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學習中國,而非懲罰它”,德媒的這番自我批判有何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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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下週一和週二,本是瓦德富爾(Johann Wadephul)訪華的日子。然而,這位德國外長的首次中國之行卻被臨時取消了。德方公佈的理由是:中方除了外長王毅接見之外,沒有“確認”其他任何會商安排。
言外之意就是,議程太單薄,涉及不到德方的“核心關注”(稀土、半導體、自由航行等)。大白話就是:這樣去中國,去了也白去。於是,德國外交部發言人給自己搭了個台階,稱“訪問將延後進行,外長將與中方電話溝通”。
按照外交常識,領導人出訪前雙方團隊會對議程、時間、規格等進行充分溝通。如果出現“情況”,一定有具體的事由,只不過,有的事由能説,有的則難以公示,只得用“外交辭令”來圓場。
這次瓦德富爾訪華未成行的原因,他本人應該心知肚明。説實話,筆者日前獲悉他將訪華時很詫異,也不理解中方為何還要接待這位上任後“利用任何機會不遺餘力對華髮表不友好言論”的德國外長。
特朗普以武力和關税對他國進行公然訛詐,荷蘭政府明搶豪奪中國產業,歐美準備挪用他國資產援烏,以成千上萬加沙平民的生命代價來換取地產項目落地,日前舉行的歐盟峯會正在摩拳擦掌地準備對中國的稀土管控政策採取所謂“核選項”反制措施(《反脅迫工具法案》)……
在西方國家及其領導人已墮落到可以“赤膊上陣”“瞞天過海”“明火執仗”的今天,中國的以禮相待恐怕不會打動維京後人,或許還容易讓人聯想到“東郭先生”。

“焦點在線”: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左)和資深媒體人施泰因加特(右)德媒截圖
施泰因加特(Gabor Steingart)屬於為數不多的批評本國對華政策的德國資深媒體人。10月23日,他在“焦點在線“(Focus-Online)上發表評論,題目是《懲罰而非學習:瓦德富爾延續貝爾波克的道德化對華路線》(Strafen statt lernen: Wadephul setzt Baerbocks moralisierenden China-Kurs fort),對德國政府的中國政策進行了一次”清算”。
施泰因加特到底説了啥?
施泰因加特開篇單刀直入,明確指出瓦德富爾繼承了前任貝爾伯克的對華“道德化批判立場”,他認為其實有一種更好的策略:鑑於中國展示出來的持續發展經濟的能力,德國應該“向中國學習,而非懲罰它”。
他批評德國現任外長在對華關係上“找不到調,踩不到點”(findet nicht den richtigen Ton),與布倫塔諾、勃蘭特和根舍這些備受世界尊敬的德國外長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他寫道:正因如此,當瓦德富爾這次出訪中國時,本國最重要的企業領袖選擇留在國內,而北京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也都“另有要事”。
他指出,德國駐華大使日前之所以被中國外交部召見,正是因為瓦德富爾行前居然聲稱“中國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以此證明自己霸權野心的合理性。” 這一表態令友方與對手都感到不解,因為這一指控毫無證據。
他強調,中國本身如如不動,變的其實是我們所處的世界和我們的“西方視角”:
過去,中國人是我們的夥伴;如今,他們是我們的戰略競爭者。
過去,我們欽佩中國;現在,我們害怕中國。
過去,我們只知他們的產品有成本優勢;如今,我們才驚覺自己已受制於人。
過去,我們希望幫助它發展,從而為我們的商品提供市場;現在,我們試圖阻止或至少減緩它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步伐。
他繼續分析道:“我們現在不再覺得中國有用,而是覺得它危險。因此,歐盟仿效美國,繼續對中國徵收更高的關税。這種政策不僅傷害中國,也損害西方利益——從貿易數據中可見一斑。畢竟,德國和中國都是出口大國。
