重蹈虛妄自欺的覆轍？

這種意識形態的台灣（人），恰恰是美日反共同盟的可乘之機，台灣遂成為法西斯外力阻撓中國復興的前沿，再次充當日本法西斯以華制華、侵略中國的前進基地。原來曾經代表全中國與領導對日抗戰的“中華民國”，如今徹底異化為“抗中保台”的政治掩體和台獨符號。

這就決定台灣再光復的歷史進程，除了要排除新舊法西斯外部勢力，還要解放已成為國家統一障礙的異化物。

何謂“中國版圖中的一個叛亂政權”

今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以透過“代表權／主權／管轄權”的語彙組合，來表示自1971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以不同方式行使對台灣的主權權力；並以二戰秩序和國際承認作為一中敍事的主調，來駁斥賴清德聲稱“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台灣”的説法。

其實賴清德的説法，不過是混淆主權權力與實際統治，何況實際統治未必是合法統治──如美日法西斯統治琉球。“從未統治台灣論”只能強化“中國內戰未決”的實況，卻無法締造“台灣地位未定”或“台灣已經獨立”的結果。

也就是説，根據1943年中美英聯合發佈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戰後秩序的正統基礎是“反法西斯戰爭成果”，而不是“舊金山體系”──美國違反同盟國決定的戰後秩序，在《舊金山和約》中刻意模糊台灣地位，再以《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干預中國內政，自屬非法的帝國主義行徑。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1949年做出的歷史性選擇，震動一切帝國主義、新舊法西斯和國內的買辦資產階級，導致美國組織起以“冷戰”為名的全球性反共圍堵鏈，這就是《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的真實背景。

1952年4月28日，“日台合約”在台北簽署

美國利用美日安保條約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來繼承、吸納、升級二戰軸心國的軍工能量與侵略模式，成為全球化的新法西斯霸權，只有新中國和前蘇聯是美國在亞歐大陸上尚未征服的異己。於是，未經清算的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罪惡，通過美國借屍還魂的反共改造，而禍延至今。

1951年9月，美國在舊金山召開對日和約會議，以改造日本來劍指中國和蘇聯。“北約”12個創始國，以及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與美國軍事同盟的亞太國家，違反《聯合國家宣言》不得單獨同敵國媾和的規定，在排除中、蘇兩方的算計下，全部簽署了袒護日本的《舊金山和約》，製造出朝鮮問題、琉球託管和“台灣地位未定論”。

二戰後，美國不但沒有清算軍國主義法西斯的罪惡，反而通過《舊金山和約》和同日簽署的《美日安保條約》，在“冷戰”名義的框架下，將日本軍國主義法西斯的歷史複製起來，完成新舊法西斯侵略中國的島鏈閉環。只不過，新法西斯勢力還需要一個“法理上”的抓手。

這時候，僭號“中華民國”的蔣介石內戰遺留集團，適時充任了美日法西斯勢力侵略中國的內應裝置。

1952年4月28日，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7小時，蔣集團與日本簽訂《台北和約》，自甘形式上“兩個中國”的外力傀儡。然而《舊金山和約》卻在《台北和約》生效之前生效，後者淪為對前者的重申、確認和補件──對日和約有了“中方代表”。

操控共和國時代的“民國”，正如操控民國時代的“滿州國”，是美日相繼的法西斯勢力以復辟前朝的方式來“分而制之”“以華制華”。美國主導下的對日和約是新舊法西斯彼此承接的“法理”標誌，國民黨一手配合的《台北和約》則是完成這種“法理”標誌的句號。

在《台北和約》裏，敗退台灣的蔣記國民黨圖謀法西斯國家的政治承認，竟以承認放棄對日索賠、確認中日戰爭只有4年、“台灣地位未定論”等作為交換。無論其中哪一樣，都是出賣中華民族的不平等條約。這就足以解釋2024年6月，駐法大使盧沙野指稱台灣當局只是“中國版圖中的一個叛亂政權”。

僭號“中華民國”的蔣記國民黨不是逃出境外的“流亡政權”，而是依賴法西斯外力盤踞中國台灣省的“叛亂政權”，自然無權與戰敗國日本處置“台灣的地位”。日方也在1972年承認並聲明20年前的《台北和約》無效──聯大第2758號決議案已經追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

蔣介石是懼日崇日時代的產物

“中華民國”不僅是在1970年代以後才被國際社會判死，更是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領導下走向自我滅亡──民國繼承晚清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體質，蔣介石與國民黨又始終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維和做派來統治民國，這就是後者只能作為近現代中國文明轉型過渡階段的決定性因素。

