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華：從兵力到路線，毛澤東如何佈局八路軍出征？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為紀念這個偉大勝利，我們在觀察者網開設專題視頻節目——寶塔山下的制勝法寶，一起學習抗戰時期的毛澤東軍事思想。

【文/王立華】

第二部分：戰略防禦階段的軍事思想

五、八路軍出征毛主席關注的大事

這一節，主要講八路軍出征前後毛主席關注的幾件大事。

八路軍開赴前線之際，毛主席提出全面抗戰的十大綱領，提出到敵人後方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是戰略層面的指導。但還有一些重大問題需要明確，環境錯綜複雜，稍有不慎就會前功盡棄。

當時，毛主席抓住不放的問題還有以下幾個：

一是出動多少兵力和出動時間安排。

蔣介石要求，紅軍改編後要全部送上前線。毛主席主張，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宜。[1]意見提出後，雲陽紅軍總部的領導們討論了一整天，認為應以紅軍主力出去為妥。毛主席沉吟整夜，[2]第二天答覆的意見是：承認開拔主力，但主力在數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

為什麼這樣呢？毛主席認為，須估計戰爭的殘酷性和長期性，以及陝、甘是我們的唯一可靠後方，蔣介石在陝、甘尚有10個師等問題。[3]蔣介石不願意共產黨保留邊區，但我們不能連老窩都不要了，黨中央就留在延安。毛主席的辦法是，每個師設留守處留下一部分部隊，一共14000人，由蕭勁光統一指揮，負責保衞邊區和黨中央。八路軍連總部一共46000人，實際出動到抗日前線的32000人，佔三分之二以上。

八路軍3個師也是精心安排的梯次出動。8月22日一一五師率先出發；9月3日一二零師出發；9月6日，八路軍總部出發。一二九師則是10月初才出發。

一二九師為何晚那麼長時間？原因是國民黨答應的條件不兑現。本來答應每月給軍餉100萬元，實際只給了50萬元，沒有槍炮補充，僅有衣物及少量彈藥補充，承認共產黨合法化的宣言也拖延不發，給陝甘寧邊區派來一個主任，還向八路軍派政治部副主任和參謀長等。我們要求陝甘寧邊區不設主任，任命林伯渠、張國燾為正副長官，委任任弼時、鄧小平為八路軍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絕國民黨派遣高級參謀。毛主席非常明確，國民黨的無理拖延和限制層出不窮，説明他們沒有必要的誠意，這些主要問題不解決，一二九師就不能出動。

蔣介石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説三道四，毛主席讓林伯渠駁斥他。主要是兩條：第一，游擊戰爭與按照情況使用兵力，是朱德、周恩來在南京與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等一起決定的戰略方針和指揮原則；第二，紅軍主力已上前線，多兵堆於狹地，不合游擊戰使用，一二九師留駐待機是完全正當的。還要林伯渠告訴蔣鼎文：“身為軍人不懂軍事，還應加意學習我們的兵法，依照他的無知妄想是要打敗仗的。”[4]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緊接着蔣介石也發表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主要問題解決後，一二九師也立即東渡黃河出征了。

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手稿

歷史經驗證明，對付蔣介石必須留後手，不能太天真了。要有手段逼出他的誠意，逼他答應我們的底線條件，連合法地位都不給怎麼聯合抗日？

二是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行軍線路問題。

毛主席決定，八路軍改編後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這個考慮從改編前的8月中旬就已經明確了，並與國民黨談判代表反覆溝通。

為什麼選擇取道山西？毛主席考慮主要有兩點：[5]第一，山西是八路軍開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可居高臨下俯瞰河北平原，有力牽制華北日軍。山西寬闊險峻的複雜地形，不僅有利於阻滯日軍機械化部隊前進，而且有利於開展山地游擊戰，限制了敵人的長處，彌補了我們的短處，便利持久鬥爭打擊敵人。

第二，日寇攻陷平津後向山西大舉進攻，嚴重威脅了閻錫山的利益；蔣介石的軍隊開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盤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想拉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做他的暫時同盟者。所以，閻錫山不但答應公開建立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也同意八路軍經山西開赴前線。

