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剛：當前中國或許不是“有庫無智”，而是“有智無庫”

如何留住人才？這或許已經成為中國智庫建設的一個關鍵議題。

智庫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支撐，近年來在中國呈現快速發展態勢。它不僅為政策制定提供學術依據和智力支持，更在國際話語權構建中扮演着關鍵角色——通過基於證據的政策分析與國際傳播，智庫正在成為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的重要渠道，是國家軟實力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然而在智庫建設的背後，一系列深層問題也逐漸浮現：當前中國的智庫建設，究竟是“有庫無智”還是“有智無庫”？在數量增長的同時，如何確保研究成果的質量與影響力？面對數據獲取困難、批判性思維不足等挑戰，智庫應如何構建紮實的研究基礎？而在人才爭奪日益激烈的今天，智庫又該如何吸引並留住那些兼具學術功底與國際視野的青年學者？

就此，觀察者網連線了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主任李剛教授展開深度對話。李剛教授主持開發了我國首個集智庫搜索、數據管理與評價功能於一體的“中國智庫索引”系統（CTTI），亦是“中國智庫治理論壇”的聯合創始人。他將結合多年研究與觀察，對中國智庫的現狀、困境與發展路徑進行系統性剖析與解答。

【對話/觀察者網 鄭樂歡】

中國新型智庫的“新”是相對的

觀察者網：李老師您好，您主持開發的“中國智庫索引”（CTTI）被廣泛視為中國智庫界的“基礎設施”。請問CTTI在設計之初，主要是用來解決哪些現實問題？您如何評價CTTI評價體系的搭建對於中國智庫發展的作用與價值？

李剛：我認為，設計CTTI主要有幾層動因。首先，我本科的專業是圖書館學，而圖書館員做事首先會想到編目、索引和目錄，這是在學理上的一個自然思路，也是學術背景帶來的影響。

其次，在智庫評價方面，基於數據的評價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數據驅動的評價。當時，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詹姆斯·麥甘他們做的智庫評價主要依賴專家問卷，就是在全球範圍內邀請幾千名專家填寫——但僅靠主觀問卷進行智庫評價顯然比較片面，我們認為應當加強數據基礎，這一點非常明確。

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打算做基於數據的評價。而要做數據評價，就必須收集智庫的數據，因此智庫系統的必要性就顯現出來了。所以後來我們開發了CTTI系統，這個系統也成為我們開展智庫評價的重要平台——這是方法論上的一個選擇。當然，這個評價體系並沒有排斥專家意見，最後我們也加入了專家問卷，將主觀和客觀兩方面融合，以增強智庫評價的公信力。

在CTTI的評價體系下，能夠進入CTTI的智庫普遍質量是較高的，通過CTTI的工作以及後續的論壇，我們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小共同體，可以説是一個事實上的、比較優秀的智庫組成的鬆散聯盟。這種共同體意識，對於促進中國智庫行業發展是有幫助的。

“中國智庫索引”系統（CTTI）

因為智庫在中國過去十多年間其實還算是一個較新的概念，而任何行業都需要有行業認同，智庫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行業。在西方，智庫行業界限非常清晰，比如美國大學的研究中心和華盛頓特區的智庫圈就是兩個不同的圈子，行業特色和意識都很明確。而在中國，過去這些界限比較模糊。

2013年以來，隨着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推進，大家逐漸形成新的行業認同，意識到“我們是做政策研究的，屬於智庫這個行業”。上海社科院所做的智庫評價、中國社科院評價院的AMI評價，以及我們的CTTI評價，實際上對推動這個行業——或者説這個共同體——的專業化、特色化，以及增強行業認同，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CTTI不是一個登記型數據庫，而是篩選型數據庫，因此我們提出了“CTTI來源智庫”的概念。這實際上起到了一種認證作用，儘管我們不能説它是一套正式的認證體系。目前我們每兩年進行一次增補，每次增補都非常謹慎，會對申請智庫進行背景調查、研究能力評估和成果審查，這其中也包含這樣一層含義。

