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藍博洲：《沉默的榮耀》中的歷史，為何一直“謠言驅逐真相”？-藍博洲、新潮觀魚

編者按：近日，大陸首部聚焦新中國成立前後台灣地區隱蔽戰線鬥爭的電視劇《沉默的榮耀》播出，該劇罕見採用歷史人物真實姓名，在兩岸引發廣泛關注與討論。劇播期間，觀察者網“新潮觀魚”欄目獨家對話長期從事這段歷史研究的台灣作家藍博洲。

藍博洲曾走訪多位台灣地區“白色恐怖”親歷者以及受害者家屬，通過數十年考證，他逐步還原了多位在1950年前後於台灣地區從事隱蔽鬥爭的中共黨員的悲壯事蹟，併為張志忠烈士一家伸張正義。

藍博洲表示，《沉默的榮耀》的播出，一定程度上有利於進一步揭露“台獨”勢力將“台獨”墓碑強加於中國共產黨先烈墓碑之上，並試圖借“轉型正義”之名篡改台灣民眾追求國家統一的革命歷史、消費台灣民眾歷史情感的圖謀，“台獨沒辦法繼續‘裝傻’消費這些英雄了。”

“《沉默的榮耀》的播出是一件好事，我們應當直面1950年該解決卻未解決的問題。今天，歷史又把這個問題推到了我們眼前，需要我們來好好面對了。”

電視劇《沉默的榮耀》中何遂與吳石的對話

【對話/新潮觀魚】

新潮觀魚：藍老師您好，最近大陸播出了首部正面反映新中國建立前後，台灣隱蔽戰線歷史的劇集《沉默的榮耀》，您對這部劇的播出有何評價？

**藍博洲：**首先，我認為，雖然這部劇不完全代表官方，但應該是大陸對台政策在輿論上發出的一個重要政治信號。

從1979年開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大陸對台工作都強調“國共合作”，“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次《沉默的榮耀》第一次正面觸及這個題材，通過藝術手法向觀眾展現了“解放台灣是至今沒有完成的歷史任務”，不再寄希望於“難堪大任”的國民黨——雖然這一理念在特定歷史時期有其必要性，但對方並沒有那麼寬廣的民族情懷與歷史視野，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最終，還是要讓台灣民眾去正面瞭解中國共產黨，而不是隻追求“求同存異”。對台灣社會而言，一味“存異”則很難“求同”。

革命烈士吳石

《沉默的榮耀》作為戲劇，必然會有虛構的部分，但角色用了歷史原型的本名，而非之前的電視劇《潛伏》那樣用虛構人物來表現歷史原型的部分事蹟。既然涉及史實，那麼，就必然會牽涉到歷史解釋，就需要尊重史實，涉及的人物經歷和評價，就需要實事求是，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1950年6月10日，國民黨當局按照蔣介石的殺人密令，匆匆將（左起）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四人押赴刑場。（圖源：臉書賬號“徐宗懋圖文館”）

新潮觀魚：説到史實，您在考證檔案後指出，不能簡單地將吳石、朱楓的被捕歸結於蔡孝乾的“出賣”，如何評價蔡孝乾這個人物？為什麼在他的身上會有“甘於粗茶淡飯，拒絕特殊照顧”和“作風貪腐，因外出吃牛排而二次被捕”兩種截然相反的記載？

**藍博洲：**蔡孝乾的問題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歷史問題。現在網上對於他的敍述大部分都是引用台灣保密局特務谷正文晚年的回憶錄。谷正文是個壞透了的老特務，他的説法當然也是一種“反共”宣傳，如果完全聽信他的觀點，一定會有很大問題。

從結果來看，蔡孝乾當然是一個叛徒。問題是，一個經受過二萬五千里長徵考驗的共產黨員，到了台灣就為了吃牛排而叛變，這本身是很荒謬的低級污衊。把這樣一個共產黨員塑造得如此猥瑣，比國民黨接收官員還要腐敗，其實也是“台獨”的“反共”史觀熱烈支持的。一直以來，讓我感到痛心的是，大陸網絡上對於這段歷史的描述，甚至一些有名的歷史學者，都不加核實地把谷正文編造的情節抄來抄去，甚至加油添醋。儘管我已經發表了批判谷正文回憶錄的文章，卻依然不被大家認真對待。

