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中國立的Flag基本都實現了，別國卻不能，為什麼？

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簡稱“十五五規劃建議”）。

十五五規劃建議為未來五年的發展做出了哪些值得關注的重要部署？五年規劃作為我們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最近幾年，引起了國際社會極高的關注，甚至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公開為中國規劃的制度優勢站台，它的優勢和普世價值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鄢一龍教授，二十年來一直在研究中國五年規劃，在這個領域發表了多本研究專著和合著，如《大智興邦—中國五年規劃的制定》和《目標治理：看得見的五年規劃之手》。觀察者網近期邀請他就上述問題進行深入闡述。

本文對話嘉賓：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鄢一龍教授

【對話/觀察者網 高豔平】

十五五規劃建議：要走出一條新型世界大國的新路

觀察者網：10月23日的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以及中共中央24日的新聞發佈會，都對十五五規劃建議的內容做了介紹。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些？為什麼？

**鄢一龍：**可以看到，十五五規劃是一個關鍵性五年規劃。其最突出的標誌就是，我們要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新型世界大國的新路。

十五五規劃建議特別重視實體經濟，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要“保持製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製造業為骨幹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因為實體經濟不但是整個產業體系的根本，還是我們發展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根本。

我們從十五計劃到十三五計劃都提出要提高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從十四五開始強調製造業比重要保持穩定。今天我們已經看的很清楚，不是説服務業比重越高越好。就像美國和西方的發展模式那樣，服務業比重很高，對應的卻是製造業的空心化，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停滯。所以，從這次十五五規劃建議可以看到，我們還是要堅定地走工業化的道路。

同時，我們部署了傳統產業、新興產業、未來產業這三招時間線上的大棋，我們傳統產業佔80%，要通過改造提升繼續維持優勢，我們新興產業要形成集羣化發展，形成新的優勢，未來產業等於我們下的先手棋，也許要到十六五才會真正有收穫，未來繼續引領。製造業是現代產業的基礎，生產性服務也是服務於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當然也包括服務農業現代化，同時製造業和服務業要融合發展。十五五規劃將發展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放到了第一條，就是這個原因。

當然，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除了是整個產業體系的基礎之外，實際上也是創新的基礎。中國強大的創新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生產製造能力比較強。有了新想法之後，可以迅速地生產製造出來，並在投入市場之後快速實現技術迭代，所以説生產製造能力對創新能力形成了一種逆向牽引的作用。這種創造和製造之間的循環，在中國是非常明顯的。

典型的例子如數字技術的快速應用，它很大程度上就在於我們有廣闊的工業應用場景，能夠把數字技術快速地在整個產業工業體系中加以應用。

同時強大的實體經濟，也是我們國防實力的基礎。九三閲兵所展示的先進軍工產品，沒有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強大的實體經濟也是我們展示全球競爭力的根本所在。雖然西方攻擊我們，炒作所謂的“產能過剩”，但實際上，世界離不開中國製造。

中國製造的全球貢獻之一就是，我們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先進技術，比如通過修建高鐵等先進的基礎設施，幫助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加速邁進現代化。第二，全球綠色轉型的過程中碰到的最大挑戰，就是綠色產品生產能力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但是中國強大的綠色產能，如新能源車、太陽能電池、風能電機等等，彌補了全球綠色產能的不足，使得很多國家實現綠色轉型成為可能。

即使像歐洲、美國這些所謂的先進地區和國家，也離不開中國所提供的高性價比的生產能力。最近的稀土出口管控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中國為很多國家提供了基礎性、戰略性工業材料和冶煉能力。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具備中、高、低端不同行業品類生產能力，且具有高度性價比製造能力的國家。

還有，即使我們發展金融強國，發展人民幣國際化，一定意義上也要依託超級生產能力作為人民幣超級信用的基礎，這是我們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很重要的推手。因為我們現在是世界上150多個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這背後依託的就是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

所以，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實體經濟都是我們的強國之本，所以十五五規劃建議將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和製造業放在了第一條，這是我印象最深的方面。

第二個印象深刻的方面是，十五五規劃非常重視人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規劃建議強調兩個推動之一就是：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我們原先提的只是堅持人民為中心，而這一次更進一步，在十五五時期堅持的原則之一就是“堅持人民至上”。同時提出，要不斷推動“人民生活品質的不斷提高”，要“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相結合”，“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等等，當然也包括生育、就業、養老、健康等問題。我覺得在人的全面發展方面，十五五規劃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第三個很突出的方面就是，明確了我們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續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蹟新篇章”。這就要求繼續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而且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方式，要以一種更加社會主義的方式去實現。

