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磊傑：實地調研發現，勞動密集型產業並非東北振興的“良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魏磊傑】

近期，我受邀參與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組織的團隊，沿着“漠河→黑河→同江→撫遠→綏芬河→東寧”這一中俄邊境線路（主要是G331線），對沿途的歷史遺蹟、風土人情、口岸貿易進行了為期14天的深度調研。整個行程近3000公里，幾乎走遍祖國這隻“雄雞”的大半個“雞冠”，途徑很多或是平生第一次聽説的地方，獲取了大量直觀且鮮活的經驗材料。

中俄邊疆調研行程圖 作者供圖，下同

鑑於此番調研聚焦俄烏衝突後中俄邊貿現狀，所以，本文主要立足於在綏芬河與東寧兩大口岸的調研成果，談談當下邊貿結構對於未來東北經濟振興的影響。

一

從撫遠包車直達中俄口岸城市綏芬河，這大體相當於從三江平原的最北端來到最南端。在清末放開入關限制之前，地處黑龍江中下游北端的地區，主要居住人羣是從事漁獵的赫哲人，所以，這個地區延續到今天的古地名基本上源自赫哲語；而地處烏蘇里江西側南端的地區，主要居住人羣是從事騎射的滿族人，自然這一地區延續到今天的古地名多數源自滿語，例如佳木斯、牡丹江、綏芬河、寧古塔皆是如此。

雖然撫遠到綏芬河距離長達七百多公里，路上用去整整八個小時，但好在路況絕佳，晚上九點抵達，並未感到特別疲累。之所以用“絕佳”來形容，是因為全程高速公路絕大多數時間只有我們一輛車在行駛，令人有種彷彿是在乘坐動車的感覺。此等情況，放在恰逢旅行高峯期的內地，根本難以想象。原因無他，這裏人沒有那麼多，業務沒有那麼多，時間與效率的價值自然就不會那麼重要。

沿途經過很多服務區，大多不是早已倒閉，就是呈現相當蕭條的狀態，甚至連加油站都被廢棄了。中途休整的一個服務區便是典型代表：雖然原初設計得非常精緻，諸如超市、司機之家、母嬰室之類的一應俱全，但現在整體處於關閉狀態，只有洗手間和一個兜售零星食用品的小賣部在營業，看店的是一位早已上了年紀、反應有些遲鈍的老人。

沿途相當蕭條的高速公路服務區

黑龍江省應是整個東北地區人口外流最為嚴重的省份，根本原因或許就在於缺乏實業來吸納足夠的就業人口。特別是很多在外地就讀的當地大學生，經過自身評估後感覺未來沒有太多出路，便不會返鄉擇業。受此影響，其父母也大多跟着在外工作的孩子遷往他鄉。

那麼，為何這一區域缺乏足夠的支撐就業的實業？沿途七百公里，至少從撫遠到虎林，幾乎都是一望無際的稻田——這似乎可以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

從歷史層面看，當年的偽滿洲國雖曾位居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僅次於美蘇英），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非常發達，但其工業基地絕大多數集中在南滿地區，而非將黑龍江囊括在內的北滿。這是因為，彼時的三江平原大多仍是難以開發的沼澤，並不具備進行工業化的基礎。雖然建國後，經過鐵道兵、勞改人士、知青以及生產建設兵團長達數十年的墾殖，“北大荒”變成了“北大倉”，成為了中國主要的產糧區，但這反而更強化了此地作為農業區的戰略定位。

從現實層面看，沿途的稻田皆為黑龍江農墾集團的農場，而現代農業的全流程基本都是機械化完成的，因此更難吸納就業人口。加之這些年中央政府講求退耕還濕、退林還濕，早已停止了三江平原的農墾開發，更是直接“加重”了這一窘迫的態勢。

