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面對“川建國”，巴西的外交路線仍要回答一個問題

當地時間10月26日，巴西總統盧拉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盟峯會期間進行會談，特朗普表示談得“非常好”，盧拉則表示“相信會就關税問題找到解決方案”。

自特朗普7月底宣佈對巴西大部分商品加徵50%關税以來，雙方頻頻“互嗆”，特朗普甚至搬出巴西政府“政治迫害前總統博索納羅”等理由，盧拉則將美國關税霸凌視作“捍衞國家主權與尊嚴之戰”。

《真實巴西》地緣政治分析師、金磚國家民間理事會成員馬可·費爾南德斯在俄羅斯瓦爾代俱樂部網站發佈評論文章，分析了特朗普關税霸凌的真實目標、對巴西的影響，以及真正困擾巴西外交政策的因素。觀察者網翻譯全文，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本網站立場。

【文/馬可·費爾南德斯，翻譯/鯨生】

在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發動非法且主動挑釁式的襲擊數小時後，巴西前外交部長、前國防部長、現任總統國際事務特別顧問塞爾蘇·阿莫林（Celso Amorim）在接受巴西電視台採訪時，以一種少見而沉痛的語氣表示：“國際秩序已經結束了！無論是從貿易角度，還是從和平與安全角度都是如此。我們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這絕非易事。”

阿莫林在電視直播中發表這一悲觀判斷時，並未想到巴西會成為“國際秩序終結”的下一個受害者。就在美國對伊朗發動不道德襲擊的幾天後，在金磚國家裏約峯會開幕首日，特朗普威脅稱，如果金磚成員國從事所謂的“反美行動”，美國將對其徵收額外10%的關税——但他並未説明這些“行動”具體指什麼。特朗普的威脅登上了全球各大媒體的頭條，這場被西方主流媒體所輕視（他們本來也傾向這麼做），特別是中、俄、伊國家元首缺席的峯會，因而意外地受到矚目。

然而，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特朗普的威脅恰恰説明，即使金磚國家取得的進展有限，也足以引起白宮的不安。

峯會結束兩天後，特朗普將他的“關税大炮”對準了巴西。過去十五年，美國對巴西一直保持約41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這也戳破了華盛頓反覆聲稱“為彌補貿易逆差而加徵關税”的理由。即便如此，特朗普仍對巴西商品徵收高達50%的關税。

到目前為止，人們已經看出，特朗普加税的真正目標是打擊盧拉總統與巴西最高法院（STF）。這一操作背後顯然包含着對2026年總統選舉的政治算計。華盛頓甚至援引《馬格尼茨基法案》——原本針對毒品走私與恐怖主義活動相關人員的制裁工具——來懲罰部分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美國總統給出的理由包括：要求盧拉暫停對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的審判，後者因在2023年1月策劃未遂政變、企圖推翻新當選的盧拉政府，被判處27年監禁；此舉彷彿在暗示巴西的總統能夠直接干預司法。

當地時間10月26日，特朗普與盧拉在馬來西亞舉行的東盟峯會期間會面。 視頻截圖

特朗普還指責巴西最高法院“侵犯了美國企業和個人的言論自由”，理由是巴西司法部門在部分刑事案件中試圖對社交媒體平台進行合法監管。在這兩起案件中，巴西最高法院法官亞歷山大·德莫賴斯均擔任主審，也因此成為美國製裁的首要目標。

此外，外界流傳着一些説法：特朗普可能試圖同時打擊主要的金磚國家，以削弱這一機制，並且對巴西擁有的世界第二大稀土礦產儲備垂涎三尺。這些攻擊的終極目的，或許是為與巴西政府開啓一場尚未公開議題的談判創造籌碼。

這是迄今為止美國對巴西主權最嚴重的一次公開攻擊。它超越了傳統的貿易摩擦，將關税作為政治武器，試圖干涉巴西的政治、司法與金融體系。實際上，華盛頓等於對巴西實施了制裁。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一系列行動的協調竟包括了眾議員愛德華多·博索納羅的公開參與——他是前總統博索納羅的兒子，為躲避司法追訴而逃往美國，並多次與特朗普的核心圈子成員會面，密謀針對自己的國家。這場美國主導的行動迫使盧拉總統與巴西外交部不得不調整外交路線，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中重新定位自身。