要實現中高速增長，規劃建議以擴大內需作為戰略基點，並且要求不管產業發展的設計，統一大市場的設計，甚至科技創新的設計和生態環境建設等多個方面，都要圍繞擴大內需的戰略需求來展開。這就為我們的經濟實現超常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還有一條比較核心的方面是，十五五規劃建議強調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還要 “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國發展到今天，如果要避免日韓式的內卷化陷阱，我們的科技進步就要繼續往上走。因此，我們必須要把握住新興產業技術革命的機遇，靠自立自強來引領新質生產力。我們數字中國建設的核心就是要實現這個戰略。

這跟十四五規劃更多地強調產業基礎高級化、補足產業鏈短板弱項有所不同。十五五規劃建議更強調原創技術優勢，怎麼樣加強對核心技術的攻關，同時將高水平的自立自強跟產業體系配合起來，就是説，我們的科技創新和產業體系的創新要形成良性的互動。

如果説十五五規劃建議是謀劃未來五年發展方向的一盤大棋，這四個方面我認為是最核心和最關鍵的四招棋。

五年規劃：不同階段的不同使命

觀察者網：五年規劃是我們國家治理的很重要的手段。從國內和全球的角度看，您是怎麼理解我們的五年規劃對中國發展的歷史意義和作用的？

鄢一龍：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蹟，其中五年規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曾經有海外領導人對我們的領導人説，你們有規劃，這是很重要的優勢。普京也曾説過，中國能發展到今天的高度，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有五年規劃。這些國家元首所在的國家，原先均實施過五年計劃，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而放棄了。而我們從建國初期到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轉軌，一直到現在，在中國不同發展階段，五年規劃始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過實施五年規劃，我們的發展變得可預期、可設計、可控制，這實際上增強了發展的自覺性，使發展更具規劃性、目標性和部署性。1955年毛澤東曾説過，“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1】

在持續不斷的百年進程中，我們的現代化目標始終如一，分階段、分步驟地穩步推進，最終實現了質的飛躍。

毛主席親自參與一五計劃的制定。

第一階段，建設時期的五年計劃對於國民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大推動作用。新中國的工業化是從“一窮二白”起步的，中國不可能走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通過殖民、掠奪等方式來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老路，只能依靠計劃體制來集中全社會的有限資金髮動與推進工業化，使得中國經濟發展突破低水平均衡陷阱。

這一時期我們保持了很高的積累率，大量資金投入到增長的基礎部門，對基礎設施、工廠建設進行大規模投資，這消除了增長瓶頸，促進了經濟起飛；超越了簡單的比較優勢發展模式，在西方經濟封鎖的條件下，將重工業作為優先發展部門，建立了具有自主能力的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推動了工業化快速發展。最後，計劃體制是“損有餘補不足”的反向配置機制，能夠引導有限的社會資源向弱勢羣體流動，通過糧食統購統銷、農村合作醫療、普及初級教育等方式，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幾億人民的基本民生問題。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國家計劃為市場經濟轉型提供了穩定機制。改革開放後，與蘇聯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休克療法”不同，中國走了一條漸進的市場經濟轉型道路。通過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市場調控三條軌道並行，並逐步縮減指令性計劃與指導性計劃的範圍，擴大市場調控的範圍，逐步減少計劃對於微觀經濟的直接干預，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計劃軌道為經濟體制轉型提供了穩定的機制，保障了關係國計民生的經濟部門的穩定，避免了轉軌國家普遍出現的惡性通貨膨脹、商品短缺、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經濟增長出現漫長衰退期的“淚谷”。

第三個階段，進入市場經濟時期，我們的規劃就是為發展提供一種宏觀的框架。既可以推動發展，又可以調控經濟發展，比如在經濟低迷期，通過推出一些重大的基礎工程項目，為下一輪的發展提供支撐。另外，還通過資源配置，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引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等等。

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們的五年規劃已經成為推動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的手段。目前我們最大的主題就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怎麼實現呢，就是通過五年規劃分階段部署去實現。

所以説五年規劃在我們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是起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年規劃：超越蘇聯的本土化創新

觀察者網：那麼，我們回顧過去七十多年的歷史，五年規劃的決策過程，又是怎麼適應新的變化，不斷地提升效率，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發展目標的呢？

