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荻：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知道，中國當不了他的“小夥伴”

近年來，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為“貿易戰”尋找藉口，美國財經官員和經濟學界不斷炮製各種有悖事實的論調，試圖污名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其中，尤以“產能過剩論”和“新殖民主義論”為甚。在這篇訪談中，盧荻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的視野出發，指出西方國家如今面臨的經濟困境，並非因為“產能過剩”的中國擾亂了全球經濟平衡，而是源於西方自身出現了金融化趨勢，長期怠於進行生產性投資。隨着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各國均出現了投資不足的問題，中國出現得更晚、程度更低，對世界經濟的整體影響仍是正面的。

在產業結構方面，中國新興產業的快速崛起和結構升級，打破了西方發達國家依靠技術壟斷收取租金，同時繼續享受中國製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幻夢，進而成為政客調轉矛頭、攻擊中國的誘因。西方右翼對自由市場的反對，並非出自對新自由主義不平等體制的批判，恰恰相反，“貿易戰”的源頭，是他們意識到維持自身壟斷地位的不平等正在減弱。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説，中國與它們的經濟關係，遠比它們與發達國家的關係更為平等。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高科技產品價格下降，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建設，均讓它們受益良多。

作者指出，儘管資本主義體系短期內難以動搖，未來的世界格局，極有可能圍繞兩個核心，形成兩個陣營。歐洲各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會在各個領域，同時與兩個核心保持不同程度的關係。中美如何同彼此展開經貿合作，對世界經濟格局至關重要。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5年第5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盧荻，採訪/文化縱橫編輯部 鄭濤】

中國崛起的世界影響

**文化縱橫：**首先想聊聊這幾年大家都很關注的貿易戰。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往往是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的，但貿易戰偏偏是政治因素驅動的，而且它的原因需要在歷史中去尋找。您長期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剛好既是政治化的，又很擅長做歷史性、結構性的分析。所以首先想請您從這個角度來談一談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的貿易戰的看法。

**盧荻：**要回應這樣一個現實上的課題，必須在多個不同層面一步一步地深入探討。首先，為什麼會出現貿易戰？或者説，它背後的推動力是什麼，它試圖達到什麼目的？在最表面一層，美國發起貿易戰，背後主要有兩個強大的推動力，或者説是為了應對兩個不同的現實問題。

第一個推動力是系統性的需求不足，這裏指的是整個世界經濟存在需求不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的説法——所謂“中國竊取了美國勞動者的工作崗位”。這個説法的預設是，工作崗位是稀缺的或者不足的，因此，中國佔有更多工作崗位，美國就會受到損害。也不只是美國，起碼在話語上，如今世界各國都在批評順差國家，認為它們在全球經濟中佔有了過多的需求份額和市場份額，導致逆差國家蒙受損害；很多發達國家提出，不應允許某一些國家存在持續的、龐大的貿易順差或經常賬户順差；在貿易戰之後，一些國家甚至提出，不允許一個國家持續存在超過其GDP3%的順差。這樣一些説法的前提，同樣是全球經濟存在需求不足。

如果聚焦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這個情況在2010年之前並不構成一個問題。當時美國的財經官員都高度讚賞中美之間“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經貿關係，因為中國為美國提供了廉價的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在補貼美國。中國通過貿易獲得了美元后，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或以美元計價的金融資產的方式，讓這些資金流回美國，讓美國用中國的資金繼續購買中國的產品。而中國購買的這些美國金融資產，特別是美國國債，其實是低迴報率的，尤其是低於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的利潤率。因此，在資金層面，中國再一次補貼了美國。

等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世界進入了所謂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全球經濟增長出現停滯甚至衰退，需求不足的問題開始變得再明確不過。美國的財經官員隨之轉換態度和口風，開始嚴厲指責中國導致了所謂的“全球經濟失衡”（global imbalances）。甚至出現了同一個人前後態度180度大扭轉的情況：當珍妮特·耶倫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時候（2014~2018），她還在讚賞“中國生產、美國消費”的經貿關係；但到了她擔任拜登政府財政部長的時候（2021~2024），面對同樣的現實，她卻轉換為嚴厲的批判，認為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佔有了過多的需求份額，導致逆差國家，特別是美國出現各種各樣的經濟困難。

