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新雨：西方路徑已經破產，我們是否可以來一場“人民的全球化”？

冷戰-後冷戰結構對世界農業資本主義的影響深度形塑了當代世界，俄烏戰爭正是這一過程的延伸。

通過回溯世紀末學術範式變遷、中蘇革命、冷戰與全球化歷史、20世紀以來中國探索現代化的實踐，呂新雨老師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其實是第三世界的現代化。這一過程所經歷的苦難、艱難與曲折其實是第三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所有危機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範——它衝破了被封鎖壓制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

本文節本發表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第7期。本篇為《鄉村與革命：中國新自由主義批判三書》（華東師範大學，2013）的英文版 Neoliberalism or Neocollective Rural China：A Critique and Prospect（ Palgrave Macmillan,2024）所增補的跋。

【文/呂新雨】

在《鄉村與革命》英文出版的當下，持續升級的俄烏戰爭已進行一年之久，還沒有出現和談的曙光。世界大戰的核危險不斷逼近，戰爭與和平再次成為世界政治的首要議題。從這個後視的角度看，本書通過把蘇聯、美國，以及德日等後發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放在比較和並置的視野，檢討了冷戰-後冷戰結構對世界農業資本主義的影響，它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烏戰爭其實可視為這一過程的延伸。

書中描述了蘇聯農業現代化的失敗如何最終導致蘇聯社會主義失敗，分析和評判了美國農業資本主義在冷戰中的角色。一戰和二戰之後美國的“糧食武器”逐漸成就其世界霸權，但內部黑人民權運動、環境問題、對世界能源的依賴及其產業金融化，外部對第三世界小農的系統性摧毀，以及蘇東解體後全球南北極化加劇，這些其實都可視為美國農業資本主義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國社會。

本書質疑了美國道路的“普世性”，否決了中國走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道路在政治和現實中的可能，解構了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敍述中“美國式道路”與作為“普魯士道路”的俄蘇/中國道路之間的“自由”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也是今天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的問題意識。

呂新雨《鄉村與革命》，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與之形成對照的正是，蘇東解體之後俄羅斯和烏克蘭迅速完成農業的資本主義化，併成為世界糧食出口大國，代價卻是深度“去軍（重）工化”、“去工業化”、國力嚴重衰退，以及兄弟鬩牆的代理人戰爭——俄烏糧食出口遇阻，聯合國糧農組織宣佈全球糧食危機進一步加劇。

“新熱戰”和“新冷戰”陰影下的俄烏戰爭與中美貿易戰，前者體現為歐洲各國武器裝備在烏克蘭戰場上與俄國的較量，後者對中國芯片等精密半導體技術和產品的封殺，也使得“現代化”、“工業化”這些似乎已經過氣的二十世紀的舊概念，重新成為當代政治場域中廝殺的關鍵詞。而其中，圍繞俄烏糧食禁運爆發的危機，更加深了糧食問題的政治化程度——這也為本書描述的這一重要世界政治的歷史增加了現實維度。書中還檢討了與之相關的“東方封建專制主義”和“亞細亞專制主義”理論的歷史語境及其在“後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投射，而這樣的敍述正在死灰復燃。

所有的現實都有它的歷史根源。今天，如何超克新、舊冷戰敍述去勘探、理解和闡釋世界格局的底層邏輯，從而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保衞世界和平，需要我們把視線拉長，從二十世紀發生在中俄兩國的戰爭、革命與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與實踐再出發：工業化和農業的現代化正是較量的關鍵。

在“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迷霧消散之後，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發展和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地位，不僅僅是全球南方關切的經典議題，也正在成為俄烏戰爭之後歐洲的新考量，而“再工業化”的呼聲則響徹了今天的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一既熟悉又陌生的圖景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部以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發展為切口，以“鄉村”、“革命”為關鍵詞的書稿，或許可以為此提供一份思考的答卷。

