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觀魚：被困在舊時代的王家衞

香港導演王家衞，曾是華語電影史上一個最響亮和神聖的符號，它承載了很多人對於香港、香港電影和華語文藝片的想象與情懷，但在一個信息透明、審美降級且熱衷於解構權威的社會，“大導演王家衞”的人設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文/新潮觀魚】

王家衞“塌房”了嗎？

這場風波源於六段私下錄音的流出。10月31日，編劇“古二”（原名程駿年）在社交平台上傳了一波《繁花》“劇本會錄音”，因內含王家衞和編劇秦雯（《繁花》《我的前半生》《贅婿》《流金歲月》的署名編劇）私下議論遊本昌、陳道明、唐嫣、倪妮、劉詩詩、金靖等演員的內容，瞬間引爆輿情。

當聽到錄音裏的王家衞對合作夥伴言辭刻薄輕浮，很多人心中那個“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人設瞬間破滅。但對於早就熟知港圈舊事的人們來説，與其説是“牆倒眾人推”，不如説這只是一場遲來的認知同步。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古二此前為期兩年的編劇署名維權行動及9月曝光的錄音均未激起多少水花，這一次靠着各位被蛐蛐的明星熱度，瞬間霸榜熱搜。公眾對行業八卦的興趣和窺私慾，遠高於對知識產權糾葛的關注。

吃瓜羣眾沒有一竿子打死王家衞過往的藝術成就，而是審視其中的“剝削”行為。這位開闢獨特影像美學的文藝標杆，“不寫劇本”“試圖藏護照扣着演員”“讓人一拍拍幾年結果把人一剪沒”的敍事，如今正面臨“反噬”。

從開山立派的美學風格，到只能説“我喜歡”的審美霸權

在觀眾的記憶中，墨鏡彷彿是王家衞的本體，不戴墨鏡的他即使站在你我眼前，恐怕也沒人能認得出，他的電影也和他的個人形象一樣，神秘，極具個人特色。而他人設中的重要一環，就來源於他作為導演對“美”的絕對定義。

他是一位極具天賦的藝術實驗家，從執導的首部電影《旺角卡門》（1988）開始，他就把對生活的觀察、感性的認知與眼光獨到的攝影剪輯技術集於一體，用一部部四字片名的作品——《阿飛正傳》《東邪西毒》《春光乍泄》《重慶森林》《花樣年華》《2046》《一代宗師》——構成獨屬於王家衞的電影美學。

他把招牌的慢門（抽幀）與高速攝影（升格）用到極致，《重慶森林》裏晃動的都市虛影與男男女女的迷離焦灼，《春光乍泄》裏梁朝偉在異國街頭宣泄的奔跑，《一代宗師》裏被定格的雨滴和武術力道，都是影史的經典畫面。

他善用小物件承載情感，《重慶森林》裏的鳳梨罐頭，《春光乍泄》裏有瀑布光影的燈，《花樣年華》遺落、收藏、丟失和尋找的繡花拖鞋，緊緊貼着頸部線條的旗袍領子，每個道具和色彩搭配，每個千百次嘗試後確定的運鏡角度，每個恰到好處響起的配樂，給一代影迷帶來了“文藝啓蒙”。

還有貫穿他幾乎所有作品的畫外音，用非常具體的時間，非常清晰的記憶，定格場景的情緒和温度。一句句碎片化哲思台詞，被一些影迷們奉為圭臬，“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過期的？”

八九十年代慷慨地賦予了他數不盡的繆斯，林青霞、張曼玉、張國榮、梁朝偉、劉德華、劉嘉玲、王菲、金城武……那是一茬茬風華絕代的靈感載體。在王家衞的黃金時代，他有本事調度這麼多本身已是巨星的演員，在一次次的修剪中“逼”着他們催生了職業生涯最具神采的銀幕瞬間，成就經典的同時幫助他們完成了從商業片大咖到影帝影后的“飛昇”。這也讓很多期待“飛昇”的後來者心甘情願地進入他的劇組，體驗“王家衞式”拍攝。

那時的王家衞，不僅是導演，也是美麗的發現者和締造者，和最終解釋權擁有者。

他和美術指導、服裝設計張叔平的黃金搭檔，將這種審美深深鐫刻在了中國電影史上，並通過電影這種大眾傳播媒介走向世界，一度成為亞洲和歐洲電影節的審美法典。被問到聽過的中國導演，很多歐美觀眾會答出“王家衞”。

