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曉陽:商用造船廠內實現軍核化生產,美韓核潛艇合作能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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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曉陽】
10月底的亞洲行似乎讓美國總統特朗普心情不錯。
10月29日至30日訪韓期間,特朗普與韓國總統李在明舉行雙邊會晤,達成包含能源採購、大額對美投資在內的一攬子經貿協議;隨後,他通過個人社媒賬號宣佈“已同意韓國建造核動力潛艇”,並聲稱將分享相關技術,且首艇計劃在韓華集團控股的美國費城船廠建造。
同一場合,韓方提出獲取核潛艇用燃料以及在再處理與鈾濃縮等方面尋求美方放行的訴求。

10月29日,韓美領導人會談在韓國慶州舉行。 韓聯社/總統室通訊攝影記者團
韓國“核潛艇夢”的起點與挫折
韓國自本世紀初起將“核動力潛艇”納入國家戰略研究範疇。
2003年6月,時任總統的盧武鉉政府啓動代號“362工程”的核潛艇研製計劃,擬於2007年前建造3500-4000噸級核動力攻擊潛艇,基本研究小組於同年5月成立。據相關報道指出,該項目設計採用法國“梭魚”級潛艇為藍本,並擬配備經21%至45%濃縮鈾驅動的艦載反應堆。不過,“362工程”遭媒體披露後便迅速終止,且受到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調查。
2015年新版《美韓核能合作協定》中提出,經與美方協商後韓國可在開展至“低於20%”濃縮鈾,且只能用於民用範疇。2021年韓國啓動模塊化小型反應堆(SMR)研究,涵蓋核燃料組裝、儲運、退役拆除和應急反應等內容。
2022年5月,美韓領導人會晤後,宣佈兩國將在核技術領域開展更為廣泛的合作。2024年7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帕帕羅透露,美國會在必要時允許韓國開展相關核反應堆研究工作,為其未來核動力潛艇技術積累奠定製度基礎。由此,韓國形成了“核潛艇—SMR—高丰度核燃料”三角路徑,其研製意圖由防務需求向技術自主演化。

