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美：清算日本殖民主義史學殘餘，從解構“滿鮮史觀”開始

【文/文春美】

1908年1月，滿鐵成立了“歷史地理調查部”，白鳥庫吉、松井等、池內宏、箭內亙、津田左右吉等東洋史學者都參與其調查研究，出版了《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等著作。這些著作反映了日本近代東洋史學家的“滿鮮史觀”，強調朝鮮和“滿洲”地區的不可分割性，試圖從歷史上證明“滿鮮一體”，為侵略朝鮮和中國東北提供學理依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學者致力於拓寬東洋學研究範圍，深化對亞洲國別史研究，但對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滿鮮史”研究成果，卻很少進行深入的歷史學研究和反思。旗田巍的《“滿鮮史”的虛像——日本的東洋史家的朝鮮觀》，系統闡明瞭日本近代東洋史學者的朝鮮史觀，對“滿鮮史”首次進行了批判。他對白鳥庫吉、池田宏等人把朝鮮史與“滿洲史”相結合的研究視角歸納為“滿鮮史”。

進入2000年後，又零星出現了一些針對“滿鮮史”研究的批判性觀點。瀧澤規起認為，東洋史學者研究“滿鮮史”，是為了向世人證明其“滿洲”和朝鮮的“不可分割性”，證明日本侵略大陸是正當的。

國內學者關於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文靜的《“滿洲歷史地理”的學術特徵及觀點傾向》，重點分析了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發表的《滿洲歷史地理》，指出這本著作的特徵是突出歷史上漢民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對抗性關係，研究重心聚焦於塞外少數民族政權，認為歷史上中原王朝對“滿洲”地區的控制是暫時的，各民族爭雄才是常態。

武向平的《滿鐵對滿鮮歷史地理“調查”及實質》，認為滿鐵的“歷史地理調查部”名為“調查研究”，實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圖謀“滿洲經營”。

鄭毅、李少鵬的《近代日本知識人的滿蒙史觀研究——以稻葉巖吉的“東亞史觀”為中心》，分析了稻葉巖吉的“滿蒙不可分論”，認為在軍國主義的狂熱時代，稻葉巖吉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人為國家政治服務的一個代表人物。

趙薇的《“歷史地理調查部”與白鳥庫吉東洋史學研究》，指出白鳥庫吉在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積累的學術經驗，為他在日本近代東洋史上的學術地位奠定了基礎，也為東洋史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從上述的學術史回顧中，可以大概瞭解到無論是日本史學界，還是國內史學界，大都對於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貫穿的“滿鮮史觀”進行了批判，但對於滿鐵先後出版的《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等著作的編纂框架、學術視角和分析史料的方法等問題都沒有進行細緻的文本分析。

隨着邊疆史和地域史研究受到追捧，滿鐵留下的龐大資料再度受到重視。有些學者在使用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由於不加分辨地引用了這些著作的觀點，使得二戰前日本東洋史學者為日本侵略戰爭服務的“殖民史觀”得以借屍還魂。

正如日本學者上原淳道在《東洋史學的反省》中所指出的那樣，“目前為止，研究東北亞歷史的學者，清算日本歷史學殘餘，即消除殖民地化仍然是一個重要課題。”基於這一問題意識，本文試圖通過對滿鐵出版的《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等三部著作的文本分析，對貫穿在這些著作中的“殖民主義史觀”即“滿鮮史觀”進行具體剖析。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一、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與“東京文獻學派”的淵源

（一）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設立

“滿鐵”的全稱是“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日俄戰爭結束後，最初由沙俄修建的中東鐵路的從長春到旅順段轉歸日本所有，改名為南滿鐵路。1906年6月7日，日本以天皇的名義頒佈了第142號敕令《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之要件》。11月26日，“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東京成立，首任總裁是後藤新平，第二年公司總部從東京遷到大連。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在中國被稱為日本的“東印度公司”，也就是以公司的名義進行殖民統治，因此滿鐵也被稱為殖民公司。除了擁有鐵路外，滿鐵還擁有鐵路兩側的16.7—3000米的附屬地，總面積達到482.9平方公里。

後藤新平於1906年成為“滿鐵”初代總裁，他素有“大風呂敷”（意為“大包袱皮”）的綽號，因其大規模編制殖民開發和城市建設項目而聞名。在擔任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期間，他投入大量資金和大批學者，對台灣的法律、文化、習俗、語言等古老習慣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以促進殖民地的發展。

