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王悦：東帝汶要想真正上桌吃飯，還得靠自己的本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秦博、王悦】

10月26日，在吉隆坡第47屆東盟峯會現場，東帝汶終於正式成為東盟第11個成員國。

文件簽署現場，東帝汶總理夏納納流下淚水，直言：“這是歷史性的一刻，東帝汶將以謙卑和自豪的態度加入東盟。”

確實，對於東帝汶來説，這不僅是一紙文書的外交程序，更是一個飽經滄桑的國家，從被殖民與侵略的歷史陰霾中掙脱，走向區域融合新起點的象徵性時刻。回望過去，東帝汶曾長期承受來自印尼、澳大利亞等鄰國的壓迫與資源掠奪，而今天這一步更顯沉重而深遠。東帝汶不只轉變了身份，更是在漫長的抗爭與等待之後，得到了歷史的回應。

東帝汶總理夏納納落淚。馬新社

血與油：殖民陰影下的抗爭之路

東帝汶的近代史，可以説浸透着血與淚。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商船靠岸，到1975年殖民者倉促撤離，這片土地始終是大國戰略棋盤上任人擺佈的一枚棋子。然而，葡萄牙人經營四個多世紀，留下的卻是疏於管理的掠奪式統治——這裏不過是香料貿易線上的邊陲據點，當地民眾在強制勞役與文化侵蝕中艱難守護着民族血脈。

1975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後，東帝汶終於在11月28日迎來期待已久的獨立。誰料短短九天後，印尼的坦克就碾過邊境。12月7日的那場閃電入侵，將這個新生國家強行標註為印尼的“第27個省”。雅加達當局打出的“反共”旗號，掩蓋不住地緣政治的冷酷算計。在蘇哈托政權看來，東帝汶的獨立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動搖這個千島之國的統一。

而印尼對東帝汶的佔領，遠非短暫的軍事行動，而是一場持續二十四年、旨在摧毀民族認同的系統性統治。佔領者不僅用武力控制這片土地，更企圖抹去它的歷史記憶——本土語言遭禁，傳統文化被斥為落後，整個民族的根基在日復一日的壓制下面臨崩塌。戰火、饑荒與鎮壓構成了那個時代東帝汶人的日常。

在這片陰霾中，1991年聖克魯斯公墓事件成為無法抹去的血色印記。當手無寸鐵的送葬人羣在墓園中靜默站立，印尼軍隊的子彈從背後射來。上百名平民倒下，他們的鮮血浸透了這片世世代代生息的土地。這場慘案以最殘酷的方式，將這個飽受苦難的民族推向了世界的視野。

然而，壓迫從未讓東帝汶人屈服。在連綿的羣山中，弗雷蒂林游擊隊員用腳步丈量着抵抗的征程；在陰冷的牢房裏，夏納納·古斯芒以堅定的目光守護着民族的尊嚴；而在遙遠的國際舞台，若澤·拉莫斯-奧爾塔用執着的聲音，向世界傳遞着東帝汶人的自決訴求。

這是一個民族在絕境中開闢的三條戰線：山區的遊擊抵抗、獄中的堅定守護、國際舞台的外交爭取。它們共同編織成一張堅韌的生存之網——當強權試圖將其從歷史中抹去時，東帝汶人用沉默的堅韌與智慧，在時代的夾縫中為自己贏得了轉機。

在這個過程中，西方陣營的態度耐人尋味——正值冷戰酣戰之時，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選擇了默許縱容。華盛頓不僅在國際場合為雅加達保駕護航，更暗中輸送軍火，用實際行動詮釋了什麼叫“戰略利益高於主權原則”。當西方輿論將東帝汶這樣的地區標籤化為“欠發達”地帶時，實則是為其雙重標準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在那個年代，強權可以肆意將一個小國的命運當作戰略籌碼，而所謂國際規則，往往只是勝利者書寫的遊戲規則。這種霸權邏輯，至今仍在世界各個角落若隱若現。

