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老農民：人均每年吃掉2.59公斤農藥？這個謠言騙了中國人8年-合川老農民norlanseed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合川老農民】

“中國一年用掉337萬噸農藥，佔全球50%”、“人均年吞農藥2.59公斤”、“每公頃用量是美國4.7倍。”

這些驚悚數字來自2017年的一篇文章《浸泡在農藥裏的中國人》，由於其準確擊中了國人對食品安全的關心，發佈之後就像一顆深水炸彈投入輿論場，漣漪持續到今天，成為一個在中文互聯網廣為流傳的經典謠言。

為什麼説是謠言？因為它的確是太離譜了。

首先，從基礎數據角度，根據聯合國糧食組織（FAO）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中國農藥使用量在2022年以及2023年僅20-30萬噸，位居全球第五。

聯合國糧食組織（FAO）發佈的2022年全球農藥使用量情況，中國以20多萬噸的用量僅列第五

而在這篇文章的描述裏，中國一年要消耗掉300多萬噸農藥，這讓實際用量排名第一第二的巴西與美國情何以堪？

軟文《沉浸在農藥裏的中國人》

更有趣的是，這篇文章關於農藥用量的描述有着明顯的自相矛盾。

《沉浸在農藥裏的中國人》中對於農藥用量的描述，該數據明顯經不起推敲

上一段還在説中國每年農藥用量337萬噸，得出全世界一半農藥用在了中國的結論，下一段卻又説全球農業生產每年要使用約350萬噸農藥。所以説“337萬÷350萬=50%”這般顛覆數學規律結論是怎麼得出來的？還是説當事人在數據上已經做好造“96.3%”的謠，但基於良心發現還是給我們打了個折？

無獨有偶，該文章提到中國2014年農藥使用量為180萬噸，而FAO的官方數據實際為34.9萬噸。折算成每公頃使用量為2.64千克，這數據甚至遠低於日本（11.85千克）。

至於那令人震驚的每人每年攝入2.59公斤農藥的説法，即使不考慮農藥在作物上的實際殘留量，假設這些農藥全部被人體吸收，這也相當於一個成年人一年內吃掉一公頃的糧食（約6噸）。按照這個量進食，成年人很可能還沒等到被農藥毒死，就已經因過度飽食而撐死了。（PS：成年人正常一年的糧食攝入量為300斤-500斤左右）。

至於為何會得出2014年使用180萬噸的結論？這個數據的來源其實是國家統計局在2014年發佈的農藥使用量數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國家發佈的數據指的是成品農藥的實際規格，而FAO發佈的數據則是農藥的折百量，即農藥製劑中有效活性成分的具體重量。兩者在統計口徑上存在差異。

兩者有何區別呢？

市面上絕大多數農藥並非直接以原藥形式使用，而是需添加至溶劑中進行稀釋，形成製劑後方可銷售。農户購得製劑後，仍然需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稀釋，方能投入使用。

以常見的殺蟲劑氯氰菊酯為例，其產品形式如4.5%氯氰菊酯乳油。該製劑中，有效成分氯氰菊酯的含量僅為4.5%。在使用過程中，100毫升僅含4.5%有效成分的製劑需兑入150至300升水，這意味着在4.5%有效成分含量的基礎上，製劑又被稀釋了1500至3000倍。再加上被害蟲吸收的損耗，最終殘留到作物上的量可謂微乎其微。

殺蟲劑在應用上相對較為粗獷，屬於大農藥範疇。如果論及更為注重精準性的植物生長調節劑，其有效成分在實際應用環境中的稀釋效果更為顯著。

例如蕓薹素產品，其原藥的有效成分含量約為95%，而製劑中的有效成分含量僅為0.1%甚至低至0.004%。在實際應用中，這種低濃度的製劑還需要進一步稀釋數千倍，相當於0.04ppm，即一億分之四。為何需要如此大幅度的稀釋？原因在於作物生長只能承受如此微量的有效成分。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農藥的使用彷彿是將原藥一噸接一噸地傾倒在田地裏，作物因此承載着大量農藥殘留，看似光鮮亮麗地擺上我們的餐桌，最終進入我們的腹中。但實際上真這麼做的話，作物首先就受不了了，畢竟大家都是碳基生物，就你們人類怕投毒？