10月22日,韓國首艘3600噸級潛艇“蔣英實”號下水儀式在韓華海洋旗下巨濟造船廠舉行。圖源:韓國海軍
韓國方案與AUKUS的異同
韓國提出的方案,是在美國境內投資船廠、使用美方的造船配套體系,同時結合自身已具備的模塊化小型核反應堆(SMR)技術,以期在核潛艇領域實現“技術融合與產業共建”的新模式,建造3000-4000噸級核動力潛艇。這與AUKUS機制下美英向澳大利亞轉移武器級高濃鈾核動力系統,並建造8000-10000噸核潛艇的做法有所不同。
韓國在制度之內尋找灰色地帶,AUKUS則直接在制度之外開闢特例。前者的擴散風險是“門檻累積、制度漂移”,後者的風險是“核查真空、規則坍塌”。兩條路徑共同揭示出防擴散體系正被“政治可操作化”,而這種趨勢,正在悄然改變國際核秩序的根基。
(一)法律層面:制度內漸進與制度外突破
法律上,韓國路徑依託《美韓核能合作協定》,必須嚴格遵守美國《原子能法》、出口許可(Part 810)以及NNPI(海軍核推進信息保密)相關條款。韓方希望通過民用核能體系的延伸,將高丰度但非武器級的核燃料納入可監督範圍,從而以“民用過渡至軍用”的方式,在現有法律框架內爭取逐步鬆綁。
而AUKUS則採取三邊政治協議模式,直接以NPT和IAEA保障監督協定第14段為依據,為澳大利亞特設“密封堆芯”的豁免機制,使武器級高濃鈾在不受傳統核查的前提下跨境流轉。
前者強調製度內調整,後者則在根本上重塑了國際防擴散法律秩序。
(二)政治層面:產業投資換技術鬆綁
政治上,韓國模式體現出一種“產業投資換政治鬆綁”的策略。韓方通過在美國費城投資韓華船廠,綁定美國地方就業與造船業利益,以經濟合作換取防務技術的漸進性突破。這是一種以投資和共建為支點的政治平衡。
美國方面則通過允許韓方在境內推進項目、提供部分造船配套與作戰系統技術支持,維持同盟框架下的主導地位,同時避免像AUKUS那樣引起國際社會的大規模質疑。
相比之下,AUKUS是典型的戰略性技術轉讓,其核心目的是將澳大利亞納入英美核潛艇體系,形成可互換的軍工產能與作戰體系。這種合作在政治層面屬於“結構性聯盟內擴張”,是防務體系的縱深延伸,而韓國路徑則更具雙邊利益交換與靈活協商的特徵。
(三)技術層面:SMR小堆與武器級堆芯
技術上,兩者差距尤為顯著。韓國擁有相對成熟的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研究體系,其文武大王科學研究中心正推進300兆瓦級模塊化核動力系統,採用丰度不超過20%的低濃鈾或HALEU燃料,這種堆型具備體積小、可封裝、可監管的特徵。經過技術積累後,其小型化改進方案可適用於韓國未來的中型核動力潛艇。
韓方意圖在美方提供的船體、推進軸系、減振基座與作戰指控系統框架內,嵌入本國的SMR堆心,以實現“美製外圍+韓製內核”的組合式設計。這一模式從工程角度看更接近“可控擴散”範疇,即既能形成核推進能力,又不直接觸及武器級核材料的紅線。
AUKUS採用的美英核動力系統完全不同,堆芯燃料丰度高達90%以上,屬於典型武器級高濃鈾;其技術體系涉及主機艙抗震佈置、一次迴路純化、泵噴推進隱身優化、壓力殼焊接等全套高密級核心工藝。相較之下,AUKUS項目的技術轉移是一種“完整艦艇體系複製”,而韓國方案更接近“分佈式技術互補”。
(四)執行層面:制度雙軌與工業現實
在執行層面上,韓國方案的風險主要集中在邊界模糊與監管複雜。由於船廠設在美國境內,項目需同時滿足美方核安全區劃、軍用標準與民用核能監管的雙重體系,還需協調核級無損檢測、放射性作業許可與屬地責任問題。
AUKUS則依託英國巴羅和澳大利亞奧斯本兩大造船中心,產能擴建雖慢,但具備完整的核潛艇資質體系和封閉生產流程。換言之,韓國的挑戰是如何在“商用造船廠內實現軍核化生產”,而AUKUS的難點是如何在“傳統核體系外擴張盟國造艦能力”。
相較而言,韓國以在美國投資建廠的名義為自己建造中小型核動力潛艇的做法,比AUKUS更為“低調”。在AUKUS框架下,英美方面宣稱將以“密封堆芯”方式向澳方提供燃料組件,確保“全壽期不啓封”,並要求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依據保障監督協定第14段設計“特別安排”。然而,第14段原本只針對非禁止性軍事用途的個案靈活條款,從未涉及數噸高丰度核燃料的跨境轉移。
2025年10月,中國常駐維也納代表李松大使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第69屆大會發言中明確指出,AUKUS“跨越核擴散門檻,動搖國際防擴散體系根基”,並強調“不能讓IAEA成為政治背書機關”。AUKUS實際上迫使IAEA承擔其無法勝任的政治與技術責任——既要保障核查,又不能觸及同盟機密。由此形成的“制度裂縫”,使防擴散體系的高牆被削成可供通行的門檻。
英美以制度創新之名行規則鬆動之實,使“合規合作”成為政治包裝,IAEA淪為“橡皮圖章”,防擴散機制的權威性遭到侵蝕。

資料圖 央視
1500億美元投資美國“夕陽產業”換技術鬆綁
近年來,韓國在核電領域具有深厚積累,全國運行核電機組26座,佔全國發電量三分之一以上,併成功向阿聯酋出口APR1400核電站,成為少數能輸出完整核能工業體系的國家。加之,近年韓國在全球武器市場上的突飛猛進,難免會在核技術與武器貿易之間產生“跨界衝動”。
目前,韓國在常規潛艇領域已具備相當能力。其KSS-II與KSS-III型潛艇均為自主設計,其中最新的KSS-III“張保皋III”級排水量達4000噸,配備6-10個垂直髮射單元,可發射“玄武4-4”潛射彈道導彈,是目前少數擁有潛射打擊能力的無核國家潛艇。韓國還與印尼合作出口1400噸級常規潛艇,成為亞洲少數能輸出潛艇整機技術的國家。
與此同時,韓國在彈道導彈技術方面早已突破傳統限制。2021年,韓國啓動中程彈道導彈研發,其射程可覆蓋東北亞主要目標區。
這種技術積累,使其具備向核潛艇領域延伸的客觀條件。韓國在2015年新版《美韓核能合作協定》中獲得“特定研究活動”權利,雖未被授權再處理,但制度上保留技術探索空間,已接近“潛在核門檻國家”的標準。
AUKUS的示範效應,使韓國更有理由在同盟框架下尋求“對等待遇”。首爾當局認為,“澳大利亞無核電工業尚能獲美英等級的大型核動力潛艇,韓國理應更具資格獲得相對‘低調’的中小型核動力潛艇”。毫無疑問,這一邏輯正是AUKUS引發的制度連鎖反應之一。
此外,藉助在美國生產核潛艇,韓國將更易獲取其所需的水聲數據、指揮控制與武器系統、探測傳感器等,將大幅度提高韓國的水下戰力。

