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蓴思：特朗普的“交易”實為“只取不予”，我們不要被表面現象所迷惑

在過去10個月裏，重返美國白宮的特朗普，如其所願，在各國媒體報道中頻繁佔據C位。其中，其對華政策將如何演變，這一問題廣受關注，因為它不僅關乎中美關係走向，更牽動全球戰略格局。

近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發佈《拐點何時出現？特朗普2.0對華政策之可能趨勢》報告，從美國國內政治博弈、中美戰略互動及全球格局演變三大維度，剖析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潛在走向。

特朗普2.0政府與其第一任期有何異同？中美博弈的“拐點”究竟何在？我們又該如何作為，讓中美關係在競爭與合作間維持微妙的平衡？觀察者網特邀該報告負責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蓴思深度解析，探討特朗普2.0時期對華政策的內在邏輯與中國的應對之道。

報告封面

觀察者網：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您曾提出，其前幾屆政府衡量中美競爭的標準既包括力量標準，也包括體系因素，而在特朗普眼中，美國的偉大就是各種單項指標的綜合。這一判斷是否也適用於特朗普第二任期至今的表現？在對華政策方面，與其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2.0有哪些沿襲與改變？

吳蓴思：特朗普總統理解國際事務的方式與建制派和前幾屆其他美國總統相比，還是有比較明顯的不同。很顯然，特朗普還是要維護美國霸權的，但是，他顯然對前幾屆政府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塑造所謂“自由國際主義”體系的做法非常不感興趣。

特朗普關心的是，從全世界賺更多的錢，包括收更多進口關税；美元在全世界的地位更加穩固、沒有其他國家可以挑戰美元地位；美國擁有更多、更強的武器系統，比如“金穹”防禦系統；美國恢復強大的造船業支持海軍；美國在高科技領域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等。

可見，特朗普對於全球霸權地位的認知是具象化的，不是抽象的權力轉移或意識形態，這可能對他操作對華關係產生影響。

在對華政策方面，我們最近發佈的報告中，有同事明確指出了特朗普2.0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延續性。特朗普2.0政府仍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並仍在採取各種手段試圖遏壓中國，其中包括關税、出口管制以及軍事威懾等。但是，與拜登政府時期相比，特朗普2.0政府與其盟友以及世界體系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與其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在2.0時期更有經驗，其決策體系也較少受到建制派約束。到目前為止，美國國內事務和美國周邊安全佔據了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大量關注。此外，特朗普還關心俄烏衝突、巴以衝突、以及其他有潛力助其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議題。

美國總統特朗普 圖源：央視新聞

觀察者網：特朗普目前面臨多重法律訴訟和國會分裂的局面。報告一方面提到現在的美國政治是“強總統、弱國會”，另一方面又指出“美國國內當前激烈的政治鬥爭生態將制約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邁出大步伐”，這兩點表述是否前後矛盾？這些國內政治壓力將如何具體影響其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空間和執行能力？

吳蓴思：“強總統、弱國會”是事實，特朗普在美國當前的政策制定中具有更強的主導力也是事實，但特朗普的決策也並非完全不可改變的。我們知道，特朗普在關税問題上多次改變政策；在俄烏問題上，特朗普也曾不斷改變説法。由此可見，特朗普的決策仍然有可能受到影響。

比較明顯的幾個因素包括：

第一，市場的反應。這在特朗普宣佈“對等關税”後，大家已經見識到了。

第二，所謂“近因效應”。人們常常説，特朗普的觀點會受到最後一個與他對話者的影響，大致就是這個意思。

第三，對成本-收益的算計。特朗普所謂的“交易型”行動方式，實際上意味着他慣於計算成本與收益。在對華關係上，如果面臨美國國內比較一致的遏華敍事，特朗普會怎麼算這筆賬呢？美國國內想要讓特朗普“知難而退”的，大有人在。

我認為美國建制派即便不進入政府，也仍有手段影響特朗普的決策。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是構建敍事並利用媒體制造輿論。特朗普對輿論敏感、對其選民的想法敏感，在當前通過這一方式施壓特朗普可能比在國會中採取行動更有效。

