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爾曼：“中國是唯一選擇”，德國該正視這一點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 薛凱桓】

作為德國工業製造業曾引以為傲的象徵，大眾汽車正面臨沃爾夫斯堡和茨維考兩大主力工廠的全面停產危機。奧迪與保時捷的生產線同樣岌岌可危，最新數據顯示，保時捷今年第三季度利潤同比暴跌99%，這個數字簡直令人震驚。

這場危機的導火索可追溯至9月末。9月30日，迫於美國壓力，荷蘭當局以“資產與知識產權結構調整”為由，對中國聞泰科技集團旗下安世半導體實施強制接管。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以所謂的“經營失策致重大損失”為由，罷免了聞泰科技創始人張學政安世半導體CEO的職務。

中國的反制來得非常迅猛：10月4日，中國宣佈對關鍵半導體元件實施出口管制，這條管制命令迅速衝擊到了歐洲的半導體和汽車行業。如今，貿易衝突的衝擊波正全面席捲德國和歐盟經濟。儘管大眾汽車管理層緊急宣稱已找到“替代供應商”，但業界普遍持懷疑態度。全球範圍內能替代安世半導體產能的企業屈指可數，而大眾始終也未公開所謂替代方案的具體細節，使得這一聲明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歐洲半導體和汽車行業因此步入了急速衰退的“死亡螺旋”。

安世半導體事件已超越普通的貿易爭端，是德國與歐盟經濟深層結構性問題的一次集中爆發。這個工業巨人暴露出了其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致命軟肋。德國與歐盟面臨的經濟政治困境，遠比表面顯現的更為嚴峻。

危機爆發

安世半導體於2017年正式成立，其總部位於荷蘭奈梅亨。2018至2020年間，中國聞泰科技集團通過多元交易架構完成對該企業的全額收購，如今安世已成為聞泰科技業務版圖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板塊。

儘管以其約18億歐元的年度營收體量來衡量，安世半導體在全球半導體行業中屬於規模並不算突出的企業，但它是德國及歐洲地區眾多工業客户的核心協作方，其近五成銷售收入源自歐洲的汽車產業。

從技術路徑來看，安世半導體深耕於成熟工藝，製造結構簡易的芯片產品。此類芯片的產能佈局在歐洲範圍內尤為稀缺，該類芯片的多數元件實則產自中國，即便歐洲本土（包括漢堡工廠）製造的芯片成品，最終仍需運往中國完成終端加工與調試環節。

安世的半導體元件已廣泛嵌入歐洲工業的各類應用場景，涵蓋發光指示燈、安全氣囊控制單元等車載電子系統。因此，自安世半導體被荷蘭當局強行介入管控後，德國及歐洲工業體系正經歷着嚴峻的考驗：歐洲航空航天與國防領域的所有企業都依賴該類芯片，機械製造行業應用佔比更是高達95%，醫療設備領域也有86%。尤其在汽車產業，49%歐洲企業的應用元件直接採購自安世半導體，全行業平均使用率有86%。中國實施出口管制後，歐盟半導體庫存快速告急。面對供應緊缺態勢，歐盟分銷商在一週內兩度上調報價：首次漲幅8%，隨後再提價10%。

安世半導體官網

對以大眾汽車為代表的德國汽車產業而言，安世供應的半導體元件構成其電子設備的核心基石：安世的二極管、晶體管及各類微芯片，廣泛配置於西雅特、奧迪、保時捷等集團旗下各大品牌車型。因此，所謂“替代供應”至少目前是不存在的。如果強行推動供應鏈替換，德國整個工業體系的生產效率與穩定性將遭受不可逆的衝擊。

而且，安世半導體的元器件已深度融入歐盟客户的供應鏈體系。僅元件重新認證流程便可能耗時數月，而將整條供應鏈完全切換至新供應商則需數個季度。約三分之一的歐洲汽車供應鏈企業以安世半導體為獨家供應方。從技術層面而言，這些元件雖然可以由英飛凌、安森美、德州儀器或威世等廠商提供替代，但前提是相關企業已提前規劃並有備選方案。顯然，目前的歐洲企業並沒有做好這些準備。

只是冰山一角

這場危機揭露了德國對外部供應鏈的致命依賴。數十年來，在全球化浪潮中，德國不斷將本土生產環節外包，削弱了自身的技術積累基礎，過度依賴國際供應鏈。如今現實給了他們當頭一棒：德國汽車實際上已經難以脱離中國芯片的供應。

