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把目前實施關税視作美國的“勝利”,這顯然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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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鮑韶山,翻譯/馬力】
中美領導人釜山會晤之後,美國對中國所採取的咄咄逼人的貿易姿態,已經被證明是一場意義深遠的戰略性失敗。然而7年前的2018年3月,當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他曾宣稱“貿易戰是個好東西,美國可輕鬆取勝”。
美國曾對中國不斷升級關税威脅,聲稱若兩國無法達成貿易協議,便計劃自11月1日起把對華關税税率提升至155%,同時還要求中方恢復購買美國大豆,並在稀土和芬太尼問題上做出讓步。
這種種做法根植於美國對昔日經濟霸主地位的懷舊心理,不但未能重振工業,反而加劇了國內的結構性脆弱,而中國卻在這一過程中增強了自身的經濟韌性。
在兩國元首會晤之前,中美貿易談判團隊已經進行了兩天的磋商,就關鍵條款達成了一致,為此次峯會鋪平了道路。兩國達成的共識包括以下內容:
1.美國同意取消所謂10%的“芬太尼關税”,並暫停對來自中國商品的24%“對等關税”,這一暫停措施將持續一年,這裏“中國商品”包括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商品。
2.同時,中國將調整其相關應對措施。雙方還同意繼續延長某些關税豁免措施。
3.美國將暫停執行9月29日宣佈的新規定一年(該規定擴大了其“實體清單”中的出口限制範圍,即任何至少50%股權由清單上某一個或多個實體所持有的實體都將受到限制)。
4.中國也將作出相應回應,暫停執行此前於10月9日宣佈的相關出口管制措施(包括與稀土元素相關的措施),以便進一步研究和完善具體實施方案。
5.美國將暫停實施其301調查所針對的中國海運、物流和造船業的相關措施,為期12個月。作為回應,一旦美國的暫停措施生效,中國也將暫停實施針對美方的反制措施,為期一年。
6.中美在其他問題上也達成了共識,包括加強反芬太尼合作、擴大農產品貿易(主要是大豆貿易)以及處理涉及各類企業的個別案件等。
7.此外,美國在投資等領域作出了積極承諾,而中國將與美方妥善解決與TikTok相關的問題。
從整體結果來看,此次中美會晤表明,美國已在特朗普經濟和外交政策信條中的核心內容上進行了大幅妥協。對特朗普而言,關税是萬能藥;只要他想表達不滿,就會威脅實施加徵關税措施,並將其視為“美國復興”理論的關鍵要素。特朗普加徵關税的目的在於減少貿易逆差,懲罰其他“通過貿易逆差佔美國便宜的國家”,同時迫使企業將生產遷回北美。
儘管關税水平並未完全恢復到4月1日之前的狀態,但將目前實施的關税視為美國“勝利”的標誌,顯然是錯誤的。我們可以把圍繞關税水平的談判視為一場談判遊戲,之所以説是“遊戲”,是因為一切圍繞關税水平的分析並不是在一個正確的評估框架內進行的。換句話説,如果真是這樣,任何高於4月1日水平的關税都會被視為美國勝利的標誌。但正如所指出的那樣,在特朗普經濟理論中關税的意義遠遠不是那麼簡單。需要強調的是,關税政策是特朗普國家復興計劃的核心部分,這裏的“復興”具有經濟和外交雙重意義。對關税水平以及不斷擴大的豁免範圍的模糊處理會削弱後者,而不具實際意義的關税水平也會使其對後者來説毫無價值。
鑑於當前的形勢,從相對和絕對的角度來説,加徵關税在經濟上已無重大意義,而且也不符合特朗普重振經濟計劃的要求。換句話説,這些政策的合理性已無法通過其當前的實施水平來獲得支撐。繼續糾纏下去不過是保全面子的做法。
貿易戰既不是好東西,美國也難以輕鬆取勝,這與特朗普在2018年3月的豪言壯語恰恰相反。特朗普冒險一試,卻導致如今美國陷入了自己製造的困境中——影響力下降、供應鏈的脆弱性凸顯以及各國對美國可靠性的質疑日益加深;與此同時,中國反而在這一過程中鞏固了其結構性優勢並強化了全球貿易網絡。簡而言之,在過去9個月裏,我們見證了一個關鍵轉折點的出現: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世界正在消失,一個新的多節點世界或多極世界正在形成。
中國經濟的韌性:吸收衝擊的力量
導致美國發生誤判的第一個因素在於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優勢。
中國2025年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預計為19.5萬億美元,這表明其對美國的貿易挑釁行為具有相當的防禦能力。2024年,中國對美出口約佔GDP的2.8%(約5000至5600億美元),這一數字相當可觀,但僅佔其出口總額的15%至20%,2025年9月中國出口額同比增長8.3%,中國在該月份出口額為3286億美元。即便假設由於美國155%的關税政策,中國失去美國市場,這將使中國的年度GDP增長率減少約0.144%,這是基於對增值出口(佔總價值的50%-70%)的經濟模型計算得出的。如果採用支出法計算,GDP=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淨出口(X-M),這種損失將通過停止從美國的進口(1500億至1800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0.8%-1%)而得到彌補,從而使淨貿易影響縮小至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8%。