然而，近年來，王家衞的作品，雖然技法依舊純熟，畫面依舊精緻，但故事中越來越難看到靈感的揮灑。他的才思不再如年輕時奔湧，彷彿陷入了“模仿”自己的困境。

自他以監製和編劇身份護航卻口碑大跌的《擺渡人》後，王家衞就好像給自己築起了一道高牆。一邊看似接受批評、歡迎各種評價，一邊用“我喜歡”維護作品還發動半個娛樂圈為之站台。

這份曾經的個性，一點點滑向了引發公眾逆反心理的“審美霸權”。現在回看那年“我喜歡”的轉發區，彷彿一場大型“忠誠度”測試。

轉發欄部分截圖

更殘酷的是，他面對的是一個被算法推薦、碎片化消費和網紅審美重塑的世界。

當一個“頂級美商”的導演撞上了一個“審美降級”的時代，華語影視圈裏的“俊男靚女”變得越來越稀有，取而代之的是氣質模糊、修圖後長相趨同的“顏值”。那種大銀幕上需要的獨特靈魂才能承載得起的“電影感”，越來越難尋覓。

於是，他靠每一次舊作重映拉回路人盤，讓人們想起他曾經的創作才華，懷念那種將“美”作為最高哲學載體、近乎偏執的創作，以及超越時代的想象力。

他從不解釋自己作品的“確切意義”，就像這次錄音風波發酵至今，他都沒有發過聲一樣，似乎只要不直接回答，最終解讀權就在他手裏，藝術作品可以，但錄音很難。

藝術打磨是“不寫劇本”和“無休止拍攝”的萬金油嗎？

隨着錄音風波持續發酵，“王家衞受害者聯盟”人數也不斷增加，網友扒出了張國榮、王祖賢、鞏俐、張智霖、木村拓哉、宋慧喬等人在王家衞劇組的遭遇。曾經“慢工出細活”的美談，“不寫劇本”的顛覆工業流程的創作方式，如今全成了王家衞“折磨演員”的“罪狀書”。

其實，這次王家衞“塌房”，更像是兩套認知體系的碰撞：一邊是年輕的文藝羣體對其才華濾鏡的破碎；另一邊是熟悉港圈的人們對此習以為常的反應——錄音裏展現的王家衞的言辭和現在被鞭笞的片場“剝削”，根本不算新鮮事，只是當互聯網完成一代人的交接，年輕人第一次看清了那片始終如此的生態。

一部《2046》拍五年，《一代宗師》從籌備到拍攝十年，《繁花》從籌備到製作六年，這些數字不斷強化着一個信息：王家衞的作品是“熬”出來的藝術，為了一個“完美”的鏡頭，他能讓整個劇組和頂流明星甘願無限期等待。

劉嘉玲透露，梁朝偉曾因為《阿飛正傳》連着NG二十多次，回家後通過擦窗拖地來發泄情緒，邊做家務邊哭，哭了整整一個星期。

日本演員木村拓哉回憶道，拍《2046》期間，每天早上到了片場，王家衞會臨時告訴他今天要演什麼戲，並且立即開拍，他還原了一下自己和導演的對話：

王家衞：你在等一個人，準備好了嗎？好了？開拍！……停！

木村拓哉：不好意思，我在等誰？

王家衞：某個人。

木村拓哉：我不明白啊……

參演《一代宗師》的趙本山表示：“跟王家衞拍戲是個累活兒，因為你不知道你是誰，他也不和你交流，我演完了還不知道我演誰。原來我以為我是章子怡她爹，後來發現不是，到現場他給你就一行字。但是他有一點好，就是台詞，我很怕台詞自己説得不舒服，他説你怎麼舒服就怎麼來……我雖然説是很累，但我沒累多長時間，其他人可是真累啊。其實我也不能説累，只是時間一長血壓一上，腦袋就迷糊，調整不過來。”

趙本山問了一圈，梁朝偉和章子怡都不知道《一代宗師》什麼時候拍完，但他們都甘願聽導演的時間安排：“跟他合作，就好像他修了一個影棚，像一個監獄，把這一幫大腕兒關進去一起受磨難。”