在這次事件中，大眾汽車（或者説整個德國工業體系）就暴露了在關鍵組件的庫存建設方面非常不力的問題。大眾集團管理層曾辯解稱，“沒人能預料到如此嚴重的短缺和政治風波”。但如果考慮到今年中國政府針對無理制裁的強硬態度，在9月底荷蘭當局“管制”安世半導體後，中國的強硬反制是完全可以預見的，但大眾汽車並未預見到中國的反制。這説明大眾汽車的應急反應機制和運營效率低下，決策拖沓，越來越“殭屍化”。

大眾汽車的問題並非“單一企業”的暫時問題，同時也是德國經濟發出的危險信號。德國GDP已經連續第二年萎縮，受困於過時的模式，這個歐洲昔日的經濟引擎明顯依賴於俄羅斯天然氣和對華出口，但目前由於政治原因，這兩者都已經不復存在。

德國工業生產國內生產總值持續低迷

德國的經濟問題有很多，而且短期內似乎都難以解決：大型產業的外遷、日益尖鋭的社會矛盾、無法吸引勞動力、基礎設施的衰退以及創新動力不足等等，大眾汽車失去競爭力只是“德國製造”失去光彩的其中一個信號。

甚至不止汽車行業，近幾個月來，德國製造業的壞消息接踵而至。在大眾汽車陷入困境的同時，德國另一家工業巨頭蒂森克虜伯也積重難返。擁有200多年曆史的邁爾造船廠（MeyerWerft）甚至一度瀕臨破產的邊緣，憑藉4億歐元的歐盟公共救助才避免了破產的命運。德意志銀行研究部的數據顯示，德國工業產值較2017年的峯值下降了20%-30%。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羅賓·温克勒將其描述為，這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歷史上，也就是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下滑”。

糟糕的銷售數據與持續攀升的成本正不斷侵蝕德國企業利潤。2025年上半年，大眾汽車税後利潤同比暴跌38.36%至44.77億歐元，營業利潤降幅達33%。寶馬淨利潤下滑29%至40.15億歐元，息税前利潤率從12.6%降至9.2%，梅賽德斯-奔馳的淨利潤更是腰斬至26.88億歐元，同比跌幅達55.8%。

德國汽車工業，或者説整個德國工業體系陷入困境的根源在於，主要企業在技術轉型的關鍵時期固步自封，濫用貿易保護主義，對行業發展的前沿態勢傲慢無比，缺乏改革創新的動力。德國品牌在電動汽車、電池技術和軟件開發等決定未來競爭力的核心領域已明顯落後，而德國政府的錯誤政策未能有效扭轉這一趨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

關於德國經濟模式，有一種觀點堅持認為，建立在所謂“開放和全球化承諾基礎上的”德國經濟模式仍然有效，但這種説法早就是老黃曆了。

以大眾汽車為例，該公司明面上維持着不低的創新能力，每年有大量的註冊專利入賬，但實際上，其技術積累集中於傳統的燃油車領域，而在汽車軟件、AI和自動駕駛等新興賽道上嚴重滯後。比如，大眾汽車的軟件部門CARIAD累計虧損超75億美元，研發進度多次延誤（如E³平台推遲18個月），車機系統體驗嚴重落後於特斯拉、比亞迪等對手。

隨着生態轉型的深入推進和俄烏衝突爆發帶來的能源格局重構，德國工業的“廉價能源和廣闊市場”時代已宣告終結。與此同時，去全球化顯著消減了德國的出口優勢。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角色，已從單純的貿易伙伴轉變為德國眼中的“系統性競爭對手”，這意味着建立在舊有假設上的整個經濟模式已不再適用。

德國汽車行業乃至整個德國工業，亟需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和大規模投資，才能應對變局。未來五到十年內將在市場佔據主導地位的汽車類型，正是當前在中國最為流行的車型。可以得出結論：德國想要彌補現有差距的唯一可行路徑，在於深化中德合作、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力度，並在新形勢下找到新的、有利於雙方的合作模式。在當前困局重重的背景下，只有將資源和注意力投向“汽車行業的新繁榮之地”——中國，才是拯救德國汽車工業的唯一選擇。