到了對日抗戰時期，蔣記國民政府指揮失能、貪污腐敗、派系政治、民生困苦的病灶加速積累，且在蔣介石發動內戰後進一步惡化──蔣介石自毀統治中國正當性的行為在於啓用日軍打內戰，為此還包括縱放岡村寧次。

更令人非議的是，基於“反共”同好，蔣介石是同盟國領袖中鼎力支持日本“國體護持”（保留天皇體制）的人，[2]保留了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根苗。

縱觀蔣介石自1931年以後對待日皇與日本軍閥的諸多政策、協定、宣言和做法，明顯與中國人民對日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目的和成果背道而馳，這就是台灣當局與法西斯國家一道抵制今年九三閲兵的歷史根源！

蔣介石本身是懼日崇日時代的產物。晚清敗於甲午戰爭以後，一門心思向戰勝國日本取經，1904年頒佈的《選派陸軍學生遊學章程》，就明確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為培養基地。後來清政府規定留日學生歸國後直接授予軍官銜，形成制度性人才輸日管道，日方也樂於藉此影響中國。

在辛亥革命前，較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有蔣百里、蔡鍔、張孝準、閻錫山、孫傳芳、何應欽等人。蔣介石也在那時留學日本，不過他是進入陸軍士官學校的預科──東半殖民地戰敗國的學生向先進的戰勝國取經，成為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客觀背景，這種背景直接影響到清末民初的軍事教育體系。保定軍校前九期教官中，多數人擁有留日背景，蔣百里制定的《軍事教育大綱》就以日本陸軍大學的教育模式為參考藍本。

這説明無論“保定系”還是“士官系”，都是當時中國軍事教育日本化的現象。

1910年，蔣介石留學日本軍校期間着和服與同學張羣合影。

即便是聯俄容共的黃埔軍校早期，儘管在政治組織和政工體系方面吸納蘇共模式，可在軍事技術方面仍不脱日本化的影響。比如高級軍事教官有留日背景的何應欽、王柏齡、錢大鈞、林振雄等人；以及早期使用的軍訓教材，很多直接翻譯自日本陸軍教材或沿用保定軍校的日式教材。

如此一來，早期國民黨軍不僅在戰術、炮兵、步兵操典方面深受日軍體系的影響，甚至在“絕對效忠”與“犧牲精神”方面也不免武士道的浸染。但這種源自日本封建幕府的家臣思想，容易導致軍官走向派系化，以及無謂犧牲的決戰模式。

至於地方軍閥如晉系、桂系、滇系的首領和高級軍官，也多選擇去日本軍校鍍金，來增強權力。儘管後來國軍陣營有德系、美系的裝備與顧問加入，但由於更早期的日本化國軍已高升領導位階，於是國軍教育、作戰和指揮體系就形成日系主導的倚外自重的各色拼裝部隊。當國軍與侵華日軍對陣時，在雙方高層看來就成了“師友會”。

兩個戰場的組合與兩種路線的消長

不同於半殖民地高層日本化的國軍拼裝部隊，同時代的共軍特色是結合蘇聯革命經驗與中國農民運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戰鬥實踐。

中共領導層把蘇聯的軍事組織與中國農村游擊戰的需求結合起來，既不同於蘇聯以城市工人為主體的紅軍，也不同於蘇聯工業條件下的陣地戰模式；而是立基於中國農民的軍隊，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發展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游擊戰術。

正是基於中國社會的實際，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系統分析了中日國力、戰爭階段（防禦、相持、反攻）和民眾動員，形成完整的契合中國實際的戰略體系‌。白崇禧將其總結為“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口訣，史迪威也因此肯定共軍有效的抗日戰術。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稱：蔣百里更早提出持久戰。但後者依然是日本軍事傳統中的線式防禦──通過構築連續防線（如戰壕、碉堡、鐵絲網等）來阻滯敵軍進攻，並依靠火力優勢來消耗敵軍，比如“三陽（洛陽、襄陽、衡陽）”決戰思想即是。但以國軍的裝備和訓練水平，若照搬這種日式要塞化戰法，只能是填充、耗損更多人命。

可悲的是，蔣介石打大型會戰與反共內戰就用這套日式戰法，直到今天繼承國民黨反共的民進黨，依然是搞全島要塞化──即所謂“全社會防衞韌性”是也。這種差異源於根本性質的不同：共軍是紮根於人民羣眾的軍隊，國軍是在日本軍事理論下從軍閥體系改造而來的產物，從而決定兩者不同的作戰模式與結果。