澳大利亞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完美詮釋了什麼是“嘴上都是主義，心裏全是生意”。這個自詡為人權衞士的國家，卻在1975年印尼出兵吞併東帝汶時，成為了西方世界中唯一對此予以正式承認的政府。

驅使澳大利亞背棄原則的，是蒂莫爾海峽底下埋藏的油氣資源。1989年，澳印兩國簽署《蒂莫爾海峽條約》，在爭議海域劃出所謂“合作區”，以共同開發之名行利益瓜分之實。這份條約不僅繞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中線劃界原則，更將當時處於被佔領狀態的東帝汶的合法權益完全架空。整個1990年代，澳大利亞與印尼聯手批准多家國際企業在該海域開採油氣，而作為這片海洋真正主人的東帝汶人民，卻被徹底排除在利益分配體系之外。

這種“石油優先、道義靠邊”的實用主義策略，讓澳大利亞所謂的人權承諾顯得蒼白無力。澳大利亞對東帝汶政策的前後轉變，始終圍繞着自身利益展開。直到1998年蘇哈托政權倒台，印尼陷入政局動盪，加之國際輿論壓力增大，澳大利亞才轉而支持東帝汶獨立——這一次，它又把自己打扮成了地區和平與人權的捍衞者。

1999年，在聯合國主持下，東帝汶人民迎來了決定命運的時刻。公投當天，無數雙曾經被剝奪選擇權的手，鄭重投下了支持獨立的選票，並最終取得了78.5%的壓倒性結果。

然而，勝利的喜悦轉瞬即逝。拒絕接受這一結果的印尼軍方及其支持的民兵組織，隨即發動了瘋狂的報復。城鎮陷入火海，平民在逃亡中喪生。短短數週內，超過千人失去生命，四分之一人口流離失所。基礎設施遭受系統性破壞——電網癱瘓、道路中斷，約75%的建築物淪為廢墟。

在國際社會良知即將徹底失聲之際，多國部隊終於在當年9月踏上這片滿目瘡痍的土地。以澳大利亞為首的維和部隊開始重建秩序，而其中藴含的歷史反諷令人深思：曾經對印尼佔領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澳大利亞，如今卻以拯救者的姿態出現。這個曾在資源利益與道義原則間選擇前國家的角色轉變，向世界揭示了國際政治的現實邏輯——立場的選擇往往不取決於永恆的原則，而取決於流動的時機與利益考量。當原則與利益再次碰撞，這一次，歷史的天平傾向了介入。

2002年5月20日，東帝汶在聯合國過渡當局見證下宣告獨立，成為新世紀首個新生主權國家。然而，名義上的獨立並未立即帶來安全與發展。這個初生的國家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着異常嚴峻的建國考驗。連年戰火給這個國家留下了滿目瘡痍。基礎設施損毀嚴重，全國電網基本癱瘓，醫療和教育系統需要從廢墟上重建。這個人口不足百萬的國家，不僅面臨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困境，更缺乏必要的專業人才。至2004年，其國民經濟總量僅相當於一個普通地級市，人均日收入不足1美元，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中排名墊底，被列入最不發達國家行列。

更令人擔憂的是其脆弱的經濟結構。這個新生國家的運轉嚴重依賴外部援助，自主發展能力嚴重不足——全年出口額微乎其微，主要依靠咖啡等少數初級產品，而關係國計民生的基本物資卻需要大量進口。最棘手的問題在於其資源命脈的可持續性：曾經貢獻國家財政收入九成以上的巴尤-烏丹氣田瀕臨枯竭，而被寄予厚望的“大日出”油氣田又因與澳大利亞的海上邊界爭端而開發受阻。

東帝汶的處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擺脱殖民統治只是第一步，如何在新時期的國際秩序中避免陷入新的依賴，實現真正的自主發展，才是更大的挑戰。這個年輕國家的建國曆程，對所有曾經歷殖民統治的國家都具有警示意義：贏得主權獨立只是漫長征程的開始，要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格局中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強自立，還需要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