巴西為何尚未重返地緣政治舞台中心？

盧拉於2023年重返執政，令人們高度期待其外交政策將回歸前兩任任期（2003-2010年）那種大膽風格。2022年10月當選總統後不久，他便宣佈：“巴西回來了”，即我們又回到了全球政治的舞台上。然而，至今為止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們正面臨比過去更加動盪的國際局勢：西方對中國、俄羅斯的攻擊升級——包括髮動制裁、媒體戰甚至一場局部熱戰；美國支持對巴勒斯坦人發動的“種族滅絕”；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極右翼勢力崛起導致了嚴重的政治極化，而這些極右翼勢力與華盛頓的利益集團相互勾連。這與盧拉和羅塞夫執政期間（2003-2016年）所面臨的環境大不相同。

盧拉第三任期的外交政策被形容為“積極不結盟”，希望在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主要全球大國中間保持“等距”。其包括以下4個特徵：

1. 採取防禦-反應型外交姿態，並且謹慎行動；

2. 至今未能有效主導巴西曾經協助創建的兩個主要區域平台——UNASUR（南美國家聯盟）和CELAC（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的重組；

3. 對金磚國家組織畏手畏腳地參與，儘管巴西曾經是該機制成立之初的主導力量；

4. 難以提出能為巴西帶來經濟政治利益的戰略伙伴關係。

巴西政府至今最大的押注是南方共同市場與歐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MERCOSUR-EU FTA）。而巴西國內諸多嚴肅的分析人士（如小保羅·諾蓋拉·巴蒂斯塔）已經指出：該協定對歐洲工業帶來的益處將大於給南方共同市場經濟體的好處，且尤其會削弱巴西的再工業化努力。政府多次在公開表態中強調該協定的“地緣政治重要性”，但通常回避討論其經濟性質——可以説，這方面至少是頗具爭議的。就連巴西財政部長費爾南多·哈達德也公開表示，他看不出這份協定能帶來什麼重大經濟優勢。

在主觀因素之外，還有一些客觀因素解釋了“盧拉三期”的外交政策變動。我們先從主觀因素説起：與盧拉、迪爾瑪先前的任期不同，那時的巴西勞工黨——他們支持拉丁美洲一體化與建立金磚國家組織——在主導施政方向上握有更大的話語權；而本屆盧拉政府是在2022年擊敗極右翼的“廣泛陣線”架構下組建的，其中包括與美國、歐洲有經濟聯繫且在意識形態上相契合的中右翼政黨。

此外，盧拉已經失去了過去外交團隊中的兩位關鍵人物：一是前總統國際關係特別顧問馬可·奧雷利奧·加西亞（Marco Aurélio Garcia），二是外交部前秘書長塞穆爾·皮涅羅·吉馬雷斯（Samuel Pinheiro Guimarães）——二人均已去世。加西亞曾有一個重要優勢：他不是伊塔馬拉蒂宮（巴西外交部）的正式成員，因此能夠以“局外人”的身份開展某些運作。他長期擔任巴西勞工黨國際關係秘書，深得盧拉和迪爾瑪的信任，並掌握一張龐大的政治關係網絡，尤其是在拉美地區。今天我們依然有阿莫林，他是一位出色的談判者，也是金磚國家架構的眾多設計師之一，如今不僅是巴西外交政策的關鍵人物，也是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代表。然而，在為盧拉總統做戰略建構以及主持日常工作方面，過去那個由外交部長阿莫林領導的“夢幻三人組”已經遺憾地消失了。

“盧拉三期”外交政策變化的客觀因素是？

作為拉丁美洲最大的地區性大國，經濟體量約佔整個地區的40%，巴西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只能是推動拉美和加勒比地區一體化。正因如此，在盧拉與迪爾瑪執政時期，巴西投入了巨大精力來推動南美國家聯盟（UNASUR）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ELAC）的協調工作。後者是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替代性機制——OAS幾十年來一直受華盛頓遙控，常被用作美國支持下發動諸多軍事政變的合法工具。CELAC的成立得益於2000年代拉美政治迎來“粉紅浪潮”時期各國進步政府之間的意識形態共鳴。那時，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古巴的左翼政府構成了一個主導性的政治聯盟。他們的集體影響力強大到足以吸引當時仍由更保守政府執政的智利、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加入其中。

“南美洲區域基礎設施一體化”倡議（IIRSA）設想的南美各國陸路交通網連接規劃圖

但外交政策不僅僅是靠美好的演講或意識形態親近來推動，它還需要物質支撐。基於這一點，巴西為推動拉美與加勒比地區一體化的過程投入了大量資源。可以説，巴西當時實踐了一種“微型版‘一帶一路’倡議”，其方法與中國後來成功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頗為相似。一方面，在2007年至2015年間，巴西國家開發銀行（BNDES）為地區內多個國家（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秘魯、烏拉圭、多米尼加、厄瓜多爾、古巴、危地馬拉、墨西哥、巴拉圭、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提供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貸款，還支持了安哥拉、加納和莫桑比克的項目。