共軍是人民軍隊，國軍是建制軍隊，性質決定由國軍擔綱正面戰場的大兵團正規作戰，由共軍充任敵後戰場的小部隊游擊戰。國軍印證了中國“以空間換時間”的抗戰條件，共軍詮釋了中國“積小勝為大勝”的抗戰成果，兩者缺一不可。

然而，面對日本軍國主義工業化部隊的侵略，中日大型會戰是敗多勝少，陣地節節後退，傷亡步步堆高。半封建、半殖民地建制軍隊的線式防禦結構性弱點，比如派系、地緣忠誠、編制變動、人事制度缺陷、補給脆弱、統帥能力參差、穩定性問題等，在大規模、持久性、地域跨度大的戰爭環境中，就更容易顯現與惡化。

與此相對，共軍在敵後戰場進行遊擊與不對稱作戰，在羣眾動員與根據地建設，在兵員補充和情報、滲透能力，以及在對敵牽制與消耗作用方面，無論是心理上、政治上以及戰後正當性上，都贏得極大影響力。畢竟，建制先進的日軍難以應對這種中國草根式的戰法，而對國軍卻顯得自信滿滿。

以抗戰勝利前一年為例，岡村寧次、畑俊六等人敢於發動豫湘桂作戰，就是不把國軍佈置出於己的線式防禦看在眼裏。在8個月內，日軍拿下百餘座大小城市，傷亡國軍逾50萬人，攻陷20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領土，相當於1個白俄羅斯，或者6個台灣省那麼大。這種潰敗甚至動搖了羅斯福對中國抗戰的信心，間接影響雅爾達密約以犧牲中國權益來換取蘇聯參戰。

然而，日方也暴露超過其佔領能力的戰線長度，共軍使用“敵駐我擾”的戰術發起反攻，從而擴大解放區與民兵規模。換句話説，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辯證組成對日抗戰的中國戰場。

但是，豫湘桂正面戰場的潰敗與敵後戰場的反攻也形成一種對比，反映的是國共兩黨抗戰路線的差異──倚賴外援的陣地戰被動防禦，對比羣眾路線的主動遊擊。1943年冬以後，隨着歐洲戰局日趨明朗化，蔣介石自淞滬抗戰以來倚賴英美外力打敗日本的想法就更加失控，進而呼籲美方“歐亞平分論”，成為豫湘桂國軍大潰敗在戰略思想上的原因。[3]

反觀共軍方面，可借用1944年美軍延安觀察組的報告來一言以蔽之：“The Communists are the only truly unified, disciplined, and popular political force in China.”（共產黨是中國唯一有組織、有紀律、真正得到民眾支持的力量。）蔣介石雖然在日記（1944年11月）中寫道：“美軍延安視察團所見者，僅共方作戲，未察其真。”酸味很嗆，但反而佐證該報告的影響力。

《蔣介石日記》原稿

如此一來，國共路線差異由於雙方難以調和的矛盾在對日抗戰中不斷放大，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路線對決和歷史裁決。

以典型的蔣介石中央軍嫡系湯恩伯為例。1944年4月豫湘桂戰役一開打，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湯恩伯潰退出逃，竟被“寧受敵寇燒殺，不願湯軍駐紮”的豫西民眾截擊繳械。抗戰勝利後，湯恩伯積極包庇在豫中會戰一舉擊潰他的岡村寧次等日本戰犯，使後者逍遙法外。內戰失敗後，湯恩伯出賣恩師兼老丈人陳儀，以圖蔣介石垂愛，最終卻以妻離子散、病故日本收場。

曾任南京《中央日報》戰地記者的龔選舞通過一位蘇北老同學之言，回憶國府垮台前夕：國軍為求作戰方便不惜拆毀民居、拉夫徵糧，甚至放火燒了妨礙其視界的整條街巷；而共軍卻是不入民居、有借必還，殷勤做到軍民一家。龔選舞評説，國軍統帥只知軍事理論，成天計算彼此的武裝和兵員，就是不曾算及民心！軍隊失去了民心，“這樣的仗怎麼能打？”[4]

國民黨黨報記者的喟嘆，並非空話。1947年5月，國共兩軍在山東臨沂的孟良崮地區決戰。戰前發生一段馬牧池村婦女們拆下門板，以身為橋墩，組成“人橋”幫助解放軍跨過汶河、奔赴戰場的故事。這種事就沒發生在國軍身上，美械第74整編師全軍覆沒，師長張靈甫陣亡，他的直屬長官就是湯恩伯。

這樣的仗怎麼能打？

蔣介石自知“中華民國已經滅亡”

