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掉幻想，東南亞正擺脱依賴，學習適應後美國時代”

【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直到不久前，馬來西亞男裝設計師邦·扎伊納爾·哈倫（Bon Zainal Harun）還在向美國出口定製西裝與正裝。但今年夏天，美國總統特朗普濫徵關税，已經基本將他擋在了這個市場之外。

在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旗下子刊《本週亞洲》（This Week in Asia）採訪時，扎伊納爾説，“價格上漲可能會擾亂業務。我們只能主動求變，保持競爭力。”

據港媒25日報道，特朗普政府對馬來西亞進口商品徵收19%關税，這對該國規模雖小但利潤豐厚的服裝行業造成了尤為嚴重的打擊。

馬來西亞紡織製造商協會的數據顯示，2023年馬來西亞對美服裝出口額約為13.9億林吉特（約合人民幣23.44億元），2024年增至16億林吉特（約26.98億元），但今年前8個月裏，這一數字僅約為9.98億林吉特（約16.83億元）。

相比服裝行業，美國關税對馬來西亞電子和半導體行業的影響將更大。去年這兩類產品出口額約佔該國出口總額的40%。馬來西亞政府預計，關税將使本國經濟增長率降低約1個百分點，2026年增長預期將降至4%至4.5%。

馬來西亞的關税率，在東南亞國家中尚屬較低水平，泰國、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也適用這一税率；而老撾、緬甸等該地區最貧困的國家，則面臨高達40%的税率。

不過，隨着最初的衝擊消退，《南華早報》注意到，東南亞地區的中小企業正經歷一場“漫長的告別”：儘管並不情願，但它們大多正在放棄幻想，重新調整佈局，逐步擺脱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為更長遠的未來做準備。

對許多企業而言，這意味着轉向內部市場：開拓距離本土更近的新市場、壓縮利潤空間，同時降低對關税的暴露風險。

“無論有沒有關税，服裝總能賣出去，”心態樂觀的扎伊納爾説，“我的建議是聚焦本土和區域市場。在時尚領域，再高的價格也有人消費，我們只需在設計和營銷上多花些創意。”

一家越南工廠內，工人正在熨燙衣服。

報道指出，在整個東盟地區，中小企業正學習適應所謂的“後美國貿易時代”。儘管有人相信“美國買家不會完全消失”，但幾乎沒人再幻想過去的貿易秩序會迴歸。

以越南為例，出口商正採取“去風險”策略，減少對美國等波動市場的依賴。

在這些市場，關税變動、匯率波動都可能讓利潤一夜蒸發；而特朗普反覆無常的關税政策，更讓美國市場徹底失去可預測性與穩定性，迫使企業不得不轉變重心。

“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小企業來説，維持穩定的現金流至關重要，”F&B Investment & FoodEdu Academy的董事長Hoang Tung補充説，“越南有超過1億人口，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也是我們公司的發展方向。”

眼下越南製造業需求激增，該國預計，儘管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但憑藉新合作伙伴與多元化出口，明年經濟增長率仍能達到10%，確保生產線持續運轉。

美國關税同樣衝擊着在東南亞外包生產的美國企業。

範斯（Vans）、北面（The North Face）、添柏嵐（Timberland）等品牌的母公司威富集團（VF Corporation），在越南、印度尼西亞、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老撾、菲律賓共設有30 家工廠。東南亞已成為其最關鍵的生產基地之一，供應近40%的產品。

但如今，VF Corporation不得不承擔曾經通過外包轉移的成本上漲與物流難題，預計明年從東南亞進口服裝和鞋類的成本將額外增加2.5億至2.6 億美元。

“這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情況，整個行業都受到了同樣的影響，”首席執行官布拉肯·達雷爾（Bracken Darrell）在7月底的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我們將保持靈活性，從定價、成本控制和工廠搬遷等角度，更敏捷地應對各種必要調整。”

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分析師賈伊迪普·辛格（Jaideep Singh）直言，幾乎沒人認為美國的貿易政策方向會在短期內逆轉，而且這些關税措施也“不太可能在特朗普政府任期結束後立即取消”。

他告訴港媒，“世界各地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正將特朗普的貿易政策視為美國貿易行為整體轉變的一部分，予以常態化看待。”

或許正因如此，對於本週日特朗普出席東盟領導人峯會，外界並未抱有過高期望。據港媒報道，東南亞地區的中小企業只希望，他此行不會新增限制措施，或強迫當地開放市場給美國商品，以免給本土經濟造成進一步損害。

報道同時提到，東盟各國領導人已為特朗普來訪可能引發的風波做好準備。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預計將謹慎行事，力求避免因貿易或東盟與中國的關係而引發公開衝突。

特朗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內僅出席過一次東盟峯會，即2017年在菲律賓舉行的峯會。然而，當時他的表現，加深了外界關於“美國對東盟缺乏興趣”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東盟向其最大貿易伙伴中國靠攏。

資料圖：2017年11月13日，菲律賓馬尼拉，第31屆東盟峯會開幕，美國總統特朗普等與會領導人拍攝全家福。 視覺中國

“最好的情況是，馬來西亞成功舉辦一場平穩、平衡的峯會，既能展現東盟的團結，又能在貿易和區域合作方面取得切實進展，”諮詢公司Penta Group的亞太區合夥人肖恩·巴拉吉里什南（Shawn Balakrishnan）説，“但最壞的結果可能是出現公開衝突或即興言論，蓋過峯會議程，引發市場恐慌或與中國的外交摩擦。”

全球諮詢公司羅蘭貝格（Roland Berger）的東南亞區管理合夥人約翰·洛（John Low）也表達了擔憂，“最壞的情況是，尖鋭言論或突發政治鬧劇蓋過峯會本身，這可能會加劇主要合作伙伴間的關係緊張，甚至強迫東盟成員國選邊站隊。這會擾亂市場，還會削弱該地區展現團結的努力。”

“吉隆坡的會談，將為未來數月東盟經濟體與美國的互動定下基調，”洛進一步表示，“如果東盟能提出一個清晰且協同一致的經濟願景，強調開放市場、韌性與互利，或許能緩解潛在貿易摩擦，重新吸引投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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