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台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台灣幫”——作為中國敍述的“台灣問題”

今天台灣地區的政治圖景固化在“台獨”或“獨台”的困境或危機中，而來自台灣地區內部的“社會主義統一派”的聲音開始突破重圍。“社會主義統一派”致力於修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敍述，強調“二二八事件”實質是國民黨腐敗導致官民衝突，由此促使台灣地區一代年輕精英轉向紅色中國。

在2016年第6期《開放時代》雜誌中，本文作者、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呂新雨從分析台灣地區的當代政治格局出發，回溯其在冷戰結構中的歷史根源，指出所謂“太陽花運動”與“台獨”思潮的背後，實質上是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與台灣內部藍綠政治危機的交織結果。而台灣社會的撕裂與經濟困境，則源於意識形態對現實發展的扭曲。

文章以藍博洲與陳明忠的研究為線索，揭示台灣近代史中被壓抑的左翼傳統，並進一步指出“台獨”意識的形成與蔣介石政權依託日本“白團”、延續冷戰反共結構密切相關。全篇試圖打破冷戰敍事的束縛，以歷史的還原為兩岸關係的未來提供新的理解視野。

【文/呂新雨】

一、引言：今天的台灣問題

2016年5月20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宣誓就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兩黨政治進入新一輪的藍綠循環。在很大程度上，這一就職也是2014年3月台灣學生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所謂“太陽花”運動的成果，當學生們衝擊立法院，蔡英文、謝長廷等民進黨領袖奔赴現場力挺，並非偶然。所謂“太陽花”運動，實質是台灣地區兩黨政治危機的內爆，無論藍綠陣營，這一政治危機其實是共享的，即這一政治危機受制於台灣地區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歷史與現實的位置，及其在後冷戰時期的角色，它使得目前台灣地區的政治圖景固化在“台獨”或“獨台”的困境或危機中。

自2013年中美首腦在安納伯格莊園會談以來，中國與美國形成了“新型大國關係”的博弈框架。事實上，正是中國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西進戰略遏制了美國重返亞太的步伐，並實質上成為西方“普世價值”新的競爭性話語，而這才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基石，平衡從來都是動態的角力過程，中美關係從來如此。這一大格局需要先釐清，這也是今天進一步分析台海局勢的前提。只要這一中美基本平衡不被打破，台灣地區分離主義的政治空間就會被壓縮。這可以類比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建交之後，台灣地區被迫放棄軍事威權體制。

但是，另一方面，大格局能否鎖定，卻是以區域博弈為前提的，這就為區域衝突重要性的上升製造了條件，台海問題與南海問題一樣——美國藉此作為重返亞太的戰略步伐，以及制衡中國的砝碼，卻因此更加活躍。7月12日，所謂“南海仲裁案”宣判菲律賓勝訴，否認中國“九段線”，美國率先表態要中國遵守仲裁。7月13日，韓美宣佈薩德反導彈系統在韓國部署。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界局勢波詭雲譎、風雲變幻，2016年註定將是不平凡的一年。

這一關係表現在台灣問題上，則是藍綠共享的、基於冷戰的政治意識形態與美國重返亞太之間的配合，和台灣地區經濟事實上承受“中國崛起”強大輻射之間的悖論。這一意識形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與扭曲在台灣地區社會不斷內爆，“太陽花”是這一危機的加深和表現。隨着民進黨新一輪上台，對執政“合法性”的意識形態汲取會進一步加深，涸澤而漁，台灣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困境會因此加劇。在世界經濟陷入不穩定和動盪的歷史關頭，台灣地區經濟發展如果不搭乘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的火車，幾無可能解決困境。“太陽花”運動以社會運動與政黨政治聯袂的方式狙擊兩岸經濟融合，並無前途。但是，社會的兩極化和撕裂——這一在過去十餘年間加速發展的危機，卻有可能如失閘列車。

這也意味着台灣問題背後，即處於劇烈變動世界的格局將繼續以不同的方式制約和影響島內的政治格局，因此，需要把動態的變化與結構性制衡結合在一起來測繪。

在此視野中，作為致力於打破“台獨”和“獨台”困境的艱鉅努力，來自台灣地區內部的“社會主義統一派”（以下簡稱“統左派”）的聲音開始突破重圍，在海峽兩岸逐漸浮出地表，值得特別重視。“統左派”包括台灣原住民部落工作隊、台灣抗日誌士家屬聯誼會、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勞動黨、夏潮聯合會、《海峽評論》雜誌、中國統一聯盟、人間出版社，以及因應兩岸和平發展新形勢而於2014年由以上8個團體發起組成的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與勞動人權協會、《遠望》雜誌、辜金良文化基金會、中華基金會等相關團體，雖然目前屬於少數，或極少數力量，但卻是台灣地區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繼承，它的歷史脈絡需要新的理解，其發展潛能需要重新評估。

自2014年藍博洲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在中信出版社出版，至2016年4月《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在三聯書店出版，圍繞着兩書的議題，兩岸都展開了一系列重要討論。本文以藍博洲的歷史考察和陳明忠的口述史作為左翼的閲讀線索，勾勒這一撥重新崛起的歷史敍述，即台灣地區“統左派”所致力於對台灣地區歷史的撥亂反正；作為對比閲讀的則是右翼《蔣介石與白團：最後的帝國軍人》一書，它的中文版2015年1月由聯經出版社在台灣地區出版。事實上，它們分別從左右相反的方向撬動了台灣藍綠政黨政治所共同奠基的歷史敍述。

二、解開歷史敍述的糾結：“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統左派”致力於修正的核心歷史觀不是別的，正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它們觸動的是台灣地區社會的交感神經，也是藍綠陣營歷史敍述的樞紐和關鍵——只有解開此結，建築其上的意識形態才會崩解。“統左派”強調“二二八事件”實質是國民黨腐敗導致官民衝突，由此促使抗日的台灣地區一代年輕精英轉向紅色中國。蔣介石政權來台最初被清洗迫害的恰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後，在得到美國支持下，蔣始放膽大開殺戒，屠殺左轉的台灣地區的本土精英和平民，一代人倒在血泊中，是為“白色恐怖”。這一歷史被國民黨刻意湮沒，並被民進黨蓄意曲解——這是今天的海峽兩岸首先必須面對的歷史大考。2016年4月25日，藍博洲應筆者邀請在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題為“尋找被湮滅的台灣理想主義”的講座，通過講述台灣地區先烈共產黨人郭琇琮的人生故事，他尖鋭地指出：台灣人已經成為歷史的難民。

“二二八”事件

其實，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紅色中國的周邊，“白色恐怖”不僅發生在台灣地區，也發生在印尼、韓國、越南等地。大規模對共產黨和傾向左翼的平民恐怖鎮壓和大屠殺，都是美國支持下的威權軍事政府所為，一如台灣地區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但是，在美國主導的冷戰話語霸權之下，這一歷史在很長一段時間是被抹殺的。1993年，台北六張犁墓地發現201個在馬場町刑場槍決而被時代棄葬的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據民間機構的統計，“白色恐怖”期間被以共黨罪名殺害的人數約五千人，被判處徒刑的上萬人。而按照陳明忠的估算，因為“匪諜”案件被捕者達十四、十五萬人，其中約40%是外省人，而當時外省人佔台灣地區總人數不到15%，可見“白色恐怖”並不是族羣問題，而是“白色恐怖階級對所有被統治階級的恐怖行為”。[1]