其實，蔡孝乾二次被捕時，台灣地下黨的組織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我認為實際上不存在因為他個人的叛變出賣而導致所有地下黨員都被抓的情況。一個大陸的台灣史權威學者與我討論時表示，如果根據審訊記錄，證明蔡承認的東西都是已知的東西，似乎不能算是叛變證據。但是蔡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太高了。他的言行，動足觀瞻。他對地下工委（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的逐一招認，不斷證實了保密局的判斷。這對於給中共地下黨員定罪仍然是最重要的證據，蔡孝乾的責任是第一位的，他的叛變是無可置辯的。

台當局“安全局”檔案

還有一個説法是，蔡為了幫小姨子辦出境證才導致整個組織暴露。實際上，他同時還安排了很多面臨危險的黨員撤退。關於蔡孝乾“誘姦年僅14歲的小姨子”的指控，目前可見的一份解密檔案上的“口供”卻沒有馬雯鵑的簽名，而且保密局特務在抓到蔡孝乾小姨子這麼重要的人時，不問別的重要信息卻問這個也很奇怪。

蔡孝乾託朱楓給小姨子馬雯鵑（化名“劉桂麟”）辦出境證，朱楓託吳石太太王碧奎辦證時手寫的劉桂麟年籍資料。

大陸諜戰劇經常告訴我們，在革命年代，以夫妻名義生活在一起是一種常見的掩護。蔡孝乾與妻妹是家人關係的同居，應該也是地下工作的掩護，蔡孝乾的妻子於1949年4月形勢緊張時離台後，也還有幫忙做家事的聯絡員的妹妹與蔡孝乾和他的小姨子同居，到了聯絡員被捕後，他們就分開隱蔽，不再同居。

可以理解，保密局刻意編造這樣的桃色謠言，實際上是為了毀壞蔡孝乾形象的同時，也毀壞所有台灣共產黨人的形象，把台灣的共產黨人描繪得卑劣不堪。蔡孝乾變節後，他與小姨子確實結婚生子了。但我們若用人之常情去思考，他們兩個人在島內其實都是人質，蔡孝乾一直到晚年都沒有自由，馬雯鵑也沒人可依靠，現實也只能讓他們相依為命吧。

蔡孝乾、馬雯鵑與兒子

還有一點，很多人回憶中對於蔡孝乾“油頭粉面，不像一個革命者”的印象，一是受了後來他叛徒結局的影響，二是按照谷正文的“回憶”，説“蔡孝乾錢不夠花便挪用組織經費，一九四九年後，還向島內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贊助，並聲稱若給錢則解放後必予關照”。問題是，商人本來就是蔡孝乾的社會身份偽裝，而他又向哪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挪用了什麼經費？這些都源於谷正文的一面之詞，沒有具體證據。

所謂的“吃牛排被捕”，我認為就更扯了，波麗路餐廳在台北市北區，而蔡孝乾住在泉州街也就是南區，每天從南區到北區吃早餐，太扯了，不瞭解台北具體情況的人才會被誤導。

我與蔡孝乾非親非故，更無意替他個人“翻案”，而是希望在討論歷史的時候可以實事求是，以史為鑑，不能把他當成一個稻草人，用虛構對他進行臉譜化。我陸續踏查了他為了尋求台灣擺脱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而走過的長征路，也讀了他在上海大學以來的所有進步的文論，因此對日據以來的台灣命運有沉重的歷史感，引用一段老台共黨員蘇新的話：“不要因為蔡孝乾後來叛變了，就不敢提他的名字。以前正確的就是正確的，以後叛變是以後的事情。對於歷史事件必須保存原來的真面目，不能按照自己的利益、愛好、恩怨來加以篡改。”

至於蔡孝乾目前還不能解釋的真實面貌，就留待未來的史家根據更多的解密檔案，作出相應的客觀評價吧。

左起：陳澤民、洪幼樵、蔡孝乾及國民黨情報局警衞

新潮觀魚：在電視劇裏，朱楓一開始在香港做的是經濟戰線的工作，1949年11月到台灣，1950年2月就被捕了。劇中把她塑造成一開始缺乏傳遞情報的經驗，甚至有些冒失的交通員。根據您的研究，這種大規模的暴露，在“白色恐怖”時期是具有必然性，還是存在工作經驗不足的偶然性？

**藍博洲：**回到當時的歷史現狀，根據我的理解再結合朱楓的説法，當時派她來雖然不合適，但不派她來又不行。因為那時候聶曦這條管道已經不通了，沒有人把吳石的情報送出來，中共香港聯絡站的負責人萬景光才會派朱楓去，她雖然不是搞地下工作的，但她有赴台灣的條件——繼女和女婿在台灣，可以探親。

