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維爾·茲爾卡：為何歐洲絕不能在特朗普的文化戰中屈服-帕維爾·澤爾卡

據媒體報道，在歐盟峯會召開前夕，德國、法國、意大利、波蘭等19個歐洲國家的領導人共同致信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呼籲歐盟推進“制度性徹底改革”。聯名信指出，若歐盟繼續沿用當前龐雜的法規模式，歐洲將面臨“競爭力喪失”的風險。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近期發佈報告分析，近期歐美之間的對抗本質上是文化戰：特朗普通過在歐洲政壇扶持“新右翼”盟友、干預多國選舉、渲染“言論自由”爭議等方式，在意識形態層面挑起文化戰，爭奪“西方”價值觀定義權；同時通過貿易脅迫（如迫使歐盟接受15%輸美關税、承諾千億美元採購）、弱化歐洲國際話語權（如將歐洲排除在烏克蘭問題談判外）等手段，在身份認同層面削弱歐洲自主性。

報告呼籲打破“美歐價值觀天然一致”的認知誤區，通過捍衞歐洲自由價值觀、推進戰略自主、強化歐盟領導力等方式，使歐洲擺脱美國附庸地位，成為全球舞台上的自主行為體。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閲讀。觀察者網轉載翻譯，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文/帕維爾·茲爾卡，翻譯/肖思航】

霧濛濛的鏡子

歐洲正困在“楚門的世界”裏，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手握導筒，掌控全局。

如今的歐洲領導人，處境恰似楚門——每天忙着應對那些並不是自己製造的鬧劇。今天要設法避免與美國爆發貿易戰，明天又要確保美國仍會持續承諾保障歐洲安全。除此之外，他們還得處理國內的政治極化問題，而其中部分問題，正是特朗普及其“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在背後蓄意煽動的。

9月10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年度“盟情諮文”演講中道出了歐洲當下的處境。她並未迴避歐盟為掌控自身命運而必須直面的博弈，但由於經濟與安全領域的緊迫議題，讓她的演講幾乎沒給文化議題（甚至沒給特朗普相關議題）留什麼篇幅。倒是法國議員瓦萊麗·海耶點破了關鍵：歐盟正身處一場文化戰之中，而對歐洲價值觀與理念的衝擊，並非只來自東方。此時此刻若不能捍衞歐洲的價值觀，便是沒能認清特朗普對歐洲構成的威脅。

當今跨大西洋關係中的大部分事態發展，本質上都屬於文化戰爭的範疇。這場“戰爭”在兩個層面展開：第一個層面是意識形態衝突，核心是何種價值觀應主導歐洲政治，並定義“西方”的內涵。第二個層面則更深刻、也更為隱晦：這是一場關於歐盟尊嚴、公信力與身份認同的博弈——作為全球舞台上的自主行為體，歐盟需捍衞這些核心特質。這兩種動態密切交織，實則講述着同一個故事。但如今，歐洲人已然到了擺脱這一虛假現實的時刻：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他們應成為主角，而非道具。

9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波蘭總統卡羅爾·納夫羅茨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舉行會談

特朗普搭建的華麗“舞台”

文化戰爭的根源遠深於政策爭議。它是一場圍繞價值觀、身份認同，以及界定“我們”是誰的象徵性邊界展開的博弈。這類衝突的表現形式也因此多樣：既通過政策層面，也藉助符號、敍事與意義建構行為。歐美擁有共同的政治體系及其參照體系，雙方都主張自己有權定義“西方”及其價值觀，包括民主與自由應有的內涵。數十年來，雙方在這一主導權上的立場一直被認為是一致的；而如今，在特朗普的推動下，這一主導權已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

這場爭奪的一部分發生在“台前”。這些是圍繞移民、氣候、覺醒主義（wokeism）與言論自由展開的極具戲劇性的意識形態交鋒，本質上是一場關於“何種議題應主導歐洲政治”與“西方價值觀應有何種內涵”的博弈。這場博弈早於特朗普時代便已存在：歐洲“新右翼”的崛起，背後有強大的國內推力作為支撐。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正藉助這些基礎，在歐洲發動一場屬於自身的文化戰爭。這意味着歐洲各國政府及其“自由派”羣體（本文交替使用“自由派”和“主流政黨”概念，來指代從中右翼到中左翼的所有政黨，它們均奉行1945年後形成的歐洲自由民主模式），大部分精力都耗在了應對特朗普及其歐洲盟友一手策劃的危機上，而非自主主導議程。

