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毛澤東70年前的戰略預見:“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趕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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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茂松】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了制定“十五五”規劃的建議,“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意義,在文明論、政治學的雙重視野下能得到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首先是要理解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政策連續性,理解具有現代化特質的五年規劃的階段性、連續性特點與中國文明“時位中”文明原理的高度契合,進而理解“十五五”承前啓後、全面發力的居中決定性階段的關鍵作用及其背後的中國文明原理。
一、毛澤東的15個五年計劃趕上美國的戰略預見:五年計劃(規劃)一以貫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連續性及其“時位中”的中國文明原理
五年計劃(規劃)的目的高度明確,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毛澤東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於現代化的理解,不僅是要將中國建設成為工業國,同時還要有現代的新文化。
早在70年前的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就在《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做出在今天看來極具前瞻性的預見,他説:“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一億多人口,我國有六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許75年,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60年後的2014年,中國購買力平價超過了美國,而今年正是制定十五五規劃之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一以貫之的主題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中國建立後,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共產黨一共編制了五個五年計劃,每五年規劃、部署、實施階段性的現代化發展任務。1951年“一五“計劃開始着手製定,第一個“一五”計劃的特點是邊制定,邊實施。“一五”計劃從1953年開始實施。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五“計劃草案決議,7月30日全國大會議審議通過“一五”計劃,編制“一五”計正式劃結束,“一五”計劃實施時間為1953年-1957年。

1954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切為了實現國家的總路線》
“一五”計劃着重於我國的工業大布局,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起了重大作用。“一五”計劃針對過去舊中國工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而造成沿海與內陸、東部與西部極大不平衡的弊病,將156項工程中的很多工程放在西部,並將交通大學主體西遷到西安,從而極大改變了東西部工業發展的不平衡。“二五”計劃繼續以重工業建設為中心,而“三五”計劃則在“二五”計劃發展重工業為中心的基礎上,以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為發展順序,“四五”計劃的任務是戰備,“五五”計劃的目標則是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戒化。
新中國在學習、消化蘇聯老大哥的五年計劃並制定自己的五年計劃過程中,不是簡單照搬照抄,而是具有高度的主體能動性與創新性,充分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具有中國特點。一是不同於蘇聯只單一注重中央計劃,而是強調要同時發揮中央與地方的兩個積極性;二是不同於蘇聯只單一注重重工業,而是在發展重工業的基礎上,在“三五”以農、輕、重為發展順序,在“五五”更是以工業反哺農業,發展農業機械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前五個五年計劃可以説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對“十大關係”的把握。
前五個五年計劃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為目標,通過前五個五年計劃,中國建立了初步的完整的工業化體系。從“十一五”開始,“規劃”一詞取代了“計劃”,顯示了市場活力與政府積極有為的二者相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他多次強調:“規劃科學是最大的效益,規劃失誤是最大的浪費,規劃折騰是最大的忌諱。”五年規劃集中體現了舉國體制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它屬於錢學森所説的複雜巨系統,要求整體大局觀,統籌兼顧不同領域、不同部門、不同區域、不同層級,各類各級規劃形成規劃體系。制定規劃之前需要進行大量調研,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 制定規劃的過程也就是決策過程,習近平總書記對“十五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規劃制定、實施後,還要有動態調整以及監測、評估、追責。

二十屆四中全會會場 央視新聞
從“一五”到“十五五”,我們一方面看到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政策的高度連續性,同時也看到每一個五年計劃(規劃)的制定都因應當時國內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而做出高度的動態靈活性的回應、調整,這正是與時俱進的“時中”智慧。從2018年以來,美國不斷加碼對我國的技術管制與脱鈎斷鏈,科技安全、產業安全、經濟安全等各種安全變得空前重要,從“十四五”規劃開始,統籌發展與安全寫入五年規劃中,近年來科技、產業變革加速度發展,這成為五年規劃的重要內容。