美國前財長耶倫 資料圖。 彭博社

從理論上來説，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裏並沒有需求不足問題，新凱恩斯經濟學才認為有可能存在系統性的需求不足。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財經官員的視野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因此，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在當時的他們眼裏不構成問題。而在2010年之後，他們轉換為新凱恩斯經濟學的視野，認為系統性的需求不足確實是世界經濟的問題，也是發達國家經濟的問題，中國必須為此負責，這是貿易戰中西方的各種話語裏接近於共識的一種判斷。

第二個重要的推動力，或者發達國家面對的第二個現實難題，是貿易結構的變動。在2010年之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中，中國主要還是出口勞動密集型、低增加值的產品，從西方進口高增加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產業升級越來越快，出口的產品結構也越來越升級，中國生產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品越來越構成對發達國家的直接競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2015年簽署《巴黎協定》，當時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充滿了自信，以為它們在綠色轉型所需要的產業轉型中一定是領先的，進而能夠維持自身在高科技行業的“壟斷（半）租金”。[1]2010年之前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格局中，以及長期以來整個發展中世界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格局中，之所以會出現不平等交換，就是因為發達國家享受了這種壟斷租金。

但是，西方沒有想到的是，在綠色轉型中，中國領先了綠色產業的發展。因此，去年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時，特別強調的兩點：一是中國存在“儲蓄過剩”，即在世界範圍內佔有了過多的需求份額；二是中國存在“產能過剩”。她針對的並不是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存在產能過剩，在這些領域，哪怕中國產品佔領全世界，他們都高度讚賞，而不是指責。她針對的是中國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綠色技術和產業。因為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崛起，使得發達國家所享有的壟斷地位和租金遭到了根本性的動搖。

**文化縱橫：**高關税、貿易保護主義曾經主要是左翼的主張，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中國和西方兩邊都有來自左翼的反對世界貿易組織和全球化的聲音，乃至抗議活動。但是，在2016年以來的這波逆全球化的潮流中，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成為歐美所謂的“極右翼”的政策主張。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

**盧荻：**歸根究底，就是因為中國以出乎所有人預料的姿態崛起了。

傳統上，左翼反對自由貿易，是因為自由貿易的本質是一種不平等的交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關係，背後是南方的勞動與北方的資本的交換，往往導致了南方國家陷入“不發展”，而不是發展。

但是，在這一輪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兩個新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中國的崛起。中國作為一個後進發展的經濟體，在這種不平等交換的前提下——我們被迫接受低工資，我們生產出來的價值的主要部分被髮達國家的資本拿走了——我們通過艱苦的自我壓榨的過程完成資本積累，投資推動工業化，不斷推動產業升級，一步一步走到了可以動搖甚至顛覆發達國家的壟斷性高科技產業，特別是綠色轉型產業的地步。這是之前沒有人能預期到的。發達國家面對這樣的壓力，才發現原來自由貿易對它們有這麼負面的一面，會削弱它們的壟斷租金。

第二個變化，也是自由貿易的結果。在資本自由流動、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發達國家的資本自然而然會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轉移。不只如此，由於經濟的金融投機化，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普遍追求以勞動（非法移民或其他國家的廉價勞動力）替代資本（投資升級技術、設備等），讓資本保持金融形態，而不是變成機器、廠房，捆綁在特定的空間裏。結果，西方國家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化：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得到了鉅額的利潤回報，但勞動者受到了極其嚴重的損害，不只是工作崗位大量流失了，而且新的崗位也沒有建立起來，勞動者本身也越來越無法接受新的勞動技能訓練。當然，這些發達國家之前可以藉助來自中國的廉價產品，以及來自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儘量壓低生活成本，作為一種對沖。但是，這兩個因素的作用越來越難以對沖貿易自由化、經濟金融化的負面影響，因此近些年西方出現了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要求迴歸閉關自守，反對自由化，等等。