另一方面，巴西的大型建築公司修建了港口、鐵路、機場、公路、天然氣管道和地鐵等基礎設施。通過這種方式，巴西不僅在口頭上主張區域一體化，更在行動上落實了這一目標——既改善了地區的基礎設施狀況，也積累了政治資本，同時為本國企業帶來了利潤。

然而，正是這些大型建築公司以及巴西最大的國有企業——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成為了“洗車行動”（Operation Car Wash）的主要打擊對象。該行動以反腐為名義，在巴西引發了一場政治地震，無數政界與商界人士被捕入獄，這為推翻迪爾瑪·羅塞夫總統的議會政變、盧拉總統的入獄以及他被排除在2018年總統選舉之外創造了條件——盧拉原本是那屆選舉的最大熱門候選人。

在“沒人能夠反對”的反腐旗號下，也在巴西主流媒體公司的配合下，“洗車行動”不僅僅是懲治了巴西大型建築公司的高管和所有者，而是摧毀了這些企業——它們本是巴西經濟與外交政策的戰略性支柱。

如今，政治風暴雖已過去，但隨着更多調查的推進，事實已得到充分證實：在時任法官、現任參議員的塞爾吉奧·莫羅（Sérgio Moro）主導下，“洗車行動”實質上是一場“法律戰”（lawfare），得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美國司法部的協助與指導，是服務於華盛頓的帝國主義利益。

一方面，那些在國際市場上已能與美國建築公司正面競爭的巴西建築企業被摧毀；另一方面，巴西國家開發銀行（BNDES）也被有意地“無害化”。羅塞夫遭遇政變下台後，副總統米歇爾·特梅爾（Michel Temer）繼任總統，並隨即向國會提交法案，禁止BNDES繼續為海外項目提供融資。這項措施從法律上切斷了巴西延續“微型一帶一路”式政策的可能，也意味着終結了盧拉與迪爾瑪時期的外交方針。

巴西成為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行動之一的目標——這場行動由奧巴馬-拜登政府主導，對巴西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與政治代價。政治上，它為極右翼勢力的崛起鋪平了道路，最終促成了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在2018年當選總統。博索納羅完全屈服於華盛頓的意志，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他曾公開向美國國旗敬禮。執政後，他以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摧毀了巴西國家體制，使巴西在外交上淪為“侏儒”。對華盛頓而言，大功告成。

今年8月初，巴西極右翼議員抗議最高法院逮捕博索納羅，一度導致立法會議停擺。

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數年之後，“洗車行動”檢察官團隊的負責人在Telegram上的賬户遭黑客入侵，相關通信內幕才被曝光，美方在“洗車行動”中扮演的角色才浮出水面。從這個意義上講，美國民主黨的新保守派外交手段雖然隱蔽，卻極其高效——這與當下特朗普主義戰略中，其毫不掩飾的帝國主義風格形成鮮明對比。

特朗普的“自擺烏龍”與巴西外交的翻身仗

特朗普近期對巴西的強硬攻勢，徹底改變了巴西政治棋盤上的佈局。捍衞國家主權與維護巴西國家機構的尊嚴，已成為一場盧拉政府名譽攸關的戰役。現在盧拉幾乎每天發表講話，直面美國的挑釁。

在一次措辭最為激烈的演講中，他明確指出：“特朗普是被選為美國的總統，而不是被選為世界的皇帝。”

對盧拉而言，沒有什麼事情比直面一個挑釁的對手更能在政治上加分了。從那時起，盧拉一直在緩慢下滑的民調重新上升——不僅在國內，在國際上也是如此。《紐約時報》甚至以“那個敢於直面特朗普的人”為標題，將他放上報紙頭版。

此前，巴西利亞始終在中美之間刻意保持某種“等距外交”，對金磚國家機制的參與熱情也不如往昔。然而形勢逆轉之後，盧拉政府開始採取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重新靠近這個由巴西在2009年參與創建的多邊機制。金磚合作再次成為巴西政府的外交優先事項之一。盧拉多次分別與中、俄、印的國家元首通話，並罕見地主持召開了一次金磚國家線上特別峯會，討論應對白宮攻勢的集體方案。

雖然巴西對美出口目前僅佔其國際貿易總額的約12%，但美國依然是巴西工業製成品的最大出口市場，也是外國直接投資（FDI）最大來源國，佔巴西全部外資存量的近30%。

近期，特朗普將約700種巴西商品的關税從50%下調至10%，其中包括橙汁、紙漿、化肥、飛機及其零部件（主要來自巴西航空工業公司），以及部分金屬中間製品。根據政府估算，只有約36%的巴西出口將受到最高關税的影響。