中國並不會因失去美國市場陷入困境,而是會憑藉自身的結構性優勢化解壓力。中國的國內消費(佔GDP的40%至50%,約8至10萬億美元)和投資(佔GDP的40%,約8萬億美元)能夠提供強有力的緩衝。如果通過經濟、社會和生態基礎設施建設或發放消費券等形式採取佔國內生產總值1%至2%(約1800億至360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措施,中國能夠在12個月內恢復經濟增長,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採取此類應對措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此外,對外貿易轉移還將進一步增強這種韌性:非美國市場(東盟、歐盟和日本)吸收了中國80%至85%的出口(約2.8至3萬億美元),僅東盟國家就吸收了相當於中國對美出口(約5000億至6000億美元)的份額。自2021年以來,東盟就超過歐盟,成為了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全球貿易增長(根據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2025年約為3%至4%)每年可能會將800億至1200億美元的對美出口重新分配給非美國市場,一年內就能彌補15%至25%的損失。儘管面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中國2025年第三季度4.8%的增長以及2025年迄今5.2%的增長,突顯了中國從容應對的能力。

當地時間2025年10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釜山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 外交部
根據中國外交部提供的關於中美元首會晤的記錄,中方給出了一組數字,“今年前三季度增長率達5.2%,對全球的貨物貿易進出口增長4%”。中國國家領導人還指出,這是在克服國內外各種挑戰的情況下取得的成果,十分來之不易。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國家領導人其實是在通過一種並不隱晦的方式向特朗普總統表明,中國經濟經受住了特朗普的關税及其他試圖阻礙中國發展的措施的考驗。
國內整合與全球擴張
與美國的預期相反,貿易戰並未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雙循環”戰略(優先發展國內市場,同時擴大國際貿易聯繫)增強了其結構的穩定性。在技術領域(如國內芯片生產)和綠色能源領域(如佔全球市場70%-80%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礦物供應鏈)的投資維持了產業發展的勢頭。自2018年以來,中國的研發支出每年增長10%,與美國的水平相當,中國在電動汽車和人工智能領域也超過了眾多西方競爭對手,比亞迪和華為等中國企業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
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已建立了多元化的貿易網絡,減少了對美國的依賴。“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簽署加深了中國與東盟、非洲和歐洲的聯繫,自2020年以來,中國與非美國市場的貿易額每年增長5%至7%。近期的一些舉措,如空中客車公司於2025年10月22日在天津啓動第二條A320組裝線以及可能獲得300架飛機的訂單,表明當美國發出諸如對波音出口進行管制之類的威脅時,中國能夠迅速轉向歐洲合作伙伴。中國展現出的這種適應能力向世界表明,美國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叫得很響,但牙齒已經掉光。
美國國內的脆弱性:錯誤的戰略
美國經濟規模高達28萬億美元,但卻面臨諸多結構性弱點,貿易戰只會凸顯而非消除這些弱點。根據美國農業部2023年的數據,超過60%的美國勞工家庭(據PNC銀行2025年的調查,確切數字是67%)是“月光”家庭,20%至25%的年輕租户為了支付房租而無法做到一日三餐,還有13.5%的家庭面臨食物短缺問題,這些趨勢在2025年仍未發生改觀。私人債務已飆升至17.8萬億美元(2025年第二季度的數據),其中汽車貸款逾期率高達5.0%(以逾期90天以上為標準),信用卡逾期率也達到3.05%,接近2010年代初期的峯值。這些指標反映了美國社會面臨的系統性壓力:工資增長停滯、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社會保障體系亟待完善。