10月4日，美國洛杉磯，多個工會和移民權益組織的成員舉行反對移民執法機構的遊行和集會。 視覺中國

雖然西方的右翼民粹反對貿易自由化，但他們的政治代表，包括特朗普，並不完全符合這個要求。對歐美的極右翼政客而言，對本國有利的自由貿易，他們就接受；對本國不利的自由貿易，他們就拒絕。因此，這些發達國家的政治建制反對的只是一種特殊的自由貿易——那些不利於保持自身壟斷地位和壟斷租金的自由貿易。在我看來，這才是右翼的反自由貿易的真正含義，跟左翼的反自由貿易剛好相反：左翼反對的是自由貿易背後的不平等交換，右翼則是反對這種不平等交換被削弱了。

**文化縱橫：**您剛才提到耶倫批評中國經濟存在所謂的“產能過剩”，這種論調當然本身有美國自己的偏見。但現在的情況是，中國差不多接近完成工業化了，而人類近現代史上，應該説還沒有出現過一個十億級人口體量的經濟體整體實現工業化的案例。這個事實確實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中國這麼強大的製造能力和全覆蓋的工業體系，到底會給世界帶來多大的影響？中國和其他國家，尤其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應該怎麼去處理相互之間的經濟關係？

**盧荻：**這裏其實牽扯到多個層次的問題。要回答中國是否會擠壓其他國家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空間，必須先回答一個前提性的問題，就是發展空間的來源。發展空間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一個不斷變動的範疇。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發展空間與需求不足問題緊密相關。如果存在需求不足，發展的空間就會受到限制。那麼，世界範圍的系統性的需求不足，有多大程度上是中國導致的？這裏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追問，需求的來源是什麼？很明顯，需求跟需要並不是同一個東西，市場需求和社會需要或人類需要不是同一個東西。例如，我們需要各種各樣的綠色轉型產品，或者世界範圍內大量的人都需要城市裏的住宅，但這些並不一定是需求，因為需求要看有沒有市場的購買力：城市裏有空置的住房，但農民還是買不起，這雖然是需要，但不是需求。

所以，市場需求的來源是收入，沒有收入的增長也就不會有需求的增長。收入對需求的影響又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就算總體上有足夠的收入來購買所有的產品或者能夠生產出來的所有產品，但如果存在收入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大量需要就無法轉換為需求；二是總體收入不足會直接導致需求不足。

需求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個是消費的需求，就是大家日常生活中購買的最終消費品；另一個是投資的需求，即對各種各樣的資本品的需求，也就是安裝機器、修建廠房、購買各種各樣的原材料和投入品、僱用工人，生產出產品，將產品再賣出去，在這個過程中也會產生需求。

近年來，在世界範圍內，我們都可以觀察到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就是投資不足。[2]我們以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為例，這是最全面的數據。我們大致以1980年為最近一輪全球化的起點，在此之前的1970~1980年，發達國家（OECD國家）的年平均投資率（資本形成與GDP的比率）是26%，中國是34%，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是27%。進入全球化後的前20年，即1980~2000年，世界範圍的年平均投資率就出現了相當嚴重的下降，發達國家下降到25%，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下降到25%。2000~2022年，發達國家繼續下降到22%，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停滯，保持在25%的水平。中國是唯一的例外，1980~2000年，中國的年平均投資率上升到36%，2000~2022年進一步上升到43%。與此同時，進入全球化階段後，中國以外的全球各國的經濟增長率也大幅度降低，中國則同樣在加速增長。

因此，世界範圍內發展空間的不足，是因為收入增長緩慢；而收入增長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不足。我們如今面對的問題是世界範圍的投資不足，而不是投資過度。中國是否存在投資過度、是否佔有過多世界範圍的需求份額，這是可以爭論的。但是，世界範圍的需求不足主要是中國之外的原因導致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出現了投資停滯，乃至下降。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和後凱恩斯理論中引申出來的判斷。

