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對話張曉霖：吳石朱楓犧牲後，台灣還有一批同志“戰鬥”至今

11月8日，“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追思慰靈大會”在台北馬場町紀念公園隆重舉行。七十多年前，吳石、朱楓等千餘名隱蔽戰線的英雄在此就義；如今，隨着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熱播，他們的名字與生平事蹟為更多人所銘記。

不少觀眾為他們的悲壯結局而扼腕，為統一大業受阻而憤慨，卻鮮有人知，在現實中，他們犧牲後，有一批堅守紅色信仰的“白色恐怖”倖存者，如暗夜中的守燈人，在台灣島內默默傳承着革命的星火，直至今日。張敏生，即是其中的一員。

生於軍閥割據年代的張敏生，自幼跟隨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抗日。抗戰勝利後，到青島警察局任外事警察，期間目睹了在華美軍的野蠻殘暴和國民政府的貪腐無能。他不是共產黨員，但因堅守紅色信仰，屢遭國民黨迫害，幾度死裏逃生。

1950年代，白色恐怖陰霾籠罩台島，他因所謂“參與叛亂之組織”，被囚於綠島監獄15載，期間又因和一批同志堅持學習紅色思想，導致刑期再延三年。1969年出獄後，他開啓了新的“戰鬥”——受難友囑託，長期致力於找尋那些犧牲烈士的遺骨，以便讓他們能魂歸故里。而在解嚴之後，他和其他倖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又開始為兩岸統一事業積極發聲……

歲月更迭。在張敏生步入晚年之際，他的兒子張曉霖慢慢接過了父輩手中的旗幟。2025年秋祭前後，觀察者網對話了現為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副秘書長的張曉霖。本文為對話上篇，回溯那段被刻意掩蓋的紅色歷史；下篇聚焦當下島內統派生存之艱，將於近日刊發。

【對話/觀察者網 李泠】

·《沉默的榮耀》喚醒民眾對“白色恐怖”歷史的關注

觀察者網：今年的秋祭恰逢大陸電視劇《沉默的榮耀》熱播，很多民眾由此（重新）關注台灣的這段黑暗歷史。這部電視的播放，是否有給今年的秋祭帶來什麼不一樣的氣息？

**張曉霖：**實際上，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在馬場町舉辦的秋祭活動至今已持續35年，近幾年我們也有把相關信息散發出去，包括通過大陸官媒渠道讓更多的同胞瞭解，不過之前可能因為民眾更關注與自己當下生活息息相關的信息，所以不太知道我們的存在。

而在台灣，在教育、歷史、文化、政治等領域，這段歷史中與左翼及共產黨有關的部分被刻意遮蔽，既是左翼愛國作家也是政治受難者的陳映真對此有個説法叫“消失的左眼”。到今天台灣社會“反共”氛圍依然濃厚，以至於很多人主動避開這個話題，而面對有關單位在媒體上長期的扭曲與刻意隱避，互助會的人數較少，聲音微弱無法扭轉。

今年《沉默的榮耀》熱播，讓這段歷史和其中如吳石將軍、朱楓（朱諶之）等人成為熱門話題。不少被戲劇感染的人開始在網上搜尋資料，然後公開講一些或對或錯、或真或假的內容；也有人受電視劇影響，會帶鳳梨酥來祭拜吳石。對於突然的爆火，我們自然是平常心看待。

我現在出來接受採訪，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互助會的存在，進一步替那些“白色恐怖”犧牲者以及包括我父親這些從“白色恐怖”倖存下來、一直堅持守護歷史真相的受難者們，把這段被刻意掩藏的歷史告知更多人，讓大家能認識這些有名或無名的英雄烈士，認識那個年代沒有犧牲但仍堅持理想的仁人志士，使民眾在這一歷史基礎上一起思考兩岸關係的走向、中國的偉大復興乃至人類共同體的命運。