從政治學的視野來看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充分體現了中國新型舉國體制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的重要政治優勢。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其保持連續性是大一統的連續,保持大一統同時需要文化思想與政治兩方面的組織動員。中國一直保持大一統的大國政治,同時也是舉國體制,只不過傳統中國是農業文明的舉國體制,而新中國與新時代分別是工業文明與數字文明的舉國體制,領導這一體制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五年規劃體現的舉國體制的階段性部署、階梯式遞進、承前啓後的政策連續性特點,乃是因應新中國實現現代化、成為工業國的目標的現代創新。從第一個五年規劃開始,我們黨在領導我們國家和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基於當時形勢的動態認識而制定新的任務,這種階梯式遞進充分體現了戰略制定的預見性以及規劃實施的決心、耐心以及強大的組織力、意志力、執行力,這是隻有中國這樣具有舉國體制的文明傳統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大黨、強黨才能在當今世界唯一做到的。五年規劃的科學制定與連續實施,是一體兩翼、缺一不可,都需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舉國體制的高度組織動員力,需要調動、發揮中央各部門、地方省市縣以及全社會的主體性與積極主動性。
五年規劃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大戰略,這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牽引下的戰略設計、戰略管理。中國共產黨的五年規劃所體現的大戰略思維,也是深深植根於中國文明傳統。
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的《五經》之首的《周易》完全是系統、整體思維,在系統、整體的戰略中強調“時位中”。《周易》六十四卦的順序就是社會秩序的演化過程,以代表天地創生的乾坤二卦開始,以開放性的既濟、未濟二卦結尾,其中一以貫之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即“生生不已”的價值理念。《周易》每一卦由上下六爻組成,六爻從下到上、從內而外發展演進為完整一個卦,每一具體的爻既受卦的整體的規定,同時又對卦的整體產生影響。每一爻既代表位,同時也代表時,時、位一體,其中的行為選擇強調“時位中”。
五年規劃體現的舉國體制的階段性部署、階梯式遞進、承前啓後的政策連續性特點,正是深深植根於中國文明傳統“時位中”的文明原理。
五年規劃既是一以貫之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連續性的戰略,同時具體的政策設計又因應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而做出“時位中”的實事求是的設計,每一個分階段的五年規劃,都各有其重點任務,抓住主要矛盾。
二、“十五五”規劃承前啓後、全面發力的居中決定性階段的關鍵作用及其背後的中國文明原理
1. “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決定性進展“深刻體現了中國文明原理。
黨的二十大明確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這需要分階段有步驟推進。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續奮鬥。“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地位。
“十五五”時期一方面“承前”,即承接前五年的“十四五”——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徵程實現良好開局,另一方面又將在五年後“啓後”,即十六五時期的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文明原理既注重慎初、善始與收官的善成,同時也極端重視在起始階段與結束階段之間的中間階段,正如《周易》之道重視代表初始的初爻與代表最終結果的上爻,同時尤其重視中間階段的精進奮鬥具有的決定性作用。《周易》九三爻的爻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就是最為體現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繫辭傳》説”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這是説要明白事之始終,一定要充分結合中間階段來整體、全面看待。
正是基於中國文明原理極端重視中間階段的精進奮鬥,我們才能更深刻、全面理解公報中提到的“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以全面從嚴治黨為根本保障,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確保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這段表述。
“決定性進展”體現了“十五五”居於“十四五”與“十六五”的中間階段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的“決定性進展”的歷史階段意義。這段表述提到的“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刻體現了中國文明“執兩用中”的思維。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一方面體現了在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相互交織下,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在新徵程上經濟建設的新特徵是高質量發展。
三個根本中的“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體現了高質量發展要靠創新為根本動力,而創新必然與改革是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目的不是別的,是以人民為中心,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最根本的需求所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堅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核心力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正因中國共產黨擔負的責任之重,所以中國文明傳統強調的“嚴於求己”就是空前的,全面從嚴治黨就是根本保障所在。