俄羅斯遠東地區經濟長期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歸結於人口問題。這一地區面積類同於德國加上法國，但人口只有800多萬，還不如內地的一個地級市，而俄羅斯總人口也不過一億多，甚至不如廣東一省的常住人口，這就決定了其本身的消費承載能力相當有限。黑河口岸原本計劃年貨運總量是680萬噸，然而去年只實現了區區80萬噸，且根據被調研方的評估，這已見底。這就説明，無論是俄羅斯的東向戰略，還是我國的東北振興規劃，首先都需要更為宏觀、多方聯動的戰略思考，以形成一種相互補缺的最終整合效果。

黑龍江邊上的中俄界碑

二

作為一座中俄邊境城市，綏芬河雖然面積很小（只有460平方公里，大體等於半個新加坡的面積），卻像個五臟俱全的“麻雀”（國內市場80%的俄貨從此地入關）。中國出口到俄方的商品幾乎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而俄方出口到我國的主要集中在兩大類：一類是以石油、礦產、糧食、木材為主的大宗商品，另一類是以糖果、蜂蜜、糧油、水產為代表的農副產品。

綏芬河自貿區內商鋪中琳琅滿目的俄羅斯商品

從進出口結構來看，俄羅斯因承受蘇聯時代片面重視重工業的歷史負資產，缺乏完整的產業鏈條，加之沒有能力進行更新換代，所以直到今天，它只能依託自己雄厚的家底，以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與自然資源來維持國際貿易。

或許也正因其“家底”比較厚實（即便吃老本也能維持幾百年），不僅有糧食與強大的軍工行業（邊疆濱海區的經濟大多仰賴於此），還有廣袤的國土以及國土之下藴含的可能還可開發很久的資源，加上整體人口基數不大，生存壓力相對不那麼強，這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俄羅斯國民不像中國國民那樣勤勞、那樣有進取心、那樣“卷”的秉性。

當然，與一些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類似，這類主要以初級農副產品出口的國家，其產品品質相對而言異常優良。例如俄羅斯的水產品，像海蔘、鮑魚、龍蝦之類，幾乎很少人工養殖，基本上都是野生的；因為採用歐標，對農副產品安全要求較高：一方面，只使用糞肥而不使用化肥，且幾乎都是非轉基因作物；另一方面，像肉腸、列巴、醬油之類，食品添加劑用得較少，吃起來相當緊實。

本質上，產業鏈條的完整程度與產品的造假能力成正比。誠如一位受訪者帶着調侃意味評論的那樣，“俄貨較少造假，你可以説是對方法律嚴格，但更具説服力的理由或許在於：對方的產業鏈不完整，以至於並不具有多少造假能力！”一個生動的例子是，在調研該市俄貨集散中心時，我購買了帶有精美禮盒的椴樹蜂蜜。問詢老闆娘是否為真貨時，她一本正經地告知：“蜂蜜肯定是俄產的，但禮盒卻是國產的，他們那邊生產不了。”

綏芬河口岸堆滿俄貨的物流倉庫

同時，能切身感受到俄烏衝突的確對邊境貿易造成了衝擊。其典型體現為：在西方制裁下，俄方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明顯增大。

隨機訪談幾位在自貿區經營的業主，得到了大體類同的反饋：衝突前，俄國民眾喜歡豐田、現代等日本、韓國車，但因衝突爆發、西方制裁，即便購買了日韓系車，也難以獲得後續服務，所以只能轉而購買中國汽車，特別是國產的二手汽車。新能源車陸續問世後，國內二手車存量增加；加之衝突持續，俄國經濟欠佳，國民收入減少，中國的二手車自然成了更為理想的選擇。衝突前，俄方往往將一等農產品、奢侈品出口到西方國家；現在在西方市場碰壁，改發往中國，而且價格更為低廉。

俄方似乎也意識到了這種明顯不甚“平衡”的貿易結構，因此力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補救性努力。其突出體現為，較之以往，現在只有四類原木可被出口到中國（針葉類原木根本無法進口），絕大多數情形下只能進口板材——所謂“板材”，就是將原木進行粗加工，切割成“板”狀而已。

