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斯特&特魯鮑維茨：中美“小而穩”的進步，勝過特朗普“大交易”的虛幻承諾-威廉·赫斯特、彼得·特魯鮑維茨

本週在韓國舉行的APEC峯會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尤其是10月30日將舉行的中美領導人會晤。特朗普早已迫不及待地“預告”行程安排，並期待中美“可能達成全面協議”，這再度點燃了自其上台以來便議論不休的、所謂中美“大交易”的種種猜測與討論。

10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通電話並強調，前段時間，中美經貿關係再次出現波折。通過吉隆坡經貿會談，雙方澄清了立場，增進了理解，就對等解決當前緊迫的經貿問題達成框架共識。希望雙方相向而行，為中美高層互動做好準備，為兩國關係發展創造條件。

中美之間會不會達成特朗普口中的“大交易”？其具體內容會是什麼？對中美關係及地區格局有什麼影響？少早前，一篇發表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的評論文章認為，在當前緊張局勢下，美國政策制定者應當關注更加可控的目標，任何朝着正確方向“小而穩”的進步，都勝過對“大交易”的虛幻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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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廉·赫斯特、彼得·特魯鮑維茨，翻譯/鯨生】

在大國外交的世界裏，希望永不熄滅。即便是在美國與中國發生了異常激烈的貿易戰當下，人們仍在談論中美元首會面以達成某種“大交易”的可能性。

特朗普表示他“非常願意與中國達成協議”，而中國在對特朗普的大規模關税攻擊作出剋制且有針對性的回應後，也沒有關閉談判的大門。在當前尤為緊張的時刻，藉此機會實現美中關係的突破聽起來頗具吸引力，然而，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歷史，以及各自國內政治狀況都意味着，達成這種協議的可能性極低。

自1950年以來，中美關係多次從合作轉向對抗，再轉回合作。這既有地緣政治的原因，也有基於國內政治的考量。通常情況下，只有當面對一個共同敵人的明確且現實的威脅時，兩國才有可能在安全領域進行合作。例如，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於1972年對中國的歷史性訪問，促成了一系列旨在遏制蘇聯的協議。而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兩國都由支持擴大國際貿易的國內領導人執政時，中美才能在經濟領域開展合作。然而，雙方在安全和經濟事務上同時達成合作，始終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目標。

無論從國際大環境還是國內政治來看，都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當前是中美在安全或經濟領域超越分歧的有利時機。同時，也沒有任何共同的安全威脅促使兩國走到一起。事實上，在國際衝突問題（如俄烏之間的衝突、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緊張局勢）上，兩國更有可能持對立的立場（或者至少是基於完全不同的目的行事）。過去一百年來，唯有在20世紀50到60年代的冷戰高峯期，中美兩國才在安全和經濟兩個層面上處於完全對立狀態；如今的環境愈發類似那個時期，很難想象任何人能實質性地解決兩國之間的重大分歧。

特朗普不會願意打出他手中的牌。如果他想推動達成一筆“大交易”，那對美國來説幾乎肯定是一筆“與魔鬼的交易”。為了達成任何全面、廣泛的協議，美國可能不得不在台灣問題或南海問題上作出讓步——這將有可能瓦解數十年來支撐東亞區域穩定的安全架構。

美國將區域影響力讓渡給中國的戰略成本將遠遠超過任何潛在的經濟收益——這包括中國進一步開發市場，甚至是美國製造業的復甦。在當前這種形勢下，美國政策制定者應當關注那些更加可控、更關鍵的目標上，比如降低中美在南海及其他熱點地區爆發意外衝突的風險。哪怕雙方只是從戰爭邊緣小小地後退一步，也將是極具意義的“大事”。

有用的敵手，有用的夥伴

歷史表明，當中美兩國不再擁有共同的敵人，且當“向內看”、以民族主義為代表的經濟利益在國內政治中佔上風時，兩國關係就會惡化。

例如，在1949年中國共產黨贏得勝利之後，從華爾街到小鎮民眾在內的美國人都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莫斯科主導的、不斷擴大的“全球共產主義威脅”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觀點在朝鮮戰爭期間得到強化，當時中美兩國在戰場上直接交鋒；而到了1960年代，隨着旨在“贏得人心”的冷戰競爭氛圍加劇，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也擴展至發展中國家。