但已有的主導輿論不是這樣。以前，主導輿論是標準的新古典經濟學時，這甚至不是個問題，因為它從來不認為需求不足是一個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市場經濟可能會存在短期的需求不足，但長期來看世界經濟會自動調整至供需平衡的狀態。現在，世界範圍的主導輿論已經轉為新凱恩斯經濟學，它確實認為存在長期的世界範圍的需求不足，而不只是一種短期的波動。但新凱恩斯經濟學裏有多種不同説法。為什麼需求不足？聚焦於投資的説法往往歸咎為“市場失靈”：市場體制不完善，產權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使得資本不願意投資。從特朗普1.0以來，主流輿論特別強調的是消費不足。他們的潛台詞是，中國投資率這麼高，那硬幣的背面肯定是消費被抑制。因為中國消費佔總收入的比率，明顯遠遠低於大部分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用“消費不足”這個説法更適合將矛頭指向中國。

世界前50大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即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越高，總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消費不足呢？對此西方的新凱恩斯經濟學其實沒有一個統一的説法，但是有一個暗中被主流建制接受的説法。為什麼説是“暗中”呢？因為這種觀點對西方來説有點政治不正確。這種觀點集中體現在前些年美國的一本著名暢銷書《貿易戰是階級戰》（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中，該書作者認為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導致了消費不足，由於勞動者的邊際消費傾向更高（勞動者的收入中用來消費的比例，遠遠高於利潤所得者），因此，如果收入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就會導致整體經濟的消費傾向偏低。他們認為這正是中國的問題，因為中國勞動者的收入在整體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偏低。但如果從這裏引申開來，就會發現不止中國如此，而是世界範圍都一樣，特別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尤其如此，都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導致消費需求偏低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説，這只是一個暗中被接受的説法。雖然無論是特朗普，還是之前的希拉里或後來的拜登，競選的時候都説過要解決美國國內的收入不平等的問題，要求讓華爾街受到控制，但當他們執政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試圖控制華爾街，收入不平等這個事也不管了，而只是將矛頭指向中國。

總結起來，這裏有兩種判斷。西方更主流的判斷強調消費不足，有大量各種各樣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力量支持的美國民主黨，或者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工黨等，都有這個傾向。另一種判斷則強調投資不足：世界範圍如此，中國雖然有一定程度上的消費不足，但更嚴重的問題同樣是投資不足。

雖然剛才的數據顯示中國投資率非常高，但那是整個時段的平均數。如果看實際演變趨勢的話，大概從2012年以來，中國的投資率一直在下降。所以，投資不足是世界範圍的問題，只是其他國家更嚴重，而且更早出現；中國比較晚出現，而且還沒那麼嚴重。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證據證明中國也有消費不足的問題，但無論如何，這並不是中國出現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是世界範圍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對需求不足的理解，然後才能回應第二個問題——中國產業體系這麼全面、這麼龐大，會不會擠壓其他國家的工業化空間？

前面已經説到工業化的空間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系統性的需求，另一個是產業結構。如果從系統性的需求的角度來看，需求不是固定不變的，需求的增長來自收入的增長，而收入的增長歸根究底來自投資的增長，因為投資的過程是產生需求的一個來源，投資落成了就是生產能力擴張和技術進步的源泉。如果投資停滯不前的話，那收入的增長也會停滯不前。這恰恰就是中國之外的世界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的表現。OECD國家的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長率從1960~1980年的3.03%下降到1980~2023年的1.59%，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從3.01%降到1.3%，中國從3.01%增長到8.08%。很明顯，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增長的式微，或者發展的式微。與1960~1980年的“黃金時代”相比，發展中國家也好，OECD國家也好，近四十年的增長率都是顯著下降。二是發展的分化。在“黃金時代”，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率非常接近OECD國家；進入全球化年代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水平趨於分化，而不是趨同。這很明顯跟投資增長的停滯、投資率下降也是相關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判斷：從系統意義上説，中國對世界範圍的發展空間拓展，是有重大的正面貢獻的。因為中國是全球重要的生產性經濟體，中國的生產性投資長期持續且快速的增長，抵消了世界範圍的投資增長停滯。主流的研究和輿論往往將焦點聚焦於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市場競爭，但是忘了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方面是整個系統的價值創造和利用：生產出新的價值，價值被轉化為生產力的提升，進而帶來收入的增長。

強調經濟活動有生產性與非生產性的區別，認為經濟發展是生產性活動推動的結果，這是馬克思、熊彼特或者一定程度上凱恩斯才有的視角。我們必須要從系統性地創建發展空間的角度，來回答中國對其他國家發展空間的影響這一問題，而這是已有的主流輿論完全沒有考慮的。

