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瑪·阿什福德：拜登的“二極管”和特朗普的“孤膽反派”，都會導向同一個結果

【文/艾瑪·阿什福德，翻譯/鯨生】

美國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的“單極時刻”已然結束。長期性的經濟、人口與軍事發展趨勢已無可否認地改變了全球政治格局，美國如今亟需一套適應新格局的新戰略，在避免自身過度擴張的同時，儘可能保留單極時代所帶來的一部分優勢。然而，美國應採取何種戰略，主要取決於它認為世界正在向何種方向演變。

拜登政府設想的是一個美中對峙的兩極世界。因此，它精心構建了一套圍繞“新冷戰”形成的整體戰略，試圖把原本分散的美國同盟體系縫合起來，並將華盛頓的對手重塑成所謂的“威權軸心”。但事實證明，一個清晰且連貫的“民主軸心”並未真正出現，許多國家對一體化的民主政策心存牴觸。以印度為例，它依然是金磚國家組織的重要成員——這個機制是它在2009年與巴西、俄羅斯和中國共同創立的；再比如，美國與荷蘭之間圍繞對華出口關鍵芯片製造技術的摩擦，也體現出這種不協調。

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拜登政府對兩極格局的判斷是錯誤的。

隨着全球經濟的相互聯繫日益緊密，土耳其、印度、韓國等實力不俗的區域性強國在軍事上快速崛起，而經濟與科技實力又不再被中美兩國所壟斷，看起來，未來的全球政治格局更有可能是一個碎片化又複雜的多極世界，而非過去單極時刻的延續。

今年1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接受梅根·凱利採訪時承認，單極霸權是“不正常的”，世界終將回歸多極化。

與流行觀點相反，這種多極格局並非對美國的“末日宣判”。在美國相對實力下降的時代，讓其他有能力的國家分擔部分全球領導責任，反而對美國有利。如果華盛頓能夠接受這一現實，它便能採取一種更為靈活的戰略——既能讓美國更高效、有效地運作，也能適應快速變化的世界。

而好消息是，特朗普政府似乎比拜登政府更願意接受多極化的現實。

與其強行試圖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二元對立，特朗普政府很早就開始採取務實的做法，邁出了擁抱多極化戰略的積極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推動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這是對美國傳統外交政策的一次顯著轉向。

然而，特朗普政府仍在浪費讓多極化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契機。通過破壞國際經濟體系、以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疏遠他國，本屆美國政府在應對多極化問題上採取的雜亂無章式策略，最終可能是弊大於利——導致風險上升，收益反而減少。

意見之爭

美國學界至今仍在激烈爭論：那個“單極時刻”究竟是否正在讓位於一個兩極、多極，甚至“無極”的世界？

而答案歸根結底在於權力——哪些國家擁有權力、如何運用權力，以及其他國家如何感知這種權力。然而，“權力”本身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它往往由財富、軍事力量、人口規模、自然資源稟賦以及政治意志等多種要素構成。對權力的不同定義，將導致對未來世界秩序截然不同的判斷。

若僅以軍事力量來定義權力，那麼一個由美國與中國分庭抗禮的未來兩極格局似乎合情合理。但如果將經濟數據納入考量，那麼東亞、歐洲以及海灣國家也能被納入視野之中——這就明顯意味着未來會是多極世界格局。

若以更廣義的標準來界定權力，那麼世界正可能正朝向學者描述的“不均衡多極格局”（unbalanced multipolarity）轉變。在這種體系中，會存在少數幾個大國——例如美國與中國——以及更多的“次級強國”，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印度、日本、俄羅斯等。這些國家雖不具備超級大國的實力，但仍能夠有力地塑造所在地區的局勢。

2025年2月20日，馬克龍在社交媒體上向觀眾表示，他要讓特朗普明白美國的戰略利益與歐洲盟友是一致的。 視頻截圖

許多次級強國已經開始在這一新國際體系中爭奪自己的位置。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在2023年的表態震驚了歐洲領導人——他公開表示，歐洲應致力於成為“新世界秩序中的第三極”。與此同時，巴西財政部長費爾南多·阿達也對媒體表示，巴西不會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選邊站，因為“巴西太大，不應依附任何一方”。