當然，這場爭奪幕後的戲碼也不少。這是一場關於“歐洲身份認同”的角逐，包括歐洲在國際舞台上的行動自主權，以及在跨大西洋關係（一般指美歐關係）中的平等夥伴地位。特朗普及其團隊屢屢將歐洲人描述為幼稚、依賴他人且缺乏戰略成熟度的羣體。這種影響比價值觀層面的博弈更為隱晦：歐洲的領導人儘可以將貿易爭端僅僅視為貿易問題；將北約相關爭議歸為聯盟成立初期就有的軍費分攤常規分歧；將特朗普的交易主義解讀為美國對全球義務感到厭倦的結果。但若是歐洲的領導層與社會將這些屈辱內化為自身認知，就可能陷入文化從屬地位。

然而，特朗普能做到這一點，終究是因為歐洲人的默許。台前，特朗普陣營利用歐洲社會真實的分歧與“新右翼”的崛起；幕後，他們則藉助歐洲各國領導層之間真實存在的分歧與猶豫，以及各國對美國真實存在或主觀臆想的依賴，還有受美國影響的脆弱性。矛盾之處在於，這一切都發生在歐盟範圍內“歐洲情感認同”依然濃厚的背景下。

儘管歐盟並不完美，且近期屢遭挫敗。但對其多數公民而言，歐盟仍是自由民主的避風港。從諸多層面來看，歐洲仍是一份承載希望的願景——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可能正在摧毀這份願景。

今年2月，美國副總統萬斯在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就民主、移民等問題抨擊歐洲，在會場引發震動。 視覺中國

（一）台前

今年2月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那場臭名昭著的演講，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公開對歐洲發動文化戰爭的標誌性時刻。彼時，距離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僅剩數日，萬斯在會上勾勒出一場圍繞民主本身的跨大西洋之爭。他指責歐洲“背離了與美國共同的核心價值觀”，還譴責2024年11月羅馬尼亞總統選舉的推遲（首輪選舉因被控受俄羅斯干預而宣佈無效），並警告德國若“事態發展不順”也可能出現類似情況。萬斯還花了整整十分鐘痛陳歐洲“言論自由的倒退”，最後更是痛斥中間派無視選民對“數百萬未經審查移民”的擔憂。

這些事情並非憑空發生。過去至少十年間，歐洲各地的新右翼一直在對自由派步步緊逼。如今，新右翼勢力已經進入意大利和匈牙利政府中，並且在歐洲多數地區，他們的支持率也在節節攀升。這些勢力的崛起大多源於各國國內因素，但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的主張與作為，讓這些曾經看似激進的主張變得更加“正常化”。

特朗普所做的遠不止為歐洲新右翼勢力提供可信度，還包括為其構建敍事框架並增強其主張的連貫性。他的陣營還搭建了關鍵的支撐體系，包括各類會議、媒體生態、資助者與思想先鋒力量，為“MAGA國際聯盟”的形成提供助力。或許，正如伊萬·克拉斯特夫與馬克·倫納德所言，這是一場正致力於建立自身秩序的“後自由主義革命”。

特朗普陣營正通過三種主要手段試圖塑造這一“未來”：一是公然干預歐洲各國選舉的意願；二是刻意將歐美關係定性為“價值觀分歧”；三是將“言論自由”打造為歐洲新右翼的集結點。

1. 唯有他們能拯救歐洲

萬斯在慕安會的發言中，暗中流露了MAGA陣營的“救世主情結”。他在演講中對新右翼領導人未獲登台機會進行抨擊，次日還與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領袖愛麗絲·魏德爾舉行了一場打破禁忌的會面。埃隆·馬斯克也在德國大選前夕為德國選擇黨造勢。

在羅馬尼亞，被取消首輪競選資格的卡林·喬治斯庫被喬治·西米翁取代，後者自稱是特朗普的盟友，並曾在特朗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的播客節目中亮相。這些現象表明，即便面對規模相對較小的競選活動，特朗普陣營人士也能借此將MAGA理念注入歐洲各國的國內辯論中。

在波蘭，特朗普陣營的干預或許產生了更重大的影響。2025年春季波蘭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邀請民族主義候選人卡羅爾·納夫羅茨基到訪白宮，並在社交媒體上為其造勢。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也在選舉前夕首次在波蘭舉辦活動。活動中，美國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發表演講，明確將未來美國的軍事支持與納夫羅茨基能否取得理想競選結果掛鈎。最終，這位得到特朗普背書的候選人以極其微弱的優勢擊敗了中間派候選人拉法烏·特沙斯科夫斯基。這一結果不僅撕裂了波蘭政治領導層，併為MAGA陣營在歐洲建立重要據點。

諸如此類的案例還有很多，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一場選舉接一場選舉地發力，試圖將歐洲政治的意識形態重心推向MAGA陣營的方向。