後藤主張殖民活動必須遵循生物學原則，必須根據殖民的自然和人文特點制訂發展計劃。轉任滿鐵總裁後，他繼續發揮在台灣殖民統治的經驗，專門組織了一批東洋學者研究“滿洲”與朝鮮的歷史和地理，並於1908年1月建立了“歷史地理調查部”。白鳥庫吉和他的學生，津田左右吉、箭內亙、松井等、池內宏、和田清以及內藤湖南的得意門生稻葉巖吉等都以研究員身份先後進入“歷史地理調查部”。

後藤新平（1857—1929年）

所謂的近代東洋史，實際上是以中國史為中心的東亞史，其後逐漸擴大到塞外史、中亞史和中西交涉史乃至亞洲史的全部，同時幾乎囊括了除哲學之外的以中國為中心的諸種文化層面。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不久，東洋史新概念也應運而生，這也意味着東洋史概念的出現與甲午戰爭有着密切關聯，“東洋”成為一種停滯、落後、野蠻的文化符號。

白鳥庫吉（1865—1942）一手創立了東洋史學，其研究成果在國際上產生巨大影響。白鳥庫吉把中國研究擴大到周邊國家，立志“振興”日本之東洋學，“使之達到甚至超過世界水準”。他在回顧自己東洋史研究的初衷時，就直言“為了不輸給歐美學者，我們建立了規模很大的東洋歷史學會，與實業家、政治家攜手，提倡研究東洋根本的必要性。歐美學者在研究東洋史，尤其是在中國、蒙古、中亞等的歷史研究方面具有權威。然而，在對滿洲和朝鮮的研究中，仍有發展空間。所以我們日本人必須在歐洲人還沒有涉足的滿洲和朝鮮的歷史地理方面，取得自己的成就”。

白鳥庫吉的研究特色概括來説就是採用了西方近代方法。以往的日本學者多半深受國學者和漢學家的影響。白鳥庫吉卻運用了西洋近代的文獻批判和實證考證等“科學方法”，從全新的視角對老問題做出新的解釋。他以地理學、語言學、宗教學、民俗學等知識為基礎，通過考證地名、年代，研究戰爭史、政治史等，重新解釋了東亞的歷史、地理、種族、民族、語言、習俗、思想、文化等重要問題，成為日本在東洋史領域使用西方近代實證科學研究方法的第一人。

早在1906年，在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準備階段，白鳥庫吉就開始了朝鮮和中國各地的實地調查和資料收集，並帶回了5000餘冊的書籍和資料。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以白鳥庫吉為首的東洋史學者出版了《滿洲歷史地理》（2卷）、《滿洲大地圖》、《朝鮮歷史地理》（2卷）等一系列學術成果。

1913年12月，野村龍太郎擔任滿鐵第三任總裁，他對後藤新平的“文裝的武備”並不認同，副總裁中村雄次郎也認為“歷史地理調查部”對“滿洲”和朝鮮的歷史地理方面的研究過於學術化，經濟效益較差，這不符合滿鐵的營利目的，但承諾提供經費支持研究工作。因此，1915年1月，當“歷史地理調查部”被撤銷時，研究活動被轉移到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滿鮮史研究並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

（二）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對“東京文獻學派”形成、確立的影響

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對東洋史“東京文獻學派”的形成和確立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一，在歷史和地理調查過程中收集的東亞古籍典藏，以及購買的莫里遜文庫（東洋文庫），為“東京文獻學派”的確立提供了保障。

第二，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形成了重文本考證和實證主義的研究傳統，促進“東京文獻學派”的形成和建立。

第三，正是在滿鐵的保護下，東洋史受到足夠的重視，得到官方（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逐漸形成了完整的研究體系，奠定了“東京文獻學派”在東洋史上的地位。

第四，它培養和訓練了一批中青年學者，形成研究梯隊，這些人後來成為東洋史的重要學者。他們出版了與“滿鮮史”有關的書籍，推廣並普及了“東京文獻學派”的學術觀點。如池內宏的《滿鮮史研究》（5卷）、松井等的《東洋史講座》第4卷（《清初至現代》）、《東洋史講座》第8卷（《滿洲民族盛衰時代》）、《東洋史講座》第9卷（《新支那時代》）、《東洋史精粹》等。

二、《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的編纂內容與“滿鮮史觀”

（一）《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的編纂框架

1908年12月，白鳥庫吉向後藤新平提交的報告《明治四十一年滿洲歷史調查報告》，詳細説明了研究的進展情況，指出最初階段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於購入、借閲、謄寫作為研究材料的書籍。研究重點放在考察“滿洲”的歷史地理，這是因為細緻考證地理是歷史研究的基礎。