一、革命、現代化還是現代性：後/新冷戰與學術研究的範式問題

本書以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誕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對世界格局的大轉變為背景，試圖探索第三世界——傳統的鄉村社會佔據主導的國家和地區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時代，如何通過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方式尋求現代化發展的歷史，這一波瀾壯闊的過程中各種曲折、危機與犧牲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什麼會發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以及在這個意義上的現代性問題，正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最現實的挑戰。蘇聯和中國代表着兩條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社會主義道路，其成敗得失既是世界社會主義歷史實踐的寶貴經驗，也是人類發展的重要探索，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道路是其中具有決定性的維度。

本書的動機源自九十年代的中國。這是因為在蘇東和中國經過八十年代末後，革命已經被敍述為失敗的現代化故事，要為中國被耽誤和打斷的現代化過程負責。毛澤東時代被視為“東方封建專制主義”和“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回潮——這是西方對中國王朝（所謂前現代）建立在傳統農業水利基礎上國家與社會的概述，是共產國際運動中（包括中蘇史學界）圍繞中俄革命的論辯焦點，也是八十年代“新啓蒙”自我確認的起點。由此，“現代化範式”取代傳統的“革命史範式”，不只是在歷史學，而是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在“後冷戰時代”知識生產上的轉向，也決定了中國市場化改革下大眾傳媒的主導議題和框架。

本書通過檢討美國、蘇聯，以及德日等後發資本主義國家農業從熱戰到冷戰發展的成敗得失，及其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論證了中國為什麼無法複製西方的農業資本主義道路，無論是“美國式道路”還是“普魯士道路”——這出自列寧的經典論述被九十年代的中國自由派歷史學家闡釋為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美國式農業資本主義道路成為“普世道路”。這樣的闡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錯置的，這也是本書聚焦以“東方專制主義”和“亞細亞專制主義”為代表的“中國威脅論”，及其中國版本的“脱亞入歐”之“普世道路”的背景。

這一“去革命化”的過程在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1995年在香港發表的《革命之後的史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中曾受到尖鋭批判，“革命的諸種動因已紛紛受到質疑，它的歷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圍繞它而構成的那些歷史問題也就十分可疑了。換句話説，當前範式危機的根本是歷史研究喪失了中心，而這又與革命在近代中國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關”。現代化範式的倡導者認為，革命不僅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還強化了其前現代的狀態，而誰要想試圖論證一個與現代化範式不吻合的觀點，簡直就必定要被指控為“左的毛主義的傾向”。作為“現代化”範式：

即“一組與資本主義有關的發展”（a set of development associated with capitalism ）。我們當前的情況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對革命的勝利。由此粗略地説，我們至少有必要探察這種資本主義，探察其內在歧異，以及它與資本主義歷史的關係。換句話説，當代資本主義是否與十九世紀或更早時侵略中國，並最終成為中國革命的一種驅動力的資本主義同屬一物呢？[2]

對於德里克來説，回答是肯定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匯入美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是資本主義復辟。這一方面是他基於西方六十年代革命對於當代中國的評判，是西方左派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判斷和質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主導的“現代化”及其“發展主義”事實上成為新殖民主義在第三世界的代名詞，從而遭到了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激烈抨擊。在此基礎上，德里克針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的勝利，宣佈資本主義現代化範式危機的到來：“隨着資本主義統治似乎較前更趨安全，沒有任何有分量的意識形態來挑戰其霸權，由資本主義所支持的現代化範式似乎也不可動搖了。正是這樣的缺乏挑戰的狀態，我稱之為範式危機”[3]，而承接“現代化”範式危機的就是後革命時代的“現代性”問題。

在這樣的視野中，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只剩下遺產，在現實中不復存在。現代化對中國革命的取代，使得資本主義在全球趨於穩定，而中國的加入使得全球資本主義獲得新發展，資本主義全球化成為事實。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全球化的現代化與革命成為二元對立，而與此相對應的還有民主與威權、自由與專制、國家與社會等一系列二元對立——這些對立既是九十年代現實政治博弈的歷史投影，也是冷戰分割線的投影，它隱匿在“全球化”和“現代性”的理論深處。今天，這個世界依然被禁錮在一系列二元對立的認知藩籬中，正是今天所謂“新冷戰”之所以發生的知識/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基礎——其訴求是從西方中心和冷戰勝利者的立場收復失地，在世界範圍內驅除社會主義的幽靈。