2002年由於颱風掀開了一個埋有眾多遇難者遺骸的墓葬，韓國李承晚政權對共產黨和受牽連平民的大屠殺才陸續在公眾面前被披露，2008年美國檔案館公佈的解密檔案證實了這場大屠殺，據歷史學家統計，死難者高達十萬之眾。而印尼在美國支持下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蘇哈托政權對共產黨和平民的大屠殺至少三十萬以上，卻直到美國導演奧本海默2012年拍攝紀錄片《殺戮演繹》、2014年拍攝《沉默之象》之後，才得以逐漸為世人所知。更不用説1950年—1975年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美國直接軍事對抗紅色陣營，造成包括平民在內數百萬的死亡。其實，如果把50年代以來美國在亞洲的行動邏輯與其在拉美、中東的表現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邏輯在不同時空中的演示。

但是，20世紀針對共產主義運動而興起的、包括上述大屠殺在內的法西斯主義行徑最終被歸結為民族、種族和族羣問題，卻是21世紀的症候。它與今天重新復活的宗教原教旨主義、種族主義和狹義民族主義是同一個歷史進程的不同面向——這已經成為今天這個世界上難以打開的巨大糾結，並從中不斷內爆出新的暴力和人道災難。正如非洲學者穆罕穆德·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在《好穆斯林、壞穆斯林：冷戰與恐怖的根源》中以清晰的歷史脈絡所描繪出的那樣，美國的中東戰略正是今天世界“恐怖主義”的來源。[2]

今天的後冷戰時期，世界主流媒體的歷史敍述（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冷戰的框架下，繼續型塑着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以及中國在其中的位置、海峽兩岸的關係。所謂台灣問題的死結其實正是這一序列的後果。在藍博洲看來，“白色恐怖”不僅僅是殺了多少人的問題，而是摧毀了日據以來台灣地區進步思想的傳統，也因此消除了台灣地區社會的良知與正義，以至於整個社會思想意識長期陷入喪失民族主體性的可悲的虛脱狀態。

藍博洲講述了他如何從一個懵懂的鄉下野孩子，受現代主義影響成長為找不到生活意義的文學青年，在冥冥中，通過文學的方式，忽然與台灣地區處於地下的、被湮沒的紅色歷史相撞，所受到的心靈震撼和成長曆程——這一看不見的“理想主義”頓時攫取了他的全部身心，讓他立志要把自己的生命也獻祭給這一歷史。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力量能夠讓一個60年代出生的台灣地區文學青年從此放下一切，無怨無悔，自覺地把自己的個體生命與此相連？為了這些被遮蔽與遺忘的故事能夠被重新講述，藍博洲做了艱苦卓絕的檔案調查，大量尋訪當事人。對於被權力刻意掩埋的歷史來説，重新挖掘的困難，以及各種政治與經濟的壓力，在今天台灣地區社會的政治生態下是可以想見的。但是藍博洲執意用自己手中的筆去穿透既有的冷戰歷史敍述的鐵幕。因為這樣的重負和孤寂之路，他有時候也會表露出一絲懷疑，以一己之力對抗這一強大的歷史霸權，究竟能否產生意義？對於解開這一巨大的歷史糾結，到底能否產生影響？也許我們今天尚無法給出答案，的確。但是，共產主義運動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這一在台灣地區被隱匿和鎮壓的巨大存在，是必須面對的，這一巨大的歷史糾結和傷口必須被重新打開，民族的未來才有希望。未來是從現在開始的，現在是從過去生長出來的，正如藍博洲的工作所證明的那樣。撬開歷史的巨石，縫隙下才會有綠草的生機，才能重新開闢出新的歷史視野和歷史動力。

通過藍博洲展示的照片，這些死去的英靈年輕的面孔穿越時空與我們面對面。與這些澄澈的眼神對視，我們會發現他們還活在今天。守護着這些在“白色恐怖”中為理想主義而獻身的英靈們，藍博洲把自己當年所感受到的震撼如火炬般傳遞給我們，讓我們與20世紀最波瀾壯闊的歷史有了心靈的對撞。歷史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想，才能夠傳遞下去。歷史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被激活。

三、從“白團”到“台灣幫”：“台獨”的歷史根源

其實，藍博洲講述的這些故事我們既陌生又熟悉。作為20世紀50年代台灣地區共產黨人的故事，不難發現，它們實際上就是20世紀中國的故事，與中國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血脈相連。藍博洲用“歷史的難民”來形容今天的台灣地區，批評今天不願意當中國人的大陸人比台灣人還多，都是陷入一種歷史的難民記憶裏。的確，持續發燒的民國熱，把民國看成是一個黃金時代，在藍博洲看來都是奇怪的謬論，這本身不就是“歷史難民”的表現嗎？他難掩悲憤地説，蔣介石把進步的抗日青年都抓去坐牢、槍斃，重用一些當漢奸的人，把是非、忠奸都顛倒了，社會價值和正義都破壞了。蔣一方面重用由日本關東軍組成的“白團”來訓練“國軍”反攻大陸，另一方面用依託武力的土改逼出了舊地主階級反共反蔣、親美親日的“台獨意識”。大陸一些歷史學家對蔣介石的肯定，在他看來怎麼樣都無法接受，蔣有什麼“民族大義”？！不過是堅持所謂“漢賊不兩立”而已。現在竟然還有人歌頌蔣經國是民主的，這是歷史事實的顛倒，他不得不如此，國民黨的“獨台”政策就是從自稱也是台灣人的蔣經國開始的，因為反攻無望而開始搞“獨台”，即不改變國號的“台灣獨立”。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藍博洲提到的“白團”問題，1996年台灣林照真曾出版《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秘史》初揭面紗，2008年《朝日新聞》前駐台北特派員、日本媒體人野島剛開始調查此事，他撰寫的全面披露此段歷史的《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一書，2014年出版於日本，2015年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中文譯本。不是“二二八事件”之後，而是自1949年7月敗退台灣伊始，蔣介石就開始秘密組建和重用前日本帝國舊軍人為成員的“白團”，他們同年秋天陸續抵達台灣。這是一個對抗紅色中國、前後延續二十年（1949—1968）的大規模、有組織性的軍事支援活動，與抗美援朝戰爭和越南戰爭幾乎平行，其實並不奇怪。“白團”名稱來源於日本前陸軍少將富田直亮的中文名“白鴻亮”，以“白”為姓，正是包含了對抗共產黨“紅色”之意。中華民族剛剛浴血奮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掃除台灣，蔣介石就從後門把這些民族敵人引進寶島，這難道不足以讓藍博洲質問和嘲諷蔣的“民族大義”究竟何在嗎？蔣本非不自知，作為二戰之後等級最高的軍事機密，為了掩人耳目，所有日本軍人都偽造了中國名字的護照。可以説，在任何意義上，“白團”都屬於蔣介石政權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的序列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玉音放送”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而在“玉音放送”之前，蔣介石就已經在重慶發表了被日本人感恩戴德地稱為“以德報怨”的著名演講：“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的暴行，以侮辱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絕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3]——其“終止”在於反共。此時，蔣介石已經在考慮利用日本軍人來對付共產黨。中國的日軍頭號戰犯是岡村寧次，他不僅是設置“慰安婦”的始作俑者，也是1933年臭名昭著的《塘沽協定》的強硬主導者，由蔣介石授意何應欽與之簽署的這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滿洲國”割讓給日本，併為日本進入華北敞開大門；岡村寧次更在侵華戰爭後期成為日本侵略軍總司令。這位始終處於侵略中國前沿陣地，最終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被延安的中共列為榜首的頭號戰犯，在蔣介石的庇護下，成功逃脱東京大審判，併成為日後日本對“台灣當局”的主要支持勢力。