觀察者網：在CTTI的評價體系中，對於智庫主要都有哪些評價維度？

李剛：首先，我們對於所有CTTI來源智庫，首要的是確保其合理合法，是一個正規的機構。因此，我們必須查看其成立文件，就像是看它的“出生證”一樣。比如，如果是一家獨立體制內智庫，我們會審閲其成立批文；如果屬於社會智庫，我們則需要查驗其在社科聯或民政部門註冊登記的相關文件。當前有一些社會諮詢公司，為了提升自身公信力，也會以智庫名義活動，我們通過註冊文件就能辨別清楚機構性質。這些文件本身也是一種數據依據，所以這一項我們是必須核驗的。

其次，我們還會考察其他幾個方面，比如專家團隊的構成、經費情況、研究成果，以及機構所開展的活動和產生的影響力——例如主流媒體上的相關報道和宣傳內容。這類數據我們同樣重視，但目前我們不太採納社交媒體上的數據，主要考慮到如果納入這類信息，數據採集範圍會過於龐大。

總的來説，我們主要關注幾個大類，用我們的術語來講，一個是“產出”（production），一個是“活動”（events），還有一個是“影響力”（impact）。大致是這幾類數據，當然這並非絕對，我們也保持一定的靈活性。

此外，在評價過程中，我們還會在最終階段進行一輪專家意見徵詢，作為整個評審與評價工作的收尾環節。

觀察者網：與西方智庫的運作模式相比，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發展路徑有何不同？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新”如何體現？

李剛：我覺得“新”是相對的，為什麼這麼説呢？

其實中國過去並不是沒有智庫。比如早在1950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曾對財政部作出批示，指出財政工作複雜，要研究其中的規律，建議成立專門機構進行研究。後來財政部就成立了財政科學研究所。基於這一指示，之後很多中央部委和局辦也陸續成立了類似的研究所，連體育系統都有體育科研所。這些體制內最早的政策研究機構，在國際上有一個專門術語，不叫think tank，而是稱為“政策研究組織”（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PRO）。這一類PRO組織，就是中國的老智庫。

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同志視察國營南京無線電廠。

另外，在冷戰背景下，西方特別是美國對我國實行科技資料封鎖，很多重要的科技報告、專利和標準文獻都不對我們開放。為了自主發展科技，我國在五六十年代系統建立了一套科技情報所體系——這類機構實際上就是早期的科技智庫。所以，之前提到的部委政策研究所和這類科技情報所，就構成了我國傳統的老牌智庫體系，它們在當時和今天都在發揮重要作用。

那麼什麼是“新型智庫”呢？其實就是希望這些老智庫能夠結合當下中國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做轉型。

首先，在2015年前後，中國開始更加關注全球治理。過去我們在這方面話語權有限，而要想在國際上參與治理、開展對話，智庫就必須走向全球。這就需要在觀念上適當吸收國際上智庫建設的一些做法，比如加強在國際上傳播我國的戰略和政策，促進智庫之間的交流。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到，人文交流中就包括智庫交流。這些工作已經超越了傳統科技情報所和政策研究機構的工作範疇。所以，“新”首先體現在任務新和理念新。

其次，機制也要新。以前的體制內智庫約束較多，而中辦和國辦《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希望它們在機制體制上做出探索。目前國家高端智庫中的24家，就在機制創新方面做了不少嘗試，這也是“新型”的體現。

最後，研究範式上也出現了新變化。過去的政策研究主要依靠調研，比如部委的研究院到省市縣實地考察。而現在的新型智庫，更多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模擬仿真等軟科學工具。政策問題是“軟”的，但研究方法越來越“硬”，通過數據挖掘等手段獲得洞察。這種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也是“新型”的一個重要層面。

中國智庫自身必須認識到，中國早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觀察者網：您前面提到了話語權的問題，站在智庫界的角度來説，您認為中國智庫在中國話語權傳播的作用上還存在哪些短板？對此，中國智庫該如何發力？

李剛：首先，關於國際話語權的構建和國際傳播，這是一個多層次的問題。媒體界當然也在做，但智庫本身的傳播是其中一種特殊類型——它不同於新聞傳播，智庫報告通常基於詳實數據，進行的是所謂“evidence-based analysis”，即基於證據的政策分析。因此，這類報告在客觀性和學術性上更強，在國際傳播中更容易被認真對待。