唐代以前的歷史暫時擱置，研究對象是遼代以後，基於從近到遠的順序。同時為了能夠進行唐代以前的歷史研究，決定由池內宏負責收集肅慎、扶餘、沃沮、穢貘、烏丸、鮮卑、靺鞨、渤海等史料，由津田左右吉負責收集契丹、奚、室韋等匈奴和突厥方面的史料。池田宏與津田左右吉還負責收集《三國史記》和《東國通鑑》等朝鮮史料。

白鳥庫吉（1865—1942年）

白鳥庫吉在《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的緒言中，闡述了以上“滿洲史”研究計劃和基本思路，指出：“由於史書記載的古代事蹟少，研究難度大，所以必須先釐清資料比較豐富的近代，然後涉及古代，（認為）這是正確的順序。基於這種想法，確定滿洲的第一期研究內容為遼代以後。

第二期研究成果引用書目解説收錄於第二卷，包括明清（稻葉巖吉），元明（箭內亙），遼金（松井等）等。第一卷則收錄隋唐時代（松井等）、南北朝和漢魏時代之一部分（箭內亙）、漢代之一部分（稻葉巖吉）的成果。”1913年，當《滿洲歷史地理》和《朝鮮歷史地理》出版時，後藤新平特地把書獻給天皇和皇室成員，以表明“我們的拓殖政策是建立在這一歷史考察的堅實基礎之上的。”後來，《滿洲歷史地理》還被譯為德語等語言，向國際學界廣泛介紹。

1913年9—12月，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經過系統的梳理和考據，相繼出版《滿洲歷史地理》（2卷）、《朝鮮歷史地理》（2卷）和池內宏的《文祿慶長之役》。

《滿洲歷史地理》分為2卷，第一卷有：白鳥庫吉、箭內亙的《漢代的朝鮮》；稻葉巖吉的《漢代的滿洲》、《三國時代的滿洲》、《晉代的滿洲》、《南北朝時代的滿洲》；松井等的《隋唐二朝高句麗遠征的地理》和《渤海國的疆域》。第二卷有：松井等的《遼在滿洲的疆域》、《在許亢宗的行程錄中所見遼金時代的滿洲交通路》、《金在滿洲的疆域》；箭內亙的《東真國的疆域》、《元在滿洲的疆域》、《元明時代的滿洲交通路》；稻葉巖吉的《明代遼東的邊牆》、《建州女真的原地以及遷住地》、《清初的疆域》。

《朝鮮歷史地理》也分為兩卷，第一卷有：《湏水考》、《三韓疆域考》、《百濟慰禮城考》、《好太王征服地域考》、《長壽王征服地理考》、《真興王征服地域考》、《任那疆域考》、《新羅征討地理考》、《羅濟境界考》、《百濟戰役地理考》、《高句麗戰役新羅進軍路考》、《唐羅交戰地理考》、《新羅北境考》、《後百濟疆域考》。第二卷有：《高麗西北境的開拓》、《高麗東北境的開拓》、《尹瓘徵略地域考》、《元代高麗西北境的混亂》、《元代高麗的東北境》、《高麗末鴨綠江畔的領土》、《高麗末東北境的開拓》、《鮮初豆滿江方面的經略》、《鮮初鴨綠江上流的領土》。

《滿洲歷史地理》採用編年體敍史的成書方式，按照中原王朝的更替順序來描述主體框架。為什麼《漢代的朝鮮》放在《滿洲歷史地理》的第一卷第一篇，而不是放在《朝鮮歷史地理》上，序文中沒有給出任何解釋。津田左右吉在《朝鮮歷史地理》第一卷第一篇《浿水考》考證了浿水的位置。在朝鮮半島地理位置的考證方面，《滿洲歷史地理》的《漢代的朝鮮》和《朝鮮歷史地理》的《浿水考》有着明確的分工。

《滿洲歷史地理》中的《漢代的朝鮮》考證了從漢武帝到後漢時期，漢朝在朝鮮半島置郡的地理演變，而《朝鮮歷史地理》的《浿水考》考證了不受漢朝控制的朝鮮半島本土政權的疆域和變遷。