2023年7月19日,在釜山市南區的海軍作戰司令部基地,時任韓國總統的尹錫悦登上美軍俄亥俄級“肯塔基”號戰略核潛艇;但如今他已……圖源:美國海軍
美國近年圍繞核潛艇項目的政治運作,進一步暴露了這種制度虛化的風險。在對美投資方面,韓國並未選擇美國相對具有優勢的新興產業,而是將1500億美元投資到明顯屬於“夕陽產業”、且勞動力更密集的造船業,從而迎合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盤。
但韓華海洋公司投資的費城海軍造船廠,前身為挪威克瓦爾納公司運營的民用船塢,2000年轉型為商用造船企業,至今從未建造過任何核潛艇;二戰時期,曾在此建造過衣阿華級戰列艦和埃塞克斯級航空母艦,如果硬要將其與核技術聯繫起來,當時費城船廠旗下海軍實驗室的物理學家阿貝爾森所開發的液體熱擴散技術,被曼哈頓計劃採納並用於鈾-235的分離生產。該廠僅具備商船與海洋工程生產條件,不具備艦用反應堆安裝、核防護及高壓殼體焊接能力。
所謂“在費城建造核潛艇”的説法,缺乏工程基礎,是政治表演而非工業現實。美國政界正以“商業政治化”的方式運作防務議題,只要買家願意簽下一筆“不可能的生意”,美國政府就會開出“此前不敢想象的條件”,然後雙方再討價還價。哪怕武器級核材料也被異化為黑箱交易,而這一趨勢正在削弱防擴散體系的嚴肅性。

當地時間8月26日,在韓美費城造船廠舉行的“緬因州號”命名儀式上,韓國總統李在明與韓華集團副會長金東官等人合影留念。左起:韓華費城造船廠代表大衞·金、韓國外交部長官趙顯、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希·夏皮羅、韓國總統李在明、韓華集團副會長金東官、產業部部長金正官、印第安納州參議員託德·楊。韓華集團
例外政治常態化與核秩序重塑
“例外政治”的蔓延並非孤立現象,而是美國整體軍控政策結構性退化的延伸。近年來,美國先後退出或削弱多項關鍵軍控與防擴散機制。2019年,正式退出《中程導彈條約》(INF Treaty),解除陸基中短程導彈部署限制,直接打破冷戰後歐洲和亞太戰略平衡;同年,宣佈不再履行《武器貿易條約》(ATT)義務,使常規武器出口監管體系失去最大軍火國的約束。
在核試驗領域,美國長期拒絕批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CTBT),並謀求恢復核試驗準備;同時,對《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進行“選擇性解釋”,將“低速無人機”從導彈技術限制清單中剔除,為大批戰術無人機出口掃清制度障礙。
這一系列行動表明,美國正從“規則制定者”轉向“例外製造者”,通過退出、改寫或重新解釋軍控條約,為自身和盟友爭取“政策豁免權”。
AUKUS與韓國核潛艇化的出現,正是這種趨勢的集中體現。長遠看,這種所謂的“靈活政策”將使國際社會重新進入技術擴散與政治不信任並行的時代。一旦防擴散機制失去權威,全球核治理將被重新分層。部分國家以“例外身份”獲得技術自由,邊緣國家被迫以“防禦需求”尋求突破,國際體系的穩定性將遭到持續削弱。
潘多拉的盒子已經被打開,國際社會將不得不面對一個制度信任日益稀薄、技術擴散難以遏制的新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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