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再按西方經濟學玩下去，美國製造業要輸越南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在經濟運行中，是需求還是供給更重要？從理論上講，這是個不是問題的問題，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正確的廢話般的答案：這兩者都重要，需求出了問題我們關注需求，供給出了問題我們關注供給……

但在現實世界，你怎麼知道現在的問題到底是出在需求側還是供給側？所以那些影響經濟政策的道理，往往都會強調需求或供給某一邊的重要性，認為只要解決了一邊，另一邊自然也沒有問題。

對於當代經濟學來説，你最常聽到的“道理”就是，經濟問題來自需求不夠，我們需要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的各種方式雖然多種多樣，本質上講不外乎就是多花錢，多發錢。以此類推，他們還創造了一個名詞，叫作“温和通脹”：“適度的”通貨膨脹不是一個問題，反而説明了市場上需求旺盛，是經濟繁榮的體現。

這種道理再推到極致，就是什麼“現代貨幣理論”之類的東西，大家隨便發錢，只要需求帶動經濟，就永遠不用擔心還錢和通脹的問題。

當然，可能有人會説了，當代經濟學理論有着豐富的內涵和嚴謹的證明，不是我在這裏用“發錢”能夠簡單概括的。這話沒錯，但仍然是正確的廢話。因為沒人真的去在乎經濟學理論背後那些前提假設證明推導，不管是政客還是官僚，不管是財經人士還是普通路人，大家想要的是那些簡單明瞭的結論，並用這些結論來指導自己的行為或者為自己的立場辯護。

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提到的，所謂的“減税/減福利/減監管救一切”的經濟學道理，也就是“供給學派”，之所以在美國70年代後期興起，並不是因為這些理論在學術上多麼嚴謹，而是因為這些理論給政客和選民帶來的吸引力，以及共和黨特別是里根政府的影響。

這樣的發展歷程同樣適用於“供給學派”的對立面，也就是“需求學派”。雖然“需求學派”往往被認為起源自凱恩斯，但我敢肯定，凱恩斯如果知道後世的“需求學派”都在搞些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一定會氣得爬出棺材。

確實，凱恩斯主義，以及凱恩斯主義指導的“羅斯福新政”，往往被視為解決20世紀美國“大蕭條”經濟危機的關鍵，凱恩斯提出靠燒錢來提振經濟的主張也往往被後世所引用並沿用，但實際情況是比這流傳的簡單敍事更復雜的。

當然，關於大蕭條的起因和解決，不同的流派有着不同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認同凱恩斯和羅斯福的正面作用，但我在這裏暫且採用最主流的看法，就是凱恩斯和羅斯福新政是幫助美國走出大蕭條的關鍵。

而凱恩斯在經濟危機中最著名的主張，可能就是1936年的《通論》中的這樣一段話：

“如果財政部把舊瓶子裏裝滿鈔票，把它們以合適的深度埋在廢棄礦坑裏，並在上面填滿城市垃圾，然後讓私人企業以自由放任原則來把這些鈔票再次挖出來，失業就將不復存在，並且通過後續影響，整個社區的實際收入和資產財富都可能會比實際情況增長不少。確實，更加理性的做法是去做蓋房子之類的事情，但如果這樣做有着政治或實踐上的困難，上述做法總比什麼都不做要強。”

這段富有畫面感和幽默感的話，流傳度遠比凱恩斯本人的著作要強得多，而且老實説，裏面藴含的道理可能也比絕大部分後世經濟學家要強。

但是，凱恩斯當然不是説什麼都對的，就跟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一樣。而且即便是凱恩斯，他説這些話實際上是有前提的，是有細節的，也是要放在他的一整套經濟學體系之下的。而後世的很多所謂的關注需求的經濟學“理論”，或者我們只能稱之為言論，甚至都扭曲了凱恩斯當年的分析。

比如凱恩斯從來都不主張靠消費來解決經濟衰退，他認為消費所起到的調節經濟週期的作用遠不如投資，最關鍵的是加強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在社會資金短缺的時候，凱恩斯甚至還主張要搞強制儲蓄。凱恩斯更不贊成搞大放水，因為濫發紙幣造成的通貨膨脹會嚴重干擾社會財富分配，並且危害社會安全。

凱恩斯在1919年《和約的經濟後果》中也有這麼一段著名論述：

“據説列寧宣稱，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的最好的辦法是任其濫發貨幣……列寧當然是對的。在推翻現有社會基礎的種種手段中，沒有比濫發貨幣更狡猾、更有效的了。這一過程足以把隱藏在經濟規律背後的力量都動員起來，變成破壞的力量，而且可以做到百萬人中竟無一人可以察覺到……”