經山西進入抗日前線，也是紅軍東征時的戰略設想。一年前，紅軍主力盡出渡河東征，毛主席就提出要重點經營山西，依託太行和呂梁兩大山脈建立抗日後方根據地。雖然因閻錫山和蔣介石全力阻撓沒有實現，但紅軍在山西境內留下了很深影響，不光擴紅8000多人，並且在幾十個縣建立了黨組織，有羣眾基礎，這也是得天獨厚的條件。

借道山西進入抗日前線是大方向，接下來就是行軍路線問題。也充滿算計、較量和鬥爭，容不得半點馬虎，一招不慎也會出大問題啊！

8月16日，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正在與我黨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張淮南發來一密電，內容不詳。毛主席收電後很快就在17日回電，要他轉告正在談判的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同意我軍主力集中陽原、蔚縣、淶源、廣靈、靈丘地域，但前進不走平漢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馬上車，在代縣下車，向目的地集中。”[6]

國共談判代表周恩來 張淮南(右)杭州合影

毛主席明確提出，八路軍走同蒲線，在侯馬上車，在代縣下車，不走平漢線。同蒲線是從大同到蒲州貫穿山西南北的鐵路，蒲州位於山西省西南部，民國之初就改名為永濟縣了，所以提起來大家不太熟悉。司馬遷《史記》中稱這裏為“天下之中”，古書記載的“舜都蒲坂”、中國四大名樓之一鸛鵲樓在這裏，《西廂記》的愛情故事發生在永濟縣的普救寺。毛主席要八路軍從山西境內的這條線北上到抗日前線。

蒲州古城

為什麼不同意走平漢線呢？平漢線是從北平途經石家莊、鄭州等地到武漢的鐵路線。看看地圖位置就知道，這條線不但離紅軍集結地遠了許多，而且處在太行山脈以東的華北平原地帶，還是國民黨中央軍重兵集結的地方，紅軍一個師能孤軍深入到那裏去嗎？

即使走同蒲線，也不是從山西南端的蒲州出發，毛主席要從蒲州以北近300裏的侯馬上車，避開國民黨中央軍集結地。

毛主席給張淮南發電同日，又分別致電談判代表和八路軍主要領導：“紅軍為安全計，為廕庇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至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線。”[7]

對八路軍出動路線，進一步明確了3個關節點：渡河地點是韓城，上車地點是侯馬，集中地點是大同。理由：一是為了紅軍安全，對蔣介石不能不防啊！二是隱蔽部隊行動，對日寇要出其不意。三是滿足閻錫山渴望支持的想法，建立良好關係，日寇就要兵臨城下了，八路軍可以幫他一起打。毛主席再次強調決不走平漢線。

南京的談判還在繼續，談判桌上還在周旋鬥智。黃紹竑和白崇禧提出一個八路軍出動路線的方案，具體內容是：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蒲路至代縣附近下車，到蔚縣一帶集中。另一師沿隴海路轉平漢路，在徐水下車，到冀東開展游擊戰爭。

這個方案，要求八路軍從西安以東的渭南上車，沿隴海鐵路東進，從風陵渡過黃河後，換乘同蒲線的窄軌小火車。上車點距離我們駐地比毛主席所説的侯馬近多了，換乘北上也比較方便，有問題嗎？看起來很體貼，似乎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刀光劍影就在其中，毛主席堅決不同意。

得知這個方案後，毛主席和張聞天一起電告周恩來、葉劍英，一針見血地指出，黃紹竑和白崇禧方案的問題在於：“將紅軍分割出動，其中包含着極大陰謀，堅決不能同意。在根本問題解決後，我軍主力（不是全部）決定由韓城渡河，決不走隴海線和平漢線。”[8]

他們規定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轉到同蒲路從山西開往前線，而另外一個師，要沿隴海鐵路轉平漢鐵路到河北去，開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這是要幹什麼呢？毛澤東和張聞天電報中指出：這樣做，是讓八路軍3個師“分路出動，使不集中，強使聽命”，[9]所以我們堅決不能同意。堅持把八路軍3個師都放在山西，以便於統一領導，相互策應，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測。