2025年，馬場町秋祭，十幾位195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在現場唱《青春戰鬥曲》。第一排，右一為“郵電支部案”的周淑貞，右二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林金成，右四為“義民中學案”的範榮枝；第二排，右二為李蒼降烈士在獄中出生的女兒李素慧，右三是參加抗美援朝為美軍所俘後被遣送至台的趙英魁。

《青春戰鬥曲》曲譜

·“老前輩”、“老同志”、“老同學”

觀察者網：據我瞭解，您是因您父親張敏生的影響而投身“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歷史研究，能否和我們説説您父親在“白色恐怖”年代裏的遭遇？

**張曉霖：**我父親生於1928年，5年前過世，山東平度人。他出生時恰逢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軍閥割據，社會混亂。我父親對這個時期的描述是，“有飯吃時是軍閥，沒飯吃時是土匪”，因為會搶老百姓的飯吃。當時軍閥和外國勢力欺壓國人太甚，我父親對社會的認知開始懵懂。

之後抗日戰爭爆發，國共迎來第二次合作，他在山東跟着一支游擊隊，在游擊隊的保護下完成了中學學業。那時很多人説他的想法怎麼“偏社會主義”，他也搞不懂，只知道“誰對老百姓好，跟着他們一起走就對了”。後來才知道，他跟的那支國民革命軍其實不是國民黨的，而是共產黨的軍隊。

抗日戰爭結束後，眾多軍人卸甲回鄉。我父親經由在游擊隊裏認識的一些學長的介紹，到青島警察局任職，歸李國萃領導。因為他在游擊隊裏讀過書，會講點英文，所以擔任外事警察——説是警察，其實是配合警察們的工作，在一旁做翻譯。

那時美軍盤踞青島，他每天陪着警察們幫外國人做筆錄，因此看到了美軍的種種惡行。像現在我們經常在新聞裏看到的美軍姦污婦女、喝醉酒開吉普車撞死路人等醜聞，他在那時就已經常耳聞目睹了，比如沈崇案。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駐在青島的美軍因為要喝酒，需要錢，所以會把過期的軍糧偷出來賣給老百姓。有一年有長官過來，他們為掩蓋罪行就把一些老百姓殺了，騙長官説是來偷糧的。那時候國民黨為維護和美軍的關係，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父親就是從那時開始嚴肅思考國家及社會問題，進而慢慢形成對社會主義的思想認同。

1946年12月24日夜，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去看電影途經東單時，被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皮爾遜等二人架至東單操場施行強姦。這一消息在全國激起強烈反響，北京、上海等地爆發了共有50萬學生相繼參加的針對美軍暴行的抗議活動。 資料圖

我父親這輩子經歷過三次生死交關時刻。第一次是國共第二次內戰爆發後，美軍説青島警察局裏有共產黨人的存在，於是局裏的人都被抓了起來。被關押時，有些不確定是不是共產黨員身份的人告訴他，審訊的時候要一問三不知，這樣還有可能逃過一劫。我爸每天晚上看着一批批人被帶出去，據説他們都被綁上石頭丟到青島外海去了。

直到我父親去世，他都不知道這些人叫什麼名字，他們沒有判決書，也沒有墓冢，外界都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但是這些犧牲者深深地影響了我的父親。後來台灣這邊的很多老朋友和其他受難者家屬常説我父親很偉大，做了很多事，但我父親常跟我講他其實並不偉大，偉大的是那些為國家犧牲的人，老天留他一命，是為了讓他把這些人的故事和歷史真相傳出去、讓他們的愛國精神承下來，這是他的使命。

要不是青島解放得快，可能再晚兩週，我父親也要被丟到海里。但剛死裏逃生，又遭遇變故——他和他的同鄉、後經證實是共產黨人的李國萃被撤退的國民黨一起送上來台的軍艦。之後迎來了他的第二個生死交關時刻。