觀察者網：近段時間，美國國內出現了主張中美“再接觸”、中美“和平共存”的聲音。您是否瞭解，提出這些聲音的羣體主要是哪些？

**吳蓴思：**差不多十年前，美國有智庫曾出台了一份重要報告，宣稱美國應該放棄對華“接觸”政策。這種觀點在實踐中產生了非常負面的影響，美國國內有些人甚至主張中美全面脱鈎、完全脱鈎。

這些年下來，所謂的“脱鈎斷鏈”對中美關係以及對世界和平發展都產生了嚴重衝擊。在大量事實面前，美國國內有人開始提出不同觀點，美國學界和智庫人員開始撰文主張中美“再接觸”，美國經濟和科技界的不少人也反覆強調中美在經濟、科技等領域存在非常密切的聯繫，全面脱鈎並不現實。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比較務實的聲音能否超越美國國內那些熱衷於意識形態或大國權力之爭的聲音？

觀察者網：您認為當下美國國內哪些關鍵的利益團體最有可能左右特朗普對華關税或科技政策的鬆緊？這些團體的訴求是否存在衝突？

吳蓴思：“左右”這個詞或許有點過了，用“影響”可能更合適。特朗普對關税有偏好，美國強化對華高科技管制的總體趨勢恐怕也很難改變。更可能出現的情形是具體情況具體處理。很多美國人也説，增加關税實際上是增加了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但特朗普更關心關税帶來的其它利益，比如，增加政府收入、迫使企業到美國設廠等。

我們近期看到了美國農業團體對特朗普政府的影響力。美國股市、匯市、債市的波動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影響特朗普的決定。美國大公司也有遊説特朗普的能力。然而，在當前美國總體上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要對華進行打壓的背景下，我們不宜過高估計這些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只能在特定條件下讓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行動更謹慎些。

特朗普與英偉達CEO黃仁勳 圖源：紐約時報

觀察者網：報告標題中的“拐點”具體指代何種性質或程度的美對華政策轉變？您判斷出現這種拐點的關鍵標誌性事件或信號會是什麼？

**吳蓴思：**如何界定“拐點”確實有很多討論。在我們召開的專家討論會以及外審專家意見中，也都談到了如何界定“拐點”的問題。我覺得至少有兩種討論“拐點”的思路：

一種是“結構性”的拐點。這種拐點取決於國際體系的重大變化或者大國力量對比出現的根本性變化。比如，美蘇兩極格局的變化以及冷戰結束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等。

另一種，我稱之為“事態性”的拐點。也就是我們報告中解釋的，美國對華政策由於某種原因出現偏離原定軌道的現象。我們認為，在當前階段，特朗普2.0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仍可採取不同性質的舉措，雖然在總體上美國仍將中國視為主要對手。我們的報告是年度工作的一部分，主要關注的還是當前、近期可能出現的變化。

我們之所以在今年的報告中提出“拐點”問題，是認識到特朗普2.0時期還是有一些與其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時期不同的特點。就中美關係而言，如何界定對方非常重要。當前，美國基本上仍是以“零和”視角看待中美關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使用的“戰略競爭者”這個概念非常糟糕。習主席在釜山見特朗普的時候説，中美應該成為夥伴和朋友。美國對華政策如果能向這個方向靠攏，那就是非常積極的進展。

觀察者網：您認為中國應對特朗普2.0時期對華戰略的最優先方向是什麼？迄今為止，對於特朗普的對華動作，我們總體上處於“被動應對”局面，而報告提出我們“仍應盡最大可能引導美國對華政策向建設性發展中美關係的方向轉變”，相應地，我們應如何引導？可以主動設置哪些議題？

吳蓴思：這個問題，我可能沒法回答得非常具體，因為我覺得我們對時代、對世界是有一個整體性的看法的。中國總體上認為美國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比如以零和方式界定中美關係，比如執意走逆全球化的道路等。所以，中國這些年經常講不要隨美國“起舞”。美國在對華關係中將標準設定為權力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冷戰”，中國不這麼看。中國考慮的是，是不是站在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上，是不是有利於讓人民過上更美好的生活，是不是有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以，中國是從更大的格局上來看待對美工作的。

當前，經濟是中美都十分關心的問題，這應該是最前沿的問題。另一方面，考慮到美國打壓中國的現實，如何防止摩擦失控也是安全領域關注的重要內容。

我不記得我們報告中用過“被動應對”這個詞。我的觀察是，這些年來我們的對美工作既有底線思維，也體現了戰略主動。我們對中美關係的界定不再受美方影響，我們對議題的選擇也有自己的標準。當然，中美都在給對方出題。對於美國出的一些題，我們需要“應對”；美國也需要“應對”我們出的一些題。從實力上看，美國仍然更強一些，這也許就是提問中使用“被動”這個詞的原因。力量對比有歷史原因，是現實情況，但也在發生變化。