毛主席對蔣介石的認識極其深刻敏鋭，很快就被一件事驗證。

一個月後，一二九師準備東渡黃河入晉時，蔣鼎文派了一個叫喬茂才的高級參議到師部駐地，説要面見劉師長。劉伯承對師參謀處長李達説：喬茂才我認識，可是我們已經十幾年沒有來往了，在沒有弄清他的來意之前，我暫時不好出面，你先去招待一下，就説我到前面部隊去了。

李達對喬説，劉師長到外面視察部隊，也沒有説回來的日期，如有公事可以跟我説，等劉師長回來我一定轉告。喬茂才取出蔣介石親筆簽署的一個命令，指令一二九師經隴海路經平漢路北上，加入石家莊方向的作戰。李達看他目的暴露出來，就説：這個命令先放在這裏，等劉師長回來你親手交給他為好，我給你找間房子休息一下，我這就派人去找劉師長。

劉伯承聽取李達彙報後説：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找我敍舊是藉口，分明是想分化我們八路軍，他好向蔣介石邀功請賞。我們師如果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加入石家莊方向作戰，不但對大局無補，而且很容易被日軍隔在井陘要隘以東，與一一五師、一二零師的聯繫很容易被日本人切斷，這麼一來我們師就得被迫孤軍作戰。

劉伯承説：這是個大陰謀，蔣介石要借日本人的刀殺我們，老子不上這個當啊！我要馬上報告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看來喬茂才已經當了國民黨特務，我不能見他。國共談判的時候已經定了的，對八路軍的指揮一定要通過八路軍總部，誰也無權越級下命令。蔣介石這麼幹，不符合國共談判的協議嘛！喬茂才等了幾天一直見不到劉伯承，就灰溜溜地走了。

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不同於國民黨地方軍閥的軍隊，蔣介石以為喬茂才與劉伯承有舊交，想做一二九師的文章，結果碰了釘子。幾天後，一二九師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東渡黃河，沿同蒲線北上。[10]

三是八路軍開入山西后的作戰區域問題。

八路軍開赴前線後到哪裏？這就像下棋一樣，開始時的佈局是否恰當，對以後發展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也是迫切需要明確的問題。

開始毛主席曾考慮，八路軍集中部署在以恆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在那裏創造遊擊根據地。還專門要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與閻錫山交涉：9月25日前後，一一五師和一二零師就可開到前線，展開於北平、石家莊、太原、大同和張家口之間，要閻錫山通知3省政府並轉令各縣縣政府，用通令下達給友軍和地方，説明紅軍的佈防及創造遊擊根據地的任務，以免因區域不明、任務不定而發生許多糾紛。[11]

但當八路軍開赴山西時，華北局勢已發生重大變化。日寇從北路和東路發動了強大的鉗形攻勢：在北路，沿平綏鐵路西進，攻佔張家口後迅速折而南下，八路軍原計劃9月25日前後開到大同集中，閻錫山要集中力量組織“大同會戰”，但他的防線一觸即潰，守衞大同東北天鎮的晉綏軍，甚至日寇還在數十里之外就聞風而逃。[12]

大同會戰還沒開始，日軍9月13日就佔領了大同，氣得閻錫山把自己的十三太保之一，守天鎮的61軍軍長李服膺槍斃了，這是全國抗戰爆發後第一個被處決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就這樣連閻錫山都不能容忍的聞風而逃的國民黨將領，現在也被有些人説成是因援軍未到不得不撤退，成了被冤殺的國民黨抗戰名將了。在東路，日軍沿正太鐵路向西推進，準備兩路會合奪取太原。如果八路軍仍按原來設想行動，就可能使全部主力陷於日軍的鉗形包圍圈內，這是十分不利的。

李服膺（1890-1937）

面對山西戰局的這一重大變化，毛澤東及時改變原定部署，要求將八路軍的三個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展。這是一個重大改變，為此毛主席連發3個電報與前線溝通。

9月16日，毛主席致電正率領八路軍總部準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提出改變部署的意見。毛主席指出：日寇分兩路進攻廣靈、靈丘，晉軍已放棄大同，綏遠全境實際已失，以五台為中心之晉東北日寇將以重兵進據，並繼續進攻取太原。在此情況下，我3個師已無集中晉東北一處之可能，更無此必要。

