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瑋：“課堂禁手機”的紅線，究竟怎麼畫才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瑋】

把手機“隔離”在教學區之外——這已經成為智能時代，大部分中小學校園的共識。

不久前，教育部印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條措施》（以下簡稱《措施》）。其中，“嚴禁手機進課堂”再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然而，學生的手機到底應該怎麼管？管到什麼程度？這些依然是令許多學校頭疼不已的難題——誰也沒想到，一部小巧輕薄的智能手機，竟能在中小學校園裏掀起一場場管理風波……

智能時代，暗流湧動

在“手機禁令”熱搜下的相關新聞評論區中，對於“課堂禁手機”這點，社會存在着廣泛的共識。手機禁令也因此得到了絕大多數網友的支持，理由諸如保證課堂專注度、防止未成年人網絡沉迷、淨化網絡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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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聲音在問：孩子聯繫不上怎麼辦？安全怎麼保障？有些作業還非得用網絡呢？有學生和家長一臉懵：“原來之前沒有禁止學生帶電子產品進課堂嗎？我怎麼覺得實施好多年了。”更有早已走出校園的人一臉懵：“不準帶手機不是早就是校規了嗎？怎麼現在還需要政府部門專門出禁令？”

“不是一刀切準或不準。也不是完全禁帶電子設備，而是規範管理。”對此，一名受訪校長告訴我，“手機可以帶進校園，但不能進教室、實驗室。説白了，就是防止學生上課玩手機、抄作業、考試作弊。”

實際上，這一政策並非突如其來。它延續了2018年教育部、國家衞健委等八部門聯合印發的《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近視實施方案》和2021年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精神，是再一次的重申和升級。

根據共青團中央發佈的《第五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2024）》數據，2018年至2022年，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從1.69億增長到1.93億，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從93.7%增長到97.2%，基本達到飽和狀態。與此同時，未成年人觸網低齡化趨勢明顯，10歲以前首次“觸網”的未成年人佔比不斷提高。

“年級越高帶手機的越多”“上課偷偷耍手機，下課或延時課拿手機/電腦手錶搜筆記或答案抄上去”“個別成癮的已經把手機當成續命神器，家長管不動，老師不敢管”。近些年，儘管很多學校明令禁止，但越來越多的中小學生已經將手機帶入教學區域。

某電商平台上，各種“藏手機神器”花樣百出、銷量驚人

這些變化不僅影響學生自身及老師同學們的正常學習秩序，也成為影響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未成年人網絡用户13.6%日均上網超3小時，4.1%存在重度成癮傾向（北京師範大學發佈的《2024中國青少年網絡使用調研報告》）。

為了避免手機在教學區域蔓延，許多學校各顯神通“曲線救國”。比如，建議家長為學生配備基礎款電話手錶或老年機；確有智能手機需求的學生需家長書面同意並提交申請，手機入校後由學校“停機坪”“手機保險櫃”統一保管；通過提供校內公共電話、電子班牌等替代性聯絡方案；創新授課方式替代屏幕教學時間……一切只為一個目標：把手機“隔離”在教學區之外。

手機保管箱成教室“新標配”

“並不是把所有壓力給到了學校。”一名未保工作室專家解釋，“手機禁令不僅是相關政策的延續，也與此次《措施》‘體育每天2小時’‘壓實網站平台監管責任、優化算法減少焦慮’‘公安部淨網行動’等措施相輔相成的。”

多方的拉扯

對此，一名校長苦笑着説：“頒佈不難，難的是如何落地。就好像近年説‘戒尺迴歸課堂’‘把懲戒權重新交給老師’，從2019年試行到今年明確，你看又有幾個老師敢真正懲戒學生？” 誠然，教育部的政策指明瞭方向，但落實到每所學校、每個班級卻面臨多重挑戰。校園手機管理不僅涉及學生、學校和家庭，更牽動着廣泛的社會網絡。