“拍熬羹這場戲，天天在那熬啊，我都不記得我嚐了有多少次，能有百八十次吧。我説這玩意兒能吃嗎，我還每次都喝一勺，瞅那鍋都老髒了，就是在那折騰。但我是很欣賞他，他能弄出好東西來。王家衞很執着，一個電影籌備三四年，找了各個門派的武術大師訪問。拍了一個月，他看着不舒服可以一下子就不要了，又重拍。”

王家衞和趙本山。 新快報

1997年《春光乍泄》上映後，張國榮接受港媒採訪時坦言，自己有時拍戲會遇到令人在肉體和思想上都很辛苦的導演，“像拍《春光乍泄》我腸胃不適腹瀉，拍攝時間又長，感覺好悶。不是説王家衞不好，大師級導演啊！但坦白説我拍《春光乍泄》拍得很不開心。”

張國榮還透露，王家衞當時跟阿根廷的製作方鬧得不偷快，劇組停擺三個星期，他腹瀉還要趕回香港開巡迴演唱會記者會，在籤合約時已講明檔期有限，但飛回香港完成記者會，他又飛到阿根廷多拍了十幾天，“那十幾日我沒收錢，我不是那種樣樣講錢的演員。基本上，在我可能的範圍內，已經滿足了王家衞的要求。”

鞏俐的評價更直白，她認為這樣沒有文本基礎的創作模式會“浪費”演員：“兩個小時的電影，沒有劇本，我怎麼去準備？我心裏特別沒底，沒有安全感。一個演員在導演面前沒有安全感，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工作方法……所以《2046》我演得不成功，只演了一個段落式的人物，而非整體。比如有場戲，讓我哭，哭了十七八條，後來啪地給剪了。我從下午6點鐘開始化妝，演了一晚上，到早上六七點鐘，鏡頭推來推去，哭得死去活來。後來一看電影，根本沒這鏡頭。我那天晚上都幹什麼來着？我覺得，這比較浪費演員。不要把這些好演員都放在一部電影裏，然後你去隨便浪費他們，這好像一個訓練班。 ”

即使演員們按照王家衞的要求完成了拍攝，也可能被“一剪沒”。

比如王祖賢，她在《東邪西毒》（1994）中戲份被剪到只剩一個側臉，與張國榮的對手戲全遭廢棄，在台灣放映的版本中於片尾出場8秒。到了2009年上映的《東邪西毒：終極版》王祖賢則徹底“消失”了，戲份全被刪光。同劇組的葉玉卿在原片和終極版中均無蹤影。

由於王家衞拍《東邪西毒》超出預算並超出預定製作時間，在出資人壓力下由原班人馬拍了一部《射鵰英雄傳之東成西就》，由王家衞監製、劉鎮偉導演。王祖賢在《東成西就》中鏡頭很多。

《春光乍泄》（1997）的關淑怡也很慘，她在片中本來飾演黎耀輝（梁朝偉 飾）的女友，還特地飛到阿根廷拍戲，結果在成片中被刪到一個鏡頭也不剩。

韓國演員宋慧喬提到，原以為參演《一代宗師》是短期拍攝，最後被困在拍攝地三年，在成片中只出鏡了幾分鐘。她記得，每個拍攝日早上都會收到只有自己戲份的劇本，不知戲份多少、角色結局不明、劇情改動也很多，在她萌生了離開的想法後，王家衞還建議翻譯員拿走她的護照：“我感覺她要溜回韓國了。”

要説王家衞拍作品快不起來，也不盡然，他首部執導的英文電影《藍莓之夜》（諾拉·瓊斯、裘德·洛、娜塔莉·波特曼主演）從籌劃到殺青僅用了3個多月，這對其他文藝電影來説是很常規的拍攝時間，但在王家衞這裏顯得很“異常”。

根據當時的報道，《藍莓之夜》製片方對王家衞拍戲時間長、無劇本的特點早有耳聞，但該片投資有限，浪費不起膠片，而且主演們的時間也耽誤不起，對方要求王家衞必須“速戰速決”，所以王家衞就按時將劇本交到了演員手中。

事實上，很多被封為一種影像風格“鼻祖”的導演都是所謂的片場“暴君”，比如會在片場大喊大叫發脾氣的暴躁“電影天皇”黑澤明。就像名導庫布里克一再強調的：真相是多面的。與斯皮爾伯格、伍迪·艾倫等早年幾乎一年拍一部的導演相比，庫布里克後期每部作品的間隔時間比較久，他也以一個場景拍很多條聞名。