1945年12月23日，蔣介石接見囹圄中的岡村寧次，岡村對蔣此次的印象是“始終帶着微笑，充滿令人感動的温柔敦厚”。[4]在中國關押期間，國民黨知日派持續拜訪岡村並向他諮詢反共作戰的建言。1948年1月26日，石美瑜擔任審判長的上海戰犯審理法庭中午休庭時，石召集法官們來到審判長室，取出蓋有國防部長徐永昌大印、寫着“無罪”的判決書，告知大家：

我坦白告知各位，這起案件已經由高層決定了。我對此無能為力，大家現在就在這份判決書上簽字吧。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無法勉強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間裏，國防部派來的軍法官已經在那邊待命了。就算我們不署名，他們也會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結果還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來，我們會被全體帶到警備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5]

1948年11月曹士澂在國民政府國防部處置岡村寧次的會議上強調：“眾所周知，岡村一向堅守反共立場，若是將他處以死刑，正好稱了中共的意。相反地，將他釋放回到日本，則是相當有利的決定；岡村必定關於感於這份恩義，在日本繼續堅持反共的立場，並且很可能在將來的反共戰爭中，成為支援中國的一股力量。”[6]曹正是後來組建“白團”的主要推手。

在國內外輿論強烈的抗議聲中，1949年2月4日，岡村寧次以“無罪”之身搭乘美國軍艦“威克斯號”安然回到日本，同船抵達橫濱港的還有260名戰犯。港口高懸日本國旗迎接，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參謀第二處的利米中校接應時表示：“這是我的上司，為了將軍的到來而特地懸掛的。”GHQ副參謀長威洛比少將派人去醫院見岡村，後贈送美軍將官的營養口糧和盤尼西寧。岡村則直率地提出：“為了將南下的共軍阻擋在揚子江一線，希望美軍能夠派遣兩個師到華中地區。”至此，GHQ-日本舊軍人勢力-蔣介石的反共聯線已經開始形成。[7]

1949年4月，曹士澂赴日本任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第一處處長，主要任務就是“集結日本正規軍人組成‘國際反共聯盟軍’，對共產黨發動反攻計劃，隨後演變成在日本組織軍事顧問團，前往台灣助戰的計劃”。1949年5月30日他在與岡村密議之後，拍電報給蔣介石：

麥克阿瑟將軍和美國國策之前的矛盾已然表面化；將軍希望能夠確保遠東，並在此展開反共活動。我國剛好可以利用這點，發動反共同盟、組織國際聯軍，在亞洲展開長期抗戰，並且獲得最後的勝利。除此之外，東京是東亞各國代表機構雲集的場所，在麥克阿瑟的反共精神號召下，聯合各國共同合作也較為容易，這也是相當有利的地方。[8]

1949年7月30日，蔣介石兩次召見曹士澂，深思熟慮之後批准了曹的方案，由岡村寧次擔任“保證人”的中日反共聯盟“白團”正式誕生。二十年間，先後有83名日本軍官加入“白團”，其中82名上過中國戰場。

1949年12月7日，即日本投降四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個月，蔣介石政權不得不全部敗退台灣。岡村寧次1949年12月31日給蔣介石的信，明確描繪集結“反共同志”支持蔣政權的藍圖，“我國的反共同志，對於閣下確保台灣、長期堅持下去，並且在時機到來之際反攻大陸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並且深深祈願閣下的成功”。[9]

由此，可以再聆聽一下蔣介石在“白團”擔任教官的“訓練營”上的訓話：

以往東方各國中，要算日本的軍事進步最快，而且文化社會與我們相同，尤其是他們刻苦耐勞、勤儉簡樸的生活習慣，與我國完全相同，所以這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訓練你們。……唯有以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性能，東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道路，這樣訓練，才能真正復興東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東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們的革命事業，洗雪過去的重大恥辱。

但是也許有人會説，日本同我們經過八年戰爭，過去他們侵略我們，做過我們的敵人，現在我們打了勝仗，還要請他們來當教官，實在不能使人悦服。大家是不是也有這種觀念呢？如果也有這種觀念，那就是一個極大的錯誤。[10]

在這篇講話中，蔣介石反省了中國憑什麼打敗日本？“一半是靠着總理的主義和正確的國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國的援助，才有此僥倖的勝利”。在蔣的視野中，人民戰爭並不具有任何決勝的意義。這段話，應該請海峽兩岸的民國“歷史難民”們多讀幾遍。一面是對日本侵略者的“温柔敦厚”、“以德報怨”，一面是對島內長達二十年的“白色恐怖”，這一基本事實還不足以説明歷史的“真相”嗎？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受此影響，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閃電建交。蔣介石陷入悲觀絕望，富田直亮召集前“白團”成員署名“共存共亡”決議書遞交給蔣，為其打氣。1975年蔣介石去世之後，蔣經國懇請富田直亮繼續留在台灣，要“接受白將軍的指導”，並授予其上將軍銜，“白將軍”成為台灣地區第一個外籍軍事將領。回到日本的“白團”成員則組成“岡村寧次同志會”，其活動檔案秘密部分保存在靖國神社檔案室。[11]

更重要的是，回到日本的“白團”成員成為戰後日本所謂“台灣幫”的主力，他們構建了蔣介石政權與日本右翼前軍人勢力，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戰前財閥、政客與官僚等軍國主義餘孽組成的反共大聯盟，成為戰後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壇的主導性力量。被認為是“台灣幫”之祖的岸信介，正是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的外祖父。