我們關注美國智庫發佈的涉華報告，其實和對美媒報道的關注點並不完全相同。兩者我們都會看，但角度不同。過去，西方主要聽到的是中國媒體的聲音，而現在他們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官方智庫的發聲。話語權的建立正是通過這些不同渠道共同實現的，當然還包括大學等更學術化的交流。這就像一個光譜，智庫處於中間位置：既不像大學那樣高度學術化，也不像媒體那樣追求即時傳播，三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那麼，如何評估我們當前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我認為，無論是智庫還是媒體，其影響力最根本的來源還是國家實力。中國如今的經濟體量、政治影響力以及在地緣格局中的角色，決定了我們説的話有人願意聽。我們做過一個研究：《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作為美國老牌期刊，近十年來刊載涉華文章數量顯著增加。究其原因，正是由於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實力快速上升，引發了美國的“焦慮”。這些文章裏甚至有不少在反思美國自身、強調中國的成就。這説明，一個國家崛起、國際地位提升，話語權自然會增強。

所以，話語權在某種意義上不是單靠宣傳“造”出來的，也不是僅憑智庫就能根本改變，它依託於一國的綜合實力。但反過來，傳播做得好不好、智庫在國際上發聲是否有力，本身也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現。正如約瑟夫·奈所説，軟實力至關重要。當前美國政策反覆無常，其實正是在損害其自身的軟實力；而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則有助於軟實力提升。

在《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智庫被明確界定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建設一批具有國際分量、擅長對外傳播的智庫，本身就是增強國家軟實力的必要舉措。所謂“新型”，就包含這層含義：智庫不能僅僅作為體制內服務決策的研究機構，還必須具備國際視野，承擔起在國際上傳播中國理念、解釋中國政策的任務。

隨着國家持續發展，以及智庫與媒體等在傳播中不斷優化表達、增強交流，我們的話語力量正在穩步提升。但若要想提升話語權，智庫既要立足國情，也要具備世界眼光，用別人聽得懂、能接受的方式去講述。

我國文化智庫類型分佈情況 數據來源：中國智庫索引

觀察者網：是的，中國國力的上升是一個最根本的影響因素。

李剛：這是很重要的，因為智庫自身必須認識到，中國早已不是過去的中國。如今國家實力增強了，但如果還抱着弱國心態，在對外傳播時顯得怯生生的，那肯定不行。

具體到如何增強話語權，可以從一些實際做法入手。比如，目前很多智庫的報告只有中文版。國際上懂英文的人很多，但懂中文的卻有限。如果一家重要智庫的報告僅以中文發佈，國際讀者可能不會關注，下載量自然很低。因此，報告的英文版很重要。

但這裏還存在一個技術性問題：報告的英文版本究竟是“中式英語”，還是地道的英文？很多智庫在這方面並不講究。實際上，很多英文報告仍是按中文思維撰寫的，而真正有效的傳播應使用符合英文習慣的思維和表達，否則很容易引起誤解。

目前，國內智庫擁有英文網站的本就不多，而其中很多網站的英文並非地道的表達，只是機器直接翻譯的結果，外國人看了難以理解。所以説，話語權的建立，講大道理容易，真正落實卻要靠這些細節。這正是智庫專業化程度的體現——這些看似微小的地方，恰恰與我們構建話語權的努力緊密相連。

我再舉個例子。談到話語權建設面臨的障礙和弱點，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在於，我們中國智庫界——即便是大型智庫——能夠在國際場合遊刃有餘地使用英文交流的人才太少。有沒有這樣的人才？有，但仍然非常稀缺。

我們過去在西方培養的一批海歸博士，大多進入了學術界，真正投身智庫行業的很少。而只有那些在國外有長期生活和工作經歷的人，他們的英文才能真正達到應用水平。目前我們很多道理在國際上説不通、講不清，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不少智庫的負責人或首席專家，甚至難以用英文流暢地表達自己的觀點。

當然，話語權的建立最終還是要靠紮實的研究。另一個問題是，我國智庫在數據驅動方面仍顯薄弱，很多研究報告缺乏充分的數據支撐。整體比較下來，你的觀點別人就不那麼容易信服。因為智庫的特色就在於基於證據的分析，需要建立在長期、系統的數據積累之上。我們在話語權上的欠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自己體系化的數據基礎。

別人會去核實你所説的內容。如果你的結論僅是基於主觀看法，那它只是一個“觀點”，主觀性較強，算不上是真正的研究。真正的研究必須有觀點，更要有數據支撐。

當前中國或許不是“有庫無智”，而更可能是“有智無庫”

