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米勒：為什麼中國一直在贏得貿易戰？

【文/克里斯·米勒，翻譯/鯨生】

拜登政府曾喜歡用“小院高牆”一詞來形容其針對先進芯片的出口管制政策。意思是：那些高度精密的美國技術必須受到保護，但這種保護範圍是有限的，不會妨礙更廣泛的中美貿易往來。

然而，這種描述的準確性一直存在爭議。畢竟，這些半導體在人工智能研發中處於中心地位。而如今有一點是明確的——中國最新一輪針鋒相對的出口管制升級，正服務於一項更廣泛的、已不再試圖控制影響範圍的戰略。歐洲已被捲入這場交火之中。

北京對稀土的最新管制措施，至少會推高其價格，導致中國以外國家的製造業競爭力下降。僅此一項，就足以令這個被認為長期面臨工業產能“過剩”、將出口增長視作國力強化的國家受益。

對貿易伙伴而言更糟糕的是，稀土磁體供應可能再度面臨短缺。今年早些時候，中國的出口管制導致從伊利諾伊州到印度的汽車生產線都出現延誤。

奔馳、寶馬等歐洲主要汽車製造商表示，安世半導體爭端對整個行業構成長期挑戰

而此前在稀土短缺中受影響較輕的歐洲，如今卻成了供應鏈博弈的中心。

十月初，荷蘭政府以所謂“治理存在缺陷”和“威脅歐洲技術能力”為藉口，接管了總部位於荷蘭、由中資控股的芯片製造商安世半導體（Nexperia）。北京迅速反擊，暫停了安世的海外芯片出口——這些芯片雖在歐洲生產，但絕大多數在中國東莞進行封裝。

據當地媒體報道，歐洲49%的汽車製造商、86%的醫療設備企業、95%的機械工程企業以及整個歐洲大陸的國防工業企業，均使用安世在中國封裝的芯片。只要中國不同意重新開放東莞的出口芯片，整個西方製造業基礎都將面臨嚴峻的供應鏈挑戰。

在荷蘭及其他歐洲國家政府與中國開展磋商的同時，部分分析人士呼籲採取所謂“以升促談”的策略，其中可能包括減少向中國出口芯片製造設備和航空航天零部件。

如今，北京、布魯塞爾和華盛頓都在尋找最有效、最不對稱的方式，去擾亂對方的供應鏈。

各國政府面臨的首要難題是“認知”。眾所周知，即便是製造企業本身，也很難徹底掌握自身供應鏈的全貌——從原材料到成品之間可能涉及數十次交易。政府掌握的信息就更少了。中國此次出台的稀土出口新規，要求跨國公司必須申請出口許可，或許一定程度上正是為了讓北京能更清晰地掌握供應鏈情況，從而在未來實行更精準的限制措施。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找到“非對稱成本”的措施。

對小國發動經濟戰，在政治上相對容易理解——例如，即便對朝鮮的制裁讓美國蒙受同等程度的損失，也幾乎不會在龐大的美國經濟中掀起波瀾。但對於全球前三大經濟體而言，真正能起到槓桿作用的措施，只能是那些讓對手的付出遠高於己方承受代價的行動。

多項數據顯示，中國在稀土開採生產中佔據主導地位。 彭博社製圖

其中最關鍵的成本並非在經濟層面，而是政治層面。中國仍然高度依賴許多海外產品，包括美元和台灣省製造的半導體。然而，如果以制裁大型中資銀行等方式切斷這些供應渠道，西方自身也會遭受重創。特朗普對股市極為敏感——只要貿易摩擦升級，市場就會作出負面反應。相比之下，中國股市則以國家主導的資產管理機構為主。

儘管特朗普政府曾希望讓中國“依賴”美國技術，但西方的反應已經遠遠滯後。早在2020年4月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就已經宣佈其戰略是“拉緊國際產業鏈對我國的依存關係，形成對外方人為斷供的強有力反制和威懾能力”。

新冠疫情原本被認為會迫使全球採購經理們從追求“即時生產”（just in time）轉向“預先生產”（just in case）——即從追求效率轉向注重應對供應中斷時的彈性。

然而，如今當中國一點點放出稀土供應、牽制着海外製造商時，“即時制”反倒成為了北京戰略的核心——這會讓全球跨國企業繼續離不開中國的供應鏈。

（原文發佈在《金融時報》評論網站，觀點僅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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