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要不要取消C刊？關鍵在於如何“立新”

“C刊”是學術界對“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的俗稱。該體系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創建，因其被廣泛運用於高校學科評估、職稱評定、博士畢業等核心環節，C刊發表數量在實踐中演變成了衡量學者科研能力的“硬通貨”，深刻影響着學術資源的分配與學者的職業發展軌跡。

C刊建立的初衷是構建一套適用於中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評價標準，然而，“唯C刊論”的單一評價導向，卻引發了學術界多年來的廣泛批評與深切憂慮。不少人認為，C刊是造成學術圈惡性競爭的源頭——學術官僚化、評價單一化，催生灰色產業鏈與種種學術不端，儼然已成為制約學術生態健康發展的“頑疾”……

面對重重弊病，一個激烈的提議是：是否應該取消C刊？

毫無疑問，不少人是相當鼓吹這一觀點的。但也有人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廢除這把刀”，而在於如何“善用這把刀”，當前C刊評價體系仍然有維繫的必要。

儘管國家層面已推行“破五唯”改革以期糾偏，但在職稱評定等決定學者命運的關鍵環節，C刊論文的地位依然穩固，改革如何立新始終是一個問題。

面對“唯C刊論”的重重困境與“破五唯”改革的現實瓶頸，究竟路在何方？對此，觀察者網連線了兩位高校工作者，聽聽他們對於“破五唯”以及“唯C刊論”的看法。

對話內容不代表網站立場，歡迎各位讀者參考。

【對話/觀察者網 穆越】

觀察者網：想向您瞭解一下，一般而言發表一篇C刊論文通常需要投入多少時間成本？您覺得這個可以量化嗎？

對話人A：一般來説，如果從自己動手寫一篇論文開始算，寫得快的話，可能兩三個月能完成初稿，這已經算是非常順利的情況了。但之後還要投稿，經歷審稿和反覆修改的過程，即便一切順利，從投稿到最終見刊，至少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具體來説，投稿後要經過外審，審稿意見返回後需要修改，修改完再提交，期刊可能還會請專家複核修改情況，判斷是否還需要進一步調整。確認無誤後，才進入排版流程，整個過程中反覆溝通和修改的時間相當長。

觀察者網：當前，在“唯C刊”評價導向的影響下，大量投稿集中湧向C刊，而C刊版面有限，導致許多文章難以被錄用，只能轉而投向其他期刊，同時也造成C刊自身的錄用率極低。這種過度依賴C刊的評價體系，已引發一系列問題，請問您對此有何看法？

對話人A：過去一篇C刊論文可能要求1.2萬字，後來逐漸提高到1.5萬字，再到2萬字，現在有的期刊甚至要求2.5萬字左右。由於每期版面基本固定，字數的增加意味着每期能刊登的論文數量在減少。而另一方面，每年都有新的博士生畢業進入學術界，大家的發表需求持續增長。

這樣下來，每個月所有C刊能發表的論文總數其實比過去更少，競爭自然非常激烈。而新期刊要進入核心期刊目錄又非常困難，存在一種“疊加效應”：已經是核心的期刊，會因為更多人閲讀和引用而影響力更大；非核心期刊則越來越難被關注，形成某種惡性循環。

目前學術圈當中，“看刊不看文”的現象是存在的——大家更關心論文發在哪個期刊，而不是具體研究內容或主題，比如選題是否“安全”、是否“宏大”。

圖源：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觀察者網：結合您長時間以來的觀察，在平時的工作中，您覺得中央提出“破五唯”後，相關問題是否有比較明顯的改觀？或者是哪些不足？

對話人A：就我目前的觀察來看，如果指每年的績效考核，那麼“破五唯”其實是在持續推進的，而且進展還比較明顯。比如我現在所在的單位，年終考核是採用計分制的，很多工作都可以折算成分數，例如發表的論文、撰寫的報告等等，有些單位甚至允許用內部研究成果來參評職稱，還專門設立了相應的科研評審通道。但問題是，年終績效考核和職稱評定的標準還是有差異的——評職稱時，多數情況下還是隻看論文。