岸信介是操縱偽滿洲國的五巨頭之一，東條英機內閣成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甲級戰犯嫌疑人。1957年作為甲級戰犯的岸信介在美國的支持下，出任自民黨總裁和內閣首相，這曾被《朝日新聞》認為是日本無法追究戰爭責任的原因。岸信介上台後即多次訪問台灣地區，與蔣合作反共大計。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強行推行和批准與美國簽署新《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增加“遠東條款”，即美日安全防衞的範圍以日本為中心，包括“菲律賓以北，中國沿海和蘇聯的濱海邊疆區”[12]，此條約在日本曾激發出戰後最浩大的社會運動，幾十萬人上街示威，即為著名的“安保鬥爭”。1960年7月岸信介遇刺受傷，辭職下台。1969年台灣地區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動搖，岸信介鼓動台灣地區放棄安理會席位的同時保留一般成員國席位。從扶蔣反共到支持“兩個中國”， 日本右翼反共、反華、親美、親台的政策路線在岸信介手中已經完成了它的自我邏輯，台灣地區正是其邏輯中的重要扣環。在岸信介之後，其胞弟佐藤榮作在1964年至1972年長達八年的執政期間，追隨美國，繼續執行岸信介的路線，自行延長《日美安全條約》，出台“台灣歸屬未定論”。但中美建交，美國並未通知日本政府，佐藤榮作因此下台。

1972年日本邦交正常化之後，“台灣幫”進入更加制度化、程序化的組織過程，成為有組織、有綱領、有政策方針和行為目標的政治勢力。1973年被認為是日本“台灣幫”正式形成的一年，出現了兩個組織形式：一是“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是老巢和據點；另一就是“青嵐會”，由年輕的自民黨右翼議員組成。這兩個組織的幕後策劃者都是岸信介，他們把持了日本的安保和外交決策大權。[13]其主要訴求就是在日美安保體制的框架內與台灣地區加強安全合作，把台灣地區納入美日軍事同盟框架和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宣稱安保體制適用範圍包括“台灣海峽”。冷戰之後，“台灣幫”東山再起，勢力更加強大。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宣言》和1997年《日美防衞合作和指針》連續出台。“台灣幫”對李登輝、陳水扁的上台，都起了關鍵性作用，已然是“台獨”勢力的鼎力後盾。李登輝的“兩國論”拋出後，“台灣幫”即為日本支持分裂中國之政治勢力的大本營，不斷策劃李登輝訪日計劃。與此同時，日本否認侵華、殖民“滿洲國”為侵略歷史翻案之言論甚囂塵上，也就勢所必然。

從蔣介石“以德報怨”任用“白團”，到李登輝公開“台獨”主張，其間的邏輯其實是一致的。這既體現為蔣介石在戰後台灣極其困難的經濟環境下，花大價錢收買和優待“白團”成員，也表現在李登輝上台後，不惜大量重金收買日本各界重要政治人物。其方式主要有政治捐款、提供活動資金、認購日本政治家的集資宴會券、邀請訪台、以學術研究名義提供經費、大型建設項目招標向日本公司傾斜等。石原慎太郎曾解釋日本公司拿下台灣高鐵的政治意義——“日本內閣成員就能正式訪問台灣，來台參加剪彩儀式”[14]，從而提升雙方的“實質性”關係。

歷史並沒有結束。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2014年4月日本“白團”團長富田直亮（白鴻亮）逝世35週年前夕，白鴻亮之子，時年77歲的富田重亮再度訪台，參訪當年“白團”成員在台足跡。[15]另據日本《產經新聞》2015年9月22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日前往靜岡縣小山町為外祖父岸信介掃墓，專程向外祖父報告解禁集體自衞權的安全保障相關法案在國會通過的消息。[16]

1945年日本投降後，以士紳家庭為主的皇民化家庭，在土改中是利益受損者，他們構成了“台獨”勢力在台灣地區的温牀。這就是陳明忠提出來的重要的“台獨土改起源論”的判斷，他發現“台獨”分子實際上多是因國民黨的土地改革而沒落並流散在日美等地的地主子弟，他們進一步與台灣地區中小企業主結合而壯大，這些人中很多也是地主在土改後獲得“四大公司”股票轉型而成。[17]他從獄中親身經歷發現，“白色恐怖”時期真正的“台獨案者”是1960年之後才逐漸增加的，這符合海外“台獨”運動的開始時間，而與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時間上差距太多。

1960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社”，出版鼓吹“台獨”的《台灣青年》雜誌，1965年改名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台獨基本教義派”大佬黃昭堂曾任該社中央委員會委員長。1970年，總部設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成立，黃為中央委員，並自1995開始擔任總本部主席，“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2000年陳水扁上台以來，黃被封為第一、二、三屆“總統府國策顧問”。2002年5月，由黃昭堂為共同召集人的“台獨基本教義派”發起“台灣正名運動聯盟”，鼓吹“台獨”“建國”。黃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對台獨聯盟成員從未有壓迫動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灣早日獨立，因為如此比較合乎兩國利益。”1996年台海危機，日本防衞廳邀請黃昭堂參觀陸上自衞隊舉行的年度軍事演習，公開為“台獨”勢力撐腰。[18]黃既然是李登輝和陳水扁的鼎力支持者，自然也是蔡英文的力挺者。所以他於2011年手術中突亡，蔡第一時間緊急趕赴醫院。[19]2010年安倍訪問台灣地區，特別要訪問民進黨，並拜會蔡英文。[20]今天的日本右翼勢力與“皇民化台獨”派的合謀，已經是一個不用掩飾的“陽謀”了。

由此，陳明忠質疑“台獨”的“二二八”起源論，並引證台灣歷史學家戴國輝的論點，即“台獨”運動的形成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是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的事情，與“二二八事件”無關。

四、紅色血脈：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台灣歷史

只有把上述被隱藏的歷史揭開，才能明白為什麼被國民黨屠殺的這一批人都是台灣地區年輕的知識精英。台灣地區作為日本的殖民地，一代最優秀的年輕人首先是在反殖民運動中背叛自己出身的皇民化階級。他們歡呼台灣迴歸祖國，卻被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表現出的腐敗所戕害，在痛心疾首地追尋理想的過程中，他們的認同從“白色祖國”轉向了“紅色祖國”。這一鮮血接續的紅色血脈雖屢遭酷壓，卻如地泉，從未消失。日據時代第一波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愛國民主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被翦滅；“二二八事件”之後轉向紅色中國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至50年代也基本被殺絕；70年代在陳映真和《夏潮》雜誌的影響下，通過鄉土文學的論爭，啓蒙了藍博洲這一代60年代出生的新人，其《台共黨人的悲歌》就是通過奮力挖掘兩岸關係中這一失蹤的共運史，使之能夠重新突躍出地面。而受難者與倖存者陳明忠先生就是在獄中被這些慷慨就義的烈士們所感召，成為這一血脈承前啓後的歷史傳遞者和證人。

50年代，台灣年輕的外科醫生郭琇琮寫給妻子的最後字條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這片熱愛的土地上，或許對老鄉種空心菜有些幫助——當年輕的藍博洲聽到這樣的遺言時，如遭雷擊，台灣曾湧現過如此優秀的人物，之前卻從不知道，這激發他去追尋他們的遺蹤。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念，並不僅僅是西方舶來，更是中國，包括台灣本土在特定歷史脈絡下鳳鳴谷應，呼應出來的理想，這一過程並沒有結束。正是在尋找的過程中，青年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遇並結合，這本身也是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理由。只有把這一歷史與新中國的建立重新並置在一起，才有可能把台灣地區被湮沒的歷史血脈接續下去，把今天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使命接續下去。