鄢一龍：過去70多年的規劃歷史你可以看到，一開始我們是跟跑，主要是學蘇聯的計劃體制，但是我們在吸收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採用了“合則用，不合則不用”的態度，沒有全盤照抄蘇聯。

蘇聯的計劃體制集中程度特別高，從中央部委到基層一竿子插到底，對兩千多種物資實行計劃統配。相比之下，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採取了更為靈活的方式，實行的是“大計劃、小自由”體制，指令性計劃僅限於最重要的部分，而大量存在的是指導性計劃。此外，還有部分領域是自發性的，以及農業等領域的間接性計劃。這是我們本土化創新的方面。

一五計劃大項目之一原六〇一廠(現株洲硬質合金集團有限公司)建廠初期，蘇聯專家在現場指導

有人説，我們的計劃體制不如蘇聯那麼科學。事實上，我國的計劃體制保持了一定的靈活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蘇聯計劃經濟的弊端。

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球出現了去計劃化的浪潮，大家都認為計劃不好，但是我們堅持下來了，並且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創造了一種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規劃模式。對於西方世界而言，規劃或計劃與市場是不兼容的，但我國秉持實事求是原則，逐步摸索出一套契合中國國情的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混合機制。

從決策機制角度而言，“一五”計劃便彰顯出決策機制的科學性，其編制歷時較長，且集思廣益。各個部門包括國家領導人長時間地投入一五計劃的編制，徵求地方的意見，也徵求蘇聯各方面的意見。

改革開放後，五年規劃決策日益呈現出程序化、民主化與科學化。程序化體現在編制程序逐步固定；民主化表現為各方參與者日益增多，即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科學化則是指編制規劃過程愈發科學。

黨的十八大之後也出現了很多的規劃機制創新。

第一條創新，”十四五“之後，規劃的編制過程中加強了黨的領導，通過加強黨的領導為規劃編制和實施提供強有力的保障，這在五年規劃的編制史上是有重要意義的。

第二條創新，加強了公眾意見徵集。“十一五”規劃開始，我們就從網絡上公開徵求公眾意見，但是之前的公開徵求意見是在《綱要》編制後期才開始，也就是對應到“十五五”要到明年一、二月份才開始。“十四五”規劃首次在黨的規劃《建議》編制階段，就開始網絡公開徵集意見，“十五五”規劃把此項工作又提前了三個月，也就是説我們現在有了兩次大規模的網絡公開徵集意見。然而，現在在黨的《建議》編制階段就去徵集意見，就能更好地、更充分地去吸納公眾的意見，使得五年規劃的編制更加民主、更加開放。

第三個機制創新是規劃的實施階段也加強了評估。”十一五”我們開始有了中期評估，十三五我們增加了年度動態監測，在十四五之後，我們才開始做規劃的總結性評估，十五五編制高度重視事前風險評估，這樣就形成了全流程的評估機制。

第四個機制創新是，形成了規劃的系統實施機制。形成了一整套推動規劃實施的目標責任制，以及資源保障機制，把之前的做法系統化、制度化下來。

第五個機制創新是推進了規劃納入全面依法軌道，推進《發展規劃法》立法。

第六個機制創新是加強規劃戰略導向功能，推進規劃體系建設，推進多規合一，加強了規劃的戰略導向功能。

所以，五年規劃七十多年的演進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在實踐中學習的創新過程，因為五年規劃的編制與實施，是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不斷循環。五年規劃本身也是一個自我糾錯的過程，不斷根據規劃實施的反饋，對自己的認識進行調整。同時也是一個適應時代變化不斷自我調整、持續推進創新的機制，合適的保留下來，不合適的就加快調整，以此來適應時代的變化。

五年規劃體現的民主與西方“民主”大不相同

觀察者網：您曾提到，五年規劃體現了民主、集中、再民主和再集中的決策邏輯，具體是如何體現的？如何突破西方所謂的“威權體制”話語框架？

鄢一龍：我們五年規劃的編制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優勢，我們把民主和決策的效率結合起來了。

因為在決策過程中，如果僅強調各方參與，最終往往只會引發爭論而無實際成果，西方的所謂“民主決策”過程就存在這樣的問題。

美國式民主可能特別明顯。他們陷入所謂的否決政治，就是在決策過程中，有特別多的Veto player（否決玩家）角色，進來參與就是想要推翻你的提議。而中國的參與者都是想給這個提議增加更多的意見輸入，貢獻更多的智慧。所以説，我們在決策上沒有那麼多否決點，而是有無數的貢獻點，我們的決策效率高，而且能夠集中集體智慧，所以更科學。