在台中的軍營裏，每天都有人恐嚇他們，“我知道你們的底細，你們都已經來到這邊了，最好不要再給我搞什麼小動作。”我父親他們擔心國民黨會秋後算賬，因此找機會逃離了軍營。李國萃跑到台南，重新和地下黨省工委取得聯繫，我父親則是跑到高雄。

他在高雄剛好碰到一個山東老鄉，那時因時局混亂，很多人的身份證明都還沒有過來，他的老鄉就把自己的軍人補給證給他，讓他去申請一份臨時身份證件。我父親真的蠻勇敢的，他不僅拿到證件，還藉此考上了個無線電技師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我父親後來被抓，是因為北上探訪於凱。於凱是他在游擊隊裏認識的同學，來台後當了台北大學學委會的幹部。那時台灣社會因戒嚴令風聲鶴唳，我父親不知道於凱當時已被軍警監控。軍警看有人來找於凱，就順藤摸瓜查下去。1951年前後，軍警找到我父親，説：“張敏生，你不要再逃了。”

1951年5月11日，我父親被羈押，之後被以《懲治叛亂條例》第5條“參加叛亂之組織”判處有期徒刑15年。而他的同鄉李國萃，後來也受於凱案牽連身份暴露，於1952年6月24日和宮樹桐等人在台北馬場町附近的川端橋遭槍決，現葬於六張犁第三墓區。就我目前的探索研究來看，我父親能免於死刑，可能是因為沒有實質參與在台地下黨的工作；如果他的同鄉們多講一些他們在大陸的過往，他也可能難逃一劫。

我父親出獄後一直在找尋他同鄉的家人，希望能把他們的遺骨帶回家。他後來終於等來了李國萃的親屬，將他的遺骨帶回家鄉安葬，但他心裏還有很多遺憾，比如其他在大陸的家屬可能都不知道親人的遺骨在台灣。在我父親晚年時，我慢慢接手這些事，使他不用再掛心。

1996，馬場町刑場遺址，秋祭現場

觀察者網：我在台灣“人權記憶庫”裏查到您父親的一些資料，資料顯示您父親前後累計被判18年，第一案是您前面提到的所謂“參加叛亂之組織”，被判15年，第二案是“案發時為受刑人，涉嫌抄寫反動筆記、文字及書籍等情”，因此1956年被判15年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再“交付感化3年”。

**張曉霖：**是的，我父親的第三個生死交關時刻就是發生於這時候。他們那批支持紅色思想的人，在獄中跟國民黨政府做思想鬥爭，他們在獄中也在學習。我父親提及自己在綠島的這段歲月時常常會很自豪地跟我説，“敵人關押我們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幹部學校。”在國民黨眼裏，這些思想堅定的人是“頑固新生”，是冥頑不靈的“紅帽子”，不能留。當時國民黨挨個審訊他們，我父親和吳樹培等人在獄中緊急説服了一個已錄了口供的台籍受難者。

他們這批人在知道事情泄露後，趕緊勸説這個台籍受難者：“我們現在之所以在牢裏，就是因為國民黨的欺壓，你怎麼能為虎作倀？如果我們後面能出獄，就把你出賣難友的事和大家講。”從日據時期開始，大家就已非常痛恨出賣別人獲取私利的人——你可以不關心國家大事，隨波逐流，但不可以出賣身邊人當走狗。所以那個台籍受難者當時就有點害怕，又説自己已錄了口供，改不了了。這些人就告訴他可以上庭翻供，翻供的話，他們還能九死一生，不翻供，那肯定毫無生機。得益於他的翻供，我父親只是再加三年管訓。

我父親和其他獄友有着同樣的支持社會主義的理念，並在獄中為此而奮鬥與互助。現在社會上很多人會敬稱他們為“老前輩”，他們自己則因在綠島的經歷而謙卑地自稱“老同學”，有時難友見面時，彼此之間又會説“老同志，你來啦”。