所以我覺得績效考核的壓力並不太大。主要問題在於職稱評定——很多績效考核中認可的內容，在評職稱時卻用不上。職稱評定的門檻更高，要求也更嚴格。

目前職稱評定基本上仍以核心期刊論文為主。由於政策研究的工作節奏快、內容碎片化，與撰寫學術論文所需的長時間專注和完整邏輯構建有所不同。長期從事政策寫作，不僅精力分散，寫作方式和思維模式也可能受到影響，導致一些學者儘管在專業領域很有建樹，職稱卻未能順利晉升，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少見。

觀察者網：所以在職稱評定方面，還是存在唯論文論的情況？

對話人A：是的，確實如此。績效考核要求的工作內容和評職稱要求的工作內容並不一致，這就導致一個問題——為了完成績效考核，可能就沒有足夠時間去寫論文。

作為一個政策圈的智庫學者可能經常需要撰寫很多政策報告，這些報告當然非常重要，但在評職稱時卻用不上。除非是級別特別高的報告，或許可以折算為一篇論文，但除此之外，仍然需要發表論文。

但需要肯定的是，據我所知，一些學校會開闢一些特殊通道，比如一篇高質量報告折算的分數甚至可能超過一篇核心期刊論文。

觀察者網：如果職稱評定的評價體系仍然以論文為核心，是否會導致大家對論文以外的成果失去信心？

對話人A：確實存在這樣的可能。就我的感受而言，政策報告當然也重要，但比如在我剛工作時，接受的學術訓練主要是寫論文，可單位卻非常重視政策報告，經常安排撰寫。而寫政策報告不一定能立即獲得反饋或成績，這就形成了一種兩難。

我先後在學校和智庫兩類不同性質的單位工作，感覺在學校裏，學術論文是主業，政策報告是可選加分項，這反而給老師提供了更多元的考核途徑，這是好的方面。但在智庫，主要工作就是寫報告，精力投入也更多，可考核時卻仍要求論文，這兩者之間確實存在一定衝突。

所以，我總結下來主要有兩重“脱軌”：第一，是年度績效考核和職稱評定要求之間的脱軌——績效考核日趨多元，是好事，但職稱評定仍偏重論文；第二，不同單位需要根據自身定位來權衡各類成果的比重，但目前這種對應關係還不夠清晰。

個人感覺，中央提出“破五唯”之後，在立新標方面進展確實有限，因為要找到一個能適配不同學科背景、不同研究類型的評價標準確實很難。雖然論文導向有其問題，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種相對可量化的評判方式——目前似乎還沒有明顯更好的替代方案。有些在領域內做得好的老師，可能會得到更多約稿機會，這本身也是一種認可。不過目前能獲得期刊主動約稿的，大多還是已有一定地位的學者。

觀察者網：您認為該如何推動評價體系更加多元化？

對話人A：既然老師們可以通過多種方式發揮作用，那麼在最終評價時——包括職稱評定和年終考核——都應該有所體現。年終績效在這方面已經有所嘗試，如果職稱評定也能跟進，情況可能會更好。比如譯作和專著，即使分值低一些，但只要做了，就應該被認可和鼓勵。

**觀察者網：**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CSSCI等核心期刊評價體系批評聲音不斷，有人主張應徹底取消這些體系。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CSSCI體系是否存在必要性，其利弊究竟如何？

對話人B**：**正如您所知，社會科學的情況比自然科學更為複雜，共識不容易達成，加上國內期刊牽涉到諸多利益，出現各種批評聲音也是很正常的。就我個人觀點而言，有些批評是中肯的，但也有一些並不合理，甚至很不恰當。

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中國沒有人推動CSSCI，那中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主導權，會不會像自然科學一樣被西方掌握？看看如今SCI從中國收取的論文發表費有多高——我們在自然科學和工程類期刊國際化方面付出的代價已經非常巨大。一方面，評價權掌握在西方手中；另一方面，每發表一篇國際期刊論文，我們都要支付版面費，金額相當大。此外，我們還要購買國外的數據庫，這些數據庫收錄的當然不止中國學者的文章，也包括全球學者的成果。

