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東·尼爾曼| 烏克蘭人怒了:奔赴前線參戰?我還是“在沙發上保衞領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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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薛凱桓】
“各級指揮官都在撒謊。排長撒謊,連長撒謊,營長撒謊,旅長也撒謊。謊言五花八門,程度和危害程度也各不相同。”
烏克蘭軍官、民族主義者、前議員伊戈爾·盧岑科在10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怒斥道。他説,俄軍佔領一個陣地後,當局通常會宣稱“我們還在這個地方,請放心”,只有在所有奪回陣地的手段都用盡之後,當局才會報告陣地失守。
這篇文章可以説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幾小時內傳遍社交媒體、新聞網站和街頭巷尾,瞬間在烏克蘭社會和輿論場中引爆了話題。對當局信任度的拷問徹底點燃了積壓在民眾心中已久的困惑與憤怒情緒,民眾們只想知道,為什麼當局總是在説“勝利在望”“情況仍在掌握之中”,但事實總是一個又一個的失敗?
公平地説,不能怪民眾們有這種看法和情緒。事實上,就連我自己還有我的親人、朋友,也在一個又一個“虛偽的勝利”中,被動接受了與現實完全不相符的虛幻感,這種虛幻感又給人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當局的這種做法確實讓人感到很迷惑,如果俄羅斯擁有獨立情報來源,美國也通過衞星影像和電子偵察掌握着準確數據,那麼他們編織這套謊言究竟是為了欺騙誰呢?總統府、總司令西爾斯基、總參謀部及其控制的媒體發言人,為何要精心構造關於前線態勢的虛假敍事?這究竟是為了矇蔽國內民眾,還是高層本身也在自我欺騙?諷刺的是,提出此類尖鋭問題的議員瑪麗婭娜·別祖格拉婭已被禁止參加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會議,由此可見,當局自己也知道自己説的是一戳就破的謊言。

烏克蘭受傷士兵
三年前的2022年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此後三年多,雙方襲擊不斷,烏軍和軍事設施損失慘重,平民也在戰爭中失去了很多。戰爭深刻改變了烏克蘭社會,也改變了烏克蘭人的精神狀況,虛幻感越是強烈,烏克蘭人的精神狀態就越發不健康,這就是我在最近所看到的、所思考的。
因此,我覺得我必須好好談一談烏克蘭人的生存狀態和所思所想,也必須揭示戰爭對小到個人、大到社會的重大影響。
現在的烏克蘭人,有的身心俱疲、心理崩塌,有的孤高而疏離,有的充滿無力感、負面情緒爆棚,有的變得麻木、情感異化。面對如此多的負面情緒,那還有沒有正面情緒呢?説實話,不能説沒有,但以筆者所見,基本已經絕跡。在這種負面情緒瀰漫的社會,如果有人不對當局的謊言和事實的落差大發雷霆,那才是真正令人奇怪的事。
一個實際上侷限於“個別地區”的戰爭,為什麼會令全社會瀰漫着這種“死氣”?的確,大多數烏克蘭人並沒有直接被戰爭傷害到。你在現在的基輔,實際上難以看到戰爭的痕跡(除了停電和防空警報)。街上看不到士兵,就連巡邏隊也消失了。偶爾會響起警報,防空系統運轉良好,幾乎擊落了所有目標。這些聲音對人們生活的影響,就像雷雨或狂風一樣微不足道,戰爭已經變成了遙遠的背景音。
但還是要請讀者們代入一下烏克蘭人的視角:每次路過公園,你都會看到一些獨腿或殘肢的男人。他們坐在長椅上抽煙,旁邊常常坐着女孩。很明顯,他們是退伍老兵,是戰爭的奇怪見證,是某種早已成為幽靈的現實,是基輔每個人都想遺忘的現實。通常,這些男人會愉快地聊天説笑,纏着繃帶的殘肢就那樣倚在長椅上。路人會驚訝地瞥他們一眼,然後移開視線。他們不明白這些殘疾人為什麼如此快樂,但只有他們自己明白在快樂什麼:他們比戰友幸運,終究是活了下來。