觀察者網：除了您父親的經歷，我瞭解到您還做過其他不少“老同志”的口述史；現在，您在互助會里全職工作。能否聊聊您父親如何影響乃至塑造您的使命感？

**張曉霖：**台灣在經歷38年的戒嚴後，於1987年7月解除戒嚴令；解嚴之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才成立，他們這些統派才活躍起來。

上世紀90年代，台灣當時有個規定，男生必須服完兵役才能出境。我一服完役，我父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我回山東老家認祖歸宗。他帶我去一些地方，告訴我“這是日本人欺負我們的地方”、“以前因日本吃光、搶光、燒光的‘三光政策’，有人啃樹皮臉腫起來”等等。在後來的歲月裏，他還帶我看了課本之外的真實的長城及長江；他是個堅定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也曾指着三峽大壩同我説“這大壩不是喊喊‘共產主義萬歲’之類的口號就可以建成的”。

首次回山東老家之後，我爸媽會不時帶我參加一些統派活動，我從那時開始有些懵懂。2000年之後，我父親因年紀大了，身體慢慢變得不太好，因此在他出去參加相關活動時，我母親會讓我多陪着——我母親祖籍閩南，出生在台北，一直很支持我父親的理念，還跟我説父親這些人做的是好事，可惜2017年母親過世先走一步，對父親與我打擊很大。

2007年左右，我開始“自我覺醒”，想要尋根探源——不只是瞭解血脈傳承，也想在思想精神層面進行探索。所以當時我從信息多媒體產業跳到領域完全不一樣的互助會，至今18年有餘。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才對我的父親有更多的瞭解。

此前我完全不知道他竟然是“白色恐怖”的親歷者；我也終於理解為什麼小時候經常有警察來我家。我家住在頂樓，家門口有本簽到簿。台灣的警察會定時巡邏，當時經常有警察安全巡邏到我家門口簽到，還會順便敲敲我家的門。那時我覺得台灣的治安還不錯，一般情況下只需要在一樓巡邏就行，他們還特地上到十幾樓；後來才意識到，他們是借巡邏之名監控我家，因為我父親被國民黨記錄為“特殊分子”。

我父親早些年完全不敢跟我講他在“白色恐怖”時期的經歷，可能是怕我不小心講錯話。2012-13年，他生病住院，我在醫院陪他時會主動和他聊起當年的事情，不斷追問。我記得我當時和父親説過，“你被關押，是因為做了對不起社會的事情嗎？如果你真的做了違法犯罪的事，我會替你向外界道歉。”後來我才瞭解，有時候這世界黑白對錯要看你用什麼標準、立場去衡量。在和父親的對談中，我重新瞭解了他，瞭解了他們這批人。

圖為互助會參訪西柏坡紀念館時，張曉霖與其父母親在接待室的合影，前面是來訪賓客的簽名簿。

觀察者網：在做這些人的口述史，還原“白色恐怖”時期歷史時，主要有哪些挑戰？

**張曉霖：**若説挑戰，主要可以分為物證和人證兩方面。

物證的困難主要體現在檔案獲取上。關於紅色歷史的檔案記載，不像大陸延續性非常明確且完整，國民黨在台灣這邊的檔案記錄因兵荒馬亂、人員變動等因素遺失了不少。即使找到一些片段記錄，一來我們不能根據片段虛構全部歷史，二來記載具有強烈“反共”的主觀意識，要細加甄別。此外，部分歷史真相會隨着一些人的逝去而消失，倖存的政治受難者也不可能跟國民黨講太多、太深入，所以我們得從他們私底下被扣查的文件裏尋找蛛絲馬跡，從而拼湊出事情的全貌。

證人尋訪方面，如果訪問的是支持社會主義進步思想的社會運動者，他們中不少人會遵守一條“紀律”：如果他們上面的人沒點頭説這事能講，他們就會把事情爛在肚子裏，不然就是避重就輕地説。這幾年因民進黨嚴重扭曲歷史，所以這一情況有所改變，他們後來偶爾會主動提及這段歷史，不過關於紅色歷史的部分還是會比較慎重。