學生不服，是第一大關。個別學生的牴觸情緒和行為是教師管理的首要障礙。“現在很多孩子根本不怕老師，老師們甚至退步到提出‘上課保管、課間歸還’，但還是會有學生反駁‘手機是學習工具！老師講太快，拍一下PPT有錯嗎？’也有學生會温和地提出‘筆記抄不過來，卡殼時跟不上，開錄音回去補一下’。最離譜的是還有個別學生認為，手機的拍攝功能能監督校園霸凌和學校食品安全。”一名中學教師無奈地説，“絕大多數學生還是能夠交給老師代為保管的。説實話，上課開手機想幹啥，自己心裏沒數嗎？”

對比少部分學生與老師隱在冰山之下的鬥智鬥勇，今年天津寶坻區的一起學生告老師案，更是把手機管理困境擺上了枱面。

唐某是某高中在讀學生，2025年6月，唐某在學校將手機掉落在路過的李老師左側。李老師發現後，立即阻止唐某拾起手機，唐某強行將手機撿起且與李老師發生言語衝突，另外兩名老師趕到現場後將唐某控制，唐某背靠走廊玻璃欄杆與在場人員繼續爭執。

事後，唐某撥打110報警，主張老師們對自己實施了暴力行為，致其呼吸困難且傷害了自尊心。在派出所協調無果後，唐某將學校及3名老師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四被告向自己公開賠禮道歉。

在綜合分析本案起因、經過後，法院依法駁回唐某全部訴訟請求。庭審法院認為，唐某違規將手機帶入校園，李老師作為學校在職人員，發現唐某違規攜帶的手機掉地後，強行阻止其撿拾雖有不妥，但系履行管理職責的行為。後唐某與李老師發生衝突，劉老師與楊老師出面勸阻亦符合其二人職責，且通過學校監控錄像未發現三名老師對唐某實施暴力行為。唐某主張劉老師、楊老師將其按壓至其呼吸困難等，證據不足。民警出警記錄也證實唐某手機並未損壞，學校、老師對此事的處理不足以認定已達到實施了侵害唐某健康權的程度。唐某的訴訟請求無事實以及法律依據。

法官在判決中特別指出，當前存在一種認知偏差：將“未成年保護”簡單等同於“免於懲戒”，將法律對未成年人的特殊關懷曲解為“無原則容錯”。

“為什麼‘放下助人情節，尊重他人命運’的佛系教師越來越多？”一名從基層教師成長為校長的教育工作者吐露心聲，“老師履行管理職責反而成了被告，儘管法院最終駁回學生的全部訴訟請求，但事件本身對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幹擾還有心理衝擊是不容忽視的。”

家校溝通，同樣棘手。絕大多數家長大力支持學校在物理空間上將孩子與手機隔離開來，但也有部分家長出於“與孩子及時聯繫”“一個人上下學沒手機不安全”“比起禁止手機進校園，更該的是禁止手機打卡等作業”提出質疑。部分學校也沒有理解教育部門的精神與學生及家庭的客觀需求，在傳達和執行時變形。

例如，2025年秋新學期開學，廣東東莞翰林實驗學校就曾因手機管理問題被家長投訴在陽光熱線問政平台上。該家長反映，老師“不幫學生代保管手機”，給離家遠且家長沒空接送的學生帶來了不便，認為這相當於“強制學生消費乘坐校車往返”。之後學校澄清，個別班級在執行學校總體要求時存在理解偏差或傳達誤差，將“課堂禁手機”理解為“學校禁手機”所致，已積極改正。

管理尺度，考驗智慧。教育部辦公廳曾在2021年1月印發《關於加強中小學生手機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中小學生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禁止帶入課堂”。這在國家層面為校園手機管理確定了基本準則，但在執行層面，教師們存在技術性與倫理性的雙重挑戰。

學校是否要配備安檢設備？教師是否有權搜查學生書包？這些具體操作不僅成本高昂，更可能觸碰未成年人本就敏感的神經，稍有不慎便會激化師生、家校之間的矛盾。

2025年秋，個別地區的教師和家長反饋，開學前兩週，“教育局通知學校不準強制管理學生電子產品”“不準催收假期作業”“不準進行作業評比”等。這些看似離譜的決策背後，是一些學生出格行為甚至極端高墜事件帶來的大範圍“寒蟬效應”。“對於個別學生來説，管控手機引發極端行為，本質是大腦嚴重的戒斷反應。”對此，一名臨牀心理專家告訴我，“各地教育局要按照教育部的指示來落實‘課堂禁手機’，但方式千萬不能簡單粗暴，還是得循序漸進、徐徐圖之。”