2. 文明層面的盟友及叛徒

“從根本上説，我們站在同一陣線。”萬斯在慕安會的演講中如此表示。他這番話將歐美視為同一文明的組成部分，而在他看來，這一點或許讓特朗普陣營有理由去修正歐洲的發展方向。它反映出特朗普治下美國的一個深層認知：歐洲政治就是美國國內政治局面的延伸。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與巴西、日本的對話方式並非如此。關鍵差別在於歐洲政治與美國國內政治的交織程度。過去，美國民主黨人會借歐洲來削弱特朗普在國內的合法性——他們一邊指出特朗普在歐洲不受歡迎，一邊將歐洲在醫療和氣候領域的政策奉為典範。如今，在美國的黨派鬥爭中，MAGA陣營將歐洲問題武器化。在特朗普陣營的論調中，與美國民主黨結盟的歐洲主流政黨，是西方傳統的叛徒，而這已超越單純的黨派攻訐。正如伊萬·克拉斯特夫所指出的，這場鬥爭關乎“西方”的核心內涵：究竟是如歐洲自由派與美國民主黨所主張的那樣，代表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世界”；還是像MAGA陣營與歐洲新右翼所認為的那樣，代表一個白人基督教文明。

馬爾科·魯比奧領導的美國國務院在這場文明層面的鬥爭中表現得尤為活躍。該部門今年8月發佈的最新人權報告，對匈牙利譴責LGBTQ+羣體的行為網開一面；而對英國、法國和德國，報告則毫不留情，批評了這三個國家在言論自由問題上的處理方式。

美國國務院官員塞繆爾·薩姆森的言論則更為極端。在國務院官網發佈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薩姆森指責歐盟主流勢力背叛西方傳統，並呼籲尋找“歐洲文明盟友”。他在文中寫道，歐洲大陸已淪為數字審查、大規模移民、宗教自由受限以及其他諸多損害民主自治的行為的温牀，還稱這些現象共同構成了“民主倒退”。儘管這篇文章並非由特朗普或政府高級官員署名，卻符合一個明確的模式：將歐洲主流勢力與全球自由派議程描繪成“叛教者”，必須對其進行糾正，而更理想的情況是將其排擠出去、取而代之。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

3. 言論自由的主線敍事

在MAGA陣營所定義的“西方”裏，言論自由佔據着核心地位。特朗普陣營指責美國和歐洲的自由派在“深層政府”機構（媒體、官僚體系、司法系統）的協助下壓制異見；同時，他們還將所有打擊仇恨言論、治理有害內容的法律斥為審查行為。言論自由已成為MAGA陣營與歐洲新右翼攻擊自由主義時首選的武器。

歐洲主流陣營在這一點上也負有部分責任。在部分歐洲國家，一些與言論相關的法律似乎確實走過了頭，例如德國“禁止侮辱政客”的法律。MAGA陣營與新右翼正是利用公眾對這種“過度干預”的不滿，來擴大自身的吸引力。在美國，立場偏向他們的媒體會熱切引用歐洲的此類案例，作為其國內宣傳攻勢的一部分，比如英國曾逮捕愛爾蘭喜劇演員格雷厄姆·萊恩漢，理由是他涉嫌在網上煽動對跨性別者的暴力。

在與歐洲的文化戰中，特朗普陣營對言論自由的強調還帶來了兩個額外優勢：第一，這讓MAGA陣營得以宣稱自己肩負“自由世界”的使命。第二，言論自由能幫助特朗普陣營與歐洲新右翼人士建立對接。此外，根據本文在捷克開展的研究顯示，對言論自由的關注，正強化當地極右翼活動人士對“跨大西洋共同事業”的認同感。

“台前”的三條主線形成了一個反饋循環。言論自由鬥爭展示了特朗普陣營支持者如何將複雜的監管問題轉化為道德戰場，放大對“歐洲背叛西方傳統”的指控，從而為美國干涉歐洲政治提供正當理由。這是文化戰爭意識形態層面最清晰的例證：一場在歐洲本土競技場展開的價值觀戰爭，被塑造成關乎自由與西方未來命運的善惡對決。

（二）幕後

然而，特朗普陣營與歐洲文化戰爭的“台前”交鋒只是冰山一角。在幕後，一場更深層次的較量正在展開——關乎歐洲作為“自主的全球行為體”，以及作為“跨大西洋關係中平等夥伴”的身份認同。對此，特朗普及其追隨者通過言行不斷削弱歐洲的自我認同。這一圍繞歐洲身份認同，以及其尊嚴與可信度的象徵性鬥爭，正是這場“戰爭”的第二重層面。