這些年來，中國一直在積極引導中美關係往健康穩定、建設性的方向發展。在對中美關係發展的方向上，我前面也説了，中國不接受美方用零和思維將中美關係界定為“戰略競爭”，中國認為，中美應“秉承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建設一個穩定、健康、可持續的雙邊關係。

在具體議題上，中國同樣不跟着美國的指揮棒轉。在經貿問題上，我們反對“脱鈎斷鏈”，抵制美國不合理的關税做法，積極維護產供鏈穩定；在地區議題上，我們反對冷戰思維指導下的陣營對抗，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支持區域國家間的互利合作；在全球性議題上，我們支持真正的多邊主義，今年還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議，為世界和平發展、各文明之間的交流以及應對全球性問題提供正能量。

老實説，我真的不認同“被動應對”這個詞。我覺得，我們要跳出美國的視角看中國對美外交。很多新的變化正在出現，有些傳統觀念和視角恐怕不再適合用來評價當前的中國對美外交。

2021年3月18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面對美國的無端指責，時任中國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説，“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説，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

觀察者網：報告提到，“中美經貿磋商機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雙方的摩擦，但並不足以為中美經貿關係長期穩定提供保障。中美在新的形勢下需要重建更加穩定的經濟互動模式。”請問對於“重建更加穩定的經濟互動模式”，您有哪些具體的設想或建議？

吳蓴思：我的專業不是經濟研究方向的，在這裏只能談一些我自己的想法。首先，當前的中美經貿磋商機制很重要。美方發動經貿戰後，這個磋商機制實際上處於應對摩擦的第一線。它的首要作用當然是要對應經貿戰的衝擊，不讓中美經貿摩擦失控。然而，在此之外，中美經貿磋商能否發揮更大的作用，可能還需要一些其它條件，比如，美方是否真正有意願推動中美關係向健康、穩定、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就我的觀察而言，中美經貿關係出現重大問題的時間點要回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使中美在冷戰結束後形成的經貿互動模式不再適用。之後，中美實際上開始尋找新的經濟合作模式。比如，在美國奧巴馬政府時期，中美曾商談雙邊投資協定。但是，這個協定因奧巴馬政府要推行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後來的特朗普第一任期等因素而停滯不前了。

中美更新經濟合作模式的努力受到了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因素的影響。中美能否找到新的契機更新、鞏固經貿關係這塊“壓艙石”至關重要。而其中更大的難點，我覺得也許不在經濟領域，而在政治、戰略領域。其實，在經濟領域，我覺得中美都不缺好點子，甚至有很多奇思妙想，但要讓這些想法變成現實，則需要更好的政治和戰略環境。

觀察者網：報告提到特朗普的對台政策呈現“功利主義傾向”，這是否意味着我們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內徹底解決台灣問題？

吳蓴思：這個問題的邏輯其實比較奇怪。也許是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了。特朗普確實具有“交易性”的特點。但是，我們也不宜過度解讀其所謂的“交易性”。有句話説：千做，萬做，賠本的買賣不做。特朗普説的“交易”，實際上明顯是“只取不予”，我們不要被一些表面現象所迷惑。

關於特朗普政府的對台政策，我們院有團隊近期也發佈了報告，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到我們院官網上查看。我想説的是，台灣問題是我們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我們“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我們對兩岸關係的觀察和解讀也不宜過度受美國視角的影響。

觀察者網：在俄烏衝突的相關研究中，您曾深入分析過核風險管控的路徑。將此視角延伸到中美關係，您認為在特朗普任內，兩國在台海、南海等區域性熱點上，迫切需要建立或強化哪些具體的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

吳蓴思：危機預防和管控是需要的，也是重要的。我以為危機預防比危機管控更重要。在這些問題上最好的危機預防方式，就是美國恪守一箇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別挑事兒、別越界。

危機發生了再管控，風險其實仍然比較大，負面效應也更大。當然，有管控機制要比沒有好。就此意義而言，要恢復和發展相關部門之間的溝通和磋商機制。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似乎非常不喜歡官方磋商機制，中美之間的很多磋商機制都由此停了下來，之後在拜登政府時期恢復了一些，但仍然比較有限。目前，中美在經貿領域建立了磋商機制，雙方外長、防長也進行了互動。希望在此基礎上，中美再有針對性地恢復和發展一些危機管控機制，助力中美關係“穩下來，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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