藍博洲在講座演示的PPT中，有一張手書的《安息歌》。這是和郭琇琮同一天走向刑場的年輕共產黨人許強手抄給妻子的遺書，他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優秀畢業生，他的日本老師曾認為，如果亞洲有人能夠得諾貝爾醫學獎，許強會是第一個。但是，他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革命之路。遺書沒有私語，其實是兩首歌的歌詞，一首是《萬里長城》，另一首就是《安息歌》。《安息歌》是他在牢房裏向從大陸來的難友學會的：

安息吧！

死難的烈士，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你是民族的光榮，

你為愛國而犧牲。

冬天有淒涼的風，

卻是春天的搖籃。

安息吧！

死難的烈士，

別再為祖國擔憂。

你流的血照亮着路，

我們會繼續向前走

去爭取民主／族自由

有意味的是，民主的下面，許強用筆添加了一個“族”。在他的理解裏，民主與民族的自由，正是互相聯繫、無法分割的追求。

《安息歌》 （圖片來源：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

據台灣年輕學者邱士傑的考證，《安息歌》起源於抗戰勝利後的昆明，是對1945年西南聯大反內戰學生運動被國民黨彈壓的“一二一慘案”死難者的悼念，歌詞由上海學生、地下共產黨、著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成幼殊為上海各界公祭大會所寫，並在反內戰運動中傳唱至全國。[21]但是，慘案十二天之後，即12月23日，蔣介石就以“令人感動的温柔敦厚”接見了岡村寧次。而這一反抗國民黨在大陸實施法西斯暴行的歌曲，成為台灣“白色恐怖”中牢房的戰友每天送別年輕的台灣共產黨人走上刑場的告別曲，它所講述的“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不正是一個民族共同的歷史與命運嗎？

午夜時分，我在網上找到這首歌的視頻[22]，當深情悲壯的旋律從夜深人靜的歷史深處迴響起來，心潮跌宕起伏。與《安息歌》抄錄在一起的是《萬里長城》，這首曾傳唱中國大江南北的抗日救亡歌曲：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曾被日本佔領的東三省的命運，被台灣的先烈視為迴歸祖國的信念。

其實，“台獨”作為日美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遺產，對於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來説，卻是基本判斷。

1963年10月9日周恩來與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的談話，分析了日本“有些人”對台灣的“感情”。第一種是殖民主義的感情，認為台灣地區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國曾經把它割讓給日本，同日本有五十年的關係，希望台灣地區從屬於日本。既然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之下，就應該仍然回到日本的手裏。周總理指出，這種想法是不正義的，是帝國主義思想，凡是有正義感的人都不會贊成這種想法。第二種感情是軍國主義的感情：

如岡村寧次，他本來是頭號戰犯，應該受國際法庭的制裁。但是蔣介石卻有意識地把他留在中國，後又放回日本。這些老軍國主義分子對蔣介石有好感，對中國人民沒有好感，他們要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蔣介石也想利用他們過去侵略中國的戰爭經驗。他們互相勾結在一起，至今仍有往來。有這種思想的人只是日本極少數的右翼分子。他們仍想復活軍國主義。[23]

在這篇對談中，周總理點名批評岸信介政府“不願意促進中日友好，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並製造了1958年4月30日的長崎島侮辱中國國旗事件。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政府如果把台灣問題看成是中國的內部問題，和新中國建立關係，讓中國自己去解決台灣問題，問題就不復雜。但是美國要控制日本，日本完全是被動的，不得不同受美國控制的台灣地區締結“合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被排除在外。國際關係如此複雜是美國造成的，是日本追隨美國造成的，不是中國造成的，這是我們的難處，不是你們的難處。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國內問題，是美國插進來把它搞成了國際問題。美國人怕我們和蔣介石談判，怕蔣介石拋棄美國，同時美國也不願意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怕打起來對美國不利。美國的做法是要保留在台灣地區和台灣海峽的軍隊，保留軍事基地。蔣介石反對美國這種做法，怕有一天自己被遺棄，美國人自己控制枱灣地區。在這一點上，蔣介石反對製造“兩個中國”。這和東德、西德等其他國家的情況不同，台灣地區的現狀是由中國的內戰形成的，沒有美國扶植，國民黨政權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蔣介石只是害怕被美國拋棄，被替代，才反對獨立。所以蔣去世之後，國民黨滑向美國保護下的“獨台”，已勢所必然。

事實上，50年代的國民黨就一直積極經營對美國國會和社會組織的遊説活動，形成了以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合國為目的，推行麥卡錫主義的“百萬人委員會”。從麥卡錫時代到今天，台灣當局以黑金政治手段和各種智庫、基金會、研究院、文化交流機構和情報網展開遊説活動，基於共同的反共意識形態，營造國會內外親台的“台灣幫”，並通過新聞媒體宣傳中國威脅論。[24]一頭向美國的“台灣幫”政治獻金，另一頭向日本的“台灣幫”政治獻金，不惜做“散財童子”的台灣當局，從國民黨到民進黨，積極尋求美日霸權庇護下的依附地位，其行徑並無二致。從蔣介石與岸信介的密切合作，到岸信介孵化的“台灣幫”和安倍晉三對民進黨的支持，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邏輯一以貫之。8月3日，安倍改組內閣，出任防衞大臣的是極右翼稻田朋美，她曾多次高調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存在和日本侵略歷史，宣稱東京審判非法，主張日本擁核。安倍內閣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刻都接近修改和平憲法的修憲目標。[25]

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之際，重温周總理的講話，具有特別切實的意義。1971年，周總理和基辛格談判的首要問題就是台灣問題，“一箇中國”的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建交，這是底線。制衡美國，以及美日霸權結構，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提，過去如此，今天更是如此。只有世界霸權格局的切實改變，才能有“一箇中國”的真正實現。

1976年，已經是中美建交之後，陳明忠卻在台灣再次被抓進大牢，嚴刑逼供，九死一生，留下終生殘疾。在海外保釣人士的營救下，得以免於死刑，改判十五年徒刑。在他看來，“一九七〇年代初國際形勢變化，‘中華民國’失去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在島內，黨外又在選舉中興起，國民黨更加害怕。但它又有美國的壓力，美國暗中支持‘台獨’，枱面上要蔣經國實現台灣民主改革，開放民主黨派。所以蔣經國不能直接對黨外下手，只能設法證明，黨外人士後面是共產黨。美國痛恨共產黨，只要牽涉到共產黨，就不管什麼民主人權了，殺‘台獨’分子不可以，殺共產黨他就不管”[26]，這就是他再陷囹圄的根源！11年後，1987年陳明忠獲准“保外就醫”，1988年蔣經國去世後獲准減刑，1990年才獲准可以出境——此時東歐劇變已經發生。

