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馬廳官出獄當天，又被逮捕

因犯受賄罪獲刑10年後，近日，58歲的“落馬廳官”褚中志又因被發現漏罪，再次進入人們視野。

2025年10月16日，雲南省紀委監委發佈消息：大理州委原常委、大理市委原書記褚中志涉嫌重大職務犯罪漏罪，目前正接受雲南省監委監察調查。而早在2015年，褚中志就已被查，同年11月獲刑12年。

近年來，像褚中志一樣，被查之後又發現漏罪者並不少見。比如雲南省城投集團原董事長許雷在10年中3次被查； 湖北省石首市原國土資源局局長王永平曾因受賄罪獲刑5年，出獄僅10個月後，又因涉嫌受賄罪被立案偵查；西安市長安區王莽街道黨工委原書記任浪在刑滿釋放當日又因為漏罪被逮捕。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許蘭亭曾以刑辯律師身份代理過多起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他表示，落馬官員被發現漏罪，與其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犯罪手段具有隱蔽性，以及辦案時技術手段落後、部分罪名具有滯後暴露性、個別人員包庇縱容等因素有關。

“近年來，部分官員因漏罪再次被查，説明我國對腐敗零容忍的態度。”許蘭亭説。

“重大職務犯罪漏罪”

2015年11月，被查10個月後，褚中志迎來雲南省紅河州中院對其受賄一案的公開宣判。法院審理查明，2003年至2014年期間，褚中志先後多次非法收受鄒某等請託人所送人民幣340餘萬元、美元1萬元，乾股人民幣55萬元，併為相關請託人在加快辦理用地審批手續、土地交易手續、調整用地指標、違規進行土地退儲等方面謀取利益。

當時，褚中志獲刑12年。而10年後的2025年，褚中志因“涉嫌重大職務犯罪漏罪”再次被查。

如何理解“涉嫌重大職務犯罪漏罪”？許蘭亭稱，“重大職務犯罪漏罪” 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在首次職務犯罪判決生效後，司法機關又發現其在判決宣告前還實施了其他未被追究的重大職務犯罪行為。這並非單一罪名，通常涵蓋貪污罪、受賄罪、濫用職權罪、翫忽職守罪、挪用公款罪等。“此次通報説明褚中志涉及其中單個或多個罪名。”

褚中志後續將會如何？廣東金唐律師事務所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王學堂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按照數罪併罰原則，褚中志將繼續在獄中服刑。

同樣“涉嫌重大職務犯罪漏罪”的還有許雷。現年59歲的他，自1988年參加工作後，一直在雲南城建系統工作，2005年擔任雲南城投董事長，2019年5月被查。

許雷在10年中3次被查。2014年11月，雲南省紀委集中力量快審快結了3起在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的違紀案件，其中，因沒有嚴格履行破格提拔推薦考察程序，許雷受黨內警告處分。2019年5月，許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2020年4月，雲南省大理州中院開庭審理許雷涉嫌犯受賄罪、行賄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一案。同年12月，他獲刑11年。而到了2024年7月，雲南省監委發佈消息稱，許雷涉嫌重大職務犯罪漏罪，正接受雲南省監委監察調查。今年9月，據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消息，許雷涉嫌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一案，由雲南省監委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褚中志從首次被查到被發現漏罪，經過了10年，許雷從投案到被發現漏罪，經過了5年。漏罪的發現因何需要如此漫長的時間？

華南地區某縣紀委書記、縣監委主任呂鑫（化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之所以發現漏罪，通常與落馬官員任職時間長、經歷的崗位多有密切關係，其犯罪可能涉及多個罪名，很難將其所有犯罪事實一次性全部查清。

“特別是職務犯罪的手段比一般犯罪更難被發現，如翫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瀆職犯罪，其造成的嚴重後果（如重大安全事故、生態環境破壞、國有資產重大損失等）往往不會立即顯現，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更長時間才會充分暴露。因此，在實踐中，當翫忽職守等罪名作為‘漏罪’被追究時，通常是因為其危害後果已經明確顯現，並且能夠通過專業評估（如造成經濟損失的評估）等方式予以量化認定。”呂鑫説。

暴露原因多樣

褚中志是怎麼被發現漏罪的？江蘇天倪律師事務所律師付士峯曾代理過多起官員職務犯罪案件，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根據監察法及其實施條例、刑法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對褚中志漏罪的通報，恐怕是因為又查實了關於他本人“新的犯罪線索”，有固定在案的其他人的口供，明確具體地指向了他。

此前也有先例，比如湖南省長沙市規劃局原副局長周江。2014年5月，周江因違紀違法問題被長沙市紀委立案審查，後因受賄罪獲刑3年。出獄後，他再次落入法網。2020年2月，湖南省永興縣人民法院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處周江有期徒刑5年。

《中國新聞週刊》瞭解到，周江的再次被查與其昔日領導、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向力力案有關。2009年2月，周江借調至郴州市規劃委員會擔任常務副主任兼郴州市城鄉規劃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同一時期，此前任郴州市代理市長的向力力當選為市長。郴州市紀委監委第六審查調查室時任副主任劉洪峯透露，2019年初，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在初核向力力案時，發現周江在郴州工作期間存在嚴重違紀違法問題。

多位受訪者還表示，近年來，有的官員被發現漏罪，與掃黑除惡背景密切相關。呂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掃黑除惡行動增加了公職人員受賄、瀆職犯罪被發現和查處的情形，有力打擊了黑惡勢力“保護傘”，部分“涉傘漏罪”官員被查處。

例如，2017年因犯受賄罪獲刑5年6個月的安徽省蚌埠市委政法委原書記、公安局原局長巫希平，後來被發現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又獲刑3年6個月，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8年。