施泰因加特認為更理智的做法是:不要盲從“華盛頓政治工廠”(politische Fabrik von Washington)製造出來的“時尚”。或許,我們還能向中國學到點什麼。”

近日,荷蘭“強搶”中資控股的安世半導體引發芯片斷供,德國大眾汽車準備暫停生產部分車型。圖為德國薩克森州茨維考的大眾工廠。
他例舉了以下五個可供德國借鑑的領域:
一、電動汽車
2025年上半年,中國純電動汽車(BEV)在新車市場的普及率接近50%,首次佔據一半市場份額。相比之下,德國的新車中僅有18%為電動汽車。當特斯拉以高價車型“自上而下”地重塑市場時,中國則以平價產品“自下而上”地顛覆了格局。
二、市場經濟
二戰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曾是個饑荒頻發的貧窮農業國。鄧小平推行市場化改革,擺脱了意識形態束縛。到21世紀初,中國佔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近3%,位列全球第七大經濟體。25年後,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花旗銀行預測:“中國的GDP將在2030年代中期超過美國。”
三、產業政策
中國共產黨並未盲目依賴市場經濟。其強勁的增長得益於“私人市場活力+國家產業政策”的混合模式。正如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基爾(Joel Mokyr)、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和霍威特(Peter Howitt)所指出的那樣,中國並非補貼過去,而是投資未來。國家有針對性地支持關鍵科技,組織實現它所需的原料和資源(如稀土戰略)。中國政府將“創新驅動發展”定為國策,堅持“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創新是增長的最強動力。”
四、國家資源戰略
中國有天然優勢,擁有全球已探明的最大稀土儲量,並懂得將其運用於對外談判,尤其在特朗普發動的關税戰中表現突出。中國實施出口限制後,特朗普威脅要中斷與習近平的談判,並加徵100%關税,但48小時後他不得不退縮。彭博社記者K. Oanh Ha在播客《The Big Take Asia》中評論道:“特朗普的退讓證明,稀土武器是真正值得畏懼的籌碼,它讓中國在與美國的貿易戰中佔據了重大優勢。”
五、貿易政策
儘管美中貿易戰仍在持續,但中國今年仍有望繼續保持“出口冠軍”的地位。憑藉近一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廉價商品——如Shein與Temu的產品——正在湧入西方市場。有些人認為那是威脅,但也有人認為:歐洲和美國的消費者根本離不開這些中國產品。
結論:對中國,西方不應敵視,而應好奇。如今,連哈佛肯尼迪學院都在課堂上研究“中國模式”,譬如“發展中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可以向中國學什麼?”
最後,施泰因加特還詼諧地建議瓦德富爾“悄悄混進課堂裏去聽講,這對他本人和德國出口產業的根本利益都有好處”。
德國背離“務實外交”是沒有籌碼的表現
默克爾之後,德國的外交政策經歷了“現實利益” 被“道德捆綁”取代的深刻轉變。這種轉變並非偶然,而是西方日漸衰退大背景下“制度自信”與“現實焦慮”之間的矛盾日趨嚴重的體現。
德國的對華政策——無論是帝國時期,一戰前後,還是冷戰後期——其主線始終以現實利益為基準,這是由這個國家的地緣位置和歷史遭際所決定的。德國人的民族個性中雖然有“重道德”“認死理”的特性,但外交“道德化”在德國曆史中卻是個“異數”。
默克爾執政晚期,也就是從社民黨的馬斯(Heiko Maas)擔任外長開始,德國外交的意識形態色彩趨濃。到了上屆“交通燈”政府,外交部被綠黨把持,貝爾伯克將“白左”那套“政治正確”理念生硬地植入外交領域,致使德國對外形象的分裂:一派是以綠黨為代表的所謂“基於價值觀的外交”,強調人權、氣候倫理與制度優越性;另一派則是以企業界和務實派學者為代表的“接地氣外交”,主張與不同制度的國家進行理性互動與戰略合作。