“説實話,我已經不再穿過這個公園了,免得碰到他們,感覺有點尷尬。”筆者的媽媽曾有一次這樣對筆者説。很多人對前線士兵都有類似的感受。過去兩年裏,身處前線和後方的人們經歷瞭如此巨大的差異,以至於他們很難分享彼此的經歷。在東部戰火紛飛的烏克蘭和等待戰爭結束的烏克蘭之間,一道裂痕已經出現,而且還在不斷加深。
戰爭爆發的最初幾個月,烏克蘭猶遭雷擊。那幾個月,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既震驚又無比開放的狀態。成千上萬的人出於愛國情懷去投身志願服務,許多烏克蘭人傾盡所有,將車輛捐給前線,冒着生命危險,從戰區幫忙撤離素不相識的人,自己也志願奔赴前線……這往往會是很多人人生中一次最為意義非凡的經歷,它既令人恐懼,又令人受益匪淺。
然而現在再重新審視這一切,我開始意識到,氣氛已經徹底改變。最初幾個月那種令人振奮的緊張感蕩然無存。大多數烏克蘭人都與戰爭保持着距離,我感覺我的朋友們彷彿生活在一種時間靜止的狀態中,人們似乎已經將戰爭從記憶中抹去。但現實是和平生活的敍事也未能恢復,烏克蘭人似乎失去了方向,一切都凝固了。
我驚訝地發現,大多數人並不瞭解前線的真實情況,很多人只是關注新聞報道。當局的新聞報道往往千篇一律:烏克蘭武裝部隊取得了勝利,平民出現大量傷亡。至於前線實際情況的詳細報道,則寥寥無幾。
如果要了解這些,只能從西方媒體的報道中尋找了。他們大多會報道前線的真實情況,並直言烏軍遭受的損失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敗。TikTok上充斥着士兵在戰壕裏拍攝的令人膽戰心驚的視頻,這些視頻告訴民眾,那裏一片混亂,最好遠離。仗打到現在,士兵們都感到疲憊不堪,絕望至極。他們之前還抱有希望,認為情況很快就會好轉,但現在他們意識到,這已成定局。

烏克蘭前線戰壕景象
一邊是電視上充斥着勝利的報道,一邊是士兵們傳遞回來的現場信息,烏克蘭人並不是傻子,人們心中都懷有恐懼,但這種恐懼卻無人願意、也無人敢於公開討論,只在私下裏談論着如何逃避動員和出國。
“他們真的打擊了所有人的士氣,”我的朋友列沙(化名)説。“私下裏説的話現在都傳開了:前線形勢嚴峻,逃避兵役的人很多,幾乎沒人願意上戰場。他們還在到處動員,但政府各部門都想撇清責任。西爾斯基説,‘不是我們的錯’,澤連斯基説‘是軍隊的錯’,而最高拉達則説,‘為什麼要追究我們的責任?讓總統來決定吧。’總之,危機顯而易見,但沒人知道該怎麼辦。”
戰爭初期,大批志願者奔赴戰場,人人都伸出援手,前線與後方融為一體。如今,兩者已截然不同,幾乎成了兩個孤立的世界。平民百姓鮮少見到活生生的士兵,取而代之的是廣告牌上那些裝備精良、招攬突擊隊員的巨型士兵。但是將烏克蘭士兵塑造成所向披靡的英雄,這種宣傳攻勢已經完全失效,普通民眾現在的想法是:“你們是軍人,哦,所以呢?那你就去戰鬥吧。”
這些士兵其實也是可憐人,出於瞭解他們的慾望,筆者用一杯伏特加和他們中的一些人聊了聊。
安德烈坐在輪椅上,脊背微躬,身上那件厚重的軍綠色外套看起來比他本人更經得起風雨。他指間夾着半截煙,煙霧繚繞中,他左腿的殘肢從繃帶縫隙裏露出來。我提出採訪請求時,他安靜地聽着,灰藍色的眼睛裏浮着謙遜的陰影。“我知道的其實不多,”他聲音低沉,像是很久沒有好好説話。他的家就在基輔,戰前在音樂學校教手風琴。“現在嘛……大概只能聽別人彈琴了。”他感慨道。
我問他受傷那天的經過,他告訴我:
“我那段時間用無人機往對方陣地扔些廢鐵片、螺絲之類的東西。後來他們大概被惹毛了,專門派人鎖定我的位置。那天我正要去着陸區回收機器,臨時掩體只是個淺坑,大概就一掌深。隊友在無線電裏催:‘快躲起來,那邊有動靜!’我根本沒時間挖得更深。後來才知道,對方配了新型探測儀,能追蹤我們用的無人機型號,定位精度很可怕。
我不知道是偽裝失效了,還是被對方的偵察機發現了。炮彈突然就砸過來了。我撲進土坑裏,剛把無人機召回頭頂,就聽見震耳欲聾的爆炸。氣浪把我右腿齊膝炸斷,那條斷腿竟甩過來撞到我額頭,左腿也像被折斷的樹枝般扭向不正常的角度。戰壕邊的防護欄瞬間被炸碎。我給自己打了止痛針,用無線電報告重傷無法移動。那時候分不清是劇痛還是恐懼,只知道自己在不停嘶吼,但意識異常清醒,我知道必須撐到撤離。
時間感完全錯亂了,可能只過了十分鐘,卻像熬了半輩子。我躺在土堆間抽煙,心想:要是就這麼死了,也太荒唐了。奇怪的是,當時內心一片平靜,甚至覺得這樣荒誕的結局配不上自己的人生。後來救援組到了,他們給我注射了曲馬多,藥效讓世界開始旋轉。他們推着我穿過坑窪地帶,在顛簸中我死死攥着清醒,直到手術枱的燈光亮起,醫生説了句‘可以休息了’,我才敢鬆開意識,畢竟在戰場上昏過去,誰也不知道還能不能醒來。”