想象中的農藥應用與實際的農藥應用

在這篇題為《浸泡在農藥中的中國人》的文章中，作者以中國農藥製劑成品量作為分子，將全球農藥折百含量作為分母進行計算，從而得出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中國使用了全球50%的農藥。

而且，根據中國農藥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境內生產的農藥成品中，約有45%用於出口。此外，部分農藥還應用於森林防護（如松木防蟲）、衞生、公共防疫及殺鼠等領域。因此，真正進入作物環節的農藥殘留量實則大幅減少。

森林防蟲噴施殺蟲劑

總之，這篇文章在數據方面的混亂程度令人難以直視，對於農藥應用的描述也缺乏最基本的專業常識。而當你將這類文章的瀏覽頁面滾動至最底部時，往往能發現推銷有機農產品的痕跡。

農藥對於現代農業的意義

1845年的愛爾蘭田野上，一種名為晚疫病的真菌如同綠色瘟疫般蔓延。短短三年間，這個歐洲糧倉的土地上餓殍遍野——100萬人死亡，200萬人逃亡美洲。這場被稱為“馬鈴薯大饑荒”的悲劇，根本原因正是人類面對作物病害時的赤手空拳。

紀念愛爾蘭土豆大饑荒的銅像

1942年，河南地區遭遇嚴重旱災，乾旱進而引發了蝗災。蝗蟲如冰雹般密集落下，啃噬莊稼的聲音猶如暴雨擊打在油布之上。面對這場空前的蝗蟲災害，當時的民國政府因缺乏足夠的農藥生產能力，在地獄般的蝗災面前顯得束手無策，最終導致了那場震驚世界的悲劇發生。

電影《1942》，當年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背後是抗蟲害物資的匱乏

全國農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曾對水稻因病蟲害危害造成的損失進行評估，在西南稻區、江南稻區、華南稻區、長江中下游稻區以及東北稻區開展了完全不防治、農民習慣防治、科學綜合防治、防蟲不防病、防病不防蟲、不防稻飛蝨、不防稻瘟病這七種情形的試驗。

試驗結果顯示，在完全不防治的情況下，於病蟲害嚴重發生的年份，華南和江南試驗點的損失率分別高達77.94%和59.63%，三年平均損失率分別為64.08%和50.31%，西南、長江中下游和東北稻區三年平均損失率分別為26.47%、28.36%和19.67%。從這些數據可以推斷，如果缺乏化學農藥的保障，我國農業的糧食安全和穀物自給將難以實現。

而根據中國農藥工業協會補充提交的《關於説明我國農藥行業情況的函》，停止使用農藥將導致作物減產35%-40%，其中水果和蔬菜的損失幅度可達40%-60%。

“浸泡”系列軟文中還有一篇指出：“中國有1000多種農藥，卻只有20多種害蟲”，依據全國農技中心針對主要農作物有害生物種類及其發生危害特點開展的為期五年的研究，經確認，我國有害生物種類共計3238種，其中病害599種、害蟲1929種、雜草644種、害鼠66種。

按照這些軟文的邏輯，用生態方式就可以完成相關病蟲害的治理——這其實就是筆者常提到的狹間辯經。

誠然，確實存在構建合理生態，引入天敵，以生態平衡的方式治理病蟲害的邏輯，但這種方式在複雜多元環境中的應用卻深受現實環境的約束，能起到的效果也十分有限。

從更宏大完整的邏輯來看，生態方式對於病蟲害治理的解決效果，取決於“具體生態環境”、“具體人口承載數量”以及“具體的糧食需求量”等多重因素。簡而言之，就是養活一個人和養活十四億人所需要的農業形式的區別。

面對如此頻發的病蟲害，不用農藥僅靠生態方式來進行防治，靠譜嗎？顯然不行。因為生態的防治方式太温和，也太需要時間週期，一旦出現害蟲大暴發時則無濟於事。

我們必須深刻思考一個問題：人類僅僅是地球眾多生命體中極其微小的一分子。因此，地球並非天然為人類服務。在其生態平衡中，既有對人類有利的因素，也有對人類不利的因素。正如古語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類的生存本質上是一個與地球生態不斷博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既不能過度踐踏自然規律，也不能過度迷信自然能解決所有問題。

就目前植物保護科學發展的水平，化學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穩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可靠、最廉價的防治手段，尤其是當遇到突發性、入侵性生物災害發生時，尚無任何防治方法能夠替代化學農藥。