打不贏內戰，國軍統帥就借用日軍、收編偽軍來反共，這符合蔣介石“反共先於抗日”、“安內重於攘外”的思維與行為邏輯。從岡村寧次到富田直亮的“白團”，從國軍到台軍的日本軍事顧問，已經不是秘密。[5]

為了平衡勾結日偽勢力對國軍抗戰正當性的損害，同時緩解內戰失敗的合法性焦慮，國民黨生成一箇中共“七二一方針”（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1956年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1969年郭華倫的《中共史論》，以及1985年國民黨編輯出版的《中共活動真相》等，都不斷複製這個沒有文獻出處的故事。

白團最後的主要幹部與蔣介石（中）合影。前排右二為化名白鴻亮的富田直亮。《中時電子報》

“七二一方針”的故事源自武漢會戰後，全面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轉向消極，卻在反共表現上頻刷存在感，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就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建構了所謂“李法卿供述‘七二一’的材料”，以便在抗戰成績的輿論上爭取同情和支持。

國共路線之爭從抗戰打到內戰，“七二一方針”的故事也被國民黨轉進台灣。通過反共戒嚴統治和民眾的盲從心理，以及學術包裝下的抗戰史研究，“七二一”成為台灣民眾對中共抗戰的先驗性認知和反共口頭禪。克紹箕裘的馬英九在台北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講話時，就認真複誦中共“七二一方針”的故事來平衡他們被歷史證明的失敗路線。

彷彿中共不抗日，就可以合理化國民黨搞“中華民國台灣化”，或者“兩個中國”。那倒也反證中共若真是抗戰的中流砥柱，就無疑是中華民國的合法繼承者。蔣介石阻止史迪威援助中共抗戰物資、啓用日軍偽軍打內戰的行徑，反而強化中共抗日反殖、獨立自主的正當形象。

中共抗戰路線的實質，是在戰略上建立敵後根據地、實現兵民結合，用減租減息、生產自救來支撐持久戰的物質基礎，再通過教育、組織和動員來形成有效的戰鬥力。在戰術上採用獨立自主的游擊戰、運動戰，主動打擊日軍，而不是消極發展。換句話説，中共的發展是服務於抗戰全域，通過統一戰線凝聚力量，而不是割裂抗戰與建設的辯證關係。

其實抗戰作為全民族的歷史資產，並不是單一政權繼承全中國的法律或制度保證。蔣介石、湯恩伯、何應欽這些半封建時代出身半殖民地中華民國的舊式軍人，並沒有在文明層面上帶領中國人民反殖去殖、為中華民族開創獨立自主新天地的格局和膽識。正是國民黨那種對美日新舊法西斯的妥協、屈服與勾結路線，才更突出中共以人民路線反帝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的價值。

國軍對日抗戰確實犧牲慘烈，海空軍且無投降紀錄。然而，抗戰時期國府領導層日本化的懼日崇日現象，卻是半殖民地國軍部隊投入反殖民戰爭的最大不幸，“曲線救國”的論調也是中華民國作為半殖民地的悲哀。典型的悲哀就是強調國軍抗日傷亡365萬人，大型會戰22次，將領犧牲逾200多人云雲。

這些數據雖能博取同情，卻無法緩解逾50萬建制部隊和近百名國軍將領降敵的難為情，整個民國抗戰時期的附日偽軍甚至比侵華日軍還多！試看《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秦土協定》《何梅協定》，以及未公開或存在爭議的密談等，抗戰期間蔣介石對日本的妥協讓步，曾被學者做出不同解讀，或説“汪蔣通敵一明一暗”，[6]或説“蔣以反共為名來掩護抗日為實”。[7]

無論如何，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國軍民以巨大犧牲換來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台灣光復更得以擺脱殖民地處境。但是，在全國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性質來看，並未根本扭轉殖民地化的命運。

蔣介石不要駐軍日本，不要琉球，不要朝鮮，也不要中南半島，只要反共內戰和行憲當總統。為此他簽訂《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利堅合眾國政府關於經濟援助之協定》，抗戰勝利後的中華民國卻淪為依附美國資本的新殖民地。

面對中國全境對美開放、美商特惠、美軍駐紮、美國人治外法權……中共嚴正拒絕美蔣之間的新不平等條約。國共雙方自北伐、尤其抗戰以來的不同路線，至此只能以一決勝負的方式決定中華民族何去何從。