中小學生每天平均玩手機或電腦的時長光明日報

出路何在？

疏堵結合，方為上策。蘆山縣第二初級中學的實踐，為“管控學生手機”提供了參考：該校實施了“三級篩查”機制。在校門設置金屬探測儀檢測點，併為23個班級配備手機專屬保管箱，實現學生入校即存手機；每週還開展2次不定時的金屬探測儀突擊檢查。

同時，每期開展體育藝術展演、籃球聯賽、運動會、武術散打等特色活動，依託10多個學生社團豐富學生課餘生活，希望從源頭上減少手機依賴。面對手機管理的難題，全國各地學校正在探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那些成功的經驗表明，單純依靠禁令難以取得理想效果，疏堵結合才是關鍵。

家長根據學校推薦購買的學生專用手機，有精細定位、緊急呼叫、接撥打3個指定電話和電子學生證功能

學校的圍牆無法完全隔絕數字世界的影響，手機管理，家庭不能依賴學校單打獨鬥。比如以身作則，創造家庭共同“息屏時刻”：家長自己先放下手機，留出高質量的親子陪伴；比如關注心理需求，瞭解孩子沉迷手機背後的現實缺失：是學習壓力過大？人際關係困擾？還是缺乏成長的成就感？家庭環境的改善是解決手機問題至關重要的一環。

假期中的手機管控更是難題。一位班主任的做法或許有所啓發：把假期分三個節點，線上檢查作業進度，防止“最後幾天創造奇蹟”或交不出作業引發極端事件。家長或許也可以和孩子簽訂“手機使用協議”，與孩子協商分配學習和使用手機的時間，逐漸培養孩子面對手機的自控能力。

在家校物理管理學生手機的同時，網絡環境的淨化同樣不可或缺。2025年10月，中央網信辦啓動為期兩個月的“清朗·整治網絡直播打賞亂象”專項行動，從嚴打擊低俗團播引誘打賞、虛假人設誘騙打賞、誘導未成年人打賞、非理性打賞等突出問題，同時規範網站平台管理和形成長效機制。這些措施與校園手機管理政策形成呼應，共同構建有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熱搜的背景是《措施》關注中小學生“心理健康”，“手機禁令”只是“培養學生健康用網習慣”的一個小切口。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手機之外，會發現這個小小的終端，像一面鏡子，映照出當代教育一些更深層次的課題。

我們是否提供了足以媲美屏幕吸引力的教育？ 有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課堂依然充斥着“填鴨式”的教學，當學習的意義被窄化得只有分數和排名時，學生自然會在手機中尋找即時反饋帶來的認同感、成就感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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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否為孩子提供了足夠豐富的現實生活？ 學生的課餘時間，是被作業和補習班填滿，還是有機會投身於休憩玩耍、體育運動、藝術創作、家務勞動和社會活動之中？一個充實、多元、充滿歡聲笑語的現實世界，是對抗虛擬世界侵蝕最有力的武器。

《措施》要求推進學校持續加強“教聯體”建設，同時也明確要求教育部門會同衞生健康、公安、網信、社會工作、共青團、婦聯等跨部門的協作，形成全方位的學生心理健康支持網絡。教育部的《措施》僅為起點，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將其轉化為可持續的實踐工作。

歸根結底，“課堂禁手機”仍是我們的社會共識，真正的焦點不是“禁與不禁”，而是“如何在AI時代智慧管理”。手機作為工具，本無好壞；孩子從中獲取的，也不全是糟粕。 我們需要的不是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一種平衡的智慧。嚴管厚愛，既要有明確的邊界，也要有理解的引導；堵疏結合，既守得住課堂規則的底線，也善於把技術變為助力。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幫助年輕一代在數字洪流中成為科技的主人而非小巧輕薄的手機的奴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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