今天中國革命的歷史一頁已經沉重地翻過去了，很多人願意把它永遠地埋葬，而不是打開，這就是近年來大陸革命烈士被蓄意污名和誹謗的故事不斷髮生的原因。因此，台灣“統左派”給大陸的挑戰，或者説激發是：今天中國革命的歷史究竟應該怎樣講述？如何重新回到革命的理想主義來兑現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承諾？它是真真切切用海峽兩岸先烈的鮮血換來的。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的承諾在今天，怎樣通過革命歷史的再講述獲得踐行？魂兮歸來，這是今天紀念兩岸革命英烈的歷史使命。起英靈於地下，藍博洲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招魂者，讓過去引領未來，社會主義中國的未來。

今年是“五四運動”97週年。從“五四運動”到抗日救亡的“一二·九”運動，再到西南聯大“一二一”反國民黨、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它的延長線正是“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民主運動。這一歷史血脈是以張志忠、郭琇琮、許強、鍾浩東、蔣碧玉、陳明忠等為代表的一代台灣精英用青春的生命和熱血鑄就的。“你流的血照亮了路”，歷史不是別的，是血脈。只有犧牲的英烈從歷史的暗夜中浮現，才能讓晦暗的歷史重新有光。

五、作為台灣問題的“新民主主義論”與“轉型正義”

“台獨”一方面是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在美日主導的冷戰地緣結構中的位置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則是國民黨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和軟弱性所滋生出的，民進黨其實繼承了這個衣缽——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需要重新來討論新民主主義的問題。

1945年—1949年，台灣地區是中國實現民族民主解放鬥爭，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1949年—1987年，台灣地區陷入近四十年的軍事威權和白色恐怖，是美、日主導下的冷戰前沿，左翼力量遭到殘酷鎮壓，《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就是鮮明寫照。1972年，尼克松訪華，台灣問題首當其衝，中美通過艱苦談判確立“一箇中國”原則，由此迫使台北威權政府在1987年宣佈黨禁、報禁解除。1989年之後，蘇東解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大陸確立，歷史被西方陣營宣告終結。世界大勢所向，往往也是台灣船頭所向。今天，破冰之後的台灣卻如巨輪卡在歷史劇變的轉折處。報禁解除後的傳媒制度深陷市場化導致的惡質化，成為民主之殤；黨禁解除後的台灣政治生態則落入兩黨惡鬥的泥淖，無法自拔；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資本外逃，社會經濟停滯並大踏步倒退。兩岸關係百轉千回。

李娜（整理編輯）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1989年之後的世界大潮已經迴旋。在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後，暴露的卻是堅硬而嚴酷的現實。21世紀面臨的是新自由主義全面破產的新局勢——作為冷戰前沿而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基於地緣政治從西方陣營獲取的經濟紅利已經消耗殆盡。通過把海峽對岸製造為“他者”的敵對路徑依賴：政治和經濟的，也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是今天的世界大勢。這既體現為美國和北約為代表的政經軍工一體的世界霸權體系正在面臨198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危機；也表現為拉美“21世紀的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困境——拉美的地緣政治和經濟依附地位所決定和制衡的結果；更深刻的現象則是中國的崛起，無論如何評價，這都是世界史意義上的大事件。這就是今天新的三個世界的格局，不管願意與否，中國事實上已經構成制衡美國單極世界不可替代的力量。因此，無論如何理解作為“中國”的存在，它都必然是理解21世紀社會主義的出發點。

極富意味的是，陳明忠在出獄後痛切思考的正是社會主義與中國的前途問題。“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核心關切，這也是大陸思想界激辯的敏感話題——陳先生對此一脈絡及其背後的複雜勢力並不瞭解。這裏，我願意更多地從台灣地區和大陸對比的情勢出發來理解陳先生的表述。

首先，中國大陸作為憲法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否要退回到“新民主主義”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義”？按照毛澤東的闡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革命即已經從新民主主義階段過渡為第二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其標誌就是革命政權的轉變。而實現社會主義改造，是與實現國家工業化，即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聯繫在一起的。大陸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爭論，有一派觀點認為改革開放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過渡是錯誤的，中國目前從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到政治結構實際上是新民主主義，因此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回到新民主主義階段。這一派實際上屬於改旗換幟派，否定毛澤東時期的發展道路，其真正的意圖是西方式的社會民主主義。[27]這和陳明忠先生的思考路徑完全相反，這是首先需要釐清的。

陳先生從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出發，試圖超越所有權問題來探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味，這裏涉及的都是極其重大的理論問題，限於篇幅，無法做更深入的展開和討論，需另文討論。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其闡述，其旨歸依然是“一國社會主義”的延伸，“有民族主義的概念，才能反對帝國主義”，他據此批評台灣一些從美國回來的左派知識分子不明白這一點。[28]

陳先生強烈認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有其內在的理路，新民主主義的首要任務是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它是由無產階級政黨所領導的，是反帝統一戰線的形成。毛澤東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異常軟弱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29]過去的國民黨是這樣，今天的國民黨依然如此，國民黨並沒有完成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今天的國民黨應該超克的正是蔣介石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政黨的軟弱和妥協，回到孫中山開創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路，才是解決台灣政治困境的出路。正如在“白色恐怖”中坐牢最久的台灣馬克思主義政治犯林書揚所分析的，台灣屬於“新殖民地資本主義”，“新殖民地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在於其資本循環運動中，數個關鍵性的環節，無法擺脱，甚至被吸進境外資經濟強權的更大的資本環流中，不得不接受結構性的不平等交換，或不公正競爭。經濟的依附性反映為政治的附庸性。這就是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在其對外關係上常以‘西方民主陣營’的一員自居，謹守從無‘反帝’意涵的對外政策的理由”。[30]作為“統左派”最重要的理論家，這一分析切中肯綮。

在此意義上，台灣作為中國問題，是中國未完成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後階段。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展開，只能是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上的，“兩制”是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機結合。猶如毛澤東當年的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之所以是新的，正在於有十月革命之後的蘇聯存在，領導和援助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戰爭；在今天，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崛起併成為制衡單極世界最重要的和平力量，台灣的新民主主義任務只能，也必須是在與社會主義中國的關係裏獲得表達和完成。這就是陳先生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政治意識。

為此，作為被國民黨迫害和關押達二十一年之久、台灣最資深的政治犯，陳明忠勸諫和推動當時的國民黨主席連戰“有責任與義務去大陸與共產黨和解”，使得猶豫不決的連戰很感動，當場做了去大陸的決定。他説：

當年國共內戰，我們心向共產黨，被國民黨搞得家破人亡。應該説，內戰讓很多人受苦。但現在時代不一樣了，你們兩黨應該和解，不要再因為兩黨不和，讓無辜的百姓受牽連。如果你們能這樣做，我們的苦就沒白吃。我向連戰強調，兩岸分裂是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造成的歷史悲劇！[31]

對此，有難友很不理解與體諒，甚至為之絕交。其實，陳先生完全是從民族大義出發，而不是任何個人榮辱得失，這才是真正的民族大義！只有在認同民族大義的基礎上，才有統戰的可能。2015年4月公佈最新《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裏，對於統一戰線的闡述是：“統一戰線，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愛國者的聯盟。”[32]工農聯盟和社會主義是所有統戰工作的基礎，舍此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統一。由此提出的歷史使命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鞏固與提高，這將是決定性的。這在另一個意義上論證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解決台灣問題。而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所有曲折和困苦，其實都內在於台灣的命運之中。