1949年10月以後，中共帶領被蔣介石掏空資產的大陸人民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自1950年起，抗美援朝、抗法援越、剿匪平叛、金門炮戰、平定西藏、抗美援越、威懾葡萄牙、教訓印度、珍寶島對抗蘇聯，新中國通過20年內外烽火的試煉，才被聯合國正式追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代表性，國際社會才真正認同“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與此同時，承受大陸黃金白銀的台灣卻淪為依附美國的新殖民地，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則是中國內戰遺留的依附型買辦資產階級。換句話説，僭號“中華民國”的台灣當局，本質是中國內戰遺留與國際新舊法西斯勢力合流的產物。1949年日軍顧問團、1951年美軍顧問團、1963年德軍顧問團紛紛駐台，這些無不説明“中華民國”從二戰反法西斯主體走向戰後新法西斯附庸的命運。

正如《中方關於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立場文件》明示， 1949年中國人民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並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也就是説，1945年簽署《聯合國憲章》時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與1949年以後台灣地區所謂“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存在本質區別，後者已完全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無權繼續在聯合國代表中國。

從現代出問題，在歷史找答案。美國新法西斯在九三反法西斯閲兵後挑起“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原因，就是統治台灣地區的所謂“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已然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對台主權。不僅1950年3月，非法“復職”的蔣介石親口坦承“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經滅亡了”；早在1928年蔣介石定都南京時，命名者章太炎就公開説過中華民國已經亡了。[8]

“中華民國未亡人”的認知模型

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格的蔣介石玩起“屍速列車”，強以台灣地區駕馭“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不惜從列強次殖民地升等為美國新殖民地。因此，現代意義的“台獨”政治想象，同樣是中國內戰遺留與國際反共法西斯勢力合流的產物，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與1952年的《台北和約》，就是歷史文證。

正如“台灣民族建構論”學者施正鋒所説，“反中”與台灣自身政治認同的真正來源，是由於兩蔣提供全島性的“中華民國體制”明顯區隔於中國（大陸），到李登輝掌權時更無心與中共競爭中國的正統。[9]也就是説，在“台獨”學者看來，台灣政治走向“台獨化”的真正緣由，是蔣介石撤台後提供的“中華民國體制”使然，而不是一般人被誤導的所謂李登輝如何如何。

既然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已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無權繼續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因此也就無權處置已經歸屬中國的台灣地區，從而説明1952年的所謂《台北和約》，自始就非法且無效。可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林滿紅認為二戰同盟國的戰時宣言並不等同戰後條約，後者如《台北和約》才能確認台灣歸屬“中華民國”。

在親美反共拒統的法西斯勢力框架下，林滿紅與島內政界、學界、教育界的大多數人相同，都屈服於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差別在於林滿紅不但主張1952年的《台北和約》是前者的子法，更強調這對母子賦予“中華民國”國際地位與主權人格。這樣的認知恰恰説明：“中華民國”從二戰反法西斯主體走向戰後新法西斯附庸的事實。

《舊金山和約》是服務於美國主導太平洋反共圍堵鏈的產物，只不過藉口“對日和約”罷了。其用意在改造日本成為美方的反共殖民地與反中前進所，排除中國人民對日抗戰暨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和地位，並獲得國際承認的一場忽悠儀式。其“前言”明示所謂戰後對日和約的時間範圍，是指“太平洋戰爭期間”（during the Pacific War）。

1951年9月8日，美國代表迪安·艾奇遜以國務卿身份簽署《舊金山和約》。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拒絕這種無視近代中日戰爭起自1931年的和約。然而，殖民地性格的蔣介石本着對外“要五毛給一塊”的賣國情操，不但認同《舊金山和約》為母法，更在《台北和約》第四條明確孝敬為：“茲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

如此一來，在“無權代表中國行使國家主權”的蔣介石國民黨集團與日本國代表的和約下，中國對日抗戰是從1941年12月9日蔣介石對日宣戰才開始算數，總計不到4年，比美國人還少一天。

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血拼新法西斯侵略的時候，蔣介石馴從美日以冷戰敍事來取代中國對日抗戰的反法西斯史觀。於是1941年12月以前，九一八、一二八、東北抗聯、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綏遠抗戰、七三一、淞滬抗戰、平型關戰役、南京大屠殺、台兒莊戰役、武漢會戰、百團大戰……全不作數了：中國抗戰淪為美國主導的“太平洋戰爭”的隨從，包括1945年光復台灣。

前台大法學院院長許介鱗説，美日兩國共謀的《舊金山和約》，使日本對同盟國的戰爭賠償被技術性廢止，台灣的戰後歸屬被模糊化。但只要日本選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就一切都好説，於是有了1952年4月28日的日蔣《台北和約》。[10]

許多人説“兩國論”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云云。其實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賴清德等人，個個對號入座“中華民國未亡人”，[11]既無意統，也不敢獨，豈能是始作俑者？