國內政治的需求強化了這種地緣政治上的算計，並助推了中美兩國間的對抗情緒。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美兩國都並未走上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之路，儘管各自的理由不同。美國更傾向於支持一種受管控的（而非自由化的）貿易體制，幾乎完全專注於西方盟國內部的商業聯繫；同時，通過全面貿易禁運，華盛頓千方百計地試圖在經濟上孤立並懲罰中國。在那時的中國，這種孤立事實上無關緊要。當時中國與外部世界幾乎沒有多少貿易往來，除了蘇聯、朝鮮和阿爾巴尼亞等少數國家，中國基本將對外經濟聯繫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冷戰的前二十年裏，中國與美國不僅是充滿敵意的戰略對手，還如政治學家湯姆·克里斯滕森（Tom Christensen）所形容，各自在對方的國內政治中扮演着“有用的敵手”角色。在國內政治的關鍵時期，兩國往往通過相互指責對方是無法與之妥協的敵人來鞏固自身權力。例如，從艾森豪威爾到林登·約翰遜以來的美國總統都把矛頭指向充滿敵意的中國，以此向民眾兜售美國應深度介入南越戰事的外交政策（否則美國民眾本來也不會支持這場戰爭）。然而，這種戰術的代價是強化了兩國國內的強硬派聲量，反過來加深了中美之間的裂痕。

到了1970年代，中蘇兩國在1969年爆發了邊境衝突，蘇聯似乎成了比美國更嚴重的威脅，而中國對於同時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的焦慮是明顯的。與此同時，美國正尋求擺脱一場在國內極不受歡迎的東南亞戰爭，並重新調整其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冷戰戰略。華盛頓基本同意，中國和蘇聯已不再屬於一個完整的共產主義陣營，這種戰略利益的趨同促成了中美關係的解凍，始於尼克松的訪華之行，那次訪問是由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的秘密外交促成。

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開啓訪華之旅，與周恩來總理握手。

正如基辛格當時形容，這次訪問標誌着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盟”的開始，其目的是平衡蘇聯的力量。儘管正式的雙邊外交關係直到1979年才建立，但70年代為一系列中美戰略性倡議奠定了基礎：從“乒乓外交”和其他“魅力攻勢”，到日益增加的貿易和技術交流，再到啓動實際防務合作，這種合作貫穿了整個1980年代。儘管戰略合作蓬勃發展，但中美之間的經濟合作在1970年代仍十分有限。當時的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封閉，隔絕於全球市場之外。

直到1980年代，支持全球化的趨勢在兩國內部逐步紮根後，中美之間的安全與經濟利益才在短時間內得以協調一致。中國在此時推動結構性經濟改革，致力於市場改革和融入全球經濟的雙重目標。在美國，里根總統成為全球化主張的積極推動者，提倡貿易自由化和開放市場。與此同時，兩國在戰略上繼續合作抗衡蘇聯。1980年代，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中美曾就支持阿富汗境內的抵抗勢力進行合作，這進一步強化了兩國的安全關係。正是這種國內“親全球化”聯盟的崛起，加上面對共同的敵人，營造了一個有利於戰略與經濟合作的環境，並持續到冷戰結束。

蘇聯於1991年解體後，中美戰略合作的基礎徹底改變。共同敵人的消失導致兩國在安全領域合作的戰略邏輯不復存在。與此同時，經濟合作卻迅速發展。在華盛頓，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引發人們對美國實力在亞洲“前沿存在”可信度的質疑，也讓人擔憂中國在本地區對自身利益的捍衞日益變得強勢。在1995-1996年的台灣海峽危機中，北京為了警告“台獨”勢力而在台灣島周邊試射多枚導彈，這場危機凸顯了問題的嚴重性。美國則出動多艘航空母艦前往該地區，以展現其對台灣地區的軍事承諾。

鑑於雙方僅有經濟利益的相互匹配，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始終充滿矛盾。兩國領導人在合作與競爭之間艱難地維持平衡。克林頓總統為繼續深化中美經濟關係尋找合理性，寄希望於經濟利益最終能帶來兩國戰略上的“結盟”（alignment）。他主張通過自由貿易和投資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中。而中國也展現出願意“參與遊戲”的姿態。最終結果是中美貿易的飛躍式增長，並開啓了促成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從那以後，中美兩國的經濟已陷入深度交織。