西方一些人批評我們最多的是，規劃意見在人大投票時贊成票特別高。但是，通過充分研究規劃制定流程，我們發現，規劃編制前期已充分協商並吸納了各方意見，人大也已深度參與其中。

兩會之後，人大就有好幾個小組為規劃編制開展專門調研。他們調研之後形成報告，隨後又開各種會議，主動地給規劃編制提建議。除此之外，規劃編制的每一輪意見稿，在徵求意見環節均會徵求人大代表意見。因此，規劃中已充分吸收和參考了多輪次的各方意見。最後形成的稿件，猶如煮火鍋，各方主體共同投入“食材”，最終呈現出融合各方意見的成果，並非僅依據某一人之見，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就是為什麼在人大審議能夠高票通過的原因，我們把它稱為前期充分協商吸納事後制衡，也是我們的決策民主跟西方不同的一點。

我們與西方民主不一樣的另一點是，規劃編制的參與者，分為幾個圈層。第一層叫決策圈，這個圈裏最核心的人員實際上是五年規劃的決策者，包括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等機構的領導人。第二層叫起草層，就是黨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和起草人員，所謂的我們黨的“秀才”，由他們來執筆寫規劃。第三層就是參與層，包括學者、公眾、社會各界人士，參與層負責提意見和提供支撐。學者的參與主要體現在前期課題研究和後期討論論證中，而公眾則主要在公開徵求意見階段提供意見。

2024年1月，西南大學組織重慶“十五五規劃”前期選題專家論證會

因此，我們的規劃編制過程既集思廣益，又經過嚴密的頂層設計。簡而言之，我們將頂層設計與問計於民相結合，同時兼顧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旨在通過這一流程編制出科學、高質量的規劃。

我們之前也訪問過一個資深規劃人，我們問：編制這麼宏大的規劃是不是心裏沒底？他的回答很簡單，他説，只要把這些程序都走到位，想一想有多少人替你把關？他説，所有的東西都是經過反覆討論、反覆研究、反覆論證之後才拿出來的終稿，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

所以説我們的五年規劃編制體現的民主，不僅僅是個程序民主，而是實質的民主，產出來的都是高質量的決策意見。

五年規劃如何體現人民為中心？

觀察者網：有學者形容中國是一個精英政治決策機制，那麼在五年規劃中，普通老百姓能通過哪些途徑參與？

**鄢一龍：**也有人説，老百姓參與不夠，實際上我們老百姓參與規劃的渠道有好幾個。一個是我們前面講的公開徵集意見，這是直接參與的；還有一些更重要的機制，那就是編制規劃的人主動去基層傾聽老百姓的聲音。

比如，規劃編制人員需要長時間深入一線調研，全面瞭解實際情況。這種對民意的吸納，使得五年規劃的決策建立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除規劃編制人員外，領導人包括總書記也親自深入一線調研。

除了通過公開徵集意見和基層調研，還有一個機制就是召開基層代表座談會，總書記、總理都會召開這樣的座談會。

而且，我們的規劃編制還有一個“層層吸納機制”。因為直接編規劃的人，注意力是有限的，領導人注意力也是有限的。那怎麼辦？不可能請十幾億人都一起來提意見，那就儘可能地通過一層一層的編制流程吸納意見。

比如我們參與了規劃編制的一些課題，人大、政協也圍繞一些專題去做調研，最後要把大家聯繫的那部分羣眾的意見充分吸納進報告。報告提交後，其意見會被吸納進規劃編制中，這與決策者的注意力分配密切相關。所以説，整個規劃的編制過程，確實是一箇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生動地體現，一個生動的案例。

這些公眾參與規劃制定的途徑，其重要的目標就是，使得規劃編制要以人民為中心，所以最終我們規劃裏邊體現了大量的民生內容。

十五五規劃，問計於民。圖為今年5月份開始的十五五規劃編制網絡公開徵集意見

“十四五”規劃是這樣，“十五五”規劃也會是這樣，就要去回應老百姓最關注的那些問題。

綜合來看，老百姓參與規劃的制定，包括正向參與，即老百姓在網絡上主動提出意見，也包括逆向參與，即決策者主動為老百姓考慮，積極回應老百姓的需求。所以，這種正向參與和逆向參與的結合，跟西方的決策相比，有自身的體制優勢。