那麼，為何對方要施加這種看上去有些多此一舉的“限制”舉措呢？想來，這似乎並非單純基於經濟理性的考量，而是通過此舉儘可能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儘可能給當地帶來一些經濟效益，儘可能不“赤條條”地對外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其更多的可能是基於歷史慣性的一種地緣政治考量。這種既需要你但又不能太需要你的矛盾心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會掣肘未來中俄邊貿的深入發展。

三

基於沿途的調研所得，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提振這一特殊區域經濟的議題。以往人們普遍認為，東北邊境地區，特別是黑龍江沿邊地區，既有的產業大多圍繞進口資源組織，缺乏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吸納足夠的就業人口。為此，人們提出的解套之法是，如何改變此種產業結構，如何通過重塑實現如內地那般的系統工業化。

然而，通過在綏芬河與東寧的座談與調研，我意識到這種想法根本不具有實現的現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黑龍江省在中央規劃中或許一直承擔着“供養者”與“壓艙石”的戰略定位。在石油、石化、農墾以及林業所帶來的重大收益地方財政均難以留存的制度限制下，其實很難指望這裏能像內地那樣正常發展出像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事實上，未來可行的努力方向或許應當是因地制宜，從“通道經濟”最終實現向“口岸經濟”轉型：與其刻意、不切實際地調整產業結構，還不如將既有圍繞進口商品所發展起來的行業做大做強。

典型體現是，綏芬河的主導產業是木材落地加工，但既有的加工大多仍是粗加工，產業鏈條相對低端（只能製作傢俱和地板）。如果能有效提升加工設備的科技化層次，將俄羅斯進口的針葉類板材通過深加工，最終制作成用途廣泛、具有高附加值的絕緣紙，那麼其發展前景肯定無限廣闊。

綏芬河口岸木材落地深加工企業

糧食加工也存在類似問題，產業鏈條較短，目前仍侷限於低附加值的飼料生產。如果給予更大的科技賦能，生產出高附加值的蛋白質粉，那麼就能打開局面，造就更大的經濟增長空間。我所參訪的綏芬河一家蜂蜜深加工企業與東寧一家黑木耳運營中心，皆是先行先試、可堪發揮示範效應的代表：前者通過蜂蜜的直接發酵生成酒精（而非最初想象的添加蜂蜜製成其他產品），最終造就出口感更好、更有營養的蜂蜜酒；後者依託先進科技，已經創造出了諸如木耳糖、木耳醬、木耳飲料、木耳粉絲之類的20多種深加工產品。

科技賦能下的東寧市黑木耳數據中心

質言之，邊境口岸城市需要因地制宜找準自身定位，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其治絲益棼、刻意改變既有的產業佈局，還不如腳踏實地深化既有的中俄貿易，藉助新質生產力的賦能，推動進口商品的深加工與精加工，延長產業鏈條，提升產品附加值。

要實現這一目標，至少需要兩個層面的助力：

一方面，決策者要認識到，保障糧食安全與促進邊疆地區的繁榮穩定並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本質上，深化與強化邊境貿易才是新時代屯邊戍邊、行穩致遠的有效途徑。

另一方面，邊境城市的未來發展，從終極意義上講，取決於科技、新質生產力以及能夠運用以尖端科技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的人才。畢竟，大多以專利形式呈現的科技成果，往往更傾向於在產業鏈條更為完整、經濟更為發達的南方地區進行轉化，確實缺乏將其投入到尚待進一步孕育、發展的邊疆地區的動力。科技與人才的匱乏，是制約邊境城市產業更新迭代、實現跳躍式發展的實質性因素。

最近兩三年，中央為何頻頻倡導發展“新質生產力”？以往，我只是粗略地知曉此舉背後大體秉持的行為邏輯；直到當下，我才真正具象地理解了其對於當下中國、對於當下中國邊疆治理所具有的政治與經濟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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