而諷刺的是，儘管凱恩斯本人對於通貨膨脹是非常警惕的，但美國的“凱恩斯主義者”之所以在70年代的“滯脹”後逐漸失勢，一個重要原因正是他們無腦地支持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導致通脹高企引發民怨。其實去年民主黨政府在經濟問題上的失敗也主要在於通脹。通脹給民眾帶來的痛苦往往是高於失業的，因為失業只會影響一部分人，但通脹則會惡化全體民眾特別是底層民眾的生活。

而之所以後世的“凱恩斯主義者”變成了這樣，也是因為凱恩斯的思想流傳下來並應用到實踐中，總會經歷一個“去精取粗”的過程。畢竟對於決定經濟政策的政客，以及給政客投票的選民來説，他們要的永遠是可以被簡單營銷的結論，而不是結論背後更加複雜的思考過程。

所以凱恩斯主義在大蕭條後的興起，也有一定的營銷成分。其實羅斯福新政的絕大部分政策，並不是凱恩斯的啓發，而是美國的學者和官員根據他們自己的經濟實踐所總結出來的。凱恩斯的學説與其説是對新政的指導，不如説是對新政的總結和辯護，為政府幹預經濟提供一個理論基礎。

但某種理念橫空出世拯救世界的故事總是更吸引人的，所以凱恩斯被包裝成了明星，他的思想被簡化成了“花錢救一切”的教條。而這樣的教條流傳到後世，被水平遠不如凱恩斯的學者們傳播，被水平遠不如羅斯福的政客們使用，就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美國在70年代經歷的滯脹，既有外部的石油衝擊的影響，也有長期的美國生產力停滯的問題，更有美國政府以錯誤理念在經濟政策上亂搞的問題。

而滯脹得不到解決，就使得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學者和政客的興起。他們打着“供給學派”的名號，去反對凱恩斯主義的所謂“需求學派”，最終取得了主導地位。而正如我早前的文章所寫到的，“供給學派”同樣被營銷成了一種簡單的“減税救一切”的教條，構成了長期主導世界經濟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的一部分。

但無論是美國的“供給學派”還是“需求學派”，只要在實踐中把他們當作教條，都跟這個世界上真實的“供給”和“需求”沒什麼關係了。比如當前美國經濟仍然面臨着“滯脹”的前景，正是因為70年代的“滯脹”也從來沒有被真正解決。

確實，通過里根政府的緊縮政策以及石油危機的消退，美國通脹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了改善。而伴隨着里根政府的國防支出以及高科技領域的興起，美國的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也得到了增長。所以“里根經濟學”直到今天都被共和黨人懷念，讓特朗普沒事就要模仿里根，好像只要模仿了里根的做法就能帶來里根的成功。

但是里根的經濟政策同樣也惡化了美國經濟在需求和供給的基本面，一是里根的減税減福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二是里根政府過分關注國防和高科技的政策，使得美國製造業進一步衰落。

而這兩個問題，雖然在當時被經濟的復甦和隨後冷戰的勝利所暫時掩蓋，但有因必有果。美國的經濟可以靠着少數金融和高科技產業取得紙面上的繁榮，但這些繁榮並不能帶來多少就業，也與更廣大的美國民眾沒有太多關係。而當實際工資停滯幾十年，身處衰敗社區的美國白人勞工階層看不到希望的時候，特朗普的MAGA口號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了。

當然，特朗普的所謂經濟學也不過是對前人拙劣的模仿，如果靠着一紙關税命令就能夠復興美國的製造業，那美國早幾代人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完全不用等到特朗普上台。

不過嘛，雖然美國主流經濟學家現在都嘲笑特朗普的經濟政策，但正如我們剛才追根溯源所看到，美國經濟走到今天這一步，跟他們的庸俗也脱不了干係。而他們的庸俗，也與政客和民眾需要他們庸俗脱不了干係。

這種庸俗的一個明顯特徵，就是喪失了實事求是的能力，不關心真實世界的運轉規律。他們如同許願一般地相信只要遵循某種教條，想要的結果會理所應當地實現。不管是相信只要發錢就能帶來繁榮，還是相信只要減税就能增加生產，還是相信只要加關税就能復興製造業……

所以我剛才説後世的經濟學家甚至遠不如凱恩斯。凱恩斯，不管你怎麼評價他，至少他意識到這個世界是複雜的，至少他關注如何讓真實世界的經濟運轉起來。

對於美國的大蕭條，凱恩斯的建議是通過政府投資來恢復社會的需求，因為美國經濟的基本面是沒問題的，他們並不缺少生產能力。但是對經歷過一戰後經濟危機的歐洲，凱恩斯的建議就是圍繞着如何恢復生產能力而展開的。