雖説《台北和約》在1972年已被日方聲明失效，但歷史學者林滿紅説：“1952年的中日和約使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國際法上取得台灣的完全主權……這個條約是將台澎交給已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不是在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同時照顧到重視政府遷台的藍營觀點以及以台灣為主體的綠營觀點。”[12]

鑑於林滿紅的觀點與蔣介石的意圖相契合，又能均霑島內藍綠選民，馬英九就在2008年掌權後任命她為“國史館”館長，以強化“台灣-中華民國”論述。儘管馬英九在口頭上反對兩岸“兩國論”，但在行為上卻經常配合不來。正如蔣介石曾在日記裏多次寫下“倭寇”，但在行為上卻十足的懼日崇日，抗戰勝利時如此，內戰失敗後更是如此。

日本人也投桃報李，為蔣介石建了“中正神社”與“以德報怨碑”。有“昭和怪物”之稱的軍國主義者矢次一夫曾説“台獨是日本的分家”，併成為“日台一家親”的牽線人：1957年6月，矢次一夫陪同甲級戰犯兼日本首相岸信介訪台；7月27日，蔣介石發表支持日本為聯合國安理會候補的聲明。1969年，照例連任“總統”的蔣介石還為矢次一夫頒授“中華民國一等獎章”。[13]

蔣介石拿“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來勾結日本軍國主義者，其後才有一幫哈日的孝子賢孫出台，李登輝固不在話下，馬英九吹捧八田與一的口技也不遑多讓。2022年，“滿洲之妖”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繼承被槍斃的命運，蔡英文以為“日本有事就是台灣有事”而降“國旗”致哀，朱立倫沒事找事也學舌降下“黨旗”致哀。

封建性與殖民地性格的歷史殘餘

抗戰勝利80週年，國民黨人揪團赴日本彎腰獻媚，面對大陸則個個高喊對等尊嚴；民進黨人追隨日本天皇説“終戰”，追隨國民黨説辛亥雙十是“國慶節”，還阻止抗戰老兵赴陸參加閲兵式。撫今追昔，説起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真正該降旗致哀的對象難道不是“已經滅亡的中華民國”？畢竟，國民黨抗戰老兵曾經是中華民國合法性的唯一證明。

自1949年以後，自中國人民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並改國號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蔣介石領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的殘餘勢力戒嚴台灣，阻斷台灣迎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時代，並以台灣延續半封建式的半殖民地──“中華民國”。説他封建，是因為蔣氏父死子繼，台灣政治如古代朝廷世襲；説他殖民地，是因為台灣受制於美日新舊法西斯勢力，淪為外力的反中馬前卒。

蔣氏不諱言自己是中國人，只不過為了個人權力慾望，寧願出賣主權給外人，也要在這小小的島嶼坐享帝王般的權力。

1950年6月，蔣介石秘密請求出賣“中華民國”政府與軍隊的指揮權給日本的麥帥總部，以換取指揮權不交給孫立人。[14]對內方面，蔣介石擴大戒嚴濫捕濫殺，包括對吳石將軍案的直接干預。二十多年後，副官錢如標潤滑蔣介石的肛門意外出岔，血流如注，蔣説：“把他給我關起來！”這個漂洋過海隨侍老蔣多年的老錢，就因為沒伺候好蔣介石的屁股而被關5年。[15]

蔣經國雖曾留學蘇聯，後來還是轉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華民國”歸隊，並向反帝反封建的新中國時代再三説不。更糟的是，他在蔣介石沒清理日本軍國主義遺毒的島嶼上搞本土化，直接培育了一連串的皇民化接班人。在脱亞入歐到脱中入北的政治轉軌上，台灣通過本土化、皇民化、民主化的現代封建染劑而淪為親美媚日反中拒統的新殖民地，連自己是中國（人）都不認了。

藉口“民主自由”不認同中國（人），恰恰説明“中華民國未亡人”的封建性與殖民地性格，後者是中華民族進步力量自晚清以來奮起鬥爭與解放的桎梏。

晚清割讓台灣、喪權辱國，是列強殖民性與王朝封建性導致民族弱亂的結果。因此，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對日抗戰、光復台灣、解放全國、抗美援朝、改革開放等反殖反封建運動，其主軸都是“從依附走向自主、從附庸走向主體”。