其實，不論是檔案獲取還是證人尋訪，都只是過程，重點在於目標的確立：我到底是為何而找？最後要給出什麼樣的答案？

最終我確定解讀這些物證與證人口述歷史的方法，是以唯物辯證的方式，採用“以事聚人”的角度，而非“以人成事”。面對一位政治受難者，不需要完全搞清楚他個人一生的經歷或想法，只需要透過這羣人來聚焦自己想了解的那段時期的歷史。這樣也能避開面對卷帙浩繁的資料霧裏看花的問題。

對於這段歷史，另一個難點是要用什麼心態去解讀。我的想法是儘量客觀、辯證。以蔡孝乾為例，他供出地下黨員是真，但當時他是出於什麼樣的心境，像“貪戀小姨子”這類情節就屬於他人編造的了。而且，從更宏觀的歷史格局來看，即使沒有蔡孝乾的叛變，兩岸也遲早會形成現在的情況。因為在1950年代的最大影響因素是美國，冷戰期間，它肯定會把國民黨所佔據的台灣拉入“反共”陣營，只要被困於島上，“白色恐怖”興起、信仰紅色思想的人被害是遲早的事，屆時即使不是這個蔡孝乾，也會是另一個蔡孝乾。因此，現在很多人上綱上線地批判蔡孝乾，把台灣地下黨的不幸幾乎歸罪於他一人身上，這或許過於苛刻；對他的部分經歷的抹黑杜撰，是為了給台灣民眾留下他們“被國民黨殺、被共產黨騙”的印象，進而污名化愛國愛鄉的共產黨人。

至於要給出什麼樣的答案，我們是站在當時革命者和愛國者的立場説出當時的故事，希望能有更多人因此知曉這段被湮沒或扭曲的歷史真相。

2019秋祭，人民英雄紀念碑舞台，部分“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與家屬

觀察者網：説到扭曲歷史真相，有不少聲音指出追求“台獨”的民進黨以“轉型正義”為名，刻意將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歷史融進“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敍述中。藍博洲先生前不久接受觀察者網採訪時也曾批評道，“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您能否向不甚瞭解這些歷史的讀者科普下，“50年代白色恐怖”和二·二八”事件相關敍述，兩者的區別和聯繫是什麼？

**張曉霖：**具體分析這個問題前，我需先特別強調一個大背景：整個中國近代歷史是沒有斷點的，有個明顯的目標一直存在，即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壓，早期是反對英、法、日、德等老牌帝國，後來加入美國。“反帝”與“反共”間的鬥爭長期存在。而帝國主義者之所以“反共”，原因之一是共產主義思想點破他們剝削勞動階級的本質，且眾多共產主義者既不能被錢收買，又不怕死，還能有效團結受壓迫的階級一起對抗帝國主義。換言之，沒有外部帝國主義勢力的干擾的話，近代中國的很多問題只是成王敗寇的內部問題。也就是説，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國際冷戰這一大背景下的一個歷史悲劇。

再看“二·二八”事件，它的本質是地區性的階級矛盾問題。當時台灣的老百姓其實想法很單純，只是希望台上那些貪官污吏能下台。實際上同一時期大陸多地也有發生類似事件，比如我父親的家鄉山東，國民政府戰後無法約束管控官員的貪腐無能，造成民生凋敝、民怨沸騰，因血腥壓制工運和學運抗議，導致民眾失望進而發動武裝暴動，最後演變成國共的國家內戰。也就是説，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只是當時大環境中的個例，不是孤例，只是現在很多人解讀時過於聚焦台灣。那時確實也有人希望能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但其中不少人是支持紅色思想的。從這角度來看，它也是國共內戰的一部分。