加徵關税非但不能緩解這些問題,反而會導致問題惡化。對中國進口商品(價值462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6%)徵收155%的關税可能導致消費價格上漲1%至3%,從而擠壓美國家庭用於購買生活必需品的收入,這部分收入佔家庭總收入的30%至50%。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約有40%是中間產品或資本品。這些產品是美國企業用於自身生產的,例如製造機械、汽車和電子產品的零部件,而非最終消費品。中美貿易中斷會擾亂供應鏈,可能導致投資和消費減少,從而導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面臨0.5%至1%的損失。
美國製造業的復興並未實現;自2010年以來,製造業就業崗位一直保持在約1300萬的水平,而自2018年以來,儘管實施了關税政策,但在一些特定行業僅實現了1%至2%的增長,卻導致了更高的投入成本。汽車貸款拖欠率上升,部分原因是加徵關税導致的汽車製造成本上漲,這很好地説明了這種反饋循環。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為我們提供了歷史教訓:貿易壁壘會導致全球需求下降,進而加深經濟困境。
供應鏈漏洞:戰略性的失誤
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原材料的依賴使其關鍵行業面臨斷供風險。在能源領域,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75%-80%)和電池用礦物(70%-80%)方面的主導地位支撐着美國的清潔能源目標;如果供應中斷,美國太陽能電池板安裝量可能會減少20%-40%,電池成本可能會上漲30%-50%,從而導致規模高達1000-2000億美元的項目暫停。綜合來看,這些原材料的中斷可能會使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減少0.5%-1%(約1500-3000億美元),同時通貨膨脹率上升1%-3%,失業率上升0.3%-0.8%。
稀土元素(REEs)更是凸顯了美國的結構性弱點。中國掌控着全球37%至50%的稀土儲量(4400萬噸)以及85%至90%的精煉產能,高純度的稀土加工對人工智能、電動汽車和國防軍工等產業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中國商務部於2025年10月9日宣佈的更嚴格的出口許可條件可能會對美國的供應鏈造成嚴重衝擊,因為中國直接或間接滿足了美國70%至80%的稀土需求。
美國與澳大利亞間的稀土交易(於2025年10月20日達成,總金額85億美元,初始雙方各出10億美元)僅是一個象徵性舉動,短期內影響甚微,而其中期層面的影響也尚存疑問。這項交易旨在擴大稀土開採並發展加工精煉環節。然而,受限於基礎設施和專業知識上的不足,儘管澳大利亞佔全球稀土儲量4%至5%,但其不成熟的加工能力(萊納斯公司2025年5月首次提供非中國的稀土產品)恐怕在10年內都無法實現大規模量產。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芒廷帕斯的MP Materials稀土礦場 圖源:路透社
美國與日本達成的協議主要集中在加工環節上,但日本自身的原材料資源供應量微不足道,這限制了其加工能力。美國在稀土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在於,美國必須從原材料開採到加工的整個稀土供應鏈環節的效率上達到全球標準。而中國已經掌握了相關技術和工藝,具備了滿足許多下游應用(如用於半導體)所需的極高加工水平。
美國在10月9日獲悉中方宣佈提高稀土出口許可要求時的憤怒反應,揭示了其經濟體系中深層次且廣泛的脆弱性。幾個月前,中國就對鏑元素的出口提出了許可要求,當時問題就已初現端倪。中國的做法暴露了中美之間本質上不對等的現實:獲取和生產關鍵資源的能力,最終要比發行金融票據(如美元)的能力重要得多。
有報道稱,約41%的美國武器和國防基礎設施依賴中國提供的半導體;另外美國91%的海軍武器都包含關鍵礦物,而這些礦物的供應也依賴於中國的供應鏈。還有其他報告評估稱,多達78%的美國武器依賴中國提供的原材料。簡而言之,,如果上游供應的關鍵物資被切斷,作為美國軍事力量投射能力核心的美國軍工複合體就無法維持生產。如果沒有中國的稀土供應,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將會受到嚴重製約,這將限制其在當前所參與的戰爭(尤其是中東和歐洲地區的戰爭)中的作戰能力,並可能削弱其在其他地區應對沖突的能力。
中國對稀土資源的管理方式是引入出口許可制度,而非直接實施禁令。這種做法使中國監管機構能夠密切監控使用者和用途,並限制購買者把稀土資源用於軍事目的的能力。許可制度將允許稀土出口的民用和人道主義用途,軍事用途在原則上被禁止。介於兩者之間的是一大片被稱為“雙重用途”的廣闊領域,需要對其進行定義。目前的協商情況是,中國將在12個月內暫停實施稀土出口許可制度,同時研究和改進未來該許可制度的具體執行方式。實際上,這意味着中國可以隨時“開啓”或“關閉”該許可制度的執行。