施泰因加特的這篇評論文章,正是後者的代表性聲音。它不僅在批評政府死板偏執的外交作為,更是在質疑一種思維模式。“懲罰而非學習”(Strafen statt lernen)揭示了西方的一個新“症候”:面對中國時,它已失去昔日那種“學習型自信”,轉而靠“評判式道德”來聊以自慰。
遺憾的是,德國今年的政黨輪替並未帶來觀念轉變。新任外長瓦德富爾雖然不再高舉“道德”大旗,但在對華政策中卻非理性地誇大“制度對手”帶來的“威脅”,反常規地將“自身功課沒做好”的原因歸咎於中國。在不久前的亞洲之行中,他對中國的攻訐到了毫無邏輯的地步。
今日之德國外交表面上以“原則”為名,實則是一種“道德防禦機制”,也就是在經濟增長乏力、社會焦慮上升的背景下,政治精英需要一個外部“目標”來投射內在的無力感。中國恰恰成為了這種心理機制的理想對象。
換而言之,這種變化的實質是德國和西方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劣勢漸顯。隨着中國在新能源、數字化和製造業領域的崛起,德國的傳統優勢地位受到挑戰。於是,政治話術逐漸由“共贏式合作”轉向“競爭性防範”。這不是道德覺醒,而是源自失去競爭信心後的心理性防禦。
“懲罰而非學習”的隱喻
施泰因加特本人是德國新聞界的老兵,他深知“輿論”與“政治”之間的共生關係。
德國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時,往往在兩種情緒之間擺盪:一種是冷戰式的“威脅敍事”,另一種是自我安慰式的“道德敍事”。兩者實則共享同一邏輯:通過貶低對方來重建自我優越感。
這種媒體邏輯具有強烈的市場效應:焦慮、恐懼和道德義憤都是最容易被傳播的情緒,因此“批評中國”的新聞比“研究中國”的報道更能吸引讀者的眼球。就這樣,公共輿論逐漸固化為“認知戰場”,理性的分析空間被情緒化言論漸漸吞沒。
施泰因加特的文章可被視為對這種媒體慣性的反諷:他提醒公眾,“我們曾經敬佩中國,如今我們害怕中國;我們不再學習,而開始懲罰。”這些話其實未必就是對中國的讚美,而是對德國自我心理狀態的診斷。
從更深層看,“ 應該學習而非懲罰中國”這句話不僅是一個政策建議,更是一種“文明學”上的自我反思。
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一直以“普世價值”的敍事框架解釋世界秩序。然而,當中國以不同的制度路徑實現現代化時,這一敍事體系開始動搖。當西方發現自己正面對一個“非西方的成功故事”時,便陷入了認知混亂:如果對方在不採用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也能繁榮發展,那麼西方的制度優越性就失去了依據。
於是,“懲罰”成為維持敍事權威的手段。關税、制裁、技術壁壘——這些措施在經濟上或許效果甚微,但在心理上卻具有象徵意義,因為西方政治精英們認為他們能重新營建“我們依然掌控道德制高點”的幻覺。
施泰因加特以冷峻的筆觸指出,這種“道德防禦”反而暴露出西方的戰略短視。真正的力量不在於懲罰,而在於理解,理解一個不同的現代化路徑,理解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文明體系 —— 用他的話説就是:“更明智的做法應該是學習”(“Bekömmlicher wäre es, wir würden lernen.”)。
德國今日的外交處境複雜:在安全上依附美國,在經濟上依賴中國。美國的戰略目標是“遏制中國”,而德國的經濟現實是“離不開中國”。這種內在張力導致德國的外交言行出現矛盾:一方面高舉道德旗幟,另一方面又默默維持貿易聯繫。
瓦德富爾延續了貝爾伯克的道德姿態,又沒學會默克爾時代那種平衡術。施泰因加特的批評正是針對這種失衡——當道德修辭佔據外交基調時,經濟理性和地緣現實就被邊緣化。結果是:德國既無法獲得美國的信任,也逐漸失去中國的合作意願。
正因為此,跟着美國一路小跑的德國外長,這次在中國受到了空前冷遇。

德國《圖片報》(Bild)文章:中國沒人想見瓦德富爾
施泰因加特提出“向中國學習,而非懲罰它”,不僅是一個政策建議,更是一種文明姿態的轉向。他的“五個學習點”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中國經驗模型”。