所以在《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書裏，凱恩斯花了很多篇幅討論歐洲的糧食和煤炭，討論交通和航運，討論怎樣的經濟政治基礎才能讓歐洲人吃飽穿暖，從而保證社會安定。這種分析是很多當代經濟學懶得討論的東西，因為他們假設一切都是樹上長出來的，你把錢扔進去就會自動刷新商品，至於錢和商品是怎麼來的，他們都當成某種既定事實。

但這種狀況既非經濟學的常態，也非這個世界運轉的常態。二十世紀初的歐洲人也曾經把商品當成樹上長出來的東西，把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當成理所應當的常態。後面的事情我們就都知道了，沒過多久他們就迎來了五十萬馬克的麪包和迎來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所以在歷史上，解決美國的大蕭條也比解決歐洲一戰後的經濟問題要容易。過剩的生產能力總是能找到辦法處理掉，但是短缺的生產能力是沒有辦法無中生有的，而無法被滿足的民眾需求則會在經濟和政治上帶來一系列惡性循環。

二戰後的美國人，以及近幾十年的很多中國人，都是生活在物質相當豐富的時代。所以在他們看來，這個世界上真正的物質供給，以及物質供給背後所需要的條件，好像是個不需要討論的事情，大家只需要關心一下表面上的金錢流動，圍繞着發錢和往哪裏發錢打轉。而這樣的思維方式，只能離真正的經濟越來越遠。

舉一個可能不恰當但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中國男足的水平一直提不上去，是因為我們對男足的“需求”不夠，在這上面花的錢不夠嗎？當然，中國男足在這些方面可能確實不如老牌足球強國，但這不能解釋為什麼男足連越南都能輸。

這些年下來，大家現在都看得出來，你就是給國足花再多錢，也不可能靠着所謂的需求驅動的激勵來自動組出一支世界先進的球隊，除非把別國球隊整體買下來然後宣稱這是中國男足。整天只想着砸錢和外援，是不可能讓中國足球再次偉大的。只有從源頭開始，去花時間和耐心建立青訓體系和足球文化，才可能“生產”出足夠強的球員和教練團隊。

當然，足球只是這個世界的很小一部分，國足就這樣頹下去大家也照樣過日子，阿根廷就是贏了世界盃也並不會讓我更想投胎到阿根廷。但是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維繫着民眾的就業並提供生活所需的製造業。

美國之所以曾經是世界工廠，是有着一系列歷史積累下來的基礎的。從移民勞動力的引進到資源的開發到基礎設施的建設……美國在歷史上花了很長時間去給製造業提供基礎，而不是像特朗普反覆宣稱的那樣，好像十九世紀末麥金萊加了高關税，美國的工廠就可以無中生有自己刷新出來。

反過來説，中國製造業之所以在今天能夠取代曾經美國的位置，也是付出了長時間的努力，建立起了能夠支撐世界工廠的教育體系、基礎設施、政治保障……這些要素也並不會簡單地因為美國的關税而消失。

而美國製造業的衰落，正是因為長期以來美國政客和學者都在忽視這些基礎，忽視工人是怎麼培養的工廠是怎麼建設的商品是怎麼生產出來的。而諷刺的是，這個衰落過程正是從里根時期所謂的“供給學派”開始加速的。他們減税減福利的政策並沒有真的增加美國製造業的“供給”，而是鼓勵美國經濟依賴於更加廉價的外包和進口，進一步削弱了美國勞工階層，帶來公立教育和基礎設施的衰退，為如今美國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埋下了禍根。

當美國人如今終於開始意識到製造業重要性的時候，他們已經把那些支撐製造業的基礎毀得七七八八了。這些基礎不是不能重建，但是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這正是美國人現在不想花費的東西。正如我一直説的，只有簡單粗暴的庸俗理論，不管是“關税救一切”還是“反移民救一切”，才可能得到政客的營銷和民眾的支持。

所以你可以看到政客和學者們徒勞地在經濟問題上做着表面功夫，這裏搞點關税那裏搞點減税，這裏加點刺激政策那裏吸引點外國投資，但沒人去真正關心那些真正落到實處，能讓工廠開動起來的要素。於是你就會看到特朗普政府一邊説要吸引韓國到美國建廠，一邊反手把幫助建廠的韓國技術人員抓起來趕走的搞笑場面。

你指望特朗普或者別的什麼美國政客能夠搞什麼製造業復興，就如同指望着中國男足勇奪世界盃一樣，最後只能迎來這樣的總結：

“你説美國政府，美國政府一屆一屆換了多少總統了，改過嗎？換湯不換藥啊！人家馬斯克也有理由説的，我在哪裏建的超級工廠，我在上海建的廠，你這地方是什麼啊，你叫我再多建廠。美國製造業現在什麼水平？就那麼幾個廠，幾十年前的設施還在用，他能有競爭力嗎？沒這個競爭力知道嗎？再下去要輸越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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