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防止歐洲“印度化”，安世事件不能息事寧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許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

安世這起搶劫案令人匪夷所思，美國想搶TikTok尚且千折百回，就算是印度也需要醖釀養套殺技倆，荷蘭用冷戰時期的法規直接“零元購”中國公司，侵門踏户，底氣何來？又意味着什麼？我們該怎麼處理？

這並不是一起孤立的“強盜案”，其背後的脈絡是中國與大西洋聯盟的博弈，荷蘭對中國惡劣的硬剛姿態，對齊了老闆歐盟的策略，也對齊了老闆的老闆美國的需求。

荷蘭政府搶劫的理由是，安世企圖轉移關鍵技術到中國母公司，導致“公司內部獨立性受損”。不過，其真實原因是美國技術管制。釜山會晤後，美方暫停了技術管制，但荷方仍以“避免關鍵技術流失”為由，負隅頑抗，而其背靠的是歐盟“去風險”排華戰略。

如果無法藉由此事件讓歐洲認清“列強掠奪”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就不能怪這些海盜豪橫有理，明搶無罪。

我方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杜絕歐洲國家的強盜行為，維護中資利益，同時保持對歐貿易增長。兩個子題是，怎麼處理能立竿見影？以及如何掌握關鍵技術？

結論説在前面，這題不好解，且戰且走，見機行事，可能是唯一的途徑。

荷蘭明搶安世，背後是中國與大西洋聯盟的博弈

既然脈絡是中國與大西洋聯盟的博弈，而美國是頭目，那麼如果該聯盟成員作妖，就要將美國捲入紛爭，以避免“上士對下士”。對歐洲，我仍維持先前“分而治之”的主張，大西洋聯盟有其韌性，也有破口，切莫以錯誤的大局觀綏靖歐洲。

所謂“分而治之”，不見得以國家為單位，也可以黨派為單位尋求團結，我們應與歐洲務實派深化交往——例如德國的另類選擇黨、捷克的不滿公民行動黨——削弱歐洲建制派奉行的“去風險”路線，若中方對歐綏靖，不利於這類政黨崛起。

是的，釜山會晤後，中美平起平坐了，但上次説過，中方並未取得實質層面的勝利，因為雙方對抗的本質並未改變，以致未來一段時間，美國會迴避正面衝突，通過代理人給中方使絆的力度則會有增無減，而歐洲仍是最可靠的美國代理人。

簡言之，對美國讓步所造成的損失，歐洲會企圖從中國這一端補回來，以致中美關係趨緩，中歐關係卻更為緊張。

雖然理論上中方與歐方同是美國搶劫的受害者，雙方應正向互補，但在實務上，歐洲面臨的是雙重困境。從他們的角度看，中美同樣都是“劫匪”，美國是直接搶，中國則是透過超強的工業實力與自由貿易規則間接搶。

我已提過數次，當前中國最大的弱點，就是超強的生產力，而且這種生產力現在還包含強大的創新力，等於取得生殺大權。

如果中國經營自己的“陣營”，夥伴國會慕強，搭便車發展，但北京不搞陣營對抗，因此在取代“陣營”概念的新模式成形以前，擁有廣大市場的國家或超國家聯盟，會視中國為危機，畢竟，自己的產業因落後中國而難以生存，比起被美國刮幾層皮要嚴重得多。

據此，中國對美國“硬剛”只是第一階段的危機處理，第二階段則更棘手，對歐洲該採取的戰略是軟或硬，不好拿捏，簡單衡量利弊的算法是，若再失去歐洲市場，該從哪裏補回美國那一端的損失呢？

今年上半年，中國對歐洲出口同比增長3.5%，工業機器人第一季度同比成長81.9%，高端機牀第一季度同比成長11.7%，電子電器同比增長7.7%，日用化學品同比增長16.1%，新能源車同比增長82%。

荷蘭，乃至於歐盟，對中國拿翹的底氣，主要也就來自於此。

冷戰思維陰魂不散

雖然，我們大可説，陣營對抗模式已經落伍，中國主張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然而從務實面看，世界大同的第一個難關是——如何不斷發展自身，同時又能給別人留口飯吃。

市場經濟的底層邏輯是自由競爭，優勝劣敗，西方信這套，因此當他們處於弱勢，必然會更依賴陣營對抗模式，併為中國按上“反自由競爭”，勝之不武的罪名，併發起羣攻，也就是所謂的“補貼不公”、“產能過剩”。

