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勝男：中國新能源企業何以密集出海印度？

【文/寧勝男】

近年來，中國新能源與儲能企業頻頻在印度、孟加拉國等南亞國家斬獲大單，部分企業已開始在當地投廠製造相關設備，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國家正成為這些企業出海的又一重要目的地。

大舉進入南亞市場

從這些中企大舉進入印度市場的具體表現來看：光伏方面，印光伏市場高度依賴自中國的進口，晶科能源、隆基綠能和天合光能等中企是印度市場主要的組件供應商；風電方面，行業龍頭遠景能源、三一重能紛紛拿下印度大單，其中遠景能源已成印最大風電整機供應商之一；儲能方面，印儲能市場正成為中企出海新熱點，星星充電、中汽新能、天合儲能、南都電源、蜂巢能源等中企紛紛在印獲得訂單。

不僅如此，中國新能源企業在印度的本地化進程業已開啓：逆變器龍頭企業陽光電源2018年在班加羅爾設廠，年產能可達3吉瓦（GW）；光伏支架廠商中信博與印企合資共建3GW產能生產基地；遠景能源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第二大城市浦那建設了年產3GW的機艙製造廠，在泰米爾納德邦蒂魯奇市建成年產量2.5GW的葉片製造廠，並計劃將印度打造為其國際化工程服務中心；三一重能則依託集團海外產業園，重點佈局印度市場，在印設有子公司三一印度風電公司等。

而在南亞其他國家，中企亦推進多項合作。在孟加拉國，2023年由中企承建的孟首個集中式風電項目——科克斯巴扎爾風電項目順利投產，孟電力發展委員會還與數家中企就光伏、儲能項目簽署合作備忘錄；在尼泊爾，中企則多聚焦水電領域，承建的多個水電項目已投產運行，如今年4月由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在尼投建的三金考拉水電站正式運營。

在印度齋浦爾郊區的一家制造工廠，工人們正在檢查太陽能電池板。 圖源：美聯社

何以“逆勢”挺進印度

近幾年，中國新能源企業之所以能逆勢挺進印度，與印度市場潛力與中企自身競爭優勢密不可分。

印度長期面臨電力短缺問題，同時又是全球主要煤炭消費國和温室氣體排放國，希望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來提高能源的可持續供給。2021年，印度總理莫迪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承諾，到2030年將本土可再生能源發電佔比提升至50%，到2070年實現淨零排放，並宣佈到2030年實現500GW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的目標。因此，近年印加快能源結構多元化轉型，大量投資新能源領域。

在國家能源戰略引領下，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均給予可再生能源產業一定的政策傾斜。例如，在“生產掛鈎激勵計劃”下對新能源企業給予財政補貼；鼓勵國家火電公司、印度煤炭公司等國有能源企業加快綠色轉型；推動私營能源企業加大對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等。為全面激發本土儲能市場動能，印政府還密集出台多項儲能扶持政策，包括要求光伏電力招標項目按裝機容量的10%配備至少兩小時的協同儲能系統、出台千億盧比專項補貼支持30吉瓦時儲能項目、延長輸電費用減免政策至2028年等。世界銀行、亞開行、亞投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也以大額優惠融資支持印能源轉型。

與此同時，印度市場利潤空間較大，這對亟須開拓海外市場、拓展利潤來源的中企具有較強吸引力。2024年，三一重能海外營銷負責人稱“印度1.6GW風機訂單的毛利率高於國內五個點以上”。經過十幾年發展，大多數中國新能源企業都具備“成本+技術+交付能力”的多重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顯著。例如，中國已建成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風電和光伏產業鏈，從原材料、零部件到整機制造已實現高度產業化和規模化生產，製造成本大幅降低，並在電池轉換效率、大功率風機設計等技術領域不斷取得突破。不過，當前中企對印能源訂單大多仍以供應設備為主，而在印新能源製造業尚在起步階段、需中企產能幫扶的背景下，這些企業便得以密集挺進印度。

“看起來很美”，但有多重不確定性

儘管市場機遇“看起來很美”，但印度投資與營商環境高度敏感複雜的現實，使中國新能源企業要真正紮根印度市場仍面臨多重不確定性。

首先，面臨宏觀政策風險。

2020年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爆發後，莫迪政府曾修改《外匯管理法》中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條款，將中國投資由先前的自動審批轉到政府預先審批，即所有中企在印投資都需先獲得印內政部和外交部的“安全許可”。如今，中印關係雖逐步走向重啓，但截至目前印政府並未修改這一條款。

印度總理莫迪 圖源：印媒

其次，從微觀產業政策角度看，最大風險在於印度政府為降低進口依賴、保護本土產業而出台的各種歧視性政策。

2024年，印政府重啓光伏產業“機型及製造商核准清單”（ALMM）制度，要求只有該清單中的光伏組件、逆變器型號和製造商才有資格被用於政府及政府資助的光伏項目，而這一清單將中國組件製造商排除在外。今年8月，印度還宣佈將重審風力渦輪機認證制度，亦出台針對風電機組製造商的ALMM清單，還規定製造商須將其風電機組研發中心、數據中心和（或）服務器設在印境內。

第三，強制本地化是外企進入印度市場面臨的一大挑戰。

印政府往往採取“誘敵深入、逐級推進”策略，先以關税壁壘、補貼誘餌等促使外企在印本土投資建廠，之後逐步要求僱員、高管、供應鏈、營銷網絡的全方位本地化，直至最終要求外企轉移技術乃至分享股權，以加快構建本土產業鏈、實現完全的國產化替代。小米、vivo等中國手機品牌在印度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在“本土企業在與中國手機公司組建的合資公司中須佔至少51%股份”的要求下，一些中企被迫與塔塔等印度財團洽談“賣身”事宜。

最後，層出不窮的經營風險難以避免。

印度的監管政策“變幻莫測”，經常政出多門、多頭監管，突擊查税、凍結資產、反壟斷調查等操作更是家常便飯。此外，印度各種法律法規條目繁瑣、範圍不清，企業在徵地、用工等方面均面臨較大阻礙，近年印政府與財團關係愈加緊密，裙帶資本主義盛行，市場公平競爭亦難得到保障。

另外，即便已拿到訂單，企業還要警惕難收尾款帶來的財務風險。在這一方面，基建、電氣領域中企已有前車之鑑。例如，2008年上海電氣集團獲得印度信實集團13億美元電站設備訂單，但此後信實集團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1.35億美元尾款，甚至反向上海電氣索賠約3.89億美元。

對當下的中國新能源企業而言，“走出去”似乎是必然選擇，但印度市場多變複雜，在其調整相關政策前，出海印度仍須格外謹慎。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25年第20期，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