顯然，這些國家並不願被塞進某個由美國主導的反華陣營。它們並不相信“新冷戰”式的兩極格局敍事。事實上，這正是拜登政府大戰略的根本錯誤之一：它試圖重演冷戰劇本，強行製造與中國的兩極式競爭，強化美國同盟體系，並給俄羅斯與中國貼上所謂“威權軸心”的標籤。

最後拜登政府發現，許多國家已不再接受這種非黑即白的世界觀。

即便是華盛頓最親密的盟友也歡迎與中國進行貿易與投資，儘管它們也許並不認同中國的意識形態或治理模式。像印度這樣的國家，一方面積極採購美製武器並開展軍事合作；另一方面，又參與中方組織的聯合軍演，同時進口俄羅斯的能源。換言之，這些“中等國家”的行為方式恰恰説明，它們已經相信多極世界格局會在不久的將來浮現。

現實檢驗

在這場看似深奧的“極化”爭論背後，隱藏着一個常被忽視但意義重大的假設：即多極世界格局必然比兩極格局更不利於美國。

一般看法認為，多極化會增加全球動盪的可能，削弱同盟體系，使華盛頓更容易陷入被動。

然而，這種認知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種“近因偏見”。美國人往往記得冷戰以和平收尾，而此前的間戰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時期）並沒有確保持久和平，所以兩極格局往往與“穩定”聯繫起來，而多極格局被認為與“危險”相關聯。不過，某些多極格局也曾帶來長期的穩定與和平。例如1815年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歐洲秩序——那是歐洲列強之間協商達成的一種政治安排，維持了將近一個世紀的和平。由此可見，認為兩極格局對美國而言一定優於多極格局，這種觀點充其量只是理論假設。

自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一系列會議維繫了歐陸一個世紀的和平穩定局面。

現實中，這兩種世界格局各有利弊。例如，多極格局的確可能帶來某些風險，如小國之間爆發低烈度衝突的可能性增加；但兩極格局也可能強化其他風險——包括軍備競賽可能升級為大國之間的戰爭。同樣地，兩種秩序也帶來了好處：在單極或兩極格局下，一個大國往往能憑藉強大的影響力約束附庸國，從而避免他們之間爆發衝突。而多極格局中，在安全上“搭便車”、依靠集體安全承諾推卸責任等做法會變得更加困難，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國的防務成本與實施“前沿威懾”的風險。

以上並非純粹的學術辯論——“極化”本質上描述的是國際體系中權力的分佈，而非各國可以自由選擇的結果。但一國政府可以在戰略上選擇傾向於某一種格局。拜登政府試圖強調兩極格局，突出中美對抗的地位，倡導盟友採取“規模化”戰略，並試圖組建一個針對所謂“動盪軸心”的新西方聯盟。這一戰略將中國、伊朗、俄羅斯及其他國家歸入一個統一的敵對陣營，並試圖組建新的“自由世界”聯盟與之抗衡。

最後這種做法失敗了，因為它不符合現實——其他國家對這種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持懷疑態度，並拒絕選邊站隊。

與其人為地把世界強行劃分為兩個陣營，美國應該選擇主動擁抱多極化，並以此為依據制定戰略。

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通過順應國際體系中更具多極特徵的要素——例如開放貿易與跨國合作——美國仍能維持過去七十年來享受的諸多經濟與政治好處。同時，若能推動盟友承擔更多防務責任，將自身的軍事與經濟資源重新聚焦於真正緊迫的安全議題，美國便能在降低面臨對外衝突風險的同時，避免戰略上的過度擴張與精力耗竭。

此外，在一項順應多極化的戰略中，美國能圍繞特定議題或領域，優先與別國建立靈活、交易性的夥伴關係，從而對潛在競爭者（例如印度）形成戰略上的對沖。最終，這項戰略在安全政策上的成本，將遠遠低於花費數萬億美元維持美國應對所有潛在挑戰者的軍事霸權地位的成本。

特朗普的困境

要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有效競爭，美國必須重新調整戰略重心。

特朗普政府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一些初步嘗試。例如，它鼓勵盟友——尤其是歐洲國家——在集體防務中承擔更多責任，並將潛在的經濟實力轉化為更強的軍事能力。美國政府沒有進一步加大對烏克蘭的武器援助，實際上把這項責任轉交給歐洲各國。這樣一來，華盛頓可以縮減其龐大的全球軍事部署，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真正關鍵的地區——印太地區以及美國自身的“後院”拉丁美洲。