如果從一個局外人的角度看，當時不應該讓朱楓聯繫吳石的同時，還去和蔡孝乾、嚴秀峯有橫向聯繫。這樣一定會出問題。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台灣的地理條件特殊，是一個海島。它不像大陸有很大的縱深，島內潛伏人員很難撤回，迴旋的餘地很小。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一封鎖，哪裏也去不了。

朱楓烈士慷慨就義前的畫面

當時的台灣地下黨，尤其是台灣青年都很單純，很多人才20歲出頭，從來沒來過大陸，更不瞭解國共鬥爭的殘酷性。而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所有特務都集中在台灣，蔣介石的“反共”政策又一向是“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人”，當時舉報抓到一個所謂“匪諜”的獎金抵得上一個小警員或者小公務員一輩子的薪水。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下，即使是李克農來台灣做地下工作，恐怕也會舉步維艱——沒有足夠的條件。眾多黨員的相繼犧牲，某種程度上也是客觀情況導致的。

新潮觀魚：谷正文曾聲稱，張志忠、季澐夫婦就義後，特務系統收養了他們的遺孤楊揚，楊揚成年後得知真相憤而自殺。這個故事因為極具感情衝擊力和悲劇色彩，一度在大陸廣為流傳。您指出這個故事其實是虛假的，真相究竟如何？

**藍博洲：**真相是楊揚一天都未被保密局收養過，而且根據我的判斷，他根本就不是自殺的。這一點只要看過他的“遺書”，就知道肯定不是。我的判斷是谷正文等人要利用楊揚向日據時期曾任農運領袖的“華南銀行總經理”（董事長）劉啓光勒索，勒索不成便製造了所謂“楊揚自殺”，然後讓當時能在報紙發聲的柏楊去收拾，再通過柏楊把這個所謂自殺的原委寫出來，在報紙上發表。然而，在自殺現場有一封指名給柏楊的遺書，寫在一張印有“海軍標準格式”的便條紙上。對比楊揚之前寫給他叔叔的信，兩者筆跡明顯不一致。可以想見，這是一場很明顯的被製造的“自殺”。

楊揚寫給叔叔的信（圖左）和“遺書”（圖右） 藍博洲老師提供

90年代初，我去北京採訪台盟中央吳克泰這些老共產黨人的時候，他們見到我就説，前幾天楊揚來找過他們。我説怎麼可能，楊揚不是早就“自殺”了。也就是説，到90年代初，他們這些逃離台灣的老共產黨人還不知道這個事情。吳克泰還説要我回去台北後去找那個“楊揚”做採訪。我説這個人肯定是特務，我不可能去找他。這個假冒的“楊揚”去台盟中央找吳克泰這些和張志忠有關的老共產黨人，究竟要做什麼我不曉得，但可以肯定，這個事情的背後非常複雜。兩岸探親一開放，肯定有很多類似這樣假冒的情況發生，實在很難分辨。

再説谷正文這個人，就像他自己形容自己的那樣，根本就不是人。我聽去過他家採訪的人説，他在家裏養了十幾條狼狗。這個人人品極壞，你看他對李登輝，前期如何極力“洗白”後期又刻意“抹紅”，可見一斑。

他重出江湖寫的那些東西，要錢還是要名我不曉得，我也不會去和這種人打交道，他也不可能講真話。可悲的是，他的敍述，本質上是“反共”宣傳，但通過種種渠道讓全大陸的網民都在傳播他的敍述，等於不自覺地成為了谷正文之流的“傳聲筒”，包括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在用谷正文的觀點講台灣地下黨的歷史。

新潮觀魚：有台媒提到，《沉默的榮耀》中歌頌的英雄，如陳寶倉、朱楓、聶曦等人，他們的名字也出現在台灣“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人權紀念碑上，您如何看待民進黨當局這種試圖“收編”統一革命歷史的行為？

**藍博洲：**不是今天才這樣的。1987年我知道這段歷史後，在《人間》雜誌寫了第一篇報道，在採訪後記裏我就不點名地批評説：“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説白了就是“台獨”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墓冢上插上了“台獨”的墓碑。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之下，這段歷史不能談而被湮滅了。1987年以後，“二二八”事件被“台獨”扭曲而大打“悲情牌”“省籍牌”，利用這個打擊國民黨，包括今天的“轉型正義”都一樣。比如陳寶倉，你如果不講明白，他就會被“台獨”説成是“被國民黨迫害的民主人士”。比如我寫的很多人，“台獨”會宣傳説這些人“反國民黨”，甚至“讀馬克思主義”，但就不講這個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台獨”的典型操作。