然後來到下一個層面的問題：中國全覆蓋的產業鏈是否通過市場競爭擠壓了其他國家的工業化？首先我們會看到，無論是總量還是增量，中國經濟在2000年時只佔世界經濟的很小一部分；當時，中國的對外經濟活動，包括對外貿易、對外直接投資、金融活動等，都只佔世界範圍裏的很小一部分。接下來二十幾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飛速膨脹的過程，增量意義上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即中國GDP佔全球GDP的比重）達到了1/4左右，遠遠超過了總量意義上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的比重。但中國的貢獻還不止於此。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現了對外經貿大膨脹的過程，中國在2013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經濟體，2016年成為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經濟體，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進來，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無疑超過了1/4。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是未來5年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從貿易平衡角度來看，2000年以來，中國對發達國家一直保持順差，但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一直是逆差，最近這幾年才開始出現順差。所以，從需求角度來説，中國崛起並沒有擠壓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中國向它們出口，也從它們那裏進口，它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會因為有中國的競爭就銷售不出去。

那在產業結構意義上是否構成擠壓呢？2012年之前，中國確實是產業結構全覆蓋，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到資本密集型產品，與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競爭。大量研究表明，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紡織、服裝、玩具、體育用品、基本金屬、五金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確實曾經受到中國的競爭壓力。但與此同時，中國開始發生貿易結構的轉型，我們開始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並且比重不斷上升，我們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的產業則開始大規模、系統性地遷往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埃塞俄比亞等發展中國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也沒有發生中國以自身全覆蓋的產業鏈擠壓其他國家發展空間的事。

進入第三個層面：中國會不會模仿從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交換關係，在自身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建立起一種不平等的經濟關係呢？我們先撇開金融霸權問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主要體現為前者以技術密集型產品交換後者的資源或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果僅從貿易結構上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確實有相似的特徵：中國的高科技產品，比如現在我們的新能源汽車，正在大量出口到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中國的這些高科技產品、各種機械設備，都是以非常便宜的價格出口到發展中國家的，而不存在發達國家那種享受壟斷租金的狀況。對此，發達國家肯定很難受，因此對中國充滿敵視；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説，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他們買不起來自德國、日本的汽車、機械設備，但現在買得起來自中國的汽車、機械設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雖然有這樣一種貿易結構，但並不意味着這就是不平等交換，至少不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那種不平等交換。

同樣的道理，中國以工業製品跟這些全球南方國家交換資源、農產品、礦產品等，表面看有點像所謂的“殖民地國際分工”的格局；但是，這裏也有一個根本的差異：因為中國的大量進口，它們的資源產品的價格大幅度上升。中國向它們出口的工業製品的價格不斷下降，從它們那裏進口的資源價格大幅度上升，導致它們對中國的貿易條件（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的比率）大幅度上升，中國的貿易條件則大幅度下降。這表明，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表面上雖然有相似之處，但實際內容是完全不同的。

無論在殖民地年代，還是後來的新殖民主義時代，南北經濟交換的利潤都被髮達國家拿走了，發展中國家只能繼續停留在不發達狀態，繼續靠提供資源、初級產品生存，沒有辦法積累資本，投資推動工業化。而如今，發展中國家從與中國的貿易中得到了很多收入，它們可以用這些收入來進行投資，推動本國的工業化。至於這些發展中國家是否這樣做，那是它們內部的政治經濟結構決定的。如果主導它們政治經濟的力量是工業資本家、民族資產階級，那就有可能；如果主導力量是食利的買辦或投機階級，那就不太可能。但責任始終不在中國這邊。而且，中國一直堅守不干涉原則：即便在純粹經濟意義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究竟採取什麼樣的發展戰略？是純粹按國際比較優勢去發展，先集中發展勞動密集型、低增加值的產業，還是希望通過所謂的“蛙跳戰略”，一開始就試圖發展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如此種種，中國都是完全不干預的。