目前，在數據庫發表文章最多的國家就是中國和美國，而且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我們把自己的文章發表出去付一次錢，再把包含這些文章的數據庫買回來，等於又付了一次錢。

後來有學者通過內參向中央反映了這一現象，總書記對此也有批示。這本質上意味着我們的學術自主權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掌握，自然科學的評價權也受制於人。試想，如果按某些人的建議，把北大、南大等機構的評價體系全部取消，結果會怎樣？實際上，目前國內一些高校在管理學等學科評價中，仍然只認可SSCI，即只重視發表在國際期刊上的文章，部分社會科學領域也存在類似傾向。

如果這樣發展下去，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關的社會科學評價權也會喪失。這不只是經濟損失的問題，更意味着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被西方奪走。所以説，那些盲目反對國內核心期刊體系的人，可能沒有深入思考這個問題。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或許暫時難以擺脱現狀，只能承受一定代價，沿用西方已有體系；但作為一個國家，我們難道要把社會科學的評價權也完全交給西方嗎？

就我個人而言，我和這個體系沒有任何利益關聯，完全是站在學者立場上發表看法。

我認為看待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二：學術期刊難道不應該被評價嗎？從客觀角度看，CSSCI至少有一個明顯的積極作用：核心期刊現在不敢隨意刊登低質量文章。如果一本期刊濫發“水文”，它的引用率和影響力必然下降。我們在學術界工作幾十年，一篇文章的好壞是能判斷的。如果某本期刊總髮低水平文章，學者們自然就不會引用它。

這就形成了一個良性生態：大學學者將論文投給期刊——這些期刊大多由社科院系統主辦，例如中國社科院旗下就有多本核心期刊和所謂的“學科一級期刊”——期刊編輯對稿件進行篩選，這本身就是一種評價。反過來，南大、北大等高校通過“北核”“南核”體系對期刊進行評價，這就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的循環和生態。如果取消這一體系，期刊主編就可能隨意發稿，各種“人情稿”將失去制約，這到底是提高還是降低了我們國家的學術水平？

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CSSCI體系本身，而在於如何使用它。比如，有些大學要求所有博士生必須發表一篇CSSCI才能畢業，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值得商榷。CSSCI本質上是中性的，它最初是圖書館目錄工具，也可以作為評價參考，但具體如何使用，取決於各單位的規定。

坦誠地説，如果大學不要求博士生在CSSCI期刊上發表文章，僅憑一篇博士論文就能畢業，博士生的培養質量可能會更參差不齊。如果沒有一些硬性指標作為門檻，博士生培養質量難以保障。例如，如果對政府官員等羣體在職攻讀博士學位沒有發表要求，就等於為他們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中國當前環境下，如果完全沒有一些硬性指標作為保障，培養質量可能會大幅下滑。有人建議取消對博士生髮表CSSCI論文的要求，初衷是好的，但若真的實施，可能只有清華等少數高校能維持原有培養水平。而其他學校的博士培養質量，能和清華相比嗎？

觀察者網：是否可以這樣理解，這套考核或評價體系本身，問題更多出在具體應用和執行過程中？

對話人B：是的，我們應當去批評制定不當政策的人，而不是把矛頭指向工具本身，不然就是本末倒置。而且這種做法並非中國獨創，全世界學術界都在採用類似的評價邏輯。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其他西方國家，學者發表文章時，大家都會關注論文發表在哪些期刊上。每個學科有哪些公認的優秀期刊，學界都有基本共識。這在國際上是通行的做法，很少有人質疑這一點。畢竟，學術界總需要一些相對客觀的參考指標。

現在有些批評聲音，其實來自利益相關方。比如某本刊物原本在核心目錄中，後來因指標下降被調出，相關人士就可能拍案而起、激烈批評。但我們也要承認，有些問題確實存在——有些人太聰明，善於“玩指標”，比如通過互引同盟等不當手段人為抬高引用數據。這類行為屬於學術不端，但期刊也很難去查處每一樁違規。評價機構只能依據技術指標，對不合理的引用數據作降權處理，除此之外能做的也有限。

任何規則出台，都難免有人鑽空子，這不只是學術界的問題。站在一個客觀的學者立場，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應當立足於國家社科評價自主權的高度，多一些建設性意見。

