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問費”成信託報酬新馬甲？吉林信託案例戳破行業潛規則

【文/觀察者網 王力】

11月4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吉林監管局再次開出罰單：吉林信託因“以財務顧問費”形式收取信託報酬，且未向受益人公開，被罰30萬元。這是該公司年內第二次被公開處罰。

就在罰單開出前幾個月，這家公司剛剛完成股權重組，註冊資本增至42億元，2024年營收同比暴增10倍，淨利潤增長221%，一躍成為行業黑馬。

一邊是國有資本大舉增資42.05億元、控股比例攀升至62.11%的“國資光環”，一邊是一年兩次監管處罰、四任董事長相繼落馬的合規陰影。吉林信託的困境絕非孤例。2024年全行業罰單總額達3634萬元，違規剛兑、房地產融資亂象、與理財合作中的收益調節等問題頻發。

隨着2025年信託業高質量發展新規落地，強監管利劍已然懸頂。這家歷經人事更迭、資本重組的機構，能否真正築牢合規防線，已成為檢驗行業轉型成效的試金石。

一年兩罰，從資金違規到收費欺瞞的合規漏洞

11月的財務顧問費處罰，是該公司年內第二次登上監管罰單。

早在2月，吉林信託旗下“匯融38號中科建設特定資產收益權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就被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吉林監管局認定存在兩項違規：一是未確保部分資金用途符合信託合同約定，二是未對抵押物評估機構實行名單制管理。這起案件源於8名投資人的聯合舉報。投資人共舉報了8項可能涉嫌違法違規的內容，但監管最終僅認定兩項違規，其他6項或不在監管職責範圍，或證據不足。

然而，監管在調查中發現了更嚴重的問題。吉林信託存在墊付匯融38號信保基金的情況，吉林監管局就此要求吉林信託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理，公司已對相關責任人給予警告處分並扣發績效獎金。一位接近監管的人士透露：“墊付信保基金本質上是一種變相剛兑，這在打破剛兑的大背景下，是監管明令禁止的行為。”

如果説“匯融38號”事件暴露的是資金管控和風險管理的漏洞，那麼11月的處罰則揭開了更為隱蔽的利益輸送機制。

據悉，信託報酬通常在信託合同中明確約定年化1%-2%不等的費率，受監管嚴格監督。而吉林信託卻將本應作為信託報酬的資金包裝成“財務顧問費”收取，並且未向受益人公開。

這種操作的玄機在於可以規避監管對信託報酬的直接監管，如費率上限、信息披露要求等；其次，通過抬高“財務顧問費”變相增加投資者成本，壓縮客户實際收益；更嚴重的是，不公開披露直接違背了信託行業“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基本原則，投資者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根本無法評估真實成本。

“這是典型的新瓶裝舊酒。”一位資深信託律師告訴觀察者網，在強監管背景下，一些信託公司為維持利潤，採取更為隱蔽的收費模式。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收費本身，而在於不透明、不公開。投資者購買信託產品時，往往只關注預期收益率，卻忽略了合同條款深處的費用結構設計。

國資控股能否破解治理魔咒？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披露，2007年至2020年，吉林信託前四任董事長接連被查：首任董事長張興波2007年因受賄罪被判死緩；第二任董事長高福波2021年被判有期徒刑20年，並處罰金510萬元和沒收個人財產50萬元；第三任董事長李偉因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被判5年；第四任董事長邰戈2020年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四任董事長無一善終”，這在中國信託業極為罕見。2024年1月31日，第五任董事長張洪東和總經理劉成同時被免職。同年4月，原吉林銀行副行長邢中成被提名為第六任董事長。2025年8月5日，“80後”呂進接任總經理，這位1984年出生的高管此前擔任光大銀行長春分行副行長。新一屆領導班子均來自銀行系統，被寄予厚望。

與人事動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吉林信託的資本運作堪稱“教科書級別”。2025年1月，吉林信託完成增資，註冊資本從31.50億元增至42.05億元。五個月後發生更關鍵的股權變動：原股東吉林省方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退出，將其持有的10.55億股股權（對應25.09%股比）轉讓給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團。至此，吉林金控集團持股比例從37.02%大幅躍升至62.11%，正式成為控股股東。

目前，吉林信託的四大股東清一色為省屬國企：吉林省金融控股集團持股62.11%，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團持股36.94%，吉林省國有資本運營集團持股0.71%，吉林糧食集團持股0.24%。作為吉林省唯一信託法人機構，該公司已形成控股天治基金、天富期貨，參股東北證券、九台農商行、吉林銀行等的綜合金融版圖。

資本的強力注入似乎立竿見影。2022年，吉林信託營收僅1.17億元，2023年營收1.57億元，淨利潤2838.51萬元，排名行業末尾。但2024年實現驚人逆襲：營收達15.96億元，淨利潤8997.29萬元，同比激增221.43%，營收規模一躍成為行業中上游，淨利潤增速更居行業首位。

然而，2024年，信託行業整體呈現“增量不增利”的矛盾，51家披露業績的公司利潤總額350.84億元，同比減少20.38%。在行業整體利潤下滑的背景下，吉林信託營收卻能實現10倍增長。

吉林信託的案例絕非孤立現象，而是整個信託行業——尤其是地方中小信託公司——在強監管時代面臨的集體困境。

2024年，12家信託公司共收到罰單，罰款總額3634萬元，另有50位責任人被警告或罰款，3位被禁業。違規類型五花八門，但核心問題高度一致：在傳統業務模式難以為繼的情況下，部分公司選擇鋌而走險。

違規展業成為被罰“重災區”，既包括違規開展通道業務或為銀行、保險等機構違規提供通道，也包括違規剛性兑付或變相剛兑。在違規剛兑方面，財信信託、交銀國信、粵財信託、國通信託等通過固有資金直接或間接承接信託風險項目受益權。房地產項目違規仍是重災區，愛建信託、中航信託、陸家嘴信託因向不滿足“四三二”要求的項目融資、資金挪用於土地出讓金等被罰。

更隱蔽的是與銀行理財的合作亂象。多家信託公司收到監管通知，指出與理財公司合作存在違規使用“平滑機制”調節產品收益問題，通過循環“補差”和“計提”實現不同理財產品間的收益平滑和淨值持續增加。這種做法本質上是在規避資管新規的淨值化要求，為理財產品提供“隱性剛兑”。

2025年1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關於加強監管防範風險推動信託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標誌着信託業進入“最嚴監管”時代。文件明確要求嚴格信託設立和銷售監管，加強對信託資金流向的穿透式跟蹤，堅決打破剛性兑付；嚴禁通過滾動發行信託產品、挪用其他信託資金、違規籌集資金等方式違規兑付。更嚴厲的是處罰機制，要求嚴格落實應罰盡罰、罰沒並舉和雙罰制度，強化行刑銜接、紀法銜接，形成對違法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和高管的有力震懾。在此背景下，行業正進行一波“大浪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