回過頭來看“台獨”們的操弄，實際上，“台獨”運動是破碎的，相關話語體系其實是1970年代美國人讓一些“台獨”人士回到台灣以後才慢慢形成的。他們鑽了謝雪紅在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共產黨成立發表的一些文章裏的空子，進行莫名其妙的推論，把“二·二八”變成“台獨”運動的起點，把謝雪紅扭曲成所謂“台獨教母”。他們推崇的廖文毅，其所謂“台獨”觀點實際上也只是相較於日本殖民，希望台灣能擺脱日本的殖民統治，而他本人也是支持中國統一的。對於紅色思想在台灣推行的社會運動，民進黨講起來也是避重就輕，説成“台灣要地方自治”。

他們將台灣解嚴後的民主運動歷史的重新解構稱作“轉型正義”，但是在我們看來卻是“轉型爭議”。他們不僅收割紅色革命成果，把進步思想人士與社會運動者變成“台獨”的政治養分，把紅色歷史篡改成他們“台獨”的發展歷史，還讓不少當初堅持紅色信仰的老同志的後代“認賊作父”——有比這更殺人誅心的嗎？

·讓烈士“回鄉”

觀察者網：對於民進黨，我們稍後還會談及他們當下製造的“綠色恐怖”。先説回“白色恐怖”中的政治受難者，我瞭解到除了每年的春祭、秋祭，互助會還協助他們的大陸親屬來台尋回遺骸，您剛也提到在您父親晚年，您有協助處理相關事宜。能否和我們分享更多細節？

**張曉霖：**我父親跟我講過，那些沒有犧牲的人後來在獄中形成了一個使命。

那時，不同案的人才會被關在一起。因此，我父親在獄中碰到了“義民中學案”的姚錦。經過幾次交談，大家得知彼此理念相同，都是同志，姚錦便對我父親説：“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幫我照顧被我牽連的三個學生。”中間也有一些人對我父親説：“如果你能出去，跟我家人説我發生了什麼事，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還以為我突然人間蒸發了。如果可以的話，能不能把我的遺骨運回家鄉？”所以我們做這些事，並非如外界認為的單純地出於好心，而是源於紅色歷史裏革命者之間已超乎血緣關係的一種羈絆。

他們當時被關在牢裏，雖然有所囑託，但我父親出來時已經是1969年的事了，要找這些遺骨的下落，基本上等同於大海撈針。六張犁的發現，是因為他們那時已有耳聞，聽説極樂殯儀館在六張犁山上埋了一批人，但完全不知道具體埋在哪裏。我父親這些難友們出獄後一直在關注和尋找。

關於六張犁這一“白色恐怖”棄葬的歷史現場的發現和後續工作，現在台灣官方的歷史文件都完全不提互助會，而是一直強調曾梅蘭。確實曾梅蘭在1993年於六張犁第一個發現了自己親人的亂葬冢，但之後發生了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我們現在在六張犁三個墓區看到的墓冢羣，是當年互助會上百位70餘歲的受難者，從5月28號一直忙到6月11號，在短短兩星期內從荒煙蔓草間整理出來的。他們先找出可以辨識的163個墓冢，到年底整理出201個。

1993年6月8日，六張犁棄葬現場

受難者發現六張犁烈士墓碑，右一為互助會總會長林書揚，右三蹲着的是陳映真，右四為張敏生

後來出現了新的轉折：大家原以為當年地下黨員被害後都是土葬，其實並非如此。我父親這一輩主要尋找土葬的遺骨，而2006年我無意中發現還有火葬的情況，目前也一直在跟進。