觀察者網：您提到“海歸博士大多進入學術界，投身智庫行業的相對較少”，圍繞這個問題想和李老師討論一下。您認為學術思維和政策思維之間，最本質的區別是什麼？

李剛：以社會科學為例，對於學術界的學者——比如大學裏的教授——他們最主要的任務除了教學，就是寫書和寫論文。寫論文貴在創新：提出一個好的想法或假説，然後通過問卷、第三方數據等方式收集資料，運用特定研究方法進行驗證，從而完成知識上的增量創造。

評價一篇好論文，就看想法是否新穎、數據能否有效支撐分析。至於這項研究未來有沒有用、能不能被政府或社會採納，不是學術界關心的核心問題。

智庫就完全不同了。智庫研究在完成理論驗證之後，還有下一步——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議程，也就是進行“政策設置”。舉個例子：有一項關於少數民族地區家庭養殖對脱貧幫助的研究，通過嚴謹的學術論文證明了特定養殖方式與規模對提高農民收入有效。如果只是學術研究，到此為止；但作為智庫學者，還需要再往前一步——基於這個已驗證的結論，撰寫具體的政策方案或建議，提交給相關部門。一旦被採納，就可能形成實際政策併產生社會效果。

因此，我認為智庫學者選擇的通常是與社會進步、政策議程密切相關的議題。他們首先要在學理上完成驗證，然後據此提出政策建議，並且必須進一步考量建議的適用性、可行性及可能影響。智庫研究不是“拍腦袋”提建議——那樣還不如直接聽經驗豐富的官員決策。學者提出的政策建議，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站得住腳。所以，二者最主要的區別在於政策思維。

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差異分析，基於100家智庫管理人員的調查。 來源:《智庫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4期

觀察者網：有很多學術工作者反映，在涉及績效考核、尤其是職稱評定的過程中，政策報告相較於期刊論文的認可度相對較低，這是否也是很多科研人才難以真正紮根智庫行業的原因之一？

李剛：作為智庫工作者，我們所從事的公共政策分析，本質上是一項服務於公共利益的事業。既然服務於公共利益，有時候就不必過度追求來自學術界的認可。我們從事的是公共事業，研究是為了社會福祉，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價值更應取決於社會是否認可，而未必需要學術界的高度認同。

當然，剛才您提到評職稱的問題。在職稱評審中，智庫成果是否被看重，其實與文化環境有關。越是研究型大學，其文化往往越偏向“為學術而學術”，很多做法確實帶有象牙塔的特點。大學的學術委員會通常由資深學者組成，他們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學術文化——或者説某種“學術偏見”——認為只有在高水平期刊上發表的成果才算學術。至於智庫學者撰寫的那三五千字的內部報告，他們可能認為“不算學術”，這其實也是一種學術權力的傲慢。

他們或許並不瞭解，一份高質量的內部報告，背後可能是數萬字甚至數十萬字研究的凝練。如果我們非要在大學體系裏評職稱，就必須認識到那是一個不同的賽道。不過，這種現象正在逐漸改變。

近年來，國家強調“破五唯”，倡導“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社會科學研究也要服務於社會和國家治理。因此，不少重要高校，比如南京大學，已經出台了專門的辦法，將智庫成果與學術成果在評價中等價對待。南京大學還專門設立了“智庫研究員”序列，研究員可以評定為正高職稱，與教授同級。評審時，在達到基本門檻後，主要依據決策諮詢類成果進行評價，這種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

清華、北大、交大也成立了智庫中心，體制正在逐步調整，以往那種單一的評價方式正在被打破。

觀察者網：有一種説法認為，智庫之所以稱為智庫，其核心是“智”，而不是“庫”。而中國智庫的數量上來了，但卻有意或無意間忽略了“智”。這是否是中國智庫目前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李剛：我認為這種説法有失偏頗。智庫，顧名思義，既要有“智”，也要有“庫”。

“智”，可以理解為專家，是智慧的核心；而“庫”，則是指一個組織體系。這就好比一支軍隊，不僅要有軍官和士兵作為“智”，還要有後勤、作戰、裝備等系統作為“庫”——只有將人員與體制機制整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戰鬥力。

同樣的道理，光有研究員、有博士，那只是有了“智”；但如果沒有“庫”，也就是缺乏制度體系、資源支持、工作流程和操作方法，那還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智庫。如果只把智庫理解為專家集合，那大學教授在自家書房裏不也能完成研究嗎？個人完全可以獨立完成從選題、查資料到撰寫報告的整個過程，那為什麼還需要專門成立智庫這樣的組織？