荷蘭用冷戰法規明搶安世，意味着大西洋聯盟並未放棄冷戰思維，相反地，其陣營對抗心態根深蒂固。對此，企業雖然比政治務實，但遇到生存危機時，任誰都是不講武德的，它們會默許，甚至鼓勵排外性質的政治干預，以維護自身利益，並美其名曰“去風險”。

我們應該認清的是，中國與大西洋聯盟之間，任何重大的貿易、商業或技術爭端，都已不是講道理的議題，而是講“後果”的議題。

如上所述，既然人家斷言你勝之不武，剩下的問題就僅僅是誰有能力詮釋，甚至更改遊戲規則，而這端視衝突中雙方得到了什麼後果，白話説，輕傷的贏，重傷的輸。

回看2024年中歐最大的爭端——新能源車保護主義，歐方祭出反補貼關税，中方對部分歐洲進口商品課徵反傾銷税以及調查。這個案子並沒有結束，雙方且戰且走，中方加快了在歐洲設廠的進度以迴避關税，歐方則在最近揚言要對中國投資“設定條件”。

即便歐盟設下關税壁壘，2025年1-9月，中國新能源車出口仍舊在歐洲同比增長52%，出口232萬輛。與此同時，2025年上半年，歐洲汽車出口到中國的數量同比下降42%（注1）。

掌握優勢的中方，戰略是維持（哪怕是已經變形了的）自由貿易，要的是實質收穫，而不是互相毀滅。處於劣勢的歐洲則會不斷發展出新的保護主義壁壘，最終有可能完全放棄自由貿易。

換言之，中方維持自由貿易的戰略，隨着自身技術與體量的不斷擴大，只會受到愈來愈艱鉅的挑戰。尤其是面對大西洋陣營，若中方沒能提出“給別人留口飯吃”的方法，或沒能讓歐洲嚐到違規的惡果，安世事件不會是最後一個“強盜案”。

德國，在2024年新能源車爭端中，本屬於相對排斥保護主義的一方，因為車企在中國市場有龐大的利益。不過到了今年，中方的稀土管制以及安世事件造成的芯片供應危機，促使德方削弱了自身對自由貿易的信仰，而車企一方面在生產端遇到芯片供應危機，市場端在中國銷售下滑，新能源技術端遲遲追不上中國車企，此一局面也將動搖德國企業的務實取向。

從稀土到車用芯片，我們可以將歐洲新一輪的“恐華症”看成中美博弈的附帶損害，也可以視為中國不搞陣營對抗的天然包袱，具體的問題在於，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投資已然不安全，該怎麼辦？

當前，中國對安世事件的處理是“顧大局”，為了確保新能源車在歐洲的增長，需維持供應芯片給歐洲車廠，使得荷蘭政府的強盜行徑沒有獲得應有的後果。但如前述，此一戰略的持續性大有問題，“鬥而不破”需要更靈活的戰術應變，必須考慮對惡行重大的對象各個擊破，方能維持大局。

防止歐洲“印度化”

安世事件是2024年新能源車爭端的衍生劇，它標誌着新形式的保護主義壁壘正在醖釀與測試，荷蘭政府明搶中國企業沒事，可能會鼓勵其他反華政府效仿，並借鑑印度的“養套殺”技倆，躲在大西洋聯盟陣營裏負責鬥爭中國，然後讓歐盟出面負責“不破”。

因此，對荷蘭政府，切莫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但思考有效的做法，要先搞清楚荷蘭憑什麼拿翹？

只要市場規模夠大，又有心採取保護主義，外資在這種地方就會面臨政治風險，特別是不同“陣營”的外資，尤其是屬於戰略產業的外資。

中國對歐洲投資的脆弱性，在安世事件中被凸顯；中國對荷蘭的投資集中於戰略產業，也就是半導體業，在歐洲轉向與美國同步，保護戰略產業的趨勢下，中資又更顯得朝不保夕。相對地，荷蘭對中國的投資分散，風險可控。

歐盟站在排華性監管的立場，從大戰略的角度考慮，荷蘭再土匪，也會予以維護；所以，除了中方需要歐方市場，以部分彌補流失的美國市場外，歐盟“疑華”是荷蘭拿翹的第二個底氣。