毛主席的意見是：擬以一一五師位於晉東北，以五台為活動重心，暫時在靈丘、淶源，不利時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區；以一二零師位於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地區；以一二九師位於晉南以太嶽山脈為活動地區。[13]最大的變化是不再全部集中到晉東北了，而是分散在以上這幾個地區，後來成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後的主要支撐點。

第二天中午，毛主席又發一個長電，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還有林彪、聶榮臻，賀龍、蕭克，劉伯承、徐向前，進一步説明改變八路軍戰略部署的形勢判斷和要求。形勢判斷主要有5個方面：[14]

一是對日寇第一期作戰計劃的基本判斷。敵攻華北大約分4路：一路山東，現未出動；一路津浦線（天津到南京浦口），已經攻至滄州馬廠；一路平漢線，在涿州以北未動；還有一路是平綏、同蒲線，這一路是主力，日寇企圖以大迂迴姿勢奪取太原，威脅平漢路中央軍而最後擊破之，奪取黃河以北。以此姿勢威脅河南、山東之背，而利於最後奪取山東，完成其奪取華北5省之企圖。其總的戰略方針，是採取右翼迂迴。

當時上海正在打，毛主席分析説，日寇上海進兵，主要是破壞中國經濟命脈，同時鉗制中央軍主力，以便利其奪取華北。

二是對日寇右翼迂迴部隊的判斷。日寇右翼主力分為三路，均以追擊姿態前進。一路佔領大同後，現在未動；一路佔廣靈後向靈丘、平型關進攻，向晉綏軍右翼迂迴；一路由張家口占蔚縣之後，有攻淶源之勢，系向衞立煌軍及紫荊關部隊行左翼迂迴。判斷這兩路部隊要組成聯合兵團，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勢，達成第二步向兩翼迂迴之目的。

三是閻錫山以靈丘為山西生命線，擬在平型關以北舉行決戰。如決戰失敗，敵必速攻平型關、雁門關，待後路預備兵團到達後，主力直下太原，使綏遠西境、恆山山脈南段五台、平漢路北段各軍，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戰而得上述各地。

四是不論如何，恆山山脈必為敵軍奪取，向此中樞出動主力，此點已為渾源、蔚縣、廣靈被佔所證明。

五是閻錫山指揮下的各軍均失鋭氣，使我們不能做出這些軍隊能夠在現陣地根本破壞敵人戰略計劃的結論。

毛主席由此得出的結論是：“過去決定紅軍全部在恆山山脈創造遊擊根據地的計劃，在上述敵我情況下，已根本上不適用了。此時如依原計劃執行，將全部處於敵之戰略大迂迴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迴中（設想敵佔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地位。”

由此進一步提出八路軍部署區域：一二零師轉至晉西北管涔山脈活動；一二九師進至呂梁山脈活動；一一五師現時進入恆山山脈南端活動，如敵南進，而友軍又未能將其擊退，則準備依情況逐漸南移，展開於晉東南太行太嶽兩山脈中。還要求總部機關移到太原附近。

毛主席電報最後徵求他們的意見，請他們“考慮電覆”。

但是，第二天彭德懷在發給毛主席、朱德、任弼時的電報中，報告前線情況和部隊目前部署位置時，沒有回應前一天毛主席長電講的問題。毛主席收到彭德懷電報後，9月19日中午又單獨發電給他，詢問9月17日“戰略長電”收到沒有，並再一次提醒他：“敵於太原，志在必得，此時部署應遠看一步。”並着重指出，賀龍的一二零師應速赴晉西北，處於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綏遠與大同遊擊，要搶佔先機，免得去晚了失去戰略意義。[15]

在八路軍出師後不到半個月內，毛主席就把日寇戰略企圖、國民黨軍的基本狀況和戰場態勢等，做出了極其清晰精準的預判，並根據局勢發展變化的現狀和趨勢，及時調整了八路軍作戰區域部署，這對八路軍戰略展開，合理佈局，創建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產生了極為深遠的意義。

