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笑鵬：“連總統都無法避開性騷擾，那其他墨西哥女性還有安全可言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韓笑鵬】

2025年11月4日下午，墨西哥首位女性總統辛鮑姆（Claudia Sheinbaum）正在墨西哥城歷史中心附近步行，與民眾親切互動。突然，一名中年男子從後方上前，將雙臂環繞總統腰間，並試圖親吻並觸摸她的胸部。視頻顯示，總統迅速躲開並推開對方，隨行工作人員立刻介入將該男子帶離現場。

這起“公共場合對總統的性騷擾”事件瞬間在網上熱傳。有人認為這是販毒集團或其他政敵的威脅。“他們的意思是：看看！你的安保裏有我們的人，我們離你多近。照我們説的做，否則下次他就帶槍來了！”更大的震動來自於對墨西哥社會女性處境的擔憂：“如果連總統都無法避開性騷擾，我們國家所有年輕女性的安全何在？！”辛鮑姆在記者會上氣憤地發問。她強調，無論身份地位如何，沒有任何男性有權侵犯女性的個人空間，並宣佈已對該男子提起控告。

當地時間11月5日，辛鮑姆在新聞發佈會上發言。圖為墨西哥政府官方網站發佈的視頻截圖

輿論一邊關注襲擊事件本身，一邊也警醒地把目光投向更廣泛的社會背景：在拉丁美洲，從墨西哥到阿根廷，從巴西到玻利維亞，女性每天都在忍受着類似的騷擾和暴力。該事件映射出拉美女性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恐懼和怒吼。

女性恐懼與憤怒：觸目驚心的數據

辛鮑姆事件雖有偶然性，但統計數字令人觸目驚心。墨西哥國家統計局2021年的全國家庭關係動態調查顯示，全國15歲以上女性中，高達70.1%曾在一生中遭遇至少一種形式的暴力（包括心理、經濟、身體或性暴力等）。每一天幾乎都有女性成為受害者。具體到街頭和公共交通等公共環境，42.2%的女性一生中遭受過社區場所的性暴力，卻只有5.3%的受害者曾向警方報告。絕大多數女性將騷擾視作“司空見慣”，認為“沒什麼大不了”或因怕遭報復而選擇了沉默。

同樣觸目驚心的還有女性被殺害的數字。拉美地區專門創造出一個詞彙feminicidio（女性被殺），意指因為被害人是女人而被男人殺害。2024年墨西哥記錄了821起女性被殺事件，僅2025年1至9月就有501起。換言之，平均每天有兩三名墨西哥女性僅因其性別而被殘忍奪去生命。

拉丁美洲的整體狀況更令人痛心疾首。聯合國拉美經濟委員會（ECLAC）報告指出，2023年拉美與加勒比至少有3897名女性因性別理由被謀殺，平均每天11名女性失去生命。該調查也顯示，約六成以上的拉美女性曾遭遇過某種形式的性別暴力或騷擾。世界衞生組織估計該地區每四位婦女中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遭遇過伴侶的身體或性暴力。從全球視角看，大約每三名女性就有一人在一生中遭遇過身體或性暴力。這些數據告訴我們：針對女性的暴力不是個例，而是蔓延至社會每個角落的“常態”。

拉美男性的侵害手段層出不窮：從輕佻的吹口哨、調戲言辭，到有些甚至在大庭廣眾下露陰或猥褻。比如在智利，調查稱63%的女性承認曾在公共場所遭遇騷擾，其中28%曾遭身體接觸式的挑逗或抓扯，近20%目睹過有人在她們面前進行露陰行為。

可怕的現實是，無論街頭、公交、家庭還是職場，隨時可能發生侵害。在家庭裏，無數孩子從小目睹暴力，身心創傷代代相傳。無怪乎當拉美女性羣體看到甚至連辛鮑姆也無法擺脱這種污穢時，憤怒和恐慌迅速蔓延：如果連身為國家元首的女性都街頭公然被侵犯，那麼街頭巷尾、工地車間、家中卧室的普通女性又能有何安全保障？

圖片為墨西哥城女性集會抗議性別暴力，舉牌呼籲“沒有原諒，沒有遺忘，不再有性別謀殺”。

歷史與文化陰影下的“習以為常”

要理解拉美如此普遍的性別暴力，就必須觸及深層的歷史文化根源。殖民時代的遺留在拉美社會結構中根深蒂固：從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擴張開始，傳統的父權秩序就伴隨着宗教和氏族文化一同紮根。男性主導的“大男子主義”（machismo）觀念長期盛行，強調男性的權力、榮耀和意志優先，女性則被視為順從和受保護的對象。這種矛盾地位經常以禮節化的尊重形式出現（比如親吻手背），但實質上塑造出對女性身體和意志的“所有權”幻想。

在日常生活中，一聲吹口哨、一句性暗示或調戲，有時竟被解釋為對女性“讚賞”或“關心”，而女性拒絕時常遭到指責甚至二次羞辱。Oxfam調查指出，在加勒比與中美洲八國，15至19歲的男性青年中有65%表示，當一個女人在男性求歡時説不，她其實是在表達“想發生性關係”，只是在欲擒故縱，45%的年輕女性也認同這一觀點。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甚至將家庭暴力視作“正常”，認為只要“受得起打”就無需報告。如此日常化的性別偏見，為性侵和家庭暴力提供了温牀。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女性遭遇侵犯往往被輕描淡寫或歸罪於受害者：受傷的女性反倒因“不檢點”或“不慎重”而受到社會責難，而施暴者常常被原諒甚至讚賞為“保護家風”。