金融:中國的王牌
中國持有的7310億美元美國國債以及10000億至15000億美元的美元儲備,這些都為其提供了強大的影響力。若中美之間停止貿易往來,資金循環需求將會減少,美元貶值風險(價格下跌10%時損失730億美元)也將變得微不足道。雖然中國全面拋售美債的可能性不大,但通過媒體信號或小規模拋售所釋放出的威脅仍可能使美債收益率上升0.2%至0.5%,從而增加美國的債務成本200億至500億美元,並使美元貶值2%至5%,從而導致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加劇。這不僅會增加美國的財政壓力(6%的國內生產總值赤字,33萬億美元的債務),還會削弱人們對美國的信心,同時中國則會把投資轉向黃金和歐元,從而加速全球的去美元化進程。
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可能會採取干預措施,但這樣做可能會導致經濟衰退,從而可能使2026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降低0.5%至1%。然而,正如分析師們所指出的那樣,這將使中國持有的資產貶值(價格下降10%將損失700億美元),並可能引發美國的報復行動,比如對中國的銀行實施制裁或凍結中國持有的資產。
雖然這些都是事實,但其中還存在一個問題。在雙方不進行貿易的情況下,這些威懾手段都會失去意義。由於關税切斷了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繫,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總體而言變得毫無意義”了,因為這些資產對於貿易再循環已不再具有戰略價值。銀行制裁?當那些中國的銀行不再受理與美國相關的業務時,這種制裁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即便如此,中國也不太可能主動扣下扳機。僅僅是心照不宣地握着一手威脅性的牌就足以產生威力。一些微妙的信號(例如官方媒體暗示,少量拋售規模在100億至200億美元的美債)就可能擾亂市場,使收益率上升0.2%至0.5%,同時使美元貶值2%至5%,且不會造成損失。
這種邊緣策略會迫使美國決策者做出讓步,從而遏制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同時為中國將外匯儲備多元化配置黃金、歐元或大宗商品提供機會,進一步推動在金磚國家貿易中的去美元化進程。無論如何,中國都沒有必要被視為在助長市場波動。中國一向是一個負責任的國際行為體,不會做出可能損害其聲譽的破壞市場穩定的行為。
美國所面臨的困境及其全球影響
特朗普聲稱“貿易戰美國可輕鬆取勝”的説法已經徹底破產。美國並未實現製造業復興,而中國的技術崛起卻一直在進行中。美國所面臨的困境在於:關税戰導致國內問題惡化(普通人生活成本上升、家庭經濟壓力增大),然而美國付出這樣的代價卻並未能迫使中國就範。從全球角度來講,美國的實際行動遠不如它的威脅表態那麼有威力,盟友們都在調整策略(歐洲空客就從中獲得了好處),新興市場國家也在採取止損措施並將自己的利益多元化。分化的風險已日益顯現,分裂的供應鏈以及去美元化趨勢對美國經濟的效率和美國的影響力都構成了威脅。
對於美國人而言,那些出於對昔日經濟霸主地位的懷舊心理而出台的政策必須讓位於務實的接觸,其中包括貿易合作、勞動力投資等,以避免美國社會陷入更深的貧困。而對於全世界而言,中國在這一博弈過程中所展現出的韌性預示着一個多極化世界的到來,美國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已不再掌握全球霸權。
中美兩國在吉隆坡舉行的會談以及隨後兩國元首會晤後的聲明表明,人們正在告別舊世界,轉而適應當今新世界的現實。美國已經沒有能力單方面設定條件,尤其無法對中國這樣做。中方已經在2021年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舉行的中美高層戰略對話中明確傳達出了這一信息,如今只是從言語轉向了實際行動。
當然,在美國還會有許多人試圖抵制這一歷史性變化,阻擋世界多極化的趨勢。未來存在出現反覆的可能性,而這似乎正是特朗普執政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但毫無疑問,“美國治下的和平”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在過去9個月的表現展示了另一條更值得追求的道路。中國發出了邀請,希望美國能夠作為一個“正常國家”融入到世界各國的集體之中,而不是繼續頑固地堅持自己作為“例外國家”的危險幻想。如果美國能夠接受這一邀請,不但世界各國人民會從中受益,美國人民也會從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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