馬克西姆身材高大,留着濃密的絡腮鬍。戰事一起,很多人都無心打理面容。他左腿的殘肢從毯子下直直地伸出來,像一截凝固的寂靜。一個年輕姑娘突然跑過來,在他臉頰上親了一下,然後從揹包裏取出一條灰色圍巾,仔細系在他的殘肢末端。
馬克西姆只願意和我閒聊幾句。他告訴我,戰前他曾在汽車修理廠工作,如今那雙佈滿老繭的手依然寬厚有力。他笑起來時帶着幾分野性,倒像個落拓的江湖客。戰爭開始後,他在志願兵排服役,病房裏還住着兩位和他一同負傷的戰友,用他的話説,是“能把後背交給對方的人”。

烏克蘭夜晚昏暗的街景
如今走進基輔火車站,如果你運氣好的話,也許能看到這種場景:車廂裏擠滿了各兵種的士兵,深淺不一的卡其色制服連成一片。人羣中偶爾能看到幾位裝備精良的年輕士兵,但更多的,是那些穿着略顯臃腫作戰服、面容滄桑的外省中年人。他們看起來與“特種兵”的精良面貌相去甚遠。
這些人是步兵,戰爭最沉重的負擔都壓在了他們的肩章上,在泥濘戰壕裏度過無數個被炮火撕裂的日夜。他們中多數是被徵召入伍的,戰爭頭幾個月志願參軍的那批人早已所剩無幾。他們的眼神透着疲憊,目光總是向內收斂,彷彿在看某個遙遠的地方。車站裏往往有一股伏特加的氣味,他們用這種方式把自己灌醉,好讓旅途變得短暫一些。
戰亂國家的生活,充滿了持續不斷的恐懼、痛苦、焦慮和不確定性。那些遠在千里之外,坐在温暖的房子裏,吃着豐盛飯食、玩着手機觀察戰事的人,永遠無法完全理解這種感受。啊,中國讀者們,你們能體會到那種恐懼與痛苦嗎?
一些烏克蘭人開玩笑説,儘管炮火連天、空襲警報頻繁,但待在基輔市中心比待在美國白宮還安全。然而,這種説法實際上只是麻痹自己的精神成癮品而已。即使在遠離前線的首都,戰爭的陰影也清晰可見:街道上到處拉人的徵兵、在破舊裝備上玩耍的孩子們、建築物窗户裏昏暗的燈光、政府辦公區為了安全起見完全陷入黑暗。但最重要的是,那些從前線歸來的老兵,有些失去了胳膊或腿。
就如同用酒精麻痹自己一樣,烏克蘭人對自己的處境很清楚,但又毫無辦法,所以才有了這種貌似樂觀、但底色又充滿了“死氣”的情緒瀰漫。
從解放領土轉向固守現有防線,徵召志願者執行防禦任務變得愈發困難。許多民眾更傾向於以“在沙發上保衞領土”的方式表達“愛國情感”,而非親身奔赴戰壕參戰。如果士氣仍如戰爭初期般高漲,徵兵中心門前理應依舊排滿長隊,而現實情況卻遠非如此。
直到2023年,烏克蘭社會都對“夏季反攻”有着極為樂觀的預期,這曾帶來巨大希望,而隨後的戰局發展卻導致普遍失望,人們不得不接受俄軍無法被迅速擊退的殘酷現實。認知轉變嚴重影響到了民眾的心理狀態:戰爭導致的生活水平下降、持續的精神壓力以及在前線失去親友的創傷,已經在社會層面上永遠改變了烏克蘭人。
不妨想象一下,你所在的大樓火警鈴聲突然大作。刺耳的聲音讓你心跳停止,你毫不猶豫地抓起最重要的東西,衝向緊急通道。但如果這個火警鈴聲每天都會隨機響起兩三次,持續兩年,而且你永遠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最初的那種緊迫感會變成一種持續的、低度的焦慮,讓你無法專注,無法放鬆,最終,那刺耳的鈴聲不再意味着“危險”,而是意味着一種能將你精神撕裂的、永無休止的折磨。
因此,越來越多的烏克蘭人懷疑澤連斯基關於“戰鬥到最後一名士兵”的言論是否合理,以及這場鬥爭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多的人命。所以,才有越來越多的烏克蘭人終於忍無可忍的爆發,與其説這是對謊言的憤怒,不如説這是一種不知如何自處的無助。
但我不怪他們。在生存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時,人們的憤怒和歇斯底里是在反抗一種吞噬一切的荒誕。烏克蘭人的故事,是一個關於勇氣與恐懼、團結與疏離、希望與幻滅的複雜敍事。它沒有簡單的答案,也沒有清晰的出路。
希望人們能夠珍重和平,不要在它逝去的時候才呼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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