觀察者網：關於“破五唯”，大家普遍反映，“破”是破了，但“立”什麼卻很難確立。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對話人B：“破五唯”的初衷是對的，過去片面強調人才頭銜、文章數量、獲獎情況，導致學術評價被異化，這確實需要反思。

但問題在於，這些“帽子”本身在現實中具有市場價值。比如某校曾開出“年薪70萬”的價位想要聘請我校一位老師，為什麼這麼做？因為在學科評估中，“有多少長江學者”是一項明確指標。一旦官方將其列為評價標準，下面就會爭搶有頭銜的學者，而“榮譽稱號”也就異化為具有價格的市場籌碼——要知道某些地區的平均工資才多少？一個文科教授拿當地百姓十幾倍的收入，這本身並不合理。

因此，“破五唯”在方向上沒有錯，特別是在國家主導的評價中不應唯指標論。但現在為什麼提得少了？因為大家逐漸意識到，評價一個學者、一個學科，如果不看項目、論文、教學，那看什麼？如果一位學者自稱很優秀，卻從未在學科高水平期刊上發表過文章，那他的“優秀”如何體現？

現實是，有些學者在拿到“長江”“傑青”等頭銜後，就不再積極產出，真正在發論文、做研究的，反而是那些為評副教授、教授而奮鬥的“青椒”。這也是“破五唯”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完全拋棄既有評價維度後，並沒有形成更科學、更可持續的替代方案。

這讓我想起一部70年代的老電影《決裂》，電影裏爭論：上大學到底應該靠考試分數，還是看出身、看手上老繭？影片中的一個觀點是，如果只看考試，那工農子弟永遠沒機會。但反過來，如果只看誰手上的繭厚，那大學的學術標準又如何保障？

同樣，今天如果我們評價學者不看論文、不看項目、不看培養學生，那我們到底要看什麼？這確實是“破五唯”之後必須回答的根本問題。

觀察者網：有部分學者認為，當前高校以績效考核為主導的制度，其中表現出一種管理邏輯與科研邏輯之間的衝突，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對話人B：這種説法並非沒有道理。大學的官方層面，其職責和上級的要求確實與普通學者不同。大學需要關注學科評估結果、學校整體實力以及國際排名的提升，因此自然會致力於推動那些能提升各項指標的工作。在有限的任期（例如5年或10年）內，可能難以進行跨度二三十年的長遠規劃，有時難免會採取一些相對急功近利的措施。

然而，從學者和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來看，學術研究往往需要長期積澱。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年輕教授可能需要一段靜心鑽研、大量閲讀的“沉寂期”，而非被催促着不停發表。以人文學科為例，本科和碩士階段的核心任務是廣泛、深入地閲讀，博士階段的核心是完成一篇高質量的學位論文，這些都強調打好基礎。我們推行博士生培養年限改革，目的之一正是希望保障學生前期有充足的時間潛心讀書，夯實根基——這體現的是學術培養和人才成長的邏輯。

顯然，學校的行政邏輯（期望快速出成果）與學者的學術邏輯（需要長期積累）之間存在矛盾，這一點是客觀存在的。

但我們也不能將二者完全對立起來。畢竟，如何判斷一位學者長期“沉寂”是在“磨一劍”、潛心準備重大成果，還是單純沒有產出？這本身就很難界定。

另一方面，我認為學校之間的差異也比較大。國內頂尖高校總體上為教師提供了相當寬鬆的空間。在這些學校，極少有“殺雞取卵”式的極端考核，尤其是一旦晉升為正教授，現在很多學者在三四十歲便能評正教授，其後的學術自主權是很大的，基本上可以自由選擇研究方向，學校很少干預。然而，學者在評上正教授後，選擇“躺平”混日子的也大有人在。

因此，這種衝突可能更多發生在資源相對緊張、考核壓力更大的普通高校。當然，中國高校數量眾多，我不瞭解所有學校的具體情況。但我認為，不能簡單地將大學治理中的行政邏輯與教師的學術邏輯二元對立起來，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世間萬物都應講求辯證法，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全然有利而無一弊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