正是因為現代智庫強調“有組織的科研”，內部存在高度分工。一位智庫研究員背後，可能有專門的數據團隊負責收集和分析數據，有年輕的博士或碩士協助撰寫，還有專門的渠道負責成果報送。研究員在這個過程中主要起指導、提煉和打磨的作用。現代智庫就像一個專業化工廠，依靠系統分工與制度保障來運作。

傳統專家當然也可以以個人名義提交建議，就像各省科協的“科技工作者建議”。但涉及大型評估或複雜論證時，單靠個人是難以完成的。因此，把智庫簡單理解為“一羣專家”是片面的。

有人説現在有些智庫是“有庫無智”，這其實是對“庫”的誤解。“庫”不僅僅是一個名號，它代表的是背後的平台、資源、輔助力量和質量控制機制。前段時間我在前海智庫討論時就提出：當前中國或許不是“有庫無智”，而更可能是“有智無庫”——專家不少，但真正建設完善、運作專業的智庫並不多。

2025年9月27日，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於深圳舉辦前海智庫院長對話論壇。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主任李剛教授受邀出席此次論壇，並作題為“關於智庫有組織科研的思考”的發言。

很多機構只是空有智庫之名。我認為，理想的狀態是“有庫有智”，“智”與“庫”應當融為一體——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認同。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把“庫”理解為一個有支撐能力的系統，而不只是一塊招牌。如果只重形式，那確實是“有庫無智”。從我作為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正是加強這種有組織、體制化、機制化的智庫建設——而這恰恰是我們目前比較薄弱的一環。

“如何留住人才”或許已經成為中國智庫建設的關鍵議題

觀察者網：您曾提出高校智庫面臨“三明治瓶頸”。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整個中國智庫體系，您認為當前制約其產出更高質量、更具影響力成果的最核心瓶頸，是源於體制機制、資源分配方式、還是人才評價標準？

李剛：這個問題確實非常關鍵，但我不認為它是一個簡單的“三選一”問題。首先需要明確，並非所有智庫都缺乏高水平成果，我國一些重要的大型智庫仍產出了不少高質量的研究，這一點要客觀看待。

影響智庫產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認為當前最突出的障礙之一是數據與資料問題。雖然我們身處大數據時代，但中國的智庫學者實際上處於一種“數據貧瘠”的環境。許多關鍵、客觀、真實且系統的數據難以獲取，部分源於一種根深蒂固的封閉文化——某些部門或機構出於“敏感”等理由不願共享數據。然而，如果連基本的數據都難以獲取，高水平研究自然無從談起。

其次，不少中國智庫尚未充分認識到數據和資料積累在研究中的根本作用。它們可能缺乏長期運營的意識，更多被績效考核所驅動，急於產出成果以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卻忽視了系統性地收集、整理和建設數據資源。外部環境固然有制約，但智庫自身是否主動構建數據基礎也同樣關鍵。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缺乏紮實的數據積累，研究成果的深度與可信度就會大打折扣。

第三個原因，在於我國很多智庫目前仍然缺乏批判性思維。人云亦云的現象比較普遍，自主創新和敢於提出不同見解的勇氣不足。古人尚且講“語不驚人死不休”，智庫若缺乏獨立思想和批判精神，高質量成果便難以產生。這是一個涉及思維方式與學術觀念的根本性問題。

此外，我國智庫仍面臨高水平專家不足的困境。頂尖學者往往集中在重點高校或科研院所，而智庫領域的高層次人才相對稀缺。像北大國發院、人大國發院以及中國社科院等，之所以能產出高水平成果，正是因為擁有領軍型的專家資源。反觀許多智庫，專家隊伍水平參差不齊，這直接制約了成果質量。

因此，在高端人才不足的背景下，更應發揮“有組織科研”的作用，通過團隊協作和制度化的研究機制，彌補個別專家能力上的不足，從而整體提升科研成果的質量與水平。

我國8家代表性智庫人員考核與晉升情況（2017年）光明日報

觀察者網：除了您提到的吸引頂尖學者的問題外，吸納青年人才是否也是中國智庫的一個重要課題？目前來説，“如何留住人才”是不是中國智庫建設過程中面臨的一個挑戰？

李剛：您提的這個問題非常重要。當前智庫對青年學者的吸引力確實有限，儘管年輕人中不乏高水平人才，但他們往往更傾向於選擇高校或科學院、社科院這類機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地方的職業路徑更清晰、發展前景更明確。