在《滿洲歷史地理》的《漢代的朝鮮》中，作者白鳥庫吉和箭內亙想表達的學術觀點是，漢朝對朝鮮的控制屬於“滿洲”的歷史範疇。在《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滿洲”的框架下，每個統一的王朝都分為中原王朝境內的“滿洲”和中原王朝境外的“滿洲”。這種研究框架揭示了該研究的初衷，即試圖釐清中央王朝控制時期，中原王朝對“滿洲”邊界的輻射，以此服務於寫作的特定目的。

1915年1月，滿鐵撤銷“歷史地理調查部”後，“東京文獻學派”利用滿鐵提供的研究經費，繼續在東京帝國大學進行後續研究，陸續出版《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16冊）。

第一冊有：津田左右吉的《勿吉考》、《室韋考》、《安東都護府考》、《渤海考》，松井等的《契丹勃興史》和《契丹可敦城考附阻卜考》；

第二冊有：津田左右吉的《遼代烏古敵烈考》和《達盧古考》，箭內亙的《關於金的兵制研究》，池內宏的《鮮初東北境與女真的關係（一）》；

第三冊有：池內宏的《鐵利考》，津田左右吉的《遼的遼東經略》，松井等的《契丹的五代之世（上）》和《遼代紀年考》，箭內亙的《元代社會的三階段》；

第四冊有：松井等的《契丹的國軍編制及戰術》和《宋對契丹的戰略地理》，津田左右吉的《金代北邊考》，箭內亙的《蒙古的高麗經略》，池內宏的《鮮初的東北境與女真的關係（二）》；

第五冊有：池內宏的《高麗成宗期與女真及契丹的關係》和《鮮初的東北境與女真的關係（三）》，箭內亙的《韃靼考》，松井等的《北宋對契丹的防備與茶的利用》，津田左右吉的《遼的制度上的二重體系》；

第六冊有：津田左右吉的《上代支那人的宗教思想》，箭內亙的《元代的東蒙古》；

第七冊有：池內宏的《高麗太祖的經略》、《高麗顯宗朝契丹的入侵》、《鮮初的東北境與女真的關係（四）》，松井等的《契丹對北宋的配兵要領》；

第八冊有：津田左右吉的《關於百濟的〈日本書紀〉記載》，池內宏的《朝鮮高麗朝女真海寇》，松井等的《契丹人的信仰》，箭內亙的《元代的官制與兵制》；

第九冊有：津田左右吉的《三國史記高句麗紀批判》，松井等的《契丹人的衣食住》，池內宏的《完顏氏的曷懶甸經略與尹瓘的九城之役附蒲盧毛朵部》，箭內亙的《元朝牌符考》；

第十冊有：池內宏的《金末的滿洲》和《蒙古的高麗征伐》，津田左右吉的《關於神仙思想的二三考察》；

第十一冊有：津田左右吉的《漢代政治思想的一面》，池內宏的《金史世紀的研究》；

第十二冊有：池內宏的《曹魏的東方經略附關於毋丘儉征伐高句麗〈三國史記〉的記事》和《高句麗滅亡後的移民叛亂及唐與新羅的關係》，和田清的《關於兀良哈三衞的研究（一）》，津田左右吉的《前漢的儒教與陰陽説》；

第十三冊有：池內宏的《肅慎考》和《夫餘考》，和田清的《明初的蒙古經略》和《關於兀良哈三衞的研究（二）》，津田左右吉的《儒教的實踐道德》；

第十四冊有：池內宏的《百濟滅亡後的動亂及唐、羅、日三國關係》，和田清的《明初的滿洲經略（上）》；

第十五冊有：池內宏的《勿吉考》，和田清的《明初的滿洲經略（下）》，津田左右吉的《“周官”研究》；

第十六冊有：池內宏的《樂浪郡考附遼東的玄菟郡和它的屬縣》，池內宏的《在高句麗討滅之役中唐軍的行動》。

從《滿洲歷史地理》、《朝鮮歷史地理》、《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等名稱就可以看出，“滿鮮史”研究比較集中於地理和歷史的考證研究。

1925年，朝鮮總督府也開始編纂《朝鮮史》，最終以《朝鮮史》（37卷）公諸於世。在朝鮮總督府編纂的《朝鮮史》中沒有收錄《渤海史》，其理由就是因為，當時日本研究者中有人主張《渤海史》不屬於《朝鮮史》，應該屬於《滿洲史》的一部分。

《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研究領域廣泛，橫跨滿洲史、韓國史、蒙古史、中國思想史等多個領域。執筆者箭內亙和池內宏等都已成為東大教授，津田左右吉為早稻田大學教授，松井等為國學院教授。