八路軍開赴前線，除了前述出動兵力、行軍路線和作戰區域等重大問題外，毛澤東關心的另一個焦點問題就是：部隊在實戰中能不能堅定不移地執行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

聶榮臻元帥回憶説：在洛川會議上討論作戰方針時，曾出現過不贊同游擊戰而主張打運動戰的分歧意見，毛主席擔心部隊挺進前線後，一些同志蠻幹。[16]當時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別同志對於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似乎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被暫時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不變，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捱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17]

對關鍵性問題，毛主席歷來是緊抓不放的。在9月中下旬，他接連數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現這個戰略轉變。

9月20日，毛主席電告八路軍前線指揮部：“游擊戰爭主要應處於敵人側翼及後方，在山西應分為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着已進佔中心城市和要道之敵取四面包圍態勢，不宜集中於五台一區。”[18]

9月21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説：“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羣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羣眾工作，做羣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

然而，只有分散做羣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毛主席還強調：“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不要在目前照樣再做。”他要求彭德懷：“從遠處大處着想，對於個別同志不妥當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19]

一個是要用自己的拿手好戲戰勝敵人；一個是適應戰爭對象的變化，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一個是從遠處大處着想。這是毛主席的思維方式，也是他希望領導者們能做到的。

9月23日，毛主席給時任八路軍參謀處處長兼駐山西辦事處主任彭雪楓回電，並告周恩來，朱、彭、任各師主要領導。因為彭雪楓與閻錫山秘密會談時，閻建議：假如在不利情況下，兩軍團結一致，用游擊戰爭堅決抵抗日寇進攻。毛主席回覆説我是完全同意的，並提出一系列意見。如：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着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面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於五台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五台山脈應使之成為重要的游擊區域之一，現就宜加緊準備，可雙方派人察看，並計劃一切，不宜遲緩等。[20]

彭雪楓（1907-1944）

9月24日，毛主席收到朱德、彭德懷對八路軍3個師的佈置電報和周恩來電報後，看到幾支部隊基本都是擔負作戰任務，便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劉少奇、楊尚昆、朱瑞：林彪和王震部隊既均使用於作戰，關於五台山脈的游擊戰爭，應着重發展地方黨的佈置。山西地方黨目前應以全力佈置恆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脈之遊擊戰爭。應選擇能獨立領導黨政軍各方面之幹部，立即開始普遍地組織支隊（部）及羣眾組織，在半個月內應全部佈置完畢，並表現初步成績。

游擊戰爭必須落實，部隊暫時顧不上就讓地方黨組織先做。毛主席還着重提醒強調：“一切工作應在敵佔領太原的設想下作佈置的出發點。”[21]

9月25日，他又專門致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華北正規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需負嚴重的責任。要發動華北全黨（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羣眾，收編散兵散槍，普遍地但是有計劃地組成游擊隊。要設想在敵整個佔領華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22]

從八路軍進入抗日前線後，毛主席幾乎每天都在電告前方黨和軍隊領導，反覆強調開展游擊戰爭的重要性、正確性、唯一性，強調對日作戰和過去與國民黨軍作戰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反覆做轉變思想的工作。

可見，正確的思想和決策，要重點講，反覆講，反覆統一思想，真正在領導層形成共識。要堅決抓落實，抓住不放，一抓到底，抓出結果，否則就有可能變成空話、廢話和無用之話。即便講得再正確，沒有知行合一，沒有落實下來，也會走向事與願違的結果。

毛主席的偉大在於，重大決策作出後堅定不移，不會因一時或局部的因素而輕易改變決心。同時，他又密切注意研究變化着的情況，不斷總結經驗，不斷聽取大家的意見建議，使決策得到完善，更符合實際情況。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頁。

[2]彭德懷傳記組著：《彭德懷全傳（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1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8-469頁。

[6]《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

[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9頁。

[10]李達：《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頁。《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版，第93-94頁。

[1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頁。

[12]彭德懷傳記組著：《彭德懷全傳（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頁。

[13]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頁。

[1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9頁。

[1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頁。

[16]《聶榮臻元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頁。

[17]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頁。

[18]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頁。

[1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頁。

[20]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9卷，潤東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頁。

[2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頁。

[22]《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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