不再相向

2024年，中美之間的貨物與服務貿易總額超過5800億美元。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中國最大的單一出口市場（不包括如東盟或歐盟這類區域集團）。此外，北京還持有超過一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然而，這種經濟相互依存關係掩蓋了更深層的離心趨勢，近年來，這些趨勢正逐漸拉開兩國之間的距離。在國內，中美都面臨着日漸增長的要求“向內看”、遠離全球市場的政治壓力——其理由大致相似：被認為由全球化所導致的貧富差距與錯配（dislocation）。

在美國，全球化所引發或加劇的經濟錯配現象，導致了對自由貿易和國際合作機制的強烈反對。早在1990年代，人們就在克林頓曾推動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西雅圖爆發的反對世貿組織抗議中看到了危機的先兆。然而，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進入奧巴馬執政時期，圍繞就業流失和對所謂“中國貿易行為”的國內關切才真正成為美國選舉中的熱門議題。國會議員們越來越將美國的經濟困境歸咎於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從這種觀點滑向特朗普所倡導的反華、“美國優先”式新重商主義議程，僅僅是一步之遙——他在競選期間宣傳這一理念，上台後則在白宮付諸實踐。

在中國，自2010年代以來，進一步強調推進“共同富裕”與社會公平，綠色能源轉型以及“中國夢”——不僅僅是承諾提升基本生活水平，也追求更高的整體生活質量；不僅是一個強大且自信的中國，也是一個關注尖端科技發展、更加以消費為導向的經濟體。實現這些目標的舉措則包括減少對外國技術與投資的依賴，擴大內需、推動本土創新。

當雙方都在將彼此當作“替罪羊”，又沒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帶來合作的動力時，在戰略軍事問題上的協調空間自然日益收窄。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期間，中美試圖在反恐、氣候變化和全球公共衞生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尋找共同點，但這些努力未能取得顯著成功。對美國而言，在本世紀前十年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被視為頭等大事，而中國則更多地聚焦東亞的發展態勢。中美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也被更廣泛的貿易、技術、補貼和知識產權等爭議所拖累。

到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不僅暴露出雙方關係中的緊張，也進一步加劇了對抗傾向。在美國，政界人士猛烈抨擊中國，特朗普甚至污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中國則堅決駁斥這些指控，並強調其防疫表現更勝一籌，隨後更是藉助“疫苗外交”與美國展開全球形象競爭。這場疫情大流行也強化了經濟民族主義：兩國都開始在本國建立關鍵供應鏈，而到了拜登政府時期，進一步限制了關鍵材料與前沿技術的對華出口。

隨着拜登任內中美的戰略互信不斷惡化，華盛頓和北京開始從“大國競爭”視角來解讀對方的每一個舉動。雙方越來越傾向於將相互依存關係“武器化”（例如對芯片和稀土出口實施管控），甚至在公眾持有債務、國有或國家主導的投資流動等問題上加碼威脅。

經濟治略無法再像1950年代和60年代那樣成為兩國之間的戰場，因為中美早已不處於各自獨立的貿易體系中。它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意味着有必要採取更微妙的“舞步”，卻也開啓了冷戰時代根本無法想象的競爭賽道和施壓角度。儘管雙方都意識到有必要防止競爭演變為公開衝突，但兩國關係仍充滿變數和不穩定性。

少即是精

在特朗普新一屆政府上台六個月後，中美關係變得更加令人不安。2025年4月，特朗普對中國實施的關税陡然上調至驚人的145%，目的是逼迫中國重返談判桌，併為一項可能達成的“大交易”鋪路。然而，中國迅速且強硬的回應——將對美商品的關税提高至125%，並對關鍵稀土和磁體實施出口限制——表明，這種直接的、強迫性的策略不太可能奏效。

儘管此後雙方同意暫時休戰，但真正率先退讓的卻是特朗普。若特朗普未在那些關乎中國地緣政治抱負的關鍵議題上作出重大讓步，中方几乎不可能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屈服於前者的要求。這正是問題癥結所在。

考慮到當前的博弈狀態，任何“大交易”都意味着美國必須默認大部分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屬於中國事實上的所謂“勢力範圍”，以換取中國對美國在西半球、大西洋、太平洋島嶼和大洋洲影響力的類似承認。