一方面，巴西利亞依然堅持與華盛頓保持對話的路線。盧拉與特朗普在聯合國短暫會晤後，雙方通過多重正式與非正式渠道展開幕後磋商。如今看來，美國總統似乎已出現鬆動，預計將於近期與盧拉再度會面。

據悉，在華盛頓內部的權力角逐中，特朗普信任的務實派商人理查德·格雷納爾（Richard Grenell）暫時壓過了強硬派國務卿馬克·魯比奧一頭。後者將盧拉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對手，而蓋爾納則主張務實合作。

理查德·格雷納爾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擔任駐德國大使，現任特朗普的美國總統特別任務大使。

另一方面，巴西政府已下令加快經濟夥伴多元化進程，以降低美國的影響力。正如巴西總統國際事務特別顧問阿莫林最近所説：“多元化，就是新的獨立。”

巴西正在擴大對華出口，並尋求與其他金磚夥伴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10月底，盧拉對印尼進行史無前例的國事訪問，隨後首次參加在馬來西亞召開的東盟峯會。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印尼總統普拉博沃·蘇比安託（Prabowo Subianto）在“里約峯會”結束兩天後對巴西進行的國事訪問中，與盧拉之間“氣氛極為融洽”。這種個人層面的互信，有望推動兩國之間建立更穩固的夥伴關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巴西與印尼分別是全球第七與第八大經濟體。

近幾周，巴西還宣佈與墨西哥達成若干重要經濟協議。這是由副總統傑拉爾多·阿爾克明（Geraldo Alckmin）率領多名部長訪問該地區第二大經濟體後取得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墨西哥同樣正遭受來自美國的經濟壓力與貿易攻擊。

此外，盧拉已接受印度總理莫迪的正式邀請，計劃於明年2月訪問新德里。這將標誌着巴西與印度關係前所未有的升温。印度將在明年接任金磚國家輪值主席國。事實上，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唯有印度遭受了與巴西同等激烈的美方關税與制裁。原因是其持續進口俄羅斯石油——而同樣這麼做的歐盟和土耳其，卻並未受到白宮懲罰。

美方的這些攻擊，反而促成了新德里與北京的重新接近。這是到目前為止，美國攻擊其傳統南亞合作伙伴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後果。

在全球地緣政治博弈日趨激烈的格局中，每當特朗普政府對其他國家發動攻擊時，他往往削弱了那些國家當中，與美國利益深度綁定的本地精英勢力，卻同時壯大了與中國、俄羅斯或金磚集團關係更密切的羣體。

這種變化在中俄身上早已顯現——在2017年以來的中國，以及2014年起、尤其是2022年後的俄羅斯，親西方的內部派系都因來自美方的敵意而日漸邊緣化。正因為如此，當特朗普在首個任期內發起“貿易戰”，並率先制裁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包括華為與中興）時，他在中國獲得了一個綽號。特朗普的攻擊令中國政府與人民都認識到，美國不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伙伴，而是日漸成為一個對手，因此有必要加速推進中國的科技自主化發展，尤其是在芯片等關鍵的高科技領域擺脱對美國公司的依賴。中國人開始給他取名為“川建國”，換句話説——“特朗普，中國國家建設者”。

如今美國總統的這一輪攻擊，是否會幫助巴西人“建設國家”，甚至促進金磚集團的凝聚力？據説拿破崙曾説過：“不應該在你的敵人犯錯誤時打斷他。”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巴西要重新走上一條“自信而積極”的外交道路，依然面臨巨大挑戰。

例如，巴西必須重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融資和建設基礎設施項目的能力。在當下地區政治極化加劇的環境下，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凸顯。盧拉總統已向國會提交法案，擬恢復國家開發銀行（BNDES）對海外項目的融資功能。然而，過去那些實力雄厚的巴西建築企業尚未從腐敗醜聞與經濟衰退的打擊中恢復，如今它們還必須面對來自中國同行的競爭。

更為根本的問題在於：巴西仍然缺乏一份擁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國家戰略——既能讓追求再工業化的精英階層與廣大民眾的利益形成契合，又能依託一個具備戰略眼光與執行力的國家，去引領一條自主的發展之路。

無論巴美之間的談判最終結果如何，盧拉總統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都在全球引起強烈共鳴。他那句擲地有聲的話——“在加沙廢墟之下埋葬的，不僅是成千上萬名無辜的婦女與兒童，也埋葬了國際人道法，以及西方所謂道德優越性的神話”——震撼了整個國際社會。

面對無可辯駁的現實，巴西（以及更廣義上的“全球多數國家”）該如何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也許這才是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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