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要求“實現質的有效提升”,但同時中國作為超大規模人口大國,若只片面強調質,而不強調“量的合理增長”,比如就業就會受到影響,一些社會問題就可能會在量的停滯中而暴露出來甚至激化。而有量的合理增長,則這些問題就會在量的增長過程中自然解決。“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根本上也是執兩用中的思維。
“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一方面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不同於過去西方現代化帶來的單向度人與資本主義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堅實步伐”與“決定性進展”的表述都體現了十五五居於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個五年計劃中居於中間階段的特點與特殊性。
2.公報對於我國優勢的認識,充分體現九三閲兵後對於“知己”所達到的新高度
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公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更加彰顯”四字體現了九三閲兵以及近期中國對於美國的有力、有效反制而達到“知己”的新高度,在面對大變局、困難挑戰時,唯有高度的“知己“,才能充滿信心地真正辦好自己的事。

九三閲兵 央視新聞
3.六個堅持的原則體現“執兩用中之道”
“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六個堅持的原則充分體現了“執兩用中之道”,“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人民至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構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慼與共的共同體關係;“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充分體現了政府與市場二者的執兩用中,“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同樣體現在大國博弈空前加劇下對於發展與安全二者之間的執兩用中關係。
高質量發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而全面深化改革是為了更好地高質量發展,二者雖未直接體現為執兩用中的關係,但二者卻有深刻內在關聯性。
4.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之“五力”顯示我們對國家實力認識的深化
公報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實現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五力”顯示了我們對國家實力認識的深化。首先是認識到經濟實力與科技實力的相互支撐、相互轉化關係。有了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若不能轉化為國防實力,若沒有國防實力的支撐,則會像世界上一些沒有強大國防支撐的經濟大國、科技大國一樣難逃被霸權霸凌的命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缺一不可,四者共同構成了綜合國力。綜合國力還存在是否能善加利用綜合國力的問題,也就是綜合國力要最終轉化為國際影響力,五力共同構成了文明大國之為文明大國的整全性,中國歷史上作為“禮義之邦”根本上乃是傳統農業文明時代大國五力的體現。
三、十五五規劃“時中”之“用”
“十五五”規劃充分體現了“時中”的具體之“用”,包括對於數字文明時代智能化、更高維度復興農業文明、建設海洋文明等的預先規劃。
1.公報提出的“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體現了對於數字文明時代智能化的發展大趨勢的深刻把握。
2.“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新需求”與“新供給”的執兩用中之道。
公報將投資於人與投資於物放到同等重要的高度,凸顯了對於“人“的重要性的新認識;正如毛澤東所説“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對於人的重要,利用舉國體制,激發所有人的主動參與性,正是中國文明的顯著特點,是中國文明能夠“可大可久“的關鍵。
3.全會第一次提出“推動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這是”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在重新認識農業文明的文明意義上更高層次復興農業文明的生活方式支撐所在。
4.“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體現了建設海洋強國的追求。
將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與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做比較,可以發現“加強海洋開發利用保護“是新增加的內容。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建設海洋強國,需要”關心海洋,認識海洋,經略海洋“,”我國既是陸地大國,也是海洋大國“,擁有廣泛的海洋戰略利益,中國正在成為海洋文明大國。
5.公報深刻把握了社會主義文化與中華文明的深層關係以及與數字文明的融合。
全會提出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升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這是將社會主義文化、中華文明與數字文明融為一體。
6.“暢通社會流動渠道“與”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糾紛“體現了對大變局時代的社會的深刻認識,體現了對於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的堅持。
社會主義對於平等的本質要求,必然要堅決反對階層固化,而很多矛盾糾紛的深層原因正是階層固化。
7.“邊鬥爭、邊備戰、邊建設”,這一戰略思想深刻體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國博弈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劇,以及國際與國內兩個大局相互交織、相互影響的複雜局面。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對於戰爭的新規律,各國都在進行深入的研究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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