中國和發達國家的關係就不同了，我們確實在需求層面和產業結構層面都在擠壓它們。但是，主要原因仍然是它們內部——它們的產業升級和生產性投資均停滯已久，而不是來自中國。另外，它們本來就享受了不正當、不合理的壟斷租金，中國擠壓、顛覆它們享有壟斷租金的地位，並沒有任何可以被指責之處。當然，正當與否是另外一回事，事實上是它們的生產性投資停滯導致了產業結構沒有辦法提升。很簡單的例子，蘋果、微軟、亞馬遜、谷歌、Meta這些美國高科技公司，它們的利潤主要進入了各種各樣的金融投機活動，特別是用來回購自己公司的股票，以推高股價，既滿足了高管的高薪需求（這些公司高管的薪酬很多都是期權股份），也滿足了外部的金融投資者的需求，而不是用來投資再生產，推動產業升級。

中國則不同，最鮮明的例子是華為。華為將主要的利潤用來再投資，所以才能逐步動搖、侵蝕美國公司的壟斷租金。按照凱恩斯理論的説法，發達國家的資本在“怠工”；它們的經濟已經高度金融投機化，資本不願意進入生產性領域，沒有扮演產業資本家、創業型資本家的角色，這是它們的根本問題。中國的擠壓只是一個機制，而不是原因。

**文化縱橫：**談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中國這些年一直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開展各類國際發展合作與援助，這些實踐對於這些發展中國家解決自身發展困境有沒有幫助呢？中國的這些實踐跟西方的國際發展合作和援助相比，又有何異同？

**盧荻：**剛才已經提到中國對外交往的首要原則是不干涉，不只是政治不干涉，而且對其他國家的發展政策也不干涉。“一帶一路”主要是提供一個平台或者説聯通性，將各個相對孤立的發展中經濟體聯繫起來。到今天為止，“一帶一路”的主要內容仍是基礎建設——交通運輸、電力、電信、港口，等等。相應的，“一帶一路”的投資者主要是國企。截至2020年左右，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中，80%以上是由國企投的。當然，“一帶一路”的內容也在逐漸發生變化。隨着國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起了電力、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之後，我們的民營企業也在大量“走出去”，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的產業。這確實會對當地的發展模式帶來巨大的影響。

2013年到2025年上半年，“一帶一路”倡議下中資參與的建設合同項目和產業投資項目的比例變化 綠色金融與發展中心網站

面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大潮，如果某個發展中國家願意承接的話，勞動密集型產業佔這個國家的經濟比重就會大大提高。這就會給這些國家帶來新的問題：只有保持低工資，才能讓本國承接的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保持競爭力。例如，一開始是越南承接了很多來自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隔壁多了一個柬埔寨願意提供更低廉的勞動成本，那越南的勞動者的工資就不可能提升；再多一個孟加拉國可以提供更低的勞動成本，那麼越南、柬埔寨都會感受到壓力。在當前世界經濟存在系統性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如果各個發展中國家都擴張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話，就會陷入逐底競爭、惡性競爭，有可能掉入低工資、低技術的發展陷阱。

雖然出現了這些新趨勢、新挑戰，歸根到底，當地政府制定什麼樣的政策，當地的政治經濟結構與關係怎麼運作，它們追求什麼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中國會有一定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取決於它們自身。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西方的國際發展合作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就剛才説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而言，其實很大程度上跟從前珠江三角洲的發展模式差不多：當時是跨國公司、港台資本跑到珠江三角洲去建廠，僱用來自內地的勞動者；今天則是中國去海外建工業園區，都有相似的性質，只是這還不是“一帶一路”的主要成分。

如果從一個更寬的畫面來看，畢竟整體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關係是以生產性活動為主，無論是基建還是製造業，都是生產性活動。首先，這不是一種短期導向的投機活動。其次，即便在當地的採礦業，中國的表現應該説在一定程度上跟發達國家也是不同的。因為中國參與當地採礦業的主要執行者是國企，它們往往更遵守當地法律，它們的活動除了經濟考慮，還有一些外交考慮、政治考慮等。中國在政治上不追求霸權，中國的對外經濟活動也沒有用霸權為本國企業利益服務的性質。中國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是純粹的經濟活動，純粹有賴於經濟力量推動，而不訴諸任何超經濟的力量。