經濟社會不平等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拉美地區長期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城鄉鴻溝，女性尤其容易陷入經濟弱勢、受教育率相對較低、就業機會有限的境地。許多貧困家庭依賴女性微薄收入維持生計，一旦遭遇暴力或騷擾，女性既缺乏經濟獨立，也無力挑戰家長裏短的舊觀念。大量研究表明，性別暴力與貧困、失業和家庭債務直接相關：經濟困難時，女性更難逃離暴力環境，家庭矛盾更易升級為施暴藉口。

女性覺醒與抗爭：怒吼中的希望

儘管壓力山大，但近年來拉美各地卻也湧現出越來越多響亮的女性聲音和集體行動。從阿根廷“Ni Una Menos”（不要再少一個）運動到墨西哥“Vivas Nos Queremos”（我們想要活下去）的呼聲，女性羣體不再默默承受。

2015年6月3日，阿根廷爆發首場“Ni Una Menos”（不要再少一個）大遊行，上萬名婦女走上街頭抗議一樁又一樁被歸為“刑事私事”的兇殺案。這一運動迅速跨越國界，蔓延至智利、秘魯、巴西等多國，成為拉美女性權利鬥爭的里程碑。

每年11月25日“消除對婦女暴力日”，哥倫比亞、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國都會有大規模遊行，女性舉牌疾呼：“Vivas nos queremos”（我們想要活下去）、“Ni una menos”（不要再少一個）等口號響徹街頭，要求政府落實法律保護、懲治施暴者。在墨西哥城、聖保羅、蒙得維的亞等城市的市中心，往往可見成百上千身穿紫色、手持標語的抗議者，呼籲“禁止性別暴力”與“尊重女性權利”。

這些集會不僅傳遞了團結與抗議的力量，也逐步促使部分國家和地區加緊改革。例如，受社會壓力影響，墨西哥政府目前正推進立法統一，將性騷擾納入全國刑法體系；阿根廷也於近年修訂“殺人罪”，明確將許多對女性的暴力歸類為“女性被害”（feminicidio）犯罪。

圖片為阿根廷女性在“不再少一個”運動中紀念被性別暴力殘殺的女性。標語為“小心！大男子主義會殺人！”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草根組織和社會機構加入保護女性的行列：政府婦女事務部和非政府組織開設熱線和庇護所，提供法律援助與心理輔導；公益平台宣傳女性維權教育，從學校到社區開展反性別刻板印象的講座。

媒體上，以女性視角報道案件的新興媒體和自媒體也開始湧現，儘管仍有邊緣化傾向，但越來越多受害者敢於發聲。正如一位女權組織者所言：“總統都被騷擾，説明我們的每一天都在經歷相同的恐懼，但這同時也提醒我們：正因為問題普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和抗爭”。

啓示與展望：法律、教育與社會重塑

辛鮑姆事件不僅是拉美女性困境的縮影，更是社會改革的迫切催化劑。單靠對個別事件的譴責遠不足以根治性別暴力，社會必須從根本上進行反思與結構性重塑。只有法律、教育、經濟和文化等多方面同步推進，才能實現真正的變革。

首先，法律必須明確且嚴肅執行。性別暴力和性騷擾應被定義為犯罪，並確保司法機關具備性別敏感性。警察、檢察官等司法人員必須接受性別意識培訓，建立快速響應機制，以保障女性的基本權利。拉美各國亟需推動更加嚴格的性別暴力法律，落實零容忍政策。

然而，法律的進步不足以根治性別暴力，教育和經濟賦權是根本解決之道。女性要擺脱暴力陰影，必須擁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才能在遭遇暴力時作出果敢反應。提升女性的職業能力和經濟地位，才能打破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結構，增強自我保護能力。

中國的社會革命為此提供了有力的借鑑。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將婦女解放納入社會變革的核心。廢除舊有的封建婚姻制度，通過《婚姻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提倡男女平等、共同勞動，女性不僅在家庭中承擔分工，也逐漸進入社會和經濟領域，參與生產勞動和國家建設。這些政策為婦女權利提供了法律保障和社會基礎，為女性找回了主體性，並促進了性別平等的廣泛實踐。

同時，文化改造在中國婦女解放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傳統“男尊女卑”的性別刻板觀念通過教育普及、政策推動和公共宣傳得到了有效衝擊。黨和國家通過推廣“婦女能頂半邊天”理念，深刻改變了社會對女性的觀念，激發了女性參與社會生產和政治生活的積極性。社會革命不僅體現在經濟結構的變化，更體現在思想文化的深刻轉變。中國將婦女從“男性附屬”提升為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這一變革為拉美的婦女運動提供了重要啓示。

從拉美女性的困境到中國婦女的蜕變，可以看出，社會革命和文化改造為女性提供了多層次的保障。只有在法律保障、經濟賦權、教育普及和文化觀念轉變等方面協同推進，才能實現女性真正的社會地位提升。

最終，拉美能否真正改變女性的處境，取決於是否能夠進行全面的社會結構性改革。正如辛鮑姆所言：“無論身份如何，女性的自由與尊嚴應永遠不可侵犯。”這一呼聲，既是對拉美的警示，也是全球社會對婦女解放的共同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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