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純：歐洲企業“在中國為中國”背後，有哪些耐人尋味的考量？

“歐洲決不能讓美國和中國獨自決定技術未來。”

德國總理默茨這句話背後，歐洲對於在未來科技、關鍵供應鏈領域落後中美的焦慮暴露無遺。企業界不得不隨着政客的“指揮棒”起舞，這在歐盟此前提出的所謂“去風險”戰略下已然上演。

國際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歐洲在華企業面臨哪些抉擇？“在中國為中國”、利潤再投資等做法背後，有着怎樣耐人尋味的考量？觀察者網對話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帶來他的解讀。

【對話/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您在近期的中國歐洲學會年會上提到，近年來歐洲在華大企業的戰略正從“在中國為全球”轉向“在中國為中國”。能否聊聊導致這種轉變的深層背景與企業的考慮？

**丁純：**其實這種轉變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而是一段時間以來逐漸形成的過程。如果要找一個標誌性的節點，可能要追溯到2019年歐盟正式提出對華關係的“三重定位”——把中國同時定義為合作伙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此後又陸續出台了“去風險”戰略，2023年的《經濟與安全戰略》等文件，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這背後既有結構性因素，也有短期的觸發因素，比如新冠疫情引發的對產業鏈供應鏈的刺激、俄烏衝突爆發對歐洲的衝擊等，包括了地緣政治和非傳統安全等因素。而結構性因素則與中國經濟本身，特別是製造業的升級發展有關。過去歐洲主要向中國輸出技術、資本，中國通過“市場換技術”實現了產業成長。當時歐洲更多把中國視為戰略伙伴，尤其是在冷戰中美蘇大博弈的格局下。

隨着時間推移，中國本身的製造業能力增強，到今天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歐雙方就發展階段、制度理念、社會問題上的認知差異逐漸變得越來越大，.包括歐盟對中國內政問題的干涉，以及歐洲內部面臨着難民湧入、民粹與反全球化勢力崛起等挑戰，還有美國在其後不斷施壓，這些都讓中歐關係面臨新的結構性壓力。

歐洲對華直接投資（2000-2021）集中度，藍色為前10大投資者佔比，橙色為餘下佔比 數據來源：榮鼎諮詢

從經濟角度看，新冠疫情暴露了此前全球化盛行時期流行的一種追求零庫存、低成本的“及時生產”（Just in Time）供應鏈模式的脆弱性。如今產業鏈的安全成為歐洲關注的新焦點。地緣政治風險、非傳統安全問題使得“可及性”（accessibility）成為新的關鍵詞。加上之前歐洲政客對中國的認知、相關問題上的種種分歧意見所影響，“去風險”“降依賴”逐漸成為歐方政策的核心邏輯。

在這個背景下，歐洲一部分企業的投資思路確實發生了變化。根據我們的觀察，歐洲在華投資企業的“去風險”措施一直在做，儘管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的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一方面，隨着中國自身製造產業的能力提高，競爭力越來越強，包括歐洲在內的投資企業，或者是其技術與商品的進出口都感受到很大的競爭。如果是在中國國內市場環境下失去了比較優勢，再加上前面説的種種客觀因素衝擊，一部分歐洲企業確實會考慮做出調整。

但對其他的企業來説，其投資思路的變化體現在，過去在全球化時期推行中國設廠、服務全球（In China for Globe）的模式，把中國作為其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一處節點；現在這類企業不少了轉向中國設廠、服務中國（In China for China）的模式，即主要面向中國市場。單從字面上看並無問題，但這實際上意味着一些歐洲企業在希望規避地緣政治風險的同時，又捨不得中國市場。它們傾向於在中國建立更完整的一套本土化供應鏈，從過去的一個節點變成如今以中國為核心，解決中國市場需求的一個相對完整齊全的產業鏈體系。

這就一定程度上出現一種耐人尋味的現象，即看似的“增資”——部分外企在中國追加投資、強化研發與本地生產環節，但其目的往往帶有“去風險”的考慮。

雖然不可一概而論，但一部分汽車、化工等行業的歐洲大企業仍在逆勢對華增資，實際上是把他們在華取得的經營利潤用來再投資。比如汽車行業，部分歐洲車企在中國市場的利潤佔其全球利潤的三到四成，他們不可能輕易放棄這麼大的市場。

同時，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電池等領域已經具有比較優勢，如大眾、寶馬等具有研發與技術儲備能力、相對實力比較強的歐洲企業並沒有覺得自己會在競爭中一蹶不振，或者是完全被中國企業取代。他們選擇接受中國市場的壓力測試，與中國企業合作研發、共同競爭，這也是提升企業自身能力、跟上行業先進發展趨勢的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些企業的做法值得讚賞。因為產業與科技發展本來就是靠相互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向前推進的一個過程。對於相對自信又願意合作、參與競爭的歐洲企業，我們應該表示歡迎。

至於説德國的巴斯夫在廣東湛江的大型投資，則屬於另一種情況。其背後的邏輯在於，自俄烏衝突導致歐洲能源危機加劇，能源密集型企業與行業承受着長期性的物價上漲壓力。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不因勢利導、追求轉型升級，那些企業就會沒有出路。所以巴斯夫的在華投資也是一種審時度勢，從產業行業的長期發展、全球戰略佈局等角度做出的決定。

總體而言，這些企業的決定既反映了對中國市場的信心，也體現出通過合作提升自身技術、分散風險的考慮。能夠保持自信、敢於合作和競爭的企業，反而更具韌性。相反，比如説意大利、法國的部分企業寄希望於靠本國政府提高關税、搞保護主義的做法，前景並不會好。