202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吉隆坡會見美國國務卿魯比奧。雙方就中美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然而，這樣的協議將嚴重危及美國的核心盟友——包括日本和菲律賓的安全，並很可能迫使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考慮保障國家安全的極端選項——包括獲取核武器。這正是國際關係學者所謂的“安全困境”的經典案例：每個國家為了增強自己安全所做的努力反而威脅到他國安全，進而引發一連串的猜疑與潛在衝突。這也將為全球聯盟政治與核不擴散規範樹立一個危險的先例。盟友對美國失去信任將導致未來建立多邊聯盟變得更加困難，從而削弱美國在印太乃至全球的戰略態勢。

“大交易”一個常被討論的經濟面向是特朗普撤回美國對華關税、放寬對先進技術的出口管制、允許中國對美國關鍵行業進行投資；作為交換，中國則放鬆稀土出口限制，並調整中國所謂“讓美企陷入不利”的政策——包括補貼與“知識產權”問題。這類協議或許能為兩國的關鍵經濟領域帶來某種利好，卻難以觸及當前困擾經濟的深層次問題：生活水平降低、物價上漲以及就業市場疲軟。任何未能帶來切實可見的、立即改善經濟狀況的協議，反而可能激發更強烈的保護主義訴求、更多對全球化的不安、以及更普遍的排外與不信任情緒。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美國利益，特朗普明智的做法應當是重新調整其“交易主義”雄心，聚焦於更狹窄但戰略上更關鍵、更可能實現的目標。其首要任務應是通過更可靠的溝通渠道、兩軍對話機制以及增進互信舉措（例如太空發射事前通報機制、關於網絡戰與黑客行動的即時應對機制），來防止南海發生意外衝突。這些舉措不僅有助於降低衝突升級的風險，也將安撫亞洲盟友、釋放出美國致力於維持區域和平與安全的信號。

通過漸進式的協議，中美可以就具體問題達成一致，例如海上安全與“航行自由”問題——通過商定行為準則以及管控近距離海上接觸的操作規程。此外，兩國還可以確立反對網絡間諜行為與商業網絡盜竊的行為規範。

為了在經貿領域取得穩步進展，首先需要一個共享的框架，以為貿易規則與安排提供可預測性：如果關税與貿易壁壘每週每月都會上下起伏，將對中美雙方利益同時造成損害。雙方還能就勞工權益與環境保護標準和做法進行協調，從而取得更大進展。中國在這方面表現出強烈的意願，比如過去十年來大幅收緊排放標準，從而改善了全國各城市的空氣質量‘同樣，至少自2010年以來，中國也顯著加強了對勞工權益保護的落實，包括完善健康與安全規範、最低工資和關於加班制度等安排。如果華盛頓能夠與北京達成一項關於基本勞工標準或温室氣體減排機制的雙邊協議，這不僅不會損害，反而有助於美國的工人和生產者，因為這將削弱中國那些長期以來被美國工會等批評為“不公平競爭優勢”的部分做法。

其次，若能在推動中國金融體系更具透明度或開放度方面取得任何進展，都會極大地有利於美國。例如，要求即便是國有企業的非核心部門也必須披露更多信息，並允許美國及其他國際銀行、保險公司和金融機構更自由地進入中國市場。其中一些改革原本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承諾的重要內容。若特朗普政府此時能在這些領域取得哪怕有限的進展，都將有助於讓在華經營的美國企業獲得更充分的信息和更廣闊的機會。

通過重點關注這些具體且可實現的目標，特朗普有機會讓這對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建立在更加穩固的基礎之上。美國的對華政策必須建立在對當下國際與國內條件的清醒評估之上。這意味着要認識到：在沒有共同敵人的背景下，華盛頓試圖促成任何所謂的“大交易”很可能適得其反——因為中國在本地區所尋求的進一步安全，只能通過美國的單方面讓步獲得；而作為交換，中國願意在貿易層面做出的讓步，也很難給那些反全球化的美國國內羣體帶來真正的改善。鑑於中美之間協商與妥協的政治空間如此狹小，任何朝着正確方向“小而穩”的進步，都勝過對“大交易”的虛幻承諾。

（原文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評論網站，原標題：中美之間達成一筆大交易是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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