但這些導演，只要作品夠硬，隨着時間的推移和其作品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演員和大眾都能忍受你的“打磨”，甚至還能自我“洗腦”都不用你費口舌——王晶評《風林火山》時就説得很直白，“王家衞壓榨演員榨出他們從未到達過的高度。這部片（《風林火山》）壓榨演員卻看得出每個人都因為有合約限制，只有勉強把戲演完，反正沒法演好。”

更重要的一點，這次“古二”錄音事件能激起網友這麼大反應，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階級情緒共振”。吃瓜網民看到的是一個一昧付出但沒有得到合理報酬的年輕人。

在人們眼裏，古二是被王家衞、秦雯和劇組從“維權者”逼成了不怕魚死網破的“復仇者”，尤其是鮑德熹和王晶作為非當事人，在王家衞肯定古二整理的主角故事線等第二波錄音還未流出前就立馬站隊的行為，“參與編劇時為什麼沒有合約？”這種引發打工人PTSD的言論，讓人們看到了行業話語權持有者沆瀣一氣的傲慢和抱團——人們瞬間帶入自己苦哈哈幹了一堆事，因為沒有話語權而被上級搶佔勞動成果的職場現象。

大家開始不再無條件地仰望那副墨鏡，而是更想直視鏡片後的眼睛。王家衞的人設，也從一個被作者權威無限抬高的藝術神話，逐漸變成一個可以批評，甚至被打上“剝削”年輕人標籤的職場“老登”。

香港導演給內娛帶來了什麼？

王晶為王家衞站台的博文中，有這樣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現在的年輕人太多不用功就想一步登天，那人既為王家衞煮飯做助理，就肯定不是成熟編劇。秦雯手下有不少高質編劇，不須要用個業餘的人，所以我選擇相信王家衞與秦雯，而那個不幸患病的人是資料蒐集及筆錄員。”

這番懶得聽錄音就直接通過自己的從業“經驗”下結論的傲慢，把爭取署名和“一步登天”畫等號的措辭，讓人不禁想到毛尖那句犀利的論斷，“影視劇就是全中國最封建的地方。”

在內地影視工業邁向商業化的進程中，的確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以港為師”的，既學來了香港電影的類型化敍事和市場化的製作流程，也學來了那套燒香拜神、論資排輩、拜高踩低、“服從效忠”的“舊”制度。

古二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紐約電影學院和法國藍帶西餐學院，有電影背景還有烹飪技藝，因為崇拜王家衞成了他的生活助理，不僅幫忙想劇本故事線，還得給他做飯，對能給王家衞幫上忙感恩戴德。這跟香港電影黃金時代，許多技術崗位的師徒制傳承其實沒什麼分別。徒弟拜師後，想要學手藝，就幫師傅打雜，照料生活起居，收入也全由師傅分配。師傅掌握着徒弟的職業前途。

古二

在香港片場的邏輯裏，小人物都要爬到一定位置才能和大佬叫囂，所以王家衞、鮑德熹、王晶不理解一個患病的“生活助理”怎麼敢魚死網破發布錄音的底層邏輯。

曾經香港電影趕上了時代風口，創造了輝煌，一度成為“東方好萊塢”，但其工業體系流淌着濃厚的行會和戲班遺存基因，並非成熟的行業生態。

當內地與香港的娛樂業生態並未完全融合時，內地觀眾看到的只是香港電影行業經過篩選的光鮮外殼，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和彼此的融合，即使是帶有神聖光輝的名導也不得不在信息透明的時代接受“統一標準”的互聯網審視和監督。

無論是王家衞，還是其他大導演，抑或是整個娛樂圈行業生態，由古二這個“雙輸好過單贏”的獨特魚死網破型爆料解開的冰山一角並非是要“推倒”哪一個人，而是讓所有人意識到——當今的影視行業，早該打破這種陳舊的等級壁壘了，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無論是導演還是行業，都不能因為“藝術”的光環主動或被動地困在舊時代裏。

陳腐之氣當休矣，正如王家衞導演在《重慶森林》裏的著名台詞：“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如果不與時俱進，自己的美譽大概也會過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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