此外，中國完整且高效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包括通過“內卷”帶來的高性價比的生產能力與產品配套，加上中國政府本身不斷優化營商與投資環境（例如提供簽證便利、舉行進博會、對標CPTPP和DEPA等協定）的做法，也都對外企形成了持續吸引力。尤其是最近召開的四中全會和“十五五”規劃的制定，都釋放了非常重要積極的信號。

**觀察者網：**近期歐洲內部討論欲對中國企業實施“強制技術轉讓”的要求，尤其是在電動車和電池領域，這是一個短期的緊迫議題，還是代表着歐盟方面更系統性的考慮？

**丁純：**總體上看，歐洲現在是面臨“內憂外患”。一方面內部經濟增長乏力，另一方面在對華競爭中也感受到嚴重焦慮。其科研投入、技術積累都在被一點點地追趕，這種焦慮在政策上有所體現。歐盟最近推出的一系列舉措，比如《外國補貼條例》(FSR)、外資審查機制、反補貼調查等等。

最近我去歐洲訪問，也走訪了中國歐盟商會，瞭解到我們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時的一些擔憂，包括面臨FSR這樣的調查，我們的電信企業被貼上所謂“不可靠供應商”的標籤，包括監管部門突然對中國企業採取臨檢，並把相關的中國企業排除在集採之外等等，也包括你剛才提到的，目前歐洲正在醖釀提出，要求中國投資企業強制技術轉移或滿足特定的本地化條件，都反映了這樣一種整體性趨勢。

這背後既有經濟競爭，也有政治安全層面的考量。歐盟成員國多達27個，彼此之間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差異很大。像德國、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近年來與中國在新能源車、電池領域合作密切，態度就相對務實。其中，德國本身的傳統油車企業也有在華市場份額，而且對於企業的總體利潤影響很大，他們就比較反對就中國新能源車增加關税等主張。

而法國、意大利等自身相關產業競爭力較弱的國家，則更傾向於推動保護性政策。還有一些國家，比如丹麥，雖然根本沒有汽車產業，但為了“內部團結”，也選擇在關税問題上“隨大流”。總體來説，歐洲在面對自身相關產業競爭能力越來越弱，陷入越來越焦慮、不自信乃至於自我保護的意識中，對中國投資或供應商採取貼標籤等種種限制措施，這一總體趨勢是趨緊的，但不同成員國之間就具體問題的立場、採取行動的程度等問題，態度存在明顯差異。

**觀察者網：**關於歐美關係，美歐此前簽署的鋼鋁關税框架協議已在9月生效。您怎麼看這份協議？歐洲是否認為同美國的貿易爭端已經得到妥善解決，還是會有變數？另外，美國也在要求歐洲在對華制裁問題上與其保持一致。歐盟在這方面是如何權衡的？

**丁純：**目前達成的這個美歐協議其實非常複雜，不僅是單純的經貿問題，更是歐洲在綜合考慮安全經貿問題後，對美國做出政治妥協的結果。可以説，這份協議避免了美歐之間爆發全面貿易戰，但本質上是個不對等的協議。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23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法國總統埃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茨交談。 視覺中國

歐洲在烏克蘭衝突、北約等安全問題上對美國有依賴，不願在特朗普面前鬧翻，因此在經濟上作出讓步。原先美歐彼此作為發達經濟體，相互之間對大量商品的關税都非常低。而特朗普一度威脅要對自歐洲進口的汽車徵收27.5%的關税，最後雙方通過協議穩定在了15%。雖然歐洲因此付出更高的成本，但為了換取確定性和避免衝突，只能接受這種“次優方案”。一些國家如德國、意大利、愛爾蘭等都採取類似的務實態度。

但是，這份協議本身還留有大量“口子”，許多具體領域仍要重新談判，比如農產品、烈酒等。實際上是一份帶有政治標誌意義、旨在避免雙方對抗的臨時協議。加上歐盟作為國家聯合體，儘管具有一定的貿易投資權能，但並不能強制各成員國企業按照美方要求去投資，尤其是各成員之間的產業發展水平、比較優勢存在巨大差異。所以這份協定的落實還需要經過漫長的博弈。

至於特朗普若再次推動對華二次徵税，我認為歐洲不會完全跟隨。出於政治姿態，歐洲可能會在涉及中國稀土出口管制等少數問題上與美方保持一致，但不會全盤照抄美國的做法。比如特朗普以稀土問題威脅要對中國額外徵收100%關税。因為在稀土問題上美歐之間的利益訴求比較一致。

但歐洲畢竟要考慮到，歐洲與中國是重要的經貿夥伴，彼此高度依存，若採取極端措施，勢必引發中方反制，這種貿易戰後果是歐洲難以承受的。而且歐洲同美國在經濟結構上比較同質，所以也存在一定的互動與競爭關係。

何況，歐盟在那麼多成員國中實現內部意見統一也並不容易。因此，美歐在方向上會協調，但在執行上會保持一定距離。既要避免與美國對抗，又要顧及與中國的現實利益，這就是他們的權衡邏輯。

總體來説，中歐關係目前處在一個相對低潮期，但並非對抗期。尤其在經貿領域，互惠互利的合作仍是雙邊關係最實在也是最核心的部分。既然雙方都是重要經貿夥伴，也都離不開對方，那麼就應該在困難時期尋找“次優解”——尤其是在當前地緣政治衝突不斷、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的狀態下，即便不是各自的最佳利益，也要追求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避免“雙輸”。

其次，如果説一些標誌性的、帶有政治色彩的宏觀經貿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那麼完全可以從具體的某個領域入手，真正夯實雙邊經貿合作的基礎，通過積少成多推動雙邊關係的維繫和不斷升級發展，而不僅僅是看到問題就對對方大家譴責，或是加劇矛盾衝突等做法。這種務實的路徑，可能比政治爭論能更有效地推動中歐關係的良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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