1927年，北伐戰爭如火如荼之際，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事變。

但是，民族復興運動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蔣介石在北伐中途清黨獨裁，1928年將辛亥雙十節裝置成民國國慶節，塑造革命唯一傳人的黨國體制，開啓日後國共兩黨截然不同的兩條路線：國民黨借“訓政”強化威權統治，延續封建官僚體系；共產黨則通過土地革命和羣眾動員，重構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對日抗戰時期更放大了等候歷史裁決的路線分歧。國民黨的戰略核心從“以空間換取時間”逐漸演變為“以時間換取盟國勝利”，將抗戰的希望寄託在太平洋戰場上美國的勝利，而缺乏獨立自主、積極主動的戰略反攻意志。戰後如蔣介石那般依賴美援和日援，不惜出賣國家主權和歷史解釋權，束手就縛在“太平洋戰爭”敍事框架下的《台北和約》，只不過是慣性使然。

所有的賣國者都愛惜片面的既得利益，而不可能基於全民的生存發展，因為賣國交易無法換來全民的獨立自主。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統治基礎寄託在農村封建地主階級，核心政治權力和金融工商利益則被四大家族等官僚資本世襲壟斷，橫徵暴斂激起民怨，特權固化擠壓民生，加上軍閥、派系等因素進一步分裂國家整合的可能，造成黨國與人民嚴重疏離的巨大鴻溝。

1945年台灣光復，上述依附性、世襲性、特權性、分裂性的國民黨政權來接收台灣，正如他接收大陸各省淪陷區以後一樣：民變紛乘。[16]這種局面，不但激起國民黨內吳石那樣的省外人物拷問自己的良知，更推擠歷經日本殖民統治的省內青年轉向另一條抗戰救國的路線。

省內未竟的第二條反帝反封建路線

郭琇琮、許強、呂赫若、吳思漢，這幾個在當今台灣社會已然冷卻的名字，分別是兩位台大醫師、一位文藝家和一位學霸。他們曾是“光復初期台灣四大才子”，其共同的人生路徑是：抗日→加入中共→白色恐怖→死難於台北馬場町或逃亡中客死。從民族解放到社會解放，他們的殞落，既是白色恐怖的創傷記憶，也是台灣與中國革命血脈相連的證詞。

藍博洲老師為吳思漢做傳記報道説：“每個台灣人尋找祖國的經歷，都是一部千萬行的敍事詩。”1943年，吳思漢跳級考入日本京都大學醫學部。次年，他穿越朝鮮半島再過鴨綠江，由東北而華北，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然後繼續曲折南下，終於在1945年年中抵達重慶。

在日本殖民統治加上皇民化教育的環境下，大多數台灣青年只略聞蔣介石與國民黨領導中國抗戰，他們並不知道還有共產黨與延安，也不明白中國抗戰有兩個戰場與兩條路線。但他們都明白的是：作為民族解放的對日抗戰，欲求台灣的光復，必先求大陸抗戰勝利。直到親歷抗日戰場後，他們才覺悟：這是一個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雙重革命的大時代。

吳思漢、鍾浩東、李友邦、林正亨、張志忠、林如堉等一眾知名與不知名的台灣青年，都犧牲於這種抗戰覺悟之下。台北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檔案數據庫）收錄超過13,000筆政治案件資料，被處死（含槍決、獄中死亡）約3,000–4,000人，其中本省籍約85- 90%，外省籍約10-15%；被判刑監禁（含無期、有期徒刑）約10,000-12,000人，其中本省籍約70-75%，外省籍約25-30%。

也就是説，在1950年代“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反共肅清，本省籍受難者總數約佔8成。這種懸殊比數，竟成為“台獨”政客見獵心喜的歷史資本。

在美軍圍島駐島的環境裏，全國反殖反封建的解放進程止步於台海。本省進步青年被肅清，外省來台工作者被斷絕，封建性與殖民地性格殘餘的“中華民國”被代稱為中國，白色恐怖被解釋為中國人（外省人）壓迫台灣人（本省人）。扭曲的族羣創傷記憶，自此成為分離主義者反中拒統的心理背景。多年以後，抗戰以來的兩路之爭、兩黨之爭扭曲為族羣之爭，再扭曲為“兩國”之爭。

追本溯源，當今台獨或獨台政治想象的來由，是中國內戰遺留與美國新殖民主義共同作用的結果，並集中表現在蔣介石1949年撤台以後反共戒嚴的“中華民國體制”。

只有從對日抗戰時期的兩條路線梳理下來，才能理解抗戰的兩個戰場與雙重領導權的客觀存在，也才能理解台灣光復需要兩個歷史階段的客觀事實。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

台灣光復的兩個歷史階段

對於台灣，民國時期的歷史貢獻是在軍事上與法理上光復台灣，貢獻的主體是台海兩岸人民。換句話説，中華民國光復台灣，是中華民族自晚清以來反帝反封建的第一個歷史階段。

然而相應於法西斯與殖民主義升級，以及中國內部兩條路線之爭的最終解決，台灣有待再次光復。台灣再光復的意義是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新標誌，這將包括軍事文明、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經濟與生活文明。