台灣“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的人權紀念碑

為什麼“台獨”的這種操作可以得逞？那是因為大家不知道這段歷史。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因為長期的白色恐怖統治，而自台灣解嚴以後，國民黨李登輝當局為了擺脱歷史包袱而平反“二二八”，卻沒有對“二二八”事件做好客觀公正的闡述解釋，大陸方面則因為對國共第三次合作有所期待而不像以往那樣重視“二二八”的紀念與論述，這就讓島內“獨”派團體有了扭曲歷史的可乘之機。

《沉默的榮耀》這部劇的問世，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對於“台獨”史觀的打擊——民進黨執政的台灣當局一方面給鍾浩東、張志忠這些人“平反”，説他們無罪，是“人權烈士”，另一方面又用“反滲透法”給別人扣“紅帽子”加以迫害。過去，大家都不在意、不瞭解歷史的時候，“台獨”就把這段台灣的悲情歷史拿出來為他們所用。現在《沉默的榮耀》把這段歷史講出來，表明了他們共產黨的身份，“台獨”再要扭曲解釋這段歷史就有困難，就沒辦法繼續“裝傻”來消費這些共產黨的烈士，所謂的“轉型正義”也無從談起。

所以我一再講，大陸對台方面要好好去講台灣地下黨，尤其是台籍地下黨員的歷史，這是顛覆台灣社會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情緒和偏見，打擊“台獨”史觀最好而有效的方法。

新潮觀魚：隨着《沉默的榮耀》熱播，聶曦等烈士在臨行前面帶笑容慷慨就義的照片在大陸互聯網上廣為傳播，台灣方面為什麼會願意放出這些反映共產黨烈士和熱心於祖國統一的人士從容就義的照片？

**藍博洲：**這些照片實際上不是台灣當局官方和台灣媒體放出來的，而是1999年徐宗懋收集老照片，從“中央社”弄出來的。根據他的描述，他在一個相片櫃底部找到一袋沾滿灰塵的照片，打開袋子，赫然看見一批血淋淋的槍殺照片，發佈單位是“軍事新聞社”，發佈時間是1950年。他推斷或許畫面過於血腥，絕大部分均未曾在媒體上公佈。

當時他只知道是槍決犯人的照片，並不清楚是什麼人，所以專門到苗栗鄉下找我。經我解説，他才瞭解了這段歷史，知道了這些照片的背景和這些烈士的身份。

聶曦烈士從容就義前的畫面

我還介紹他給當時的《聯合文學》總編輯初安民，把這些老照片印成了一個攝影冊子：《1950仲夏的馬場町———戰爭、人權、和平的省思》，同時（先後順序忘了）也介紹他去見當時的台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2000年，龍應台在台北搞了一個同名的特展。我記得，在討論時，龍應台還提醒，有幾張槍決後倒在刑場的照片要用黑布遮蓋等等。

後來徐宗懋再通過山東畫報出版社的《老照片》用筆名秦風發表，大陸民眾才知道了這些照片。

2000年8月，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參觀特展，看着中共黨員劉晉鈺與嚴惠先喂酒遭槍決的照片，神色凝重，旁邊為時任台北“文化局局長”龍應台。

新潮觀魚：《沉默的榮耀》播出後還產生了一個效應，那就是不少劇中涉及的人物的後代還在當下的台灣政局中，他們的父輩有的是隱蔽戰線中的英雄，有的則是叛徒。比如説最近因為網絡歌曲《沒出息》和各種表情包出圈的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很多人討論他的父親是不是導致劇中一系列我黨地下人員暴露的叛徒？

**藍博洲：**説他父親王明德是叛徒，是把他父親抬高了。他父親生前與我電話聯繫，要我去和他做採訪，大概也是想通過我去“洗刷”他的這段歷史，但我沒有跟他見面。我所知的就是，1949年，台大法學院畢業後在某公司任職的王明德追一個女孩，女孩拒絕他，他就寄一份《光明報》給她看，表明身份，女方十分害怕而檢舉，因為這樣而暴露的一個線索。保密局後來把王明德抓過去，從他那裏突破。他甚至也不是黨員，他的身份只是羣眾。但他供出了台大的戴傳李，戴傳李是黨員，然後才會牽涉到戴傳李擔任基隆中學校長的姐夫鍾浩東。

王世堅

王世堅的外公張榮宗是台共系統張志忠的得力幹部，在“二二八”事件中犧牲了，王世堅的媽媽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家屬。很多這種思想左傾的家庭出來的後人，因為不瞭解父兄的政治身份，不瞭解歷史，因為反國民黨，就逐漸變成了所謂的“台獨”。除了王世堅，很多所謂“台獨”分子，他們的家庭、父輩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可以舉出很多這樣的例子。