閆淮南曾任省級紀檢監察干部，現為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辦理掃黑除惡案件時，只有司法機關認定相關組織涉黑的性質後，才能對公職人員以包庇縱容的罪名定罪，在沒有認定該性質時，即使有公職人員主動承認，也只能認定受賄罪。

“所以涉黑案件定性後，有的落馬官員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漏罪就會浮出水面。”閆淮南説。

《中國新聞週刊》注意到，還有一種暴露類型是贓款的轉移被公訴機關發現。

中國裁判文書網公佈的一份刑事判決書顯示：2024年2月，因犯貪污罪、受賄罪，某單位財務科主任任某被新疆霍爾果斯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0年。但是，在該判決宣告後，刑罰執行完畢前，任某被發現漏罪。

公訴機關發現，為掩飾、隱瞞貪污、受賄違法所得的來源和性質，任某通過銀行轉賬、現金存入、微信提現等方式將貪污、受賄所得73.15萬元贓款分批次存入女兒銀行賬户，該銀行卡實際由任某控制，其行為構成洗錢罪。

兩個月後，霍爾果斯市人民法院做出判決，任某犯洗錢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0年5個月。

2015年11月17日，雲南省紅河州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對褚中志受賄一案進行公開宣判，判處褚中志有期徒刑12年。中國法院網

發現後怎麼處理？

國家公職人員因違法犯罪被開除公職、判處刑罰後，又發現有遺漏的職務犯罪未調查處理，監察機關對其是否還有管轄權？

劉洪峯表示，如果在刑法規定的追訴時效範圍內，監察機關仍有權進行調查處理。因為該對象曾經是公職人員，並且其涉嫌的職務犯罪行為也是在行使公權力過程中發生的，對象當前的身份狀態不影響監察管轄。

值得注意的是，落馬官員的漏罪被證實後，還會對其減刑產生不利影響。

2014年11月，深圳市原副市長梁道行因受賄罪獲刑10年。2017年，廣東省肇慶市檢察院再次指控梁道行犯受賄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梁道行因此次漏罪被肇慶中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與前罪數罪併罰，執行有期徒刑10年6個月。此前，廣東省番禺監獄認為，梁道行服刑期間，認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積極參加思想、文化和職業技術教育、努力完成生產任務，確有悔改表現，向法院提請對其減刑8個月。但因漏罪，該減刑建議被肇慶中院拒絕。

有的落馬官員漏罪罪名和前罪罪名完全相同，比如像梁道行案，其前後兩次都因受賄罪被查、獲刑。那麼，辦案人員是否有失職之嫌？

四川省內江市紀委常委、市監委委員雷靜表示：“如果在前期調查中，辦案人員不存在故意包庇，而是用盡調查措施都沒有發現其犯罪行為，那就與辦案人員無關。若辦案人員徇私枉法故意不查漏罪或不移送漏罪線索，或者將漏罪擅自降格為違紀行為處理，就不再是失職問題，而可能涉嫌濫用職權犯罪。”

可見，前期調查非常重要。呂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對辦案機關來説，首先在審查調查初期，就應樹立“全案思維”，不侷限於已掌握的線索，注重深挖擴線，盡力全面查清涉案人員的各類違紀違法問題，對其任職單位和部門可能出現或已出現的重大損失、重大問題進行全面排查，以查清其是否存在瀆職犯罪問題。

許蘭亭則建議，辦案機關應從多方面着手，比如全面梳理關聯信息，對涉案人員資金流向、業務往來等全面排查，藉助大數據分析工具，整合多部門數據，篩查異常模式和關聯關係。深化調查取證工作，不僅關注已知犯罪事實，還應對可能涉及的其他領域和環節進行深入調查。

前述洗錢罪的發現正是如此。雷靜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像洗錢罪、濫用職權罪、串通招投標罪等罪名的漏罪，可能是在監委移送司法後，檢法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過程中發現的。而這些是監委在辦理受賄主案中容易忽視的一些旁罪名。有時候，監委並沒有意識到行為人的一些謀利手段行為可能同時構成濫用職權罪、串通招投標罪，受賄完成後處理賄款、掩飾賄款的行為同時還可能構成自洗錢罪等。

確實，職務類犯罪覆蓋的罪名繁多，許蘭亭説，職務類犯罪罪名的外延較長、犯罪形式的隱匿性、新穎性，加之與其他罪名的關聯性、牽連性，使得職務類犯罪的辦理既需要諳熟監委管轄的101個罪名，亦須對整個刑法中規定的483個罪名都有所瞭解掌握，熟悉其構成要件、常見表現形式、適用要點，如此才能在辦案過程中敏鋭、精準判斷對象的行為涉嫌什麼罪行。

另外，他還建議，應建立跨部門協作機制，與紀檢監察、審計、税務、金融監管等部門建立常態化協作機制，實現信息互通，避免因部門壁壘導致漏罪。還應建立案件質量評查制度，對已辦案件進行定期複查，及時發現和糾正漏罪問題。

不過，閆淮南説，客觀來看，要想完全避免漏罪，很難做到。“越是這樣，對辦案機關而言，越是需要提高辦案責任心和業務能力，對已有線索要做到應查盡查。”

多位受訪者還提到，職務類犯罪漏罪的處理需遵循法定程序，以保障司法公正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於超過追訴時效的漏罪，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責任，但存在特殊情況（如涉及國家安全等重大利益）的除外。

付士峯説，在辦理漏罪案件時，司法機關要充分考慮“禁止雙重危險原則”，換言之，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受到兩次以上的刑事起訴、審判和科刑，其核心在於維護司法裁判的終局性，避免被告人因同一行為反覆遭受追訴帶來的精神折磨、名譽損害及法律地位的不確定性。

（記者 周羣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