從文明史的角度看：當前台灣的“西式選舉民主”是殖民依附式現代化；大陸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自主現代化的實驗成果。

整體來説，台灣政客常講的“主權”和“民主”只能是選舉語言，其高度還沒超過1895年的“日本總督府”，那正是殖民依附式現代化的悲哀。自1949年懼日崇日的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代表蔣介石撤台以來，總督府始終是號令全島的政治中心。蔣介石死後50年來，台灣地區領導人直選30年來，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敢於汰換那面政治天花板。

台灣光復80年後，其政策選擇與防衞佈局完全被美國的戰略架構和利益需求綁架，所謂“民主自由”的實質是美式意識形態輸入體系的延伸，而不是自主政治的實踐──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必然要訪問美國，其就職演説必然先經美方審核，猶如民選的兒皇帝。

台灣光復80年後，產業鏈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科技分工體系，半導體等科技主權受制於跨國資本與外部市場，經濟結構是殖民地式的“單一出口導向＋外資依賴”。社會上階層固化，裙帶政治與家族媒體勢力盤根錯節。知識與文化高度依附外部論述體系，對本土歷史與中國整體文明的斷裂性嚴重。

換句話説，台灣賴以拒統的“民主自由”形式上進步，實質上兼具封建依附性與殖民依附性，形成一種“半現代半封建、半自主半殖民”的矛盾結構。這種結構性缺陷長期耽誤台灣人的正常發育，使台灣成為全國的智力窪地與道德窪地──畢竟大陸在反封建與反殖民的雙重革命路線上已經邁入新時代。

改革開放後，大陸以國家力量引導市場，來防止資本取代貴族成為新的封建勢力。這種現代化並非資本主義式的封建嬗變，而是以國家力量為主導的制度反封建化。同時，大陸避免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中成為附庸，並選擇以“中國方案”回應現代化。比如“一帶一路”，反映的是一種後殖民時代的平等共生觀，拒絕再被西方中心體系吸納或規訓。

這樣看來，中國抗戰以來的“兩條路線”不僅是抗日與內戰的並行，更是“兩種文明路徑”的交鋒：一條延續封建與殖民依附，最終導向人民與國家對立或分離；一條突破封建與殖民束縛，最終形成人民主體的現代化國家。歷史證明民國是民與國各行其是的階段，而人民共和國是民與國共和的文明進程。

作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台灣還處在第一條路線落後的殘餘的歷史階段，這就是台灣再光復的理由。

註釋：

[1]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第75頁。

[2]據前台大法學院長、東京大學法學博士許介鱗揭露，蔣介石負責修改波茲坦宣言後半段，暗含保留日本天皇制的伏筆，並將此情報傳達給日皇裕仁，見許介鱗着《台獨脈絡記》，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56~58、69頁。

[3]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9月，第277-278頁。

[4]龔選舞着《龔選舞回憶錄》，北京：世界圖書出版，2012年3月，第224-225頁。

[5]比如日本駐蒙古陸軍司令根本博（中文化名林保源），1949年8月任湯恩伯軍事顧問，為中華民國陸軍中將，同年10月指揮金門古寧頭戰役國軍部隊。日本陸軍少將富田直亮（中文化名白鴻亮），1950年2月任中華民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後升為中華民國陸軍上將。前日本自衞隊統合幕僚長巖崎茂，任台灣行政部門顧問，參加2025年6月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主辦的“台海防衞兵推”，扮演日本組角色，模擬美日同盟如何介入“台海有事”。

[6]比如汪榮祖、李敖。

[7]比如前李登輝舊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

[8]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初版，台北市：商業週刊出版，1995年4月，第792-793頁。

[9]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6月初版，第80-81頁。

[10]許介鱗《台獨脈絡記》，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108-111頁。

[11]“中華民國未亡人”原是李敖諷刺余英時的用語，這裏借指繼承蔣介石操弄“中華民國”以玩法弄權、謀取私利的政客、學者和媒體人，及其盲從無知、人云亦云的信眾。

[12]陳儀深、許瑞浩《林滿紅女士訪問記錄》，地點：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時間：2024年4月8日、5月15日、6月3日。

[13]許介鱗《台獨脈絡記》，台北市：人間出版社，2019年7月初版，第103-104頁。

[14]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初版，台北市：商業週刊出版，1995年4月，第854頁。

[15]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初版，台北市：商業週刊出版，1995年4月，第858頁。

[16]比如台灣的二二八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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