誠然，美國共和黨人長期以來對歐盟不屑一顧。在某些情況下，民主黨人也有類似表現：比如巴拉克·奧巴馬，就曾有過著名的缺席美歐峯會的舉動。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有一點尤為突出：其對歐洲的定位與大多數歐洲人對自身的認知相去甚遠。本系列報告此前的版本已指出，過去十年的種種衝擊，從英國脱歐、新冠疫情到烏克蘭危機，早已強化了歐洲人的集體認同感。而如今，特朗普可能會讓歐洲人重新陷入弱小且無足輕重的感受中。

特朗普陣營通過物質與文化雙重手段達成這一目的：既包括政策制定與公開聲明，也涵蓋各類圖像、語言與符號，這些內容都將歐洲塑造成“低人一等”且“不夠嚴肅”的形象。比如，當特朗普威脅加徵關税，或暗示不會遵守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時，表面看他似乎只是在推行“強硬外交”（Hardball Diplomacy），但這種做法實則是在強化一套敍事：歐洲人處於從屬地位，無權主張自主權。同樣，當特朗普將歐盟斥為美國的“對手”、嘲諷歐洲領導人，或是繞過歐盟機構轉而尋求雙邊協議時，也是在傳遞這一邏輯。若歐洲領導人不對此提出質疑，那麼歐洲民眾與政客都可能將美國的敍事內化為自身認知。屆時，局面或將演變為葛蘭西所説的“基於同意的主導地位”（Predominance by Consent），即歐洲在文化上陷入從屬地位。

1. 屈辱場景

2025年7月，歐盟與美國達成的貿易協議印證了這一態勢。當時特朗普威脅要對歐盟輸美商品徵收30%關税，迫於這一壓力，歐盟委員會不得不接受15%的關税上限，並承諾從美國採購數千億美元商品。歐盟成員國對此產生意見分歧：部分領導人希望歐盟採取報復性措施作為反制，但大多數成員國更傾向於避免局勢升級。事後，一位歐洲貿易部長將該協議描述為“相對不那麼糟糕的選擇”，不少領導人也認同這一觀點。

然而，美歐蘇格蘭會晤留下的經典畫面，卻是馮德萊恩在特朗普身旁微笑。這張照片被媒體評論員解讀為“歐洲蒙羞”的象徵。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歐盟設法爭取到了比全球多數國家更優厚的協議條款，但這也向歐洲及全球公眾傳遞了一個信號：歐洲是美國的附庸。

7月2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蘇格蘭進行一小時的會談後，宣佈達成歐美貿易協議框架。

海牙北約峯會則又上演了一場鬧劇。峯會最終達成一項成果：北約所有成員國承諾將努力實現國防開支佔GDP 5%的目標，這讓法國、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政府感到滿意。但其過程卻充滿屈辱感，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對特朗普大加奉承，而特朗普還得意地將這些內容分享到了網上。峯會落幕時，呂特還開玩笑地稱特朗普為“爸爸”——這一新聞登上頭條的瞬間，再次強化了“歐洲是聽話孩童”的印象。

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烏克蘭外交領域。歐洲各國致力於參與旨在結束戰爭的談判，但特朗普卻更傾向於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直接進行雙邊磋商，其政府還將歐洲領導人視為惱人的“多餘角色”，而非和平成果的共同締造者。在這一問題上，風險也不僅限於協議的實質內容，還體現在通過媒體傳遞給歐洲及全球公眾的印象上：歐洲缺乏自主行動力，只能被動接受美國強加的一切。更多風險在於，歐洲國家會將時間和資源浪費在表面文章上，這類舉措的唯一目的就是安撫美國總統，例如達成5%的防務開支目標，而非投入到更具實質意義的行動中，比如尋找合理使用這些資金的方法。

一些歐洲領導人公開表達了對這種“屈辱感”的不滿。自俄烏衝突開始以來，法國總統馬克龍就一直在呼籲推動歐盟戰略自主。特朗普的強勢迴歸讓支持這一立場的人更多了。德國總理默茨承諾要實現“脱離美國的獨立”，他認為美國“在很大程度上對歐洲的命運漠不關心”。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告誡歐洲同行警惕“心甘情願的附庸化”，並敦促歐盟在“受保護者”與“主導者”之間做出選擇。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則在與特朗普打交道時展現出了策略性技巧：儘管面臨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壓力，他仍成功爭取到不遵守5%防務開支承諾的豁免權。此外，在討論如何應對美國的關税威脅時，西班牙也是少數主張採取更強硬立場的國家之一。

2. 諂媚的回應

總體而言，無論是歐盟還是各成員國，當前主流態度依然是順從。許多歐洲領導人選擇走“呂特式路線”，將諂媚奉為策略，這一做法的核心目的，很可能是通過安撫特朗普，讓其減少對歐洲發起有害攻擊。而其他大多數領導人則選擇保持低調，畢竟幾乎每個歐盟成員國都在某些方面依賴美國。