由此，德里克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寫下訃告：中國特色意味着中國式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中國模式’，只不過是現代化範式的一個本土版本，雖然一再強調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隨美國的腳步，而後者並沒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在這個意義上，革命已經被吸納到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內部——從西方的視角完成了（終結了）二元對立，併為西方左翼對當代中國的批判鋪平了道路。在他看來，這就是為什麼九十年代之後，“全球化”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開啓：因為中國背叛了革命。在此基礎上，他針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後殖民主義理論的深刻批判，體現了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所能夠達到的深度，同時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義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國從理論到實踐上挑戰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實上，這樣的東西方“社會主義”視角之間的衝突，從二十世紀初就以理論論辯和路線鬥爭的方式貫穿中俄革命的全過程，這正是本書試圖努力重新檢討的歷史。

以德里克晚年關於台灣問題的論述為例。既然中國是美國的擁躉，是一種霸權與另一種霸權的關係，那麼身處中美之間該做什麼樣的選擇？他的台灣演講集《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4]中，論述的台灣歷史既沒有長達三十八年戒嚴體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沒有美國第五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的冷戰歷史，對台灣依附美國的顯著現實不置一詞，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成為全球霸權和殖民主義的代表——把中國的崛起歸結為改革開放後資本主義的成就，這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中國革命。

德里克《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台灣衞城出版社2018版

對中國“九十年代”的反思也是中國的“新左派”誕生的緣由。國企改革的下崗潮，三農問題背後的城鄉分裂，東西部發展的區域分化，“社會羣體性事件”不斷湧現，市場尋租導致黨內腐敗加劇……，所有一切都具備資本主義全球化在第三世界發生的特色，也是中國加入WTO之後的代價，這個意義上的“發展主義”遭到了全球左派的批判。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關於中國道路的激辯就發生在此背景之下。但是把中國社會主義探索與實踐推向“現代化”發展的對立面，卻是一個需要被打破的冷戰魔咒，無論是站在左邊，還是右邊。

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中國的“新左派”與德里克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是同路人，但是致力於尋求和激活社會主義遺產去鍛造國家的左手——作為“新左派”的理論和實踐訴求，卻是後者的盲點。

這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就是汪暉寫於1994年、發表於1997年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文章引發了激烈的論爭，也被視為“新左派”誕生的宣言。

在此文中，汪暉強調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實踐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形態，社會主義運動以現代化為目標，包含了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強調區分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與西方語境中現代化理論中“現代性”概念的區別，批判了把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反思放在傳統/現代的二元對立的“新啓蒙思潮”，認為是迴避了中國社會主義在國家體制、政黨政治與工業化過程中的困境其實是整個世界“現代性危機”的一部分。[5]這一理路也體現在他之後一系列關於“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論述中，即從“現代性”中拯救中國的社會主義。

而德里克則宣稱美國霸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競爭，不該被視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冷戰期間的對抗，不是兩種敵對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全球資本主義單一空間中的稱霸。他不加辨別地列舉中國對少數民族的“殖民”、不計後果的“發展主義”、破壞生態環境等一長串罪名（這使得這位著名的批判學者看上去像是西方主流媒體的單純傳聲筒），“此種行為足以羨煞過去每一個‘東方專制體制’”，是古老的“東方專政體制”（oriental despotism）的集大成者——這一理論終於露出自己的底色。因此，他自問道：與西方的“民主”“自由”相比，“我們到底支持哪一方！”[6]答案不言自明。如果中美都是霸權，他寧願偏向“民主”“自由”的美帝國，而不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作為意識形態終結論的左翼版本，傑出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德里克最終與福山右翼歷史終結論合流，令人扼腕。作為西方左右翼對中國崛起的共同解釋和標籤，“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方便法門。但究竟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甚至自稱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也不願重新檢討列寧在一戰前後曾經做過的重要論述。