漫漫入盟路：從邊緣到圓桌

被侵略與孤立的記憶，塑造了東帝汶對區域合作近乎本能的渴望。這個國家對東盟的嚮往，早在葡萄牙殖民末期便已生根。1975年，年輕的獨立運動領袖拉莫斯-奧爾塔在硝煙中構想着未來，他將“成為東盟一員”寫進了這個民族的願景。

然而，接踵而至的佔領與衝突，讓這個夢想不得不沉寂了二十餘年。2002年獨立後，東帝汶的領導者們清醒地意識到，若不能融入周邊，便可能再度被邊緣化。周邊國家與印尼千絲萬縷的聯繫，使其必須主動叩響東盟的大門——這既是尋求集體安全的庇護，也是為百廢待興的經濟尋找生路。

2011年，東帝汶正式遞交了入盟申請，開啓了長達十餘年的准入歷程。東盟內部不乏質疑之聲，擔心這個年輕而貧弱的國家難以承擔成員義務。於是，一套縝密而漫長的考核程序啓動了：考察團頻繁往來，評估其承受能力；技術援助與官員培訓逐步展開，助其提升治理水平。

直到2017年前後，東盟才形成“原則上接納”的共識，真正的考驗隨之而來：東帝汶需要完善機構設置、在所有成員國設立使館、簽署堆積如山的區域文件。2022年獲得觀察員地位是一個關鍵轉折，隨後出台的《全面成員資格路線圖》為最終加入明確了時間表與路線圖。

2023年底，東帝汶基本完成所有準入要求。次年，東盟十國一致同意接納這個執着的新成員。2025年10月，在吉隆坡的東盟峯會上，東帝汶終於簽署了加入條約——此時距首次申請已十四年，距國家獨立已二十三年。拉莫斯-奧爾塔總統的感嘆道出了其中艱辛：“通往東盟的道路比通往天堂還要艱難。（原話是：The road to ASEAN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road to heaven）”

東帝汶的加入，使東南亞在地理與政治上首次實現了完整。對曾遭佔領的東帝汶而言，能與昔日對手同席而坐，本身就是歷史的轉折。正如印尼前外長所言，東盟將成為東帝汶的“保護傘”，使其在大國博弈的縫隙中獲得喘息之機。通過區域集體協商機制，這個島國的主權與安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與此同時，成員資格也為東帝汶帶來外交舞台的根本轉變。過去，東帝汶的聲音在國際場合微弱難聞；如今，它可以藉助東盟的集體分量，在關乎其生存發展的海洋資源、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爭取權益。這種從獨白到對話的轉變，是東帝汶外交史上未曾有過的突破。

最具深意的是，這段歷程為區域和解提供了新的可能。曾對其獨立心存疑慮的鄰國，最終選擇了向前看。而對東帝汶而言，願意與昨日對手共建明天，同樣展現了超越傷痛的政治智慧。當東帝汶終於坐在東盟的會議桌前，它完成的不僅是一次身份轉變，更是一個小國通過持久努力，在強鄰環伺中為自己爭取到一席之地的生動見證。這條路雖然艱難，卻為所有在逆境中前行的國家提供了一個樣本：堅持與務實，同樣重要。

當地時間10月25日，東帝汶外交部長弗雷塔斯、馬來西亞外交部長哈桑和泰國外交部長龐克考出席東帝汶加入《東盟憲章》的儀式。路透社

入場券不等於飯票：合作背後的現實挑戰

東帝汶推開東盟的大門，贏得了一場政治上的尊嚴之戰。但在這象徵意義的背後，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正等待着答案：這張沉甸甸的成員證書，究竟能為普通東帝汶人的生活帶來多少實質改變？

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的樂觀情緒代表了其中一種聲音。他提醒人們，東盟初創時不少成員同樣貧困，正是在區域合作的土壤中逐漸生長起來。“東盟將加大對東帝汶的參與和扶助”，這句承諾正在轉化為具體的行動——從培訓官員到改善基建，一套旨在縮短髮展差距的機制開始運轉。