理論上，這種做法或許能為歐盟及歐洲各國政府爭取時間，助力其實現對美獨立，尤其是在防務領域。但關税戰引發的經濟混亂會阻礙這一進程：正如馮德萊恩在其“盟情諮文”演講中所言，“想想和美國打一場全面貿易戰會有什麼後果，再想想那混亂的場面。”同樣對歐盟不利的情形還有：在俄烏戰爭仍在持續、烏克蘭對歐洲援助的依賴不斷加深之際，美國卻宣佈退出北約。況且，俄羅斯的無人機還在不斷悄然飛入歐盟邊境。

若是時間要真的能爭取到，前提是得用在實處，絕不能浪費在得過且過上。在歐洲從屬地位暫時緩和的任何時期，歐洲領導人都必須切實填補歐洲大陸在自主能力上的空白。然而，這類緩和期往往不會從綏靖策略中得來。15%關税協議剛達成沒多久，特朗普就放話：要對任何“歧視”美國科技巨頭的國家或機構（包括歐盟及其成員國）加徵更多關税。同樣，即便承諾將防務開支提高到5%，也沒能讓北約中處境最脆弱的成員國（比如波羅的海三國）對美國安全保障放下心來。畢竟，特朗普本人幾乎沒做過任何能讓他們安心的事。

最後，歐洲人通過放下尊嚴、安撫特朗普，在歐洲乃至全球公眾眼中再次坐實了自身的附庸地位。而這還削弱了他們原本的願景：在黑暗時代成為法治的燈塔。美歐達成的那份貿易協議，從某些角度看像是歐盟默認了“強權即公理”的原則。和楚門一樣，歐洲的領導人往往表現得彷彿全盤接受了“擺在眼前的世界現實”，卻不去質疑它，更沒有提出一套清晰的替代方案。

一切盡在此刻上演

“台前”與“幕後”的運作共同構成了一個統一的現實，維繫着歐盟深陷其中的體系：被動應對、內部分裂且依賴性強。

一方面，圍繞價值觀的意識形態之爭，加劇了更深層次的身份認同之爭。特朗普陣營為德國選擇黨或波蘭的納夫羅茨基提供聲援，將各國國內辯論推向新右翼框架。這進一步加劇了歐洲社會的極化，並分裂了歐盟政治。當歐洲領導人深陷國內分歧，甚至有人戴上MAGA帽子時，歐盟就更難從特朗普施加的屈辱中掙脱出來。以波蘭為例，2023年底圖斯克出任總理後，該國本應“重回”國際視野，但其內部紛爭卻導致波蘭在國際舞台上再次邊緣化；在德國，儘管默茨提出了讓歐盟實現對美獨立的目標，但這位總理仍受制於分裂的執政聯盟，以及國內與選擇黨的競爭。

另一方面，圍繞身份認同與自主權的博弈，也為意識形態層面的大戲埋下了伏筆。當歐洲在與美國打交道時顯得渺小，特朗普便能宣稱，自己在領導MAGA版本的西方時，擁有物質和道德的雙重優越性。屆時，主流陣營會陷入失敗主義，後自由主義革命也會顯得勢不可擋。這會提升特朗普的歐洲盟友對選民的吸引力，進而促使這些盟友與特朗普建立更緊密的同盟關係。而美國總統成功羞辱歐洲主流陣營、化身“變革之風”的舉動，也幫助特朗普在歐洲的新右翼勢力證明：他們所代表的先鋒力量，事實證明是正確的。

在這一體系中，意識形態與利益同樣密不可分。特朗普對歐盟的鄙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意識形態色彩。他稱歐盟是“為坑美國而建立的項目”，還將其官僚體系比作蘇聯的官僚體系；他還熱衷於嘲諷歐盟的“自由派”政策：在歐美貿易協定公佈現場，他説風力發電機“醜爆了”，稱風能是“世紀騙局”，他把歐洲的氣候雄心譏諷為愚蠢又徒勞的舉動。沉默的馮德萊恩並未對此提出反駁，讓人感覺是對其言論的默許。

與此同時，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等智庫則呼應並推動塑造這些意識形態主張，將歐盟描繪成精英階層主導、奉行“覺醒派”理念的存在。與之相反，他們將歐爾班、勒龐、維爾德斯等人讚譽為在“親自由聯盟”（Pro-Freedom Alliance）中對抗自由主義帝國的鬥士，該聯盟還包括意大利聯盟黨領袖薩爾維尼、西班牙聲音黨主席阿瓦斯卡爾。但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及MAGA運動將歐洲自由派視為美國民主黨的盟友，進而將其視作敵人。這種觀點源於一條長期存在於共和黨內邊緣陣營的思想脈絡，如今在總統本人的推動下，這一思想已成為主流。