相比之下，智庫在職業發展方面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以美國為例，其智庫能夠吸引優秀中青年學者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旋轉門”機制——學者在智庫工作期間，有機會通過政治任命進入政府擔任要職。這種從智庫研究員到政府官員的轉型可能，對於有志於參與公共事務的年輕人來説，是很有吸引力的。

在我國，部分部委下屬的智庫也存在類似情況：一些表現突出的中青年專家可能被上級部門選拔任用，這雖然對個人是好事，但對智庫而言卻意味着人才流失。不過，這種機會在我國大多數智庫中仍然較少，由於職業前景不夠明朗，因此很多年輕人僅將智庫視為過渡性選擇，很難吸引到頂尖的青年學者。

此外，智庫工作以政策研究和決策諮詢為主，需要豐富的社會閲歷和經驗積累。年輕人在剛進入這一領域時，往往難以迅速勝任“出謀劃策”的角色，需要一個較長的沉澱過程，而這一點也不是所有年輕人都願意或能夠承受的。

當然，智庫自身在青年人才培養方面也承擔着重要責任。關鍵在於是否願意給年輕人壓擔子、創造機會。以我所在中心為例，在與外界合作完成諮詢項目後，我會讓年輕的博士生去進行彙報，而不是由我親自出面。這樣的機會不僅增強了他們的信心，也幫助他們在實踐中快速成長。因此，各智庫是否重視並系統培養年輕人，也直接影響其吸引力和人才梯隊建設。

觀察者網：有智庫工作者反映稱，智庫的報告任務常常會把研究人員的時間切割得比較碎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開展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動力和精力投入。由此我在思考，這是否也是影響青年學者選擇職業方向的一個現實因素？當年輕人進入智庫領域後，是否容易面臨學術積累與政策需求之間的張力，甚至出現某種脱節或失衡？不知道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李剛：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但也不應誇大其詞。作為一名智庫學者，必須樹立研究領域的觀念——明確自己深耕的一到兩個專業方向，並堅持長期跟蹤與研究。這並不是説作為後輩學者可以對所有政策議題來者不拒，什麼任務都接；相反，應當有所為、有所不為。

比如，如果你專攻產業政策，特別是芯片產業，這時如果突然讓你去研究服務業政策，那就應當有所取捨：那不是我的方向，我不做。但如果任務與半導體材料相關，雖然不完全相同，卻仍屬於你的專業輻射範圍，那就可以接受。也就是説，研究應圍繞自身方向長期積累，使政策議題基本不脱離自身的學術領域。

智庫學者不能變成“萬金油”——上面佈置什麼就做什麼，不管是否與自己的專業相關。那樣不僅會讓人喪失方向，甚至迷失自我，最終荒廢專業。

為什麼我們強調“不忘初心”？因為智庫工作在大範疇上仍是學術工作，這一點與社會上的諮詢公司有本質區別。智庫本質上仍是學術型機構，應當以學術為“體”，以智庫工作為“用”，做到體用結合、不相割裂。

智庫全職人員/兼職人員比例分佈表（2017年）《光明日報》

觀察者網：對於未來希望投身於智庫界的青年人，您會給予他們哪些最核心的建議？

李剛：我認為，首先要具備公共服務的精神。從事公共政策研究，確實需要一份情懷——這不是説大話，而是要對公共服務有真正的熱忱，要有服務於黨和國家大局的覺悟。如果缺乏這種內在動力，很難在智庫這條路上堅持下去。你必須為自己的工作找到意義和價值所在。

其次，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在智庫成長是一個持續的過程，這期間的歷練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絕不能忘記學術研究是立身之本；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政策研究和調查研究這些智庫的優勢所在。要對自身定位和發展路徑有清醒、客觀的認識。最後，要認識到現代智庫已經進入數據驅動和人工智能賦能的新階段。在技術應用方面，必須緊跟時代，努力成為運用新方法、新技術的先鋒。

如果一個從業者既有紮實的學術功底、豐富的社會閲歷，又熟練掌握現代技術，那麼在智庫中就很容易脱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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