池內宏的《鮮初的東北境與女真的關係》，分別在第二、四、五、七冊中連載，明確了在李氏朝鮮成立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女真人的真實情況，讓學界進一步瞭解李氏朝鮮王朝的建立過程及其性質等問題。池內宏從李成桂一家與女真人的關係角度，考察了李氏朝鮮王朝的建立背景，突出強調了“滿鮮”的密切關係。

從第12冊開始，和田清也加入執筆者行列。《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的學術風格繼承了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時期重視歷史地理考證的傳統，專門研究了“滿洲”的歷史、民族、政治、軍事制度、思想文化的興衰等問題，認為烏桓、鮮卑、扶餘、勿吉等少數民族的活動不在中原王朝的控制範圍內，它強調“滿洲史”的獨立發展，力圖為“滿鮮一體”的日本政治宣傳提供理論依據。

（二）“滿鮮史觀”

“滿鮮史”或者“滿鮮史學”指的是把滿洲和朝鮮半島的歷史作為一個共同歷史單位來看待的歷史觀，這種歷史觀稱之為“滿鮮史觀”。所謂“滿鮮史觀”包含兩個基本觀點：一是把“滿洲”和朝鮮半島視為歷史上的一個地區，擁有同質文化、風俗習慣、信仰甚至是同一種族，也就是所謂的“滿鮮一體”；二是強調“滿洲”、朝鮮與漢族在種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

“滿鮮史”的稱呼首次出現在1914年3月出版的《文祿慶長之役》的序言中，白鳥庫吉在此序言中寫道：“即將出版的《文祿慶長之役》是我們滿鐵歷史調查部從事的滿鮮史研究的一部分，由池內宏氏調查研究完成。因為他負責李氏朝鮮時代，首先把研究主題放在最重要的此戰役上，它牽涉到非常廣泛的關係。”

白鳥在此序言中使用了“滿鮮史”稱呼，並且把滿鐵歷史調查部的研究稱之為“滿鮮史研究”。在同一時期（1913年和1914年），白鳥庫吉在東大的課程名稱為“滿韓上代史”。1915年池內宏開設“滿韓史（高麗時代）”。1916年白鳥又開設了“滿韓民族史（自漢至隋）”課程。在1921年的池內宏講義中，“滿鮮史”的稱呼再次出現。

從東大的講義名稱從“滿韓史”到“滿鮮史”的變遷來看，當白鳥庫吉在1914年提出“滿鮮史”概念時，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1921年東大課程中出現“滿鮮史”的稱呼，則意味着“滿鮮史”的表述在學術界被廣泛採用。

從“滿鮮史”的名稱變化可以推斷，這與日俄戰爭爆發前後“滿韓經營”成為社會熱點，日本的東洋史學者開始研究“滿鮮史”直接有關，是為了推動日本的“大陸政策”。日俄戰爭後，面對現實的政治課題，白鳥庫吉、稻葉巖吉等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成員對“滿鮮史觀”進行了提煉。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後，《滿鮮史》的研究又與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息息相關，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圖。“滿鮮史”也可以理解為“滿鮮關係史”。

白鳥庫吉根據中國的古典文獻考證朝鮮古代史傳説，質疑檀君、箕子存在的真實性，認為他們都是後人塑造的人物形象，不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白鳥庫吉以朝鮮史為出發點，後來將研究擴展到東北、蒙古等領域時，也大都採取疑古、文獻主義、史料批判、語言文字考證等方法從事東洋史研究，這成為“東京文獻學派”的特點。“東京文獻學派”提出的“滿鮮史觀”具體有：白鳥庫吉的“朝鮮古傳説否定論”、“堯舜禹抹殺論”、“中國文明停滯論”、“中國南北二元對抗論”等；津田左右吉的“記紀作偽説”、“神代史抹殺論”、“東洋文化抹殺論”；稻葉巖吉的“滿鮮不可分論”等。

這些東洋史學家們研究的重點是塞外少數民族政權，強調歷史上漢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軍事對抗，並誇大了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獨立性。這些研究所反映的“滿鮮史觀”有着強烈的政治目的，一方面證明在歷史上“滿洲”和朝鮮半島沒有受到中原王朝的控制；另一方面它為實際侵略和擴張目的服務，也就是它為日本殖民統治“滿洲”和朝鮮半島提供歷史根據。

（三）稻葉巖吉的“滿鮮史觀”