“去政治化”的政治不僅體現為右翼，也體現為左翼。

二、鐵與火：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工業化之路

無論左右，對“亞細亞專制主義”，或者“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指控，背後都是二十世紀初期，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力下破產的（以中俄為代表）的鄉村社會能不能走以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工業化的問題——也是共產國際運動內部最重大的理論論辯和路線鬥爭。事實上，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在第三世界在農業資本主義道路失敗的歷史情境下別無選擇，是舊歷史的後果，也是新歷史的前提。

由此，農村、農民、農業問題成為決定第三世界工業化/現代化道路生死存亡的關鍵，農地改革則是關鍵中的關鍵。這是本書聚焦於無論是“美國式道路”還是“普魯士道路”中土地產權變革問題的緣由，也是新中國不同歷史階段圍繞農地改革問題尖鋭鬥爭的歷史參照。八十年代以來，如何釐清農地改革、城鄉鉅變作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最複雜的變奏——這一依然正在進行着的歷史進程，是判斷中國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關鍵。

汪暉《去政治化的政治》 ，三聯書店2008版

它並不只限於理論論辯，更是鐵與火的歷史現實，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本書論辯的主題。蘇聯的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是在鐵與火的淬鍊中完成的，是在嚴峻的一戰、內戰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下，在緊張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還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論辯中，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之間嚴酷的黨內路線鬥爭中展開的。[7]它是二戰中蘇聯紅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扭轉局勢的物質基礎，也是戰後被西方世界清算的道德緣由。當鐵與火不是作為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原罪”——這一反革命的敍述成為主流，蘇東解體的導火索就已經點燃。

在這個意義上對中俄/蘇社會主義的歷史否定，也就是對第三世界工業化/現代化發展的否定。歷史已經證明，沒有鐵與火的過程，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現代化不可能成功，社會主義道路是作為資本主義失敗的結果而出現的。即便有這樣的過程，失敗也是普遍的命運，這就是1981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裏阿諾斯出版了《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中描述的故事。

二十世紀最醒目的失敗自然是蘇聯，它被認為是世界社會主義失敗的總代理。本書從蘇聯農業資本主義失敗的視角，重新檢討了這一驚心動魄的過程，它是如何與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世界格局的變動相互激盪；也回應了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以“美國式道路”為路標的批判，美國農業資本主義是如何以“非自由貿易”的國家保護主義的手段鍛造了世界霸權（可以視為今天《美國通脹消減法案》的前生），並驅使人類走上“泰坦尼克號”的不歸路，以此破解所謂“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以及所謂“雅典式道路”與“馬其頓道路”）的二元對立——這一對立不過是上述冷戰投影的變相，只是在中國的語境下穿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戲服，並且打着列寧主義的旗號，不過這裏的列寧主義只是“馬基雅維利”式權術家的代名詞——冷戰勝利者對歷史審判的迴響。

斯塔夫裏阿諾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英文版封面

在對“歷史社會主義”的判決之上，新的反抗只能在全球化作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結果和廢墟上進行，這也正是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一系列論述如《帝國》（Empire）、《諸眾》（Multitude）、《大同》（Commonwealth）和《集會》（Assembly）的理論出發點。在這些論述中，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運動需要去除的正是二十世紀中俄革命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形式，及其國家主權形式：它們被視為暴力的源頭，而不是對付反革命暴力的結果。當中俄革命以失敗的方式被吸納到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敍述之中，也就是“帝國”作為無邊無界、永無止境的全球化政治新秩序——這樣一種新的主權形式已經不可抗拒、不可阻擋之時，結果就是反抗的“無政府主義”化和“非暴力化”，這就是歐洲左翼學者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起點，失敗的起點。當左翼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而暴力化的右翼民粹主義和新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建立在“諸眾”反抗的基礎之上，其政治訴求卻正是作為武器的國家權力。