再者，在車用芯片的技術端，由於半導體是全球分工，即便是成熟製程芯片，中國也尚未建立完整的自主技術與供應鏈，例如高階SiC/GaN芯片依賴進口IP，高純度晶圓材料（如硅、GaN基板）依賴日本/德國，光刻機仍依賴ASML。這是荷蘭拿翹的第三個底氣。

當然，也有中荷相互依賴之處，如半導體產業的原材料、成本、供應鏈完整度和生產能力，沒有中國，別説荷蘭，整個歐洲都無法完全自主。雖然如此，荷方只要掌握以上三個優勢，就能以小搏大。

白話説，無論是出口或投資，中國依賴荷蘭（尤其是高端科技產品），而不是相反，所以僅懲罰荷蘭，對我方不太划算。

我猜，即便荷蘭繼續硬剛中國，中方仍不會以全面斷供車用芯片的方式應對，因為這擴大了歐洲的牴觸，反而讓荷蘭獲得同情，並可能促發歐盟成員狼狽為奸式的團結。

擒賊擒王，如果事件的起源是美國，中方最佳的解決之道，就是將美國代理人的行為都視為美國行為，並置於中美博弈的框架下處理，以簡化問題，避免讓自己忙着到處撲滅遍地烽火。

另一方面，德國是荷蘭最重要的經濟支柱，若荷方姿態強硬，中方可對荷蘭關上談判大門，只與德國談，多使用外交工具，少使用經貿與技術工具，以避免實質損失。

另外，全球汽車大廠過度依賴安世，無論這家公司是中國籍或荷蘭籍，都得有平替公司遲早會出現的心理準備。雖然在技術上，本就有許多家平替公司，例如英飛凌、安達美、意法半導體，但這些公司專注領域不同，難以即時補上安世的空缺。

這次荷蘭政府的土匪操作，會激勵這些平替公司重新佈局產線，分食安世當前的佔有率，包含同樣具有半導體生產實力與汽車大廠的日韓兩國，也會新增車用芯片產線，中長期對荷蘭不利。當然，這也激勵了其他中國本土公司進入市場。換言之，全球供應鏈重組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不過，主要的不確定性都來自美國的政治干擾，這便是為何擒賊擒王是中方的最佳策略。中方若想維持供應鏈穩定，或在供應鏈重組時有利於己，就必須繼續用稀土壓制美方，別讓華盛頓笑着坐山觀虎鬥。

在重大事件上，應當用實力讓大西洋頭目去規範小弟，少去跟小弟講道理。

2024年歐盟貿易伙伴前五名

最終還是關鍵技術最關鍵

經貿產業上的博弈，最終還是關鍵技術最關鍵。

車用芯片的關鍵技術，多基於全球開源架構（如ARM、RISC-V）與國際標準製程，專利多在美日歐手上，中國在技術上的超趕，目標是完全自主，並達到“立規矩”的地位，當前雖然已有可觀的成果，但還未達標，因此這場博弈還有很多硬仗要打。

功率半導體、微控制器、系統級芯片、AI與計算芯片、通訊與安全芯片、傳感器與存儲芯片，中方在這些領域的進步飛快，但未達到獨家技術的層次，這些都攸關供應鏈重組是否有利於我方。

歐洲的“芯片法案”若想成功，需要兩個要素，其一是“成功吸引投資”，其二是掌握大客户。當前，芯片榮景來自於美國AI大客户，特朗普也成功地強搶了投資，甚至連歐洲資本都往美國流動，這使得歐盟只剩中國可以合作，但荷蘭的土匪行徑噁心了中資，間接確保“芯片法案”的失敗。

中國的技術進步仍在加速，雖然還沒到技術立規矩的層次，但此一技術發展前景足以讓中方在投資層面向歐方立規矩。我們的底氣來自於生產性價比，安世若不由中資經營，其車用芯片價格勢必飆高，致使平替公司更容易吞食其市佔。

因此，雖然部分關鍵技術仍在大西洋聯盟手上，但歐方的“去風險”戰略只會弱化其優勢，中方要用實力與歐方對話，以行動展現損及中方利益的後果，而不是循循善誘講道理。唯有讓歐洲實感“去風險”正是風險最高的選項，才能穩定局面並促進對歐貿易增長。

“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許的”，杜斯妥也夫斯基這段話的意思是，道德建立在對獎賞的渴望或對懲罰的恐懼之上。荷蘭政府不講武德，以為上帝不存在，中國就應給予恐懼，此風不可長，否則不斷崩壞的歐洲必然會“印度化”。

注1：數據來自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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