當然，今天我們處於一個經濟金融化的年代，在生產性活動之上，其實更主導性的力量是金融。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最大。現在西方經常污衊中國在發展中國家製造所謂的“債務陷阱”，但這種説法的現實根據是非常欠缺的。大量調研數據呈現的，恰恰不是中國製造“債務陷阱”，讓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陷阱”的往往是來自西方的債務。當發展中國家出現債務償還困難、債務危機的時候，西方往往通過各種各樣的債務談判，一方面偏向於債權人的利益，而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還會為債務重整增加多種多樣的附帶條件。而中國往往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極高的優惠，甚至豁免債務；此外，中國從來不提任何附帶條件，中國從來不會借債務問題干涉債務國內部的政策、制度等。中國也不參加西方主導的債務重組和債務談判，不願意成為它們的“幫兇”。

**文化縱橫：**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推出的各種超常規、超預期的政策舉措的衝擊下，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世界經濟已經很難回到之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了。在這樣的背景下，知識界也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的討論。您覺得下一階段的國際經濟秩序可能會有哪些特點呢？

**盧荻：**展望未來，變數總是很多，包括世界政治的變動等等，比較難説。總體上，目前還看不到發生根本性變動的可能，因為顛覆資本主義的力量還非常弱。不管是在發達國家還是全球南方，基本上看不到反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力量；哪怕是發達國家的勞動者階層，力量也非常弱，特別是在主觀意志和政治組織層面。因此，可以預見的是，資本主義會長期持續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發達國家希望繼續維持已有的資本積累模式的話，它們就必須跟中國切割。因為它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不可能作為它們的“小夥伴”，甘於停留在相對而言不發達的狀況、自願把生產成果貢獻給發達國家的。不止如此，如果中國按這樣的發展勢頭繼續發展的話，會不斷削弱發達國家賴以生存的壟斷租金。其實，哪怕是貨幣金融意義上，發達國家的壟斷地位也正在被動搖，雖然程度沒有那麼高。在政治上，世界資本主義也容納不了中國作為它的一個成員，特別是不可能讓中國成為一個發達國家——按照西方建制的判斷，地球的資源也承受不起。所以，西方只能選擇跟中國切割，儘量打壓中國。

但是，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因為現在西方也高度依賴與中國相關的生產性活動，只能逐步與中國“脱鈎”（decoupling）。所以，未來一段時間，可能不會發生世界政治秩序的根本性改造，因為就像剛才説的，改造現有秩序的政治力量嚴重不足。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世界將變成兩個陣營，一個是發達國家主導的陣營，一個是中國主導的陣營，其他各國與兩者之間的關係，取決於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矛盾的尖鋭程度。

現在，雖然特朗普政府要求各國必須跟中國脱鈎，但他能夠壓服的主要還是美國的“小夥伴”，如日本、韓國、菲律賓；但歐盟是否願意唯美國馬首是瞻，是很值得懷疑的。除非爆發更尖鋭的矛盾，比如戰爭，目前的狀況很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最後逐漸形成關係越來越疏遠的兩個核心主導的兩個陣營；廣大的全球南方國家，包括一部分歐洲國家，在貿易、生產、金融、貨幣等領域，可能會同時與兩個核心保持不同程度的關係。

在這種兩個陣營並存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國為核心的陣營應該會形成更平等的關係，以美國為核心的陣營則仍然會保持等級性（hierarchical）的關係。如果可以自由選擇的話，各國可能會更願意跟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但現實世界往往不是這樣，一方面，選擇不一定自由，另一方面，各國不一定能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一個買辦政權主導的國家與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會有不相同的自我意識和自主選擇空間。

註釋：

[1] 在經濟學中，“租金”是指從非生產性的活動中得到的收益，這種收益來自生產性活動成果的轉移；“半租金”即通過壟斷得到的超額回報。

[2] 這裏的投資，是經濟學上的概念，而不是金融學上的概念。經濟學上的投資是生產性投資，即修建廠房、安裝機器、購買原材料和投入品、僱用工人；金融學上的投資是買賣股票、債券、外匯、金融衍生工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