因為西方所謂的民眾參與，實質上是利益集團的參與，他們擁有資源，能夠進行遊説。但是他們能代表的人羣是有限的。對美國長期公共政策的研究發現，沉默的大多數對政策制定並沒有影響力。

我們的規劃明確回應了民眾最關切的問題，如養老服務體系的完善、醫療保障的加強、教育資源的均衡分配，以及環境污染的防治，這些都在規劃中得到了具體體現。再比如“十五五”老百姓關注的就業問題、內卷問題，在規劃中也會有所回應。

這就是中國老百姓參與五年規劃制定的獨特機制。

目標治理的體制優勢：言必行、行必果

《觀察者網》：您用目標治理這個詞去形容五年規劃的一個重要特徵，很簡單易懂，您認為這如何體現了我們的體制優勢？

**鄢一龍：**管理學者德魯克提出了“目標管理”的概念，但是他的目標管理只是針對企業的。我國的一大顯著優勢，在於能夠在國家層面實施目標治理：制定明確目標，圍繞目標規劃任務、配置資源，並最終實現目標。

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核心機制的第一條，就是目標匹配機制。

規劃編制過程實質上就是目標匹配的過程，旨在促使各分散主體就未來五年發展形成政策共識，同時有目標銜接機制，中央和地方有目標、指標銜接，中央規劃《建議》出台之後，地方基本上都得按照中央規劃的精神去落實。目標共識一旦形成，各地方實現自身目標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推動國家目標實現的過程。

第二，是目標責任制。規劃任務目標制定後，需對任務進行分解，明確各部門責任、完成期限，並在實施過程中進行跟蹤、動態監測，以及中期和總結評估。有一部分規劃指標，是約束性的，還會被納入考核，並進行監督。

通過這一整套體系，最終推動我國目標逐步實現。

目標治理的體制優勢當然也是非常明顯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經説過一句話，他説，中國是言必行、行必果，但是西方的體系裏，政客提出的那些執政目標實際上只是一種政治口號，不須去實現。

我們評估了從奧巴馬到特朗普等美國總統在國情諮文中提出的口號，發現這些口號大多未能實現。因為美國的政治文化，是一種動員選民，向選民喊話的機制，政客可能提出了宏大願景，但是沒有認真去實現，或者沒有能力去實現。我們也對2000年歐盟提出新世紀頭十年的“里斯本戰略”做過評估，提出的三大目標，哪個都沒有實現。

打個比方，中國立下的flag，我們基本上都實現了，而他們立下的flag，卻往往都未能兑現，包括他們在國際上做出的承諾。而我們的承諾比如“雙碳”目標，都是切切實實地去做，而且我們確實有能力去實現這些目標。

中國承諾2030和2060分別實現碳達峯和碳中和目標，部分指標已經提前6年實現了碳達峯目標

我們五年規劃的體制優勢，還體現在長遠佈局上。我們有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現在正努力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奮進。我們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分解為五年小目標分階段來實現，幾十年如一日積累下來，就發展成如今的中國奇蹟，跟很多當年同步出發的國家拉開了巨大的差距。許多人誤以為中國的發展成就是驟然間實現的，實則不然，我們是通過五年規劃的逐步積累，始終沿着既定方向穩步前行。

世界其他國家，不僅存在政客設定目標難以實現的問題，更因競爭性選舉導致政策目標頻繁搖擺。新任領導人往往未延續前任政策，反而與之背道而馳。比如美國，奧巴馬很重視氣候變化，拜登也很重視氣候變化，但是一到共和黨上台之後，氣候變化的措施又被統統拋掉。

而我們是一屆接着一屆，一任接着一任，不但實現了階段小目標，最終還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目標。這就是目標治理的突出優勢所在。

五年規劃的普世性與獨特性

觀察者網：的確如此，海內外很多人都開始意識到中國五年規劃的體制優勢。我看到特朗普曾經説過，中國為實現某個目標，一百年前就謀劃了。您認為，中國五年規劃的獨特性和普世性，表現在哪些地方？

**鄢一龍：**五年規劃體現了我們的體制優勢，實際上它確實是具有普世意義的。因為規劃本身就是人類文明在制度探索方面的一個成果，最早也不是發源於中國的。馬克思當年就提出計劃概念，德國和蘇聯等都做了很多探索。然而，我們如今可以自信地説，中國在人類對21世紀發展規劃的探索中已然走在最前列，因為我們開創了一種新型的規劃模式。