對於長期被隔絕在區域市場外的東帝汶而言，變化正在悄然發生。隨着東盟經濟共同體框架向東帝汶敞開，這個島國的特產將能以更低的門檻進入周邊國家市場。與此同時，來自東盟的發展基金有望幫助打通制約發展的交通與電力瓶頸。沉睡多年的旅遊資源也看到了被喚醒的契機，東盟內部的人員流動便利，讓東帝汶那些被遺忘的熱帶海灘和殖民時期遺蹟，第一次真正進入了區域旅遊的視野。更重要的是，這片土地終於有機會參與到區域產業分工中——就像當年老撾、柬埔寨走過的路那樣，從最簡單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起步，逐步融入區域經濟脈絡。

東帝汶拿到了東盟的入場券，但真正的考驗現在才剛剛開始。這個國家的經濟總量還不到某些東盟大城市一個季度的產值，在區域經濟的版圖上不過是個微小存在。同時它的經濟命脈還牢牢拴在日漸枯竭的油井上——國庫裏每十塊錢，就有九塊來自油氣。當這份老本吃光之後，東帝汶靠什麼過日子？

現實比想象更殘酷。打開國門意味着本土那些剛剛起步的產業，馬上就要面對鄰國成熟企業的競爭。就像剛學會走路的孩子被推上田徑場，印尼的工業品、泰國的農產品正蓄勢待發，準備湧入這個新生市場。東帝汶的咖啡農、紡織工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家門前擺滿了來自整個東南亞的貨品。這種競爭或許能催人奮進，但更可能的是，在幼苗還未長成時就被風雨摧折。

與此同時，治理能力的不足可能制約東帝汶對合作機遇的把握。東帝汶在政府效率、廉政建設、法律體系健全等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要重建的不僅是道路和電網，更是一整套現代國家的運行機制——東帝汶目前偏低的生產率和公共治理質量，會限制其從東盟成員資格中獲得經濟利益。換言之，市場機會在眼前，但東帝汶能否提供穩定透明的營商環境來吸引投資，是一個問號。

東盟的席位就像一把雙刃劍：既打開了通往更大市場的大門，也照亮了這個年輕國家內部的每處短板。如果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這場自我革新，東帝汶或許會發現，自己雖然坐進了東盟的會議廳，卻依然被隔在經濟發展的門外。畢竟，入場券只能讓你進門，要想真正上桌吃飯，還得靠自己的本事。

如今東帝汶雖已在東盟的屋檐下獲得棲身之所，但這座屋檐能遮擋的風雨終究有限。東盟雖然是一個合作聯盟，但在成員國內部治理問題上能提供的幫助有限。東盟引以為豪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在阻擋外部勢力插手的同時，也可能在風雨來襲時，讓門內的呼救難以得到及時回應。緬甸的困境就是一面鏡子。當軍政府與民盟兵戎相見，平民在戰火中流離失所時，東盟的協調機制顯得步履蹣跚。這份謹慎，既源於對主權界限的尊重，也映照出區域組織在面對成員國內部危機時的天然侷限。因此，東帝汶不能對東盟寄予不切實際的期望，而需要更加註重自身治理能力建設，未雨綢繆地防範國內風險。

最後，還有地緣政治層面的挑戰。東帝汶地處東南亞和大洋洲的交匯點，戰略位置獨特。近年來印太地區大國角力加劇，東盟力圖在美中之間保持團結自主。東帝汶加入東盟後，必須與其他成員國協調外交立場，在地區和國際問題上遵循東盟的集體步調。這可能要求東帝汶在某些議題上放棄自身的強烈傾向，以換取東盟一致立場。

舉例來説，東帝汶與澳大利亞關係密切，也接受了不少來自歐美國家的發展援助；同時，中國在東帝汶的投資和基建項目近年來也有所增長。如何在東西方之間、在傳統夥伴與新興夥伴之間保持平衡，考驗着東帝汶新一代外交家的智慧。印尼外交部長納塔萊加瓦的建議或許可供參考：以東盟為依託，避免被捲入大國衝突，把國家發展前景深深嵌入東盟總體的發展願景之中。唯有如此，東帝汶才能在區域博弈中立於不敗之地，並最大化自身利益。

【秦博，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外國語學院副院長；王悦，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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