但意識形態同樣也為實際利益服務。當特朗普及其追隨者破壞歐盟形象時，這會削弱歐盟在貿易談判的議價權以及《數字服務法案》（Digital Services Act）等網絡監管措施的執行力。特朗普反對歐洲的社交媒體監管措施，也有助於維持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事實證明，這種狀態對特朗普在歐洲的意識形態盟友極為有利。此外，他嘲諷可再生能源，實則為美國天然氣出口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美國對歐盟團結的削弱越徹底，特朗普就越有機會以雙邊方式與歐洲各國打交道，而非面對一個實力更強的統一集團。

歐盟內部的分歧還在進一步加劇，核心成員國中新右翼勢力崛起，這讓美國政府得以達成符合自身利益的協議。與此同時，納夫羅茨基（波蘭總理）等盟友會出面反對歐盟防務計劃，因為其可能會限制美國的軍火銷售；而梅洛尼（意大利總理）則會弱化歐盟針對X和Meta相關監管規則的執行力度。

特朗普陣營的核心利益訴求似乎很明確：在國內維繫MAGA運動的影響力。歐洲在這一點上也有所助力。特朗普可以將自己在海外通過脅迫獲取物質讓步的行為，包裝成“為美國帶來經濟收益”的政績；他還能將歐洲主流陣營在道德高地上的失守，嫁禍給美國民主黨。而且，若特朗普陣營能成功讓歐洲不再成為道德權威的有力競爭者，他們就能進而將美國標榜成“全球唯一的民主燈塔”。因此，文化戰爭服務於現實政治，而現實政治又為文化戰爭推波助瀾。

歐洲的“楚門時刻”

若歐盟及歐洲各國能團結起來捍衞自身價值觀、走出美國的陰影，就能證明自己並非特朗普“政治舞台”裏的道具，而是跨大西洋及全球政治舞台上擁有自主意志的行為體。這對歐盟而言，就好比《楚門的世界》裏的楚門走出攝影棚，意味着掙脱被他人設定的命運。

好消息是，歐洲採取這一行動的條件已成熟，民眾心中的“歐洲情感認同”異常強烈。

（一）社會信任盈餘

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數據顯示，歐洲民眾對歐盟的信任度已達到200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2024年秋季至2025年春季期間，有12個國家的民眾對歐盟信任度甚至進一步上升，其中瑞典、法國、丹麥和葡萄牙的增幅最為顯著。

歐盟信任度二十年：2005—2025年成員國平均值（百分比） 數據來源：歐洲晴雨表

在幾乎每個成員國，多數民眾都對歐洲和歐盟懷有歸屬感，認同自己是歐盟公民，並對歐盟的未來持樂觀態度。但塞浦路斯、捷克、法國和希臘這幾個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屬於異類。與英國脱歐文化戰那種頭腦發熱的時期不同，如今幾乎沒有人希望自己的國家退出歐盟。這一態勢很可能推動了過去幾年多數新右翼政黨的主張轉變：他們如今轉而宣揚“從歐盟內部推動變革”的説辭，但實則是通過削弱歐盟的一體化程度，來維護國家主權。

民眾對歐洲的態度：歐盟27國加權平均值（百分比） 數據來源：歐洲晴雨表。

歐洲晴雨表還顯示，民眾眼中的歐盟遠不止是一個共同市場，其意義要重要得多。在歐盟27個成員國中，多數民眾都相信歐盟在國際上的聲音具有分量。這一結果表明，民眾尚未將特朗普施加的屈辱內化為自身認知，且仍對歐盟的國際角色抱有信心。

過去十年的種種危機，似乎讓許多歐洲人認識到，在動盪的世界中，集體行動至關重要。如今，特朗普文化戰爭初期的影響，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它使民眾更清楚認識到希望歐盟所體現的價值觀，也為歐盟追求“戰略自主”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撐。

但歐盟27國的情況並非一致。在部分國家，尤其是塞浦路斯、捷克、希臘和斯洛文尼亞，它們對歐盟的不信任度仍居高不下。北歐國家對歐盟的信任度不斷上升，而其他部分地區，如希臘、意大利和羅馬尼亞，它們對歐盟的不信任度在加劇，兩者形成鮮明對比。