與其説這是對中國的一種承認,不如説是對德國的鞭策:一個國家的強大,不來自於道德宣言,而來自於學習他人的能力。德國在十九世紀曾向英國學習工業革命,在二十世紀向美國學習管理制度,如今是否有勇氣在二十一世紀向中國學習?—— 這是施泰因加特拋出的真正問題。
外交不僅是國家間的互動,更是民族心理的鏡像。當德國通過“懲罰”來回應中國的崛起時,它其實是在懲罰自己的失衡與焦慮。施泰因加特提醒大家:外交的最高形式,不是對抗,而是學習。真正的力量,不是道德上的指責,而是認知上的超越。
德國社會的歷史記憶中,外交一直被視為理性的領域,然而在近些年,“外交道德化”成為常態。媒體與政客共同塑造了一個“敵友架構”:中國被放在“威脅”一側,美國被放在“盟友”一側。
這是一種典型的選擇性記憶。他們顯然忘記了勃蘭特面對蘇聯時的勇氣,忘記了根舍與東歐國家的談判耐心,只記住了自己在道義上的空洞優勢。在這種集體遺忘中,外交不再是藝術,而成了表演;不再是平衡,而成了宣言。
施泰因加特在文章結尾諷刺地建議外長瓦德富爾應該“悄悄混進課堂裏去聽講,這對他本人和德國出口產業的根本利益都有好處”。這句話乍看幽默,實則辛辣:德國的政治精英需要重新學習外交的基本“技能”,不是“口若懸河”,而是“耐心傾聽”;不是“居高評判”,而是“平視理解”。
結語
經過以上對德國外交道德化趨勢、中國崛起及中西敍事之爭的系統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外交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在學習、競爭與共存之間找到平衡。
施泰因加特的文章正是在提醒德國面對中國以及全球複雜環境時,既不能完全依賴表面的道德判斷,也不能單純採取防禦或對抗策略,而應以理性分析和制度化學習為基礎,去構建面向未來的外交觀。
筆者認為,“學習和借鑑他人”應成為未來外交的核心理念。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取得的。過去德國在對華政策中,也曾以“合作和市場互補”為基礎,通過經濟交流和技術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因此,未來外交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通過觀察、分析和實踐,將他國成功經驗融入自身的政策中,而非僅以價值觀來評價對方。學習不僅是技術和制度層面的吸收,更包括對戰略思維、產業規劃和全球佈局的理解,這將為各國在複雜國際環境中保持主動性提供基礎。
競爭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全球經濟和技術格局,也影響了德國在全球供應鏈和產業佈局中的相對地位,而認知的反轉和中西敍事之爭其實是心理層面對競爭壓力的反應。競爭不應成為惡性對抗,而應在平等、規則和透明框架下,通過技術、創新和效率實現優勢。
共存才是長遠戰略的優先選擇。無論是經濟、技術還是環境議題,德國與中國都存在深度互依關係。防禦性或道德化外交可能短期滿足輿論心理,但長期來看容易削弱合作潛力和戰略自主性。未來外交必須兼顧競爭與合作,通過制度化溝通、機制化協作和利益平衡,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共存不僅體現為經濟互惠,也應擴展到技術標準、氣候治理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協作中。
道德化外交、輿論壓力、認知反轉和敍事衝突,都是社會結構與心理機制在外交政策中的折射。參與競爭的國家若能在理解這些心理結構的基礎上,建立理性化、學習型和制度化的外交框架,就能夠在全球複雜環境中實現戰略主動性,同時維持國內政策的可持續性和公眾認同感,也會為全球多極化、技術創新和環境治理提供參考模式。
施泰因加特的“學習而非懲罰”呼籲可謂用心良苦,至於德國的政治精英是否能明白他的真正用意,或者即便明白,是否有勇氣和能力面對真相和改革踐行,還是個很大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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