更何況，生態防治與化學防治之間並非水火不容的對立關係。在現實中對病蟲害的治理，往往融合了化學與生態兩種手段。例如，國家始終積極推廣作物病蟲害的綜合防治技術。何謂綜合防治？即不論黑貓白貓，只要能有效控制病蟲害，都會被高效地整合利用。

拋開意識形態的標籤，生態防治與化學防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通過犧牲效率來換取穩定性，而後者則是以犧牲穩定性來追求效率。究竟哪種方式更為合適，取決於具體的應用場景和所採用的度量標準。如果一個地區迫切需要大量糧食產出，且面臨嚴峻且緊迫的病蟲害治理壓力，那麼效率顯然更為關鍵。作為一個擁有十四億人口的大國，試圖用7%的土地養活22%的人口，同時還要普遍追求小資所向往的田園牧歌生活，這顯然缺乏現實基礎。而從全球經驗來看，完全實現百分之百生態治理的國家也是不存在的。

此外，所謂的“有機”概念，其本質不過是人為定義的產物。人類未必能夠完全適應純天然的作物，否則歷史上也不會有馴化水稻等農作物的過程。雲南的“紅傘傘白杆杆”也不至於吃了就“躺闆闆”。有機究竟是一個科學概念，還是政治或商業的符號？這一點同樣需要我們以辯證的眼光去審視。

因此，像《浸泡在農藥裏的中國人》這類脱離現實基礎的軟文，與其説是為糧食安全發聲的社會良知，不如説是為了推廣有機農產品生意而不惜歪曲現實以謀取利益的投機者。他們精準地戳中了民眾對糧食安全的普遍焦慮，點燃了極端環保主義者對零農藥烏托邦的無限憧憬。無論如何，這些言論都不過是脱離實際的無根之談。

我們不否認生態農業的理念在某種意義上更具文明性，但也要考慮人類當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脱離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水平去空談理想，無益於解決現實的問題。

我國的農藥管理制度

我國對農藥實行登記管理制度，而農藥登記過程的嚴苛程度，往往超乎大眾的想象。

為了從產品源頭確保其安全性，一款合格且合規的農藥新品登記認證，需歷經至少五年的嚴格考驗。在產品研發成功後，企業必須委託權威的第三方機構，完成以下六大試驗評估：

我國農藥新品許可登記上市流程

1）環境毒理性試驗

這一環節旨在評估農藥產品對環境的影響，涵蓋其在土壤和水體中的降解能力。由於檢測週期較長且試驗場景種類繁多，通常需要約兩年時間才能完成。

2）產品毒理學檢驗

這一環節旨在評估產品對人體的影響，涵蓋致敏性、致畸性、致癌性以及其在生物體內的代謝能力。

3）產品化學性質檢測

這一環節旨在檢測產品本身的貯存穩定性，並評估由此可能引發的潛在危害。

環境毒理、產品毒理、產品化學特性檢測相關細則

4）室內生測試驗

檢測相關作物在室內環境中的產品適配度。

5）大田檢測試驗

檢測相關作物在大田環境下與該產品的適配性。通常分為兩種方案：一是兩年五地（即兩年時間內，在五個不同的生態區域進行測試）；二是一年十地（即一年時間內，在十個不同的生態區域進行測試）。通過這種方式，確保該農藥在不同生態環境下的穩定性和適用性。

6）農產品殘留試驗

檢測農藥在不同作物上噴施後的殘留情況，以確保其不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

在企業完成上述檢測之後，還需提交至國家相關部門，由農業科學、環境保護、醫療衞生三領域的專家進行綜合評審。這一評審過程通常至少需耗時一年。

可以説，在我國境內，任何一款合法合規的農藥產品都經過了嚴格的檢驗。你能想到的所有潛在危害因素，國家相關部門考慮得更為周全，監管也更為嚴格。

農藥安全如何看？

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使用農藥就完全沒有風險呢？顯然並非如此。農藥作為固有毒理性的產物，聲稱其無毒無疑是自欺欺人。然而，公眾對於農藥毒害的擔憂往往偏離了正確的方向。每當問題出現時，便有聲音將農藥妖魔化，一概而論地予以否定，卻未能觸及問題的核心所在。