比如民進黨有一個姚文智，之前參選過台北市長，這幾年沒聲音了。他妻子的祖父叫黃石巖。黃石巖是中共地下黨在台灣負責經濟工作的，是蔡孝乾身邊最重要的人，他後來也犧牲了。他的兒子黃弘毅與同學黃雨生，是台大的學生也是地下黨員，也被當時的國民黨槍斃了。

姚文智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有一天，我和從大陸回台探親的日據台灣文化抗日領導人蔣渭水的孫女（他父親也是1949年由蔡孝乾安排逃離台灣的地下黨員）一起吃飯，剛好遇到正在“拜票”的姚文智。他就主動和我們説他也是同樣家庭背景出身的人。我很訝異，調查以後才知道他是黃石巖的孫女婿。島內還有很多這樣的人，我不好意思講出他們的名字，有太多的烈士家族的小孩，都因為同樣的原因而支持反國民黨的民進黨而站在“台獨”那邊。對那些犧牲的台灣共產黨人而言這是最可悲的事情了。

黃石巖在遺書稱自己光榮赴死，“新中國一定會好好建設起來”。

新潮觀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您認為應該從何處入手，避免台灣年輕一代重蹈覆轍？

**藍博洲：**因為這些革命者的後代不瞭解歷史，只知道父輩被國民黨槍斃的血海深仇，同時他們又接受了國民黨的“反共”教育，而大陸在1979年之後一度依賴國民黨做對台工作，對內對外沒有一個有力的敍事把這段歷史説清楚，才演變成了這樣的局面。

我認為，當下大陸的對台工作，除了經濟等方面，還要讓台灣民眾瞭解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最好的方式就是從台籍共產黨人的歷史切入。如果只是讓台灣民眾來體驗大陸的高鐵、參觀中共一大會址，他們依然會覺得這是對他們的“洗腦”，因為這是“你們”的歷史與發展——部分島內民眾的祖國認同早已被國民黨破壞殆盡——應該幫助他們認識台灣歷史，讓他們通過了解台灣，進而瞭解台灣跟祖國的關係，這是最好的教育。

台灣的統一運動應該也一直是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進步運動，就像抗戰時期有理想的年輕人都要奔赴延安一樣。可隨着兩岸關係的發展，今天的台灣卻不是這樣，社會一般認為認同統一的人是功利主義、現實主義、機會主義，有利益才要統一，因此光指望通過“惠台”“讓利”來吸引台灣年輕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不改變他們因為台當局長期宣傳而根深蒂固的“反共”思維，是不行的。

所以説《沉默的榮耀》這部劇的播出是一件好事，我們應當直面1950年該解決卻未解決的問題，今天，歷史又把這個問題推到了我們眼前，需要我們來好好面對了。

《沉默的榮耀》劇照

新潮觀魚：您認為這部劇對促進兩岸民眾相互理解有什麼樣的意義？要幫助台灣地區的年輕羣體更加客觀地看待兩岸關係的歷史和現狀，我們還需要做哪些努力？

**藍博洲：**作為一個信號，《沉默的榮耀》有它進步的作用，但光靠這部劇還遠遠不夠，能對當下台灣的年輕人起到多大作用，我也打個問號。

畢竟台灣年輕人的思維，除了長期受到台當局的宣傳誤導，還有全球在上世紀50年代以來積累的冷戰思維，要改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我在大學裏教學生，往往一個學期教下來，都沒辦法幫他們把思想轉變過來，所以大陸要爭取台灣民眾的認同，不是那麼簡單的。

藍博洲，台灣作家，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我認為，首先要花更大的精力去普及台籍共產黨員的歷史史實——他們是台灣人，為什麼會加入共產黨，説清楚了這個問題，才能顛覆台灣普通民眾自覺不自覺的對中國共產黨的負面情緒和偏見，進而認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制度優越性與國家統一的民族復興大業。

張志忠的台灣旅滬同鄉會入會書，張志忠（1910—1954），本名張梗，台灣嘉義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妻季澐也是中共黨員。

第二，《沉默的榮耀》是一個可以期待的開始，希望沿着這個方向能夠更加深化地做下去，其中就包括真實歷史的正本清源，否則就會讓那些胡説八道、擾亂視聽的謠言在網上大行其道，成為“常識”，這對於以後，尤其是統一之後的對台工作會產生非常麻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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