據我調研，當年國民黨公佈槍決的人數為1200餘人，但根據後續資料，實際至少有1800-2000人，其中本省籍與外省籍的比例約為6:4。這1200多人中，約七八成已由家屬領回，如吳石、陳寶倉等烈士早在1950年代就被領回。剩下的三四百具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被隱蔽處理——因冷戰時期兩軍對壘，情報人員被槍決的消息不會登報，國民黨以此讓大陸方面無法確認這些人是犧牲還是潛伏，從而干擾其後續行動；另外約200多具遺體在六張犁土葬，他們的家屬或因“贖屍金”太高無力承擔，或因恐懼而不敢認領，也有一些根本沒有家屬。

至於火葬方面，主要是在朱楓烈士的遺骨被發現後，我才意識到還有火化的情況。國民黨將部分地下黨和情報人員槍決後火化，骨灰集中存放。

觀察者網：關於土葬部分，當初是亂葬崗，現在我看到六張犁的三個墓區立了不少墓碑，上面用紅漆寫上受難者的名字。從1950年代到1993年，中間橫跨三四十年，請問當初老同志們是如何分辨亡者的？

**張曉霖：**對，他們的墓冢是一個個小小的石碑，而且有些墓葬得十分緊密。按照一般的墓葬傳統，不會埋得這麼近。

六張犁第三墓區（原互助會發現的第三現場）

中國人向來對亡者懷有敬重之心，也認為若未妥善處理他們的遺體，亡者晚上會來“找麻煩”。所以，當初對於極樂殯儀館而言，一批放置了一年多卻無家屬認領的遺體，總得想辦法先埋葬。六張犁這個地方，自日本殖民時期起便是墓葬區，台北一帶的人常將家人安葬於此，包括蔣渭水也埋葬在此。那時由衞生院專門負責處理殯葬事宜。

如今，我們看到的六張犁墓區被清理得十分乾淨。但實際上，這地方位於山坡上，若完全置之不理，由於台北雨季較多，大概半年到一年，這裏的草就能長到半人高，時間再久一些，整個大墓碑也會被草蓋住。不過，也正是這些草，使得墓區的遺骨不會流失。

以前確實也有很多家屬會質疑，負責整理的這些老人家並非專業的墓葬人員，擔心這裏面埋的不是自己的家屬。這裏，我可以講一個我經手過的小故事。

2014年，有個家屬來尋找他當年從大陸來台唸書的二叔蘇爾挺。起初，這家屬也心存疑慮，認為這位置下埋的不一定是他的二叔。結果，遺骸一挖出來，他第一時間就打電話回去説：“叔叔的遺骨找到了。”那邊還很驚訝，問：“你確定嗎？”他回答：“是的，因為裏面有一顆金牙。”他們家當時在大陸還算富裕，所以蘇爾挺鑲了一顆金牙。按照台灣這邊的傳統説法，“牙齒會咬子孫運氣”，所以牙齒通常不會被收納進遺骨，但他們還是把含金牙的遺骨完整帶回家鄉安葬。

所以，請不要看照片裏只是一羣老人在挖掘，他們其實都會竭盡全力地先將墓碑文字拓印下來，再認真仔細地逐條核實。

當時的墓碑拓印以及烈士遺照

當然，由於當年衞生院處理這些烈士遺體時非常草率，僅用草蓆一裹便匆匆掩埋，我們也遇到過令人心碎的案例。例如，一位安葬在第二墓區的烈士，他的家屬怎麼挖都挖不到遺骨。一方面，那地方原本有一棵小樹，經過四五十年的生長，已變成大樹，而樹木在生長過程中吸收了遺體的養分；再加上這位烈士年輕時就犧牲了，他的骨骼未完全硬化，因此很快便與周圍的土地融為一體了。

還有一件事，是我父親和我心中長久以來難以釋懷的。朱楓烈士的骨灰是由徐宗懋先生等人找到的，其中也關聯着另一位烈士家屬漫長的追尋之路。

當年“金瓜石中學案”的校長潘承德也是一名地下黨員。他犧牲後，他的兒子潘蓁動用了很多關係，卻一直找不到他的遺骨。因為潘承德有個學生叫林學禮，和我父親是獄中好友，所以潘蓁後來通過林學禮聯繫上了我們。對我的父親而言，完成好友的囑託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我們多方努力，苦苦尋覓，這條線索最終還是中斷了。