2016年，陳明忠在新書發佈會現場（圖片來源：人民網）

蔡英文上台之後，把推動“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作為首要政治目標，既是針對國民黨合法性的釜底抽薪，也是為了抽掉大陸統戰的基礎，為其徹底的“台獨”鋪路，或者説斷路。在這個意義上，民進黨不可能認同新民主主義革命，這正是陳明忠思考“新民主主義論”的語境。民進黨自身既然根源於日本軍國主義庇護下的地主階級，發展的軌跡與日本右翼之間聲氣相合、互通款曲，與生俱來帶着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基因。其所謂“轉型正義”的核心正是以揭示“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真相為訴求。但是，這卻是以歷史話語解釋權的爭奪為前提的。蔡英文上台後新任命的“國史館”館長吳密察出台新規定，陸港澳的學者不能查閲保存在該館的歷史資料，對台灣人士則實行“申請預約制”，學界譁然。吳密察在“太陽花”、“反課綱微調”運動中表現活躍，多次發表“反中”、“獨派”言論，所以蔡英文任命其出任“國史館”館長，其意圖正是壟斷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術資源、掌控學術話語權。[33]在這樣的行徑下，“轉型正義”的真相還有可能嗎？

事實上，如果民進黨只針對國民黨，不針對當年支持、縱容和豢養國民黨的美日帝國主義勢力，相反，取國民黨而代之，無視民族大義和民眾福祉，繼續在尋求美、日軍事力量的庇廕下成為圍獵中國的棋子，就並沒有任何“正義”可言。

按照陳明忠的批判，“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圍堵中國，想要困死中國，二十年不承認中國；保護了被人民唾棄的政府，讓它隨意殘殺支持新中國的人，還連累一大批無辜。是誰‘不義’，不是美國嗎？同樣地，美國扶植韓國的李承晚、越南的吳庭豔，讓他們殘殺韓國跟越南的左翼分子和民族主義者。……造成台灣將近四十年‘戒嚴’的元兇，不是美國嗎？民進黨為什麼不去算美國的帳，不去跟美國要求‘轉型正義’？”

就是因為五十年代的殘殺，讓台灣人民對國民黨充滿了怨恨，民進黨才能藉此出頭。民進黨難道不是踏在左派跟無辜者的血跡上前進的嗎？民進黨曾經對那些犧牲的台灣左派，表達過一點起碼的敬意嗎？民進黨只聽那個罪惡之源——美國的話，怎麼還有臉跟別人講“正義”呢？[34]

更不用説今天的民進黨對日本殖民史的肯定，不僅表現在修改教科書、宣稱慰安婦是自願等對社會基本認知的扭曲，更是自覺尋求與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聯盟，這恰恰是對蔣介石反共衣缽的真正繼承，也是對“白色恐怖”“暴力”的真正繼承。在認同美日帝國主義霸權的世界格局下，“轉型正義”揚湯止沸，以族裔政治來取代和混淆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的正義，以族裔政治掩蓋階級問題，是其實質。種族主義和狹義民族主義的右翼民粹主義正是法西斯主義的温牀，台灣社會不斷出現的族羣衝突和社會暴力，正是其表現。這樣的“轉型”不可能轉向新的和平，而是相反。破解族裔政治與暴力、恐怖主義的互生關係，才是消除台灣地區內部與外部暴力的唯一途徑。

自蘇東解體之後，美國主導下的北約不斷擴張和東移，戰火相繼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敍利亞等地燃起，無人機下生靈塗炭，難民潮席捲歐洲，恐怖主義如影隨形，歐洲也不再太平。當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使得世界貧富兩極化加劇，因此重新燃起對國家保護主義的渴求，此為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根源，它與新自由主義是一體兩面的伴生關係。當國家喪失了保護和回應底層的能力，族裔民族主義就成為救世主，它是國家失敗的後果，而不是相反。在這個意義上，台灣右翼民粹主義的表現，是世界範圍內右翼民粹主義勢力上升的一個表現，也是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失敗的後果。今天，任何意義上的世界正義，都必須首先處理此一議題。

由此，後冷戰時代進入重要轉折點。

六、結語：作為“台灣問題”的中國敍述

台灣從5月20日蔡英文宣誓就職以來，一直拒絕對“九二共識”作正面回應，兩岸關係降至冰點。7月18日，蔡英文在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中，以“民意”為由明確表示不承認“九二共識”。而稍早的6月25日，為二戰中在沖繩島戰役中加入日軍戰死的數萬台灣士兵招魂的“台灣之塔”在沖繩島落成，蔡英文以“總統”之名為銘文落款，參加落成儀式的有激進“台獨”政黨“時代力量”、“台聯黨”，而“時代力量”正是“太陽花運動”的產物。[35]從民進黨到“時代力量”，“台獨”勢力日益需要以彰顯其與日本軍國主義的聯繫來獲得“本土化”的資源。把政治生命綁在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戰車上，背後依賴的正是作為冷戰延續的美日軍事同盟。但是，這一依賴已經不那麼可靠了。

今天的世界格局急速變化，中美之間的博弈則成為決定世界大勢的基石。6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塞爾維亞第一場活動是向1999年被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的前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舊址獻花圈、弔唁死難烈士，這也是17年來中國領導人首次親臨現場。1999年科索沃危機，北約在沒有獲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第一次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宣稱，持續發動長達78天的大規模空襲。這成為後冷戰時期的一系列症候性事件的開端。從前社會主義陣營下的科索沃危機、顏色革命，到中東“阿拉伯之春”、烏克蘭危機，後雅爾塔時代的地區危機不斷。今天，族羣衝突與難民問題成為21世紀最大的國際政治，接續的正是蘇東解體之後的世界形勢。6月25日，幾乎與英國脱歐同時，中俄兩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關於加強全球戰略穩定的聯合聲明》和《關於促進國際法的申明》，劍指“一些謀求獲得軍事優勢地位的國家和聯盟頑固拒絕討論削減和限制保障其擁有決定性軍事優勢的武器，這正是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遭到破壞的重要根源”，世人矚目。中俄重申維護和鞏固二戰以來的世界和平格局，回應的是當今世界的動盪，針對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醖釀的危險，由此呼喚新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在這一輪新的世界格局的重組中，在所謂“新的冷戰”降臨的時刻，中國的角色和責任之重前所未有。

今天“華盛頓共識”已經百孔千瘡，但是出路何在？就台灣問題而言，與反共意識形態的歷史敍述正面交鋒，已經無法迴避。事實上，“國民黨史學”早已乘着馬英九政權對美國所標榜的西方民主人權價值服膺的翅膀，成為大陸“民國熱”和“翻案史學”的推手，所謂“歷史虛無主義”的盛行，其功厥偉。在這一推動大陸加入“歷史難民”的意識形態的“難民潮”中，我們的市場化傳媒配合默契，成為意識形態陣地失守的典型表徵。而反抗和批判這一敍事的力量，卻被既有的霸權結構壓抑於無形。因此，讓“失蹤者”歸來[36]，為犧牲者正名，不僅僅是台灣統左翼的歷史使命，更是20世紀以來社會主義中國敍述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