鴕鳥政策

但一切的變革和自救，都必須要提前排除政治因素。筆者在上文已經指出，“中國是拯救德國汽車工業的唯一選擇”，我想德國政府不會不明白這一點。

德國的問題在於，他們不敢正視這一點，不敢承認事實並勇敢地去解決問題。他們也許認為，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認為自己只要揮一揮手，中國就會解除對荷蘭（歐盟）的反制措施，但他們想錯了。

安世事件打破了德國可以一直“當鴕鳥”的幻想，德國政府必須先捋清政治上的傲慢，才能正視經濟上的問題。

首先，德國指望中國能夠自行嚥下無理制裁的苦果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場供應鏈危機的源頭是荷蘭當局在美西方授意下上演的一場赤裸裸的霸權搶劫。2019年，聞泰科技完成對安世半導體的全額收購後，斥巨資推動安世躋身全球車規級芯片前五強。然而，荷蘭當局卻在2025年成了美國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馬前卒。

9月29日，美國剛推出針對中資企業的“50%穿透規則”，荷蘭經濟事務部次日便依據1952年冷戰時期的《物資供應法》（一項本用於戰爭應急的陳規舊法），突然凍結安世全球的資產，強行解除中方管理層的職務，將聞泰持有的99%股權移交第三方託管。荷蘭法院在未開庭聽證、未提供任何實質風險證據的情況下，便作出終裁徹底剝奪中方股東的所有權，這本質上是用司法手段明火執仗地掠奪中資合法資產。

但德國政府卻對荷蘭在美國壓力下“搶劫”中資企業合法產權的行為絕口不提，反而是倒打一耙，炒作“受害者有罪論”。比如，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公開稱荷蘭強行接管安世半導體的決定“是明智的，符合歐盟半導體聯盟的戰略方向，有助於維護歐洲的經濟安全”。而當中國對相關半導體材料實施出口管制後，部分德國政客又轉而指責中國“引發芯片危機”。

德國不敢違逆美國的政治施壓，又不希望自己的利益受損，就希望由中國來承受供應鏈被政治干預的後果。他的如意算盤是用拖時間的方式將這件事“糊弄過去”，這樣既可以不違逆美國，也可以繼續維持以中國為主的供應鏈完整。

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體系中，將經濟問題政治化、又以“對方不會反制”的幻想為前提製定政策，是赤裸裸的短視和愚蠢。德國外長瓦德富爾本已敲定訪華計劃，但最終卻因“無人願意與他會見”而被迫取消了行程，瓦德富爾在此前曾多次宣稱“中國對台灣存在威脅”，引發中國外交部對他言行的批評。

這就是後果：沒有人會慣着你的愚蠢。一邊大聲為“台獨”站台，炒作受害者有罪論，一邊指望中國用鮮花和紅地毯盛大迎接你的訪問。瓦德富爾先生，也許你想的過於美好了。

德國先是用政治原因親手切斷了擁有1.5億人口的俄羅斯市場，後又指望將事情“糊弄過去”，拒絕給中國一個合理的處理辦法。這不得不令人懷疑德國政府與政客是否真的有能力執掌國家。如今，德國汽車工業已陷入拳擊比賽中的“眩暈”狀態，這通常是慘敗前的預兆。而這場中美的地緣政治及貿易交鋒，完全可能成為壓垮德國的最後一擊。

甚至不只是德國，整個歐盟都存在這個問題。法國馬克龍政府近期威脅要動用歐盟《反脅迫工具法案》，試圖以“貿易核選項”迫使中國解除稀土出口管制。但法國2024年財政赤字率高達5.8%，公共債務佔GDP比重突破114%，一年內三次被下調主權信用評級，根本無力承擔與中國全面對抗的經濟代價。

法國曾在2024年推動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反補貼税，結果中國立即對歐盟白蘭地實施反制，而法國是中國在歐盟進口白蘭地的主要來源，中國的反制措施直接重創了法國的釀酒業。

法國在政策制定中和德國一樣，都有脱離現實、容易意識形態衝動的問題。事實上，歐盟的所謂“反脅迫工具”自2023年生效以來從未真正啓用過，此前面對美國加徵關税時也只是虛張聲勢，如今對中國的威脅更像是一場小丑表演。法國若和德國一樣，繼續沉迷於“能拿捏中國”的幻覺，一定會付出慘痛代價。

那些在政治中受意識形態而非國家利益驅動的人，最終必將品嚐經濟危機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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