實際上，在嚴格的登記制度管理下，當前農藥產品的真正風險主要集中在生產端和應用端這兩個具體環節。

在生產端，一些研產能力不足的企業通過“借證”、“套證”的方式生產，以次充好，嚴重降低了產品質量。

而在應用端，問題則更為複雜。一方面，許多商家為了追求利潤，在不瞭解應用技術的情況下，盲目將快銷品的營銷策略套用到農藥產品上，導致市場盲目擴張，進而引發藥害問題；另一方面，農民普遍文化素質較低，缺乏科學用藥的思維和能力，導致用藥不當。

特別是農藥的應用，堪稱一門技術活。越是精細化的農藥，就越需要科學的指導。然而，每年因用藥不當引發的藥害事件屢見不鮮。

與其將農藥妖魔化，不如呼籲提升農藥應用的水平。在日益壯大的科技力量支持下，現實中的農藥應用技術也正在穩步提升。

在技術應用層面，5G大數據與AI植保平台的廣泛應用，使得種植户能夠通過AI大數據遠程分析作物病情，並根據指導合理配置用藥。植保無人機的普及，則進一步提升了噴施的精準度，大幅降低了浪費，減少了噴施量。

數字賦能正推動農業從經驗主義逐步轉向數據驅動，顯著提升了應用端的精確度。技術進步不僅重塑了產業生態，農藥領域的技術革新更是持續降低農藥藥害風險的根本保障。

技術進步推動農業更加綠色安全

在組織架構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技術推廣法》明確指出，需構建一個從國家級農技中心到省級服務站，再到縣級推廣中心、村級服務站，最終延伸至科技示範户的“四級一體”農技推廣服務體系。

以重慶綦江區為例，該區農業技術協會聯合會整合了12名科研院校專家、28名市級科技特派員、400餘名區鎮級農業技術人員，以及80多個會員單位的20餘名“土專家”，共同匯聚於一個服務平台，成功構建了市—區—鎮—經營主體的“四級一體”縱向聯動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系。該體系通過建立縱向聯動機制，有效推動高層級科技成果迅速下沉至基層農業技術推廣機構，確保技術能夠及時傳遞和高效應用，實現技術、人才、資金和信息等要素的上下貫通。

從更宏觀的視角審視，農資市場的諸多亂象，實則是我國農藥生產企業、農藥經銷渠道乃至種植端相對過剩所致。過剩引發了內卷，而內卷又催生了不規範競爭行為。規範農藥行業，將顯著降低產品端與銷售端的潛在藥害風險。

針對這一現象，國家已於今年正式推進“一證一品”政策落地，嚴格規定一個登記證僅能綁定一個產品。此舉一方面杜絕了“借證”、“套證”的操作空間，另一方面也促使農資銷售渠道更加集中於那些具備應用端經驗和技術實力的經銷商。

一證一品無疑是近年來農資行業的重大變革，而這場變革將引發農藥生產企業的優勝劣汰，農資經銷商的優勝劣汰，最終為整個行業營造更為健康的生態。這將促使全行業將更多精力投入到產品質量的提升和應用技術的精進上，從產業生態的角度有效預防農藥藥害事件的發生。

儘管考慮到社會穩定的因素，這個過程註定是漫長且充滿博弈的，但值得欣慰的是，國家已經洞察到問題所在，並明確了前進的方向。只要我們一步一個腳印地踏實前行，日復一日地不懈努力，必定能取得顯著的進步。

一圖鑑別在食品安全與環保這塊，網絡噴子與真正實踐者的區別

最後，農業生產是國家根本大計，關乎億萬人民的温飽問題。對此，我們必須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切不可因理念而扭曲現實，更不應以意識形態標籤一概否定農藥本身。可以説，為了生存，人類數千年來一直在與自然抗爭，歷史上因饑荒導致的悲劇數不勝數，令人痛心。

現代農業科技的進步，尤其是農藥和化肥的應用，顯著提升了人類的温飽水平，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生態防治的理念固然值得推崇，但我們應將其視為化學防治的有益補充，而非完全替代。我們應更加科學、生態地使用農藥，而非盲目追求零農藥的烏托邦理想。一味追求這種烏托邦，結果可能如同歐洲的去工業化現象，導致生產力倒退，最終淪為他人掌控的對象。

須知，人類的存續本身便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對於人類來説，若自身不復存在，所謂的生態又有何意義？事物從來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世間亦無絕對完美之物。承認其不完美，並努力使其趨於完善，這才是生命在逆境中求生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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