在這個關鍵時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應該聯合統戰部一起正式邀請台灣地區合法政黨勞動黨主席組團訪問北京，不以其小，而是以共同的政治認同為紐帶，建立兩黨之間真誠的合作關係，並以兩黨聯盟的形式作為統戰的主體，而不是對象。由此，把統戰的主體延伸到台灣社會內部，以建立更加有效而廣泛的統一戰線，並以此作為構建“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這是通往社會主義的大門，也是“社會主義統一派”存在的意義，即以社會主義為願景的台灣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它可以，也應該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進行。即不再是以國民黨或民進黨之兩黨政治為統戰訴求，而是謀求以台灣的社會主義政黨為主體，以認同社會主義中國為基本面、打破黨派界限的統一戰線。如此，才有可能真正打破海峽兩岸的危機結構。而其中，台灣經濟困境的破局是關鍵，因此，通過謀求與勞動黨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統一派”合作為管道，以大陸廣闊的市場自下而上地支持和輔助台灣草根社會，特別是鄉村社會的經濟發展，農村包圍城市，把利益直接輸送到最底層社會，走“羣眾路線”的統一戰線，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贏得台灣地區的民心，並由此促使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領導的社會運動更多地延伸至社會基層經濟組織中去。使其從城市勞工運動出發，儘可能拓展到鄉村合作社等各種經濟組織，充分利用大陸採購台灣農產品的有利機緣，以政治為經濟，以經濟為政治，形成政治和經濟相結合的組織資源，並以此方式對接大陸市場，使得大陸的讓利能夠通過“統左派”，真正流向台灣基層社會，為台灣底層社會的民眾福祉助力。

只有通過“統左派”讓利給台灣民眾，“統左派”才有壯大的物質基礎與社會聲望。而不是繞過“統左派”，被台灣既有的政經架構所綁架，從而喪失主導權。今天的台灣問題，説明過去的統戰路線和方針需要反思，對台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也亟需打破。既要重新檢討圍繞大陸對台灣的讓利渠道所形成的利益集團，切斷被輸送到反共陣營中的利益鏈條，割除對台獨勢力的輸送；也需要甄別到大陸口頭説自己是統派，卻從未在台灣為統一運動作任何貢獻的機會主義分子；按照藍博洲的描述，今天台灣罵人最髒的話還是：你是共產黨！這其實是“白色恐怖”時期的“恐共”心理在台灣這個反共社會的延續，“親中”的帽子成為污名化的方式。這使得站隊，而不是批判性的反思，成為台灣社會“政治正確性”的方式。因此，要營造和保護支持統戰路線的台灣各界人士發聲的平台和管道，使之能夠形成遏制島內反共話語的合力，而不是任由大陸市場化媒體炒作違背基本史實的“民國熱”，這一右翼民粹主義的温牀。只有這樣，才能夠打破台灣被“台獨”／“獨台”勢力所把控的政治與經濟的霸權，讓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真正強大起來——這已經是時代的迫切要求。這不僅僅是海峽兩岸民族經濟的融合，更是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值得海峽兩岸的社會主義者攜手共同奮鬥。“你流的血照亮着路，我們會繼續向前走”，這是海峽兩岸共同之路，也是從危機到轉機的世界歷史時刻。

參考文獻、註釋

[1]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242頁。

[2]Mahmood Mamdani, Good Muslim,Bad Muslim:America,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ew York: Three Leaves Press, Doubleday, 2004.

[3]［日］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蘆荻譯，台北：台灣聯經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頁。

[4]同上，第119頁。

[5]同上，第132頁。

[6]同上，第129頁。

[7]同上，第136頁。

[8]同上，第150頁。

[9]同上，第102頁。

[10]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載［日］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第414—415頁。

[11]［日］野島剛：《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第339頁。

[12]林曉光：《戰後日本的“台灣幫”與中日關係》，載《台灣研究》2004年第4期，第46—50頁。關於日本“台灣幫”的詳情，可參見［日］本澤二郎：《日本政界的“台灣幫”》，吳寄南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

[13]薛龍根：《論析日本的“台灣幫”》，載《台灣研究》2000年第4期，第48—54頁。

[14]林曉光：《戰後日本的“台灣幫”與中日關係》，載《台灣研究》2004年第4期，第46—50頁。

[15]《台媒解密歷史：蔣介石密組“白團”策劃反共》（2014年4月28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4-28/6111506.shtml。

[16]《安倍晉三為外祖父岸信介掃墓，墳前報告安保法案通過》（2015年9月22日），澎湃新聞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8028。

[17]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19頁。

[18]張鳳山：《黃昭堂——“台獨聯盟”元老之一》，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TCC/180711.htm。

[19]《台媒：“台獨”大老黃昭堂驟亡 綠營相當震撼》（2011年11月17日），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tw/2011/11-17/3467640.shtml。

[20]鄧婧：《“家族制度”對日本親台右翼政客的影響———兼論日本右翼與“台獨”勢力的結合》，載《現代台灣研究》2015年第2期，第30—36頁。

[21]邱士傑：《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載《文匯報·信息雷達》2013年2月11日，http://info.whb.cn/xxld/view/28034。

[22]《安息歌》，參見http://my.tv.sohu.com/us/17952588/16871015.shtml，署名為“飛魚雲豹音樂工團”敬制，這是台灣原住民音樂團體，屬於“統左派”。

[23]周恩來：《以積累漸進的方式推進中日邦交》，載《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42—348頁。

[24]參見孫哲、張春：《美國在台“特殊利益”的建構》，載《台灣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第24—32頁；賈妍、信強：《從“中國幫”到“台灣幫”：美國國會親台議員與美台決策》，載《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5期，第35—46頁。

[25]張迎春：《稻田入閣 安倍內閣到了最危險時刻》，中評社北京8月20日電。

[26]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167頁。

[27]參見曹天宇：《當代中國改革中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載曹天宇：《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中國改革中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頁。

[28]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70頁。

[29]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4頁。

[30]林書揚：《台灣社會的戰後階級結構和兩岸問題》（2001年10月），載《林書揚文集》第3卷，《有了統一才能自決》，台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頁。

[31]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75頁。

[32]《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試行）〉》，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15-09/22/content_2937054.htm。

[33]劉相平：《台“國史館”新規暗藏一石數鳥之計》，中評社北京8月9日電。

[34]陳明忠：《無悔陳明忠回憶錄》，第276頁。

[35]《國民黨不立碑　台灣戰士苦等70年……“台灣塔”沖繩落成》（2016年6月28日），東森新聞網，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628/724796.htm。

[36]參見張方遠：《大陸思想史裏失蹤的台灣鬥士》（2014年5月19日），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zhang-fang-yuan/2014_05_19_22944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