按成員國劃分的歐盟信任度二十年：2005年與2025年對比（信任與不信任歐盟人羣的淨差值，百分比） 數據來源：歐洲晴雨表

此外，對歐盟的態度已成為部分國家國內文化戰爭的分界線。這類國家中，有不少是中東歐地區的歐盟成員國。例如，歐盟已被捲入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大選爭議中。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捷克10月大選前夕，以及匈牙利籌備明年大選的過程中。在保加利亞和斯洛伐克，歐盟同樣引發了分歧：保加利亞計劃2026年加入歐元區，而斯洛伐克總理菲佐則樂於將歐盟當作替罪羊。

（二）領導力迷局

本研究的調研結果證實，歐盟多數成員國政府仍由主流派別主導且持親歐立場。在羅馬尼亞總統及議會選舉中，疑歐派雖幾近突破但最終未能如願。2024年9月奧地利議會選舉的情況也類似：極右翼政黨雖贏得選舉，卻被主流政黨通過政治隔離排除在政府之外。荷蘭的一個極右翼疑歐政黨退出政府後，該國宣佈將於10月舉行提前選舉。在克羅地亞和芬蘭，疑歐派政黨雖成為聯合政府夥伴，但在政府中的影響力有限。

儘管如此，特朗普發起的文化戰爭仍在考驗歐盟的韌性。太多成員國政府不願在貿易、科技、價值觀及多邊主義問題上直接與美國對抗。像馬克龍、弗雷澤裏克森、馬塔雷拉這樣態度更堅決的聲音，如今處於孤立狀態。主流派別往往顯得隨波逐流，傾向於模仿而非對抗新右翼勢力。歐洲的機構，尤其是歐盟委員會，正努力填補這一領導力的空缺。

（三）重振歐盟面臨的三大主要障礙

1. 民調隱憂

民眾對提升歐洲自主性有着明確訴求，但許多歐洲公民懷疑歐盟是否有能力將其落到實處。民調往往還反映出各成員國社會內部的分歧。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CFR）2024年5月的民調顯示，多數國家的多數民眾認為，歐盟在安全領域不可能脱離美國實現自主；丹麥是唯一一個多數民眾認為歐盟有能力在經濟上與美國和中國進行競爭的國家。

或許對於歐盟領導人而言，面對歐洲內部如此嘈雜紛亂的聲音，與其採取大膽的領導舉措引發軒然大波，倒不如拖延推諉問題更省事。

2. 情況沒有那麼糟，並且很快就會過去

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CFR）2025年5月的民調顯示，歐盟公民對跨大西洋聯盟的未來相當樂觀。主流觀點認為，特朗普雖損害了美歐雙方關係，但一旦他卸任，關係就會改善。該民調還發現，多數歐洲人相信，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建立務實合作關係是可行的，這能讓歐洲避免貿易戰、維持美國在歐洲的駐軍，並保持美國核保護傘繼續存在。

這一結果表明，歐洲民眾與政府都習慣對幕後發生的事情視而不見。它們要脱離慣常的“綏靖與拖延”狀態並非易事，研究發現，多數政府都清楚本國在貿易、投資、能源、科技、武器及駐軍方面，對美國既存在真實依賴，也存在主觀臆想的依賴。

3. 沒什麼比未兑現的期望更危險

當下的另一重悖論在於：歐洲對集體行動的重視程度不斷提升，對自身規範性作用的認知也日益清晰，但這背後始終伴隨着民眾的各種訴求。這讓各國及歐盟領導層（尤其是歐盟委員會）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許多成員國政府（如法國、德國、波蘭）因國內新右翼勢力崛起而實力受損，無力滿足民眾的期望。

這三大障礙相互強化：疑慮與懷疑情緒助長了政府不作為的惰性，惰性又加深了民眾的失望，而失望反過來會滋生更多疑慮。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另一個反饋循環，無形中幫特朗普達成了目的，即將歐洲領導人困在一種謹慎、被動的狀態中。這種離心力將他們禁錮在“楚門的世界”裏——歐洲領導人凝視着人工繪製的“天空”，對周遭的虛假世界感到不安，卻仍不願邁出那扇本可以讓他們主導自身命運的大門。

歐盟27國在歐美文化戰爭中的角色分類 譯者據文章整理

歐洲的出路

在《楚門的世界》中，一場潛意識信息傳遞運動試圖壓制楚門對外界的好奇心。諸如“Who Needs Europe!（誰需要歐洲）”這類標題，將除克里斯托夫（電影裏的執行製片人）掌控的世外桃源之外的所有地方都描繪成“次等之地”——既無關緊要，也毫無吸引力。影片正是藉此用“歐洲”這一概念維持節目的運轉，讓楚門始終順從聽話。

特朗普的做法亦是如此。他將歐洲領導人排除在烏克蘭問題談判之外，還把歐盟當作可勒索的附庸。與此同時，他的追隨者協助他將歐盟主流政黨塑造成文明層面的敵人。其目標很可能是打造一個“心甘情願的附庸”：一個過於弱小且依賴他人、無法自主行動的歐洲。