兩年後，潘蓁再次來到台灣，找到了徐宗懋。他們通過殯葬系統查詢發現，原來有一批集中火化的骨袋。原來潘承德犧牲後，先被送去軍方的醫學院解剖，八年後才火化，他的骨灰袋推斷應該與朱楓烈士的屬於同一批。可惜得知這一消息太晚了，有一年台風，放骨袋的建築被吹壞了一角，雨水潑進來，導致骨袋上面的一些粉筆字被沖掉了。

這是家屬們不斷追尋的縮影，我們互助會對這份心情也感同身受。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困難並不是回家的問題，而是很多烈士的遺骨怎麼找都找不到。這任務很艱鉅，但我們還是會盡力做到底。後續，我們可能會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徹查這些烈士的遺骨的下落。比如張志忠烈士的遺骨，他的家人先是把他帶回嘉義，後又移入一處靈骨塔。我沒聯繫上他的後代家屬，就給嘉義每個靈骨塔負責處一個個打電話問過去，才搞清他到底真正落在哪裏。

張志忠烈士就義前

觀察者網：如果有烈士的大陸家屬想把他們的遺骨或骨灰帶回大陸，請問需要經過哪些程序？

張曉霖：在台灣這邊，正常來講首先需要死亡證明，但因為“白色恐怖”時期最多隻能拿到判決書，所以對於在户政單位死亡除户的證件要求沒那麼嚴格。

此外，需要證明自己和亡者的親屬關係。大陸家屬需先向大陸民政局申請獲得公證證明親屬關係，然後經由海協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處理。海協會的公證書在台灣海基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落地後，我們可以義務幫忙處理一些前期工作，比如整理相關文件、提前聯繫台灣殯葬業的相關單位，我們還會免費幫家屬刻一個私章。若是需要我們互助會協助參與，最好能寫一份委託書和切結書，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爭議。

家屬來台移靈後，按照傳統殯葬習俗，一般會把原來的墓碑打掉。不過我們會請他們把石碑留下，畢竟它是一個歷史現場。

現在還有一個更大的難關：由於現今兩岸對立氛圍趨濃，台灣嚴格限制大陸同胞來台，使得烈士家屬無法以來台掃墓及移靈回鄉為由申請來台，因此未來我們只能以項目的名義向台灣的陸委會申請團體入台許可，幫大陸家屬完成心願。

觀察者網：我看到現在有人在網絡上發起所謂“讓烈士回家”的活動，對此您有什麼看法或建議嗎？

張曉霖：先説一點，網絡上網友發起的這一活動，用“讓烈士回家”這名稱是不太對的，精準來講，應該是“回鄉安葬”，因為兩岸同屬一中。

話説回來，《沉默的榮耀》火了之後，網友發起了這一活動，再加上我們互助會不斷地披露、更新烈士名單，所以很多烈士的大陸家屬知道我們的存在後也開始主動聯繫我們。

協助家屬迎接烈士遺骨回鄉安葬，情緒很容易被感染：能幫家屬找到烈士遺骨，我們很高興；但遺骨沒找到，我們也會很傷心。但不論怎樣，我們都會盡力協助。當然，我們很歡迎更多民間人士參與，這件事不是隻有互助會能做。

此外，大家能關心這事自然是好事，但希望不要受熱度影響來祭拜、拍視頻等等。對待這些烈士、同志，那矗立的一個個石碑，既是墓冢，也是精神座標，對他們最大的尊重是把他們的愛國奮鬥精神一代代地傳下去。我們民族復興的目標還沒有完全實現、反帝反霸權的事業還在繼續，只有繼承他們的精神，我們的民族才能更好地走向下一個1000年、2000年、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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