稻葉巖吉可以説是“東京文獻學派”中“滿鮮史觀”的集大成者。

稻葉巖吉（1876—1940），號君山，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東洋史學者，早年研習漢語，是內藤湖南的得意門生。1897年入東京一橋外國語學校學習漢語，1900—1902年經由陸羯南推薦留學中國。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他在鴨綠江後備第一師團司令部阪井重季中將手下擔任陸軍翻譯，在此期間他考察了清朝的發祥地永陵，這一時期的經歷成為他研究清史的契機。

1908—1914年，他作為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成員進行“滿鮮史”研究。1915年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撤銷後，他在陸軍大學、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參謀本部等機構執教。1919—1922年，他在內藤湖南的指導下從事《滿蒙叢書》的復刻工作。

經由內藤湖南介紹，1922年他又成為朝鮮總督府“朝鮮史編纂委員會”委員，1925年開始他負責編纂《朝鮮史》（37卷）。稻葉巖吉參與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和朝鮮總督府的朝鮮史編纂工作，都與內藤湖南的大力舉薦分不開。1932年他以《光海君時代的滿鮮關係》題目獲得京都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37年“偽滿”的建國大學成立時，受邀為特聘教授。1940年5月病逝於長春。

內藤湖南（1866-1934）

1908—1914年，在滿鐵“歷史地理調查部”的研究經歷，對於稻葉巖吉的“滿鮮史觀”的理論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在1914年他離開滿鐵後，先後出版了《清朝全史》和《滿洲發達史》。《滿洲發達史》是當時日本這一領域的代表作，其古代部分尤受重視。他的這本《滿洲發達史》和兩卷本的《清朝全史》曾被譯成中文。

20世紀20年代以後，稻葉巖吉的研究對象逐漸轉向韓國古代史，側重於地名的考證。他在“滿鮮史”方面的代表作有《光海君時代的滿鮮關係》，主要依據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和《柵中日錄》的史料，論述從明代中期到清代的“滿鮮”關係，其中闡述了當時朝鮮對明清戰爭的態度等問題。

這一期間他系統論述了“滿鮮不可分論”、“日鮮同祖論”等“滿鮮史觀”。稻葉巖吉之所以主張朝鮮與“滿洲”的密切關係並重視“滿洲”，是與他所關心的清史研究和受到內藤湖南的影響有關。1922年他在《滿鮮不可分的歷史考察》中，從民族、地域、經濟等方面論證了朝鮮自古以來就與大陸，尤其是與滿洲有着密切的聯繫，否認了朝鮮的自主性與獨立性，“滿鮮不可分論”的基本框架已經形成。

1932年隨着“偽滿洲國”的建立，稻葉巖吉積極響應“滿鮮一如”的宣傳，進一步發展了“滿鮮不可分論”。1933年，他在京城（首爾）的《青丘學叢》上發表了《滿鮮史體系的再認識》，在這篇論文中，他強調了朝鮮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與大陸政局有着密不可分的緊密聯繫。他還主張朝鮮發展“停滯論”，指出中國的朱子學在朝鮮的廣泛傳播，導致了朝鮮社會的停滯，需要由日本幫助其通過“去中國化”來實現近代化。

結論

近代日本東洋史學者為了在學理上為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滿洲”和朝鮮半島找到依據，以近代實證主義方法重點研究“滿洲”和朝鮮半島古代史，建構起“滿鮮史”，並提出“滿鮮不可分割性”等主張，試圖為自身的侵略行徑穿上一件“合法外衣”，明顯帶有抹殺中國和朝鮮歷史的侵略色彩。

以白鳥庫吉為首的“東京文獻學派”提出所謂“滿鮮史觀”，説明了即便是運用近代實證主義方法，由於研究者的“主觀動機不純”等原因，所得出的結論未必與歷史事實相符。因此後世學者在引用戰前日本東洋史方面的龐大研究著作，尤其是滿鐵資料時，就需要深究隱藏在近代實證主義方法後面的研究視角、研究意圖、研究目的等深層的動機問題，不然就會不知不覺中沿用這些有毒的殖民史觀——“滿鮮史觀”。

從這個意義上説，雖然二戰前日本東洋史學者的“滿鮮史”研究成果積累不少，然而當時的東洋史學者提出的“滿鮮史觀”，明顯帶有嚴重偏見和重大缺陷。日本東洋史學界對“滿鮮史”等的研究，在學術上看似是對近代學術的追求，在政治上卻是為重新建構“東亞新秩序”的日本國家對外擴張戰略而服務的理論工具。因此，清算日本殖民主義史學的殘餘，仍然是個漫長而艱鉅的任務。

（本文節選自《史學理論研究》 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