但特朗普陣營能在文化戰爭中得手，根源在於他們利用了歐盟真實存在的弱點。要找到歐洲的出路，答案並不簡單。歐洲領導人正面臨相互矛盾的壓力，但一旦他們認清這一切都屬於文化戰爭的範疇，且攻擊目標正是“歐洲”本身時，就會發現一些新的出路。

（一）自由派：捍衞自由價值觀

歐洲主流政黨必須重拾信心，鼓起勇氣捍衞歐洲價值觀。自由派如果繼續墨守成規是行不通的。歐洲自由派應該毫不猶豫地重新詮釋主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爭議性概念，闡明這些理念如何能鞏固而非削弱歐盟。

（二）歐洲各國領導人：別把阿諛奉承錯當戰略

歐洲各國領導人別再對特朗普採取“奉承、綏靖、轉移視線”那套策略了，這套做法漏洞百出且目光短淺。相反，他們應當態度堅定，主動承擔起保衞歐洲安全的更多責任。為此，他們需着力打造歐洲自身的優勢：不僅要強化防務與科技領域，還要鞏固歐洲與全球各國及地區的夥伴關係。

歐洲的“屈辱之夏”完全沒必要淪為“屈辱世紀”。只要歐洲各國領導人齊心協力，歐洲就能實現繁榮發展。特朗普加速了世界秩序的動盪，也製造了新的威脅，但在這一切背後，也潛藏着真正的機遇。

歐洲擺脱屈辱的出路在於戰略自主。歐盟及歐洲各國領導人需在防務、科技、能源領域，以及單一市場建設方面，逐步推進戰略自主的實現。即便這意味着跨大西洋緊張關係加劇，他們也應堅持此舉。此外，領導人還需樹立自信、誠信而非附庸者的形象。

但要實現這一切，歐洲需要團結。這種團結應在可能的情況下覆蓋所有27個成員國，必要時則以“意願聯盟”的形式推進。尤其是德國、波蘭、瑞典等部分國家的政府，應走出幕後，承擔起一直缺失的領導責任。這將帶動其他成員國紛紛效仿。

（三）歐盟：在國際舞台上主動擔綱

歐盟委員會需在美歐文化戰爭中承擔起領導角色。歐盟委員會應堅定地運用現有工具。它需藉助自身貿易權限對抗脅迫行為，並擴大歐盟在全球的夥伴網絡。它同時還應通過《數字服務法》捍衞言論自由的歐洲願景。例如，歐盟委員會在今年9月決定對谷歌實施制裁，這一舉措符合歐盟的數字監管規則，且委員會在做出該決定時並未迴避可能激怒特朗普的風險。

歐盟還應擴大舉措範圍，以應對文化戰爭。諸如擬議中的“歐洲民主保障機制”（European Democracy Shield）和即將出台的“歐盟公民社會戰略”（EU Civil Society Strategy）等措施，它們回應了歐洲民眾真正的迫切訴求——捍衞民主，而非僅僅管理市場。這些舉措都將有助於維護成員國中那些最脆弱地區民眾的歐洲情感認同。

如今，將文化視為歐盟核心地緣政治資產的時機已然成熟。這一點不僅與應對歐盟擴員挑戰相關，也與應對歐洲同特朗普治下的美國之間的文化戰爭息息相關。

結束，還是新的開始

《楚門的世界》是時代的產物。它體現了20世紀末的自由人文主義精神：即普通人能夠識破強加於自身的虛假架構，併為追求自由而努力。這部電影還認定，真相、自主與尊嚴是值得人們放棄安逸去爭取的普遍追求。

一個特朗普主義的好萊塢絕不會拍出這樣的電影。MAGA運動傳遞的理念是安全在於緊閉大門、重申舊有身份認同；而《楚門的世界》則與之完全相反，它以反抗權威、打破幻象、探索未知為主題。特朗普主義視角下的楚門，不會被塑造成掙脱束縛的受害者，反而會被刻畫成危險分子。他的獨立意識會被解讀為“對劇中安全舒適環境的忘恩負義”，更不用説，這種追求自由的精神會給觀眾樹立多麼糟糕的榜樣。但恰恰是《楚門的世界》所傳遞的精神，正是歐洲如今必須踐行的：有勇氣走出預設好劇本的安逸現實，自主決定自己的未來。

若如今的歐盟向楚門尋求建議，他或許會説：離開攝影棚吧，不必將其摧毀，去擁抱未知。本文提出的建議可與這一主張相契合，而楚門這番假設性的話語也有助於我們構想：歐洲若在這場跨大西洋文化戰爭中獲勝，將會是怎樣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