回到20世紀90年代，不但“計劃失敗論”盛行，即便像斯蒂格利茨這樣左翼的經濟學家，他們的認識也還是停留在城市、企業等這種小空間的規劃上，他認為全國規模的規劃是不可行的，而中國恰恰就是打破了這種神話：一是在全國規模做規劃，二是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做規劃。

從學理層面來講，哈耶克當年反對規劃的首要原因在於，市場信息具有分散性，因此必須由企業進行分散決策。然而中國發現：有一類極為重要的信息，即整體性信息，它關乎人民的整體福祉。例如，氣候變化便是整體性信息，它並非市場分散的信息，而是地球面臨升温，這將威脅全人類的未來。

當一個社會擁有大量整體性信息時，便能夠改善民眾的民生與福利。這類信息並非個體企業所能左右，而是關乎整個國家的人民幸福與產業發展方向。這個領域恰恰需要政府之手有效地發揮作用，那麼規劃就是“有形之手”很重要的手段。

中國的發展之所以更有效率，是因為我們巧妙地結合了市場機制和規劃手段。我們能夠有效處理分散信息，同時，我們也能夠高效地處理整體性信息。這些措施體現了市場和規劃手段的有機結合，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十五五規劃意見明確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聚焦消費民生等領域

例如，在十年前，中國啓動了《中國製造2025》規劃，與德國的“工業4.0”戰略幾乎同時提出，到目前為止，中國在新能源汽車、5G通訊、高速鐵路等領域的飛速發展，以及在光伏產業的全球領先地位，都顯示了中國製造業的顯著進步。儘管德國在工業4.0方面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相比之下，中國在許多領域已經實現了超越。

是這些國家缺乏企業家精神嗎？企業競爭力不夠嗎？不是，他們都有企業家精神，也很有競爭力。但我們都清楚，企業發展如同樹木生長，不僅需要自身足夠強健，還需要適宜的生態環境。我們的規劃正是在營建好的生態環境，而這個好的生態環境單靠企業是做不到的。

例如，在美國，拜登政府推出了新能源補貼，以鼓勵電動車的發展，這體現了其對清潔能源的重視。然而，特朗普上台後，政策出現了轉變，他更傾向於傳統油氣車，這導致了政策的不連貫性，給企業帶來了不確定性。而我們長期穩定的政策環境，能夠讓企業瞭解到未來國家支持的發展方向，這樣就更容易成功。所以，通過規劃來培育企業發展的生態環境，是對人類有普遍意義的。

從與市場經濟結合的角度來説，規劃有三個方面的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公共資源的配置功能。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掌握大量的公共資源，那麼怎麼樣的資源配置最有效率？這就需要通過規劃來系統地設計和籌劃，優化資源配置。

第二個作用在於引導社會資源向國家鼓勵的方向發展。

第三個就是給企業一個穩定的信號和預期。

因此，中國最大的貢獻之一，是為人類創造了一種全國範圍能夠彌補市場失靈、能夠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新型規劃，連我們這樣的大國都能實施，其他國家自然也能借鑑。所以，我認為21世紀的新型規劃具有人類的普遍意義和普遍價值。

觀察者網：我記得三年前尼泊爾一位前總理在中國接受採訪時説道，他們也有五年規劃，目標是如何如何。去年年底我見到這位前總理，問到他們的五年計劃進展的時候，他很遺憾地説，因為執政黨已經換了，規劃沒辦法執行下去。所以五年規劃能不能在其他國家運行良好，可能政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還是非常重要的，對嗎？

**鄢一龍：**沒錯。我們為什麼説中國的五年規劃是着力長遠的目標治理機制，因為這個戰略背後是共產黨的長期執政。我們的目標治理機制背後，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能力。有了黨的堅強領導，才能夠去推動目標的實現，所以説這當然是我們最根本的獨特優勢了，別人也學不了。

不僅是你提到的這個案例，我們在給非洲官員培訓時，他們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們換個領導人，很可能五年規劃就沒辦法推行了。這的確是很大的挑戰，除非這個國家要做深層改革了。

但是，除此之外，非洲國家可以運用規劃來做一些資源配置，協調不同的部門，對政策進行更加系統的設計，這方面還是可以提高執政能力的，這實際上也已經成為全球學習中國經驗的一個重要方面。

可以説，中國的五年規劃不但是我國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也成功打破了“計劃失敗論”、“計劃過時論”，為人類探索21世紀更好的國家治理模式，探索新型人類規劃提供了中國引領與中國示範。

註釋

【1】毛澤東：《<紅星集體農村的遠景規劃>一文按語》，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第50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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