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和副總統J·D·萬斯均已表示，美國軍方很可能會進一步縮減在歐洲和中東地區的駐軍，以便更好地將戰略重點放在印太。

此外，特朗普政府也試圖在雙邊與多邊夥伴關係中保持更大的靈活性。與冷戰時期組建的正式、封閉的聯盟體系不同，美國如今需要與眾多國家建立更靈活的、針對具體議題層面的合作伙伴關係。與盟友打交道時，特朗普總統毫不掩飾他的批評，有時甚至樂此不疲地強調美國的利益高於與盟友的共享價值觀。

與此同時，他也願意同以往被視為對手的國家——如伊朗和俄羅斯——進行接觸，而此前的歷屆美國政府往往會出於對國內政治風險的顧慮去迴避這種嘗試。

當地時間8月15日，特朗普在美國阿拉斯加州迎接俄羅斯總統普京 視覺中國

儘管這些外交互動目前取得的成果有限，但這種拒絕非黑即白世界觀的開放外交姿態，正是美國在多極格局中最需要的靈活性的體現。

不幸的是，美國的其他政策卻直接背離了這種靈活務實的多極世界觀，轉而偏向一種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這種做法不僅放大了多極格局中最糟糕的風險，也導致盟友們無法判斷美國究竟是朋友還是對手，甚至令中國在某些方面成為更加可靠和一致的夥伴。

正如拜登政府企圖把世界分成“我們”與“他們”所帶來的外交疏離，特朗普政府願意扮演“孤膽反派”的強硬姿態，同樣有可能在變化的世界中令美國陷入孤立。

在一個多極世界中，華盛頓理應通過嘗試維護全球經濟的開放性來鞏固自身影響力。這意味着應當剋制使用經濟脅迫手段，轉而加強全球市場的韌性與多元性。

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恰恰相反——其嚴重依賴經濟與政治脅迫，以關税、制裁等手段同時施壓盟友與對手國家，迫使它們作出讓步。冷戰結束後形成的“單極時刻”曾讓美國積累起一套能將經濟相互依存關係“武器化”的政策工具箱；而特朗普願意基於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毫不猶豫地動用這些手段。

正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主席邁克爾·弗羅曼近日在《外交事務》上撰文指出的那樣：

“如果華盛頓繼續沿着當前這條以單邊主義、交易主義和重商主義為特徵的路線走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特朗普政府外交路線的最後一個問題在於，它主動摧毀了美國的軟實力工具箱，且公開敵視國際多邊主義合作機制。這套機制本是避免全球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最糟糕結果的“安全網”。毫無疑問，美國的對外援助機制與外交機構需要經歷改革；聯合國與其他多邊主義機制也需要改革。

然而，一個不願意主動參與外交的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與競爭力將遭到根本削弱。而一個連最基本的維生服務（例如災難救援、人道主義援助）都無法提供的世界，是一個讓所有人處境更糟糕的世界。

陷入癱瘓

這種混亂的外交路線讓美國處於一種癱瘓狀態：它具備在這個多極化世界中周旋的一定能力，卻又面臨着自我孤立的風險，以及更嚴重的——將削弱那個令華盛頓從中受益如此之多、如此之久的開放型全球經濟秩序。

就算特朗普政府在調整安全承諾方面採取了一些積極行動，它依然在削弱美國的經濟與外交地位。從對外實施嚴厲的關税與制裁，到在伊朗境內和委內瑞拉近海發動看似隨機的軍事打擊，無論對待盟友還是對手，本屆美國政府都以一種追逐私利且具攻擊性的姿態行事——哪怕要成功地應對這個多極化世界意味着美國需要更穩固、更精簡的全球夥伴關係。

到最後，特朗普政府這種半途而廢的“戰略”，也許同完全沒有戰略一樣糟糕。

（原文發佈在美國“外交事務”網站，原標題：“讓多極格局生效——美國應如何應對新的全球秩序。”譯文有刪節，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觀察者網觀點。）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