只要作為霸權的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存在，主權問題就不可能消失，但它卻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證明自己的存在。所謂單邊主義霸權的涵義，就是將其他國家的主權置於其霸權之下，全球化以歐美跨國資本的全球流動（穿着自由、民主、人權的馬甲）為標誌，其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否定和侵蝕正是霸權的結果。只要看一下蘇東解體前後美帝國的全球化操盤術就可以明白，主權問題恰是關鍵。從海灣戰爭開始，一直到今天的俄烏戰爭，無論是軍事入侵、代理人戰爭，還是顏色革命，美帝國訴求的是掌控前蘇聯的全部勢力範圍，並把它們變為一堆自我瓦解的主權碎片，這才是“新自由主義”背後的帝國邏輯。

而這一問題在後冷戰時代卻變得虛焦了。當“民族主義”成為“民主”的敵手，帝國卻成為被辯護的對象、新政治秩序的起點。在這個意義上，放棄對國家政權與主權的爭取，無視新殖民主義的殘酷存在，以無政府主義的“諸眾”狀態，退回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內部，正是“全球化”在左翼思想上的投影。

俄烏戰爭中北溪油管被炸事件，無可掩蓋地揭露出歐洲不完全主權地位。它始於二戰後美國啓動的馬歇爾計劃對歐洲“再工業化”的經濟援助——目的是堙滅戰後歐洲高漲的社會主義勢力，以及軍事保護（北約）；完成於蘇東解體後的北約東擴，是今日俄烏戰爭的緣由。從蘇東解體到俄烏之戰，再次證明而不是否決了主權和“工業化”在當今世界政治版圖中的真實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及其工業化訴求是二十世紀以來新舊殖民主義世界尋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武器，放下武器，就意味着任人宰割，這一邏輯依然有效。作為武器的民族主義，是第三世界對帝國主義的回應。問題是，為什麼作為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成果的第三世界的民族獨立，卻在今天被指控要為二十一世紀的種族清洗和恐怖主義暴力負責呢？這背後是怎樣的歷史真實和現實？

奈格里與哈特合著《諸眾》英文版封面

1991年蘇聯解體，第三世界的競爭對手消失，世界進入美國單一霸權下的全球化時代。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敍事在第三世界喪失了它的合法性，其發展主義失敗是主要原因，冷戰背景下對原教旨主義“聖戰”的扶植，是另一個原因，它開啓了中東恐怖主義肆虐之門，轉換（強化）而不是取消了正義與邪惡的二元對立。這時候的“現代性”就取代“現代化”成為描述“寰球同此涼熱”的學術範式，並在此範式下建立了描述第三世界的次級範式：殖民現代性作為前殖民地的當代遺產，與多元現代性——即把文化和文明被納入現代性內部，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學術界對第三世界的通行研究範式。

當空間取代了時間，帝國取消了歷史，人類就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穹頂下的“諸眾”。全球化的非中心化、多元主義、雜糅性等等成為當代哲學和文化研究的關鍵詞，以及目標。“現代化”所體現的“目的論”被批判和否定，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共同宣判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共享的“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之失敗。

在這個意義上，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成為“去”歷史感和方向感的全球化意識形態的表達。以“去”目的論為由，暴力被視為歷史目的論或烏托邦的產物，革命、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就這樣被排除在“現代性”的外部。在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視野中，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被作為“民族主義”的死狗對待，文化、哲學、“文明”，以及“去功能化”的媒介理論，輪番上陣擔當起反資本主義的任務。而第三世界的工業化發展問題，及其與主權的關係，就這樣被壓抑在當代西方激進左翼理論的五指山下。

今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和拉美）去工業化浪潮，並由此加劇了南北分裂。數字金融帝國主義本身也導致了第一世界自身的“去工業化”，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99%與1%的矛盾分化尖鋭，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席捲而起，不斷內爆的社會矛盾和外部危機迫使美帝國主義重新動用政治和軍事勢力進行“再工業化過程”（美國第一次工業化過程以南北戰爭的方式解決北部民族工業發展與南部外向型農業資本主義之間的分裂，參見本書討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論調開始自我破產，這一次依然要以戰爭為代價嗎？

殘酷的現實刺破了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意識形態外衣，而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失敗的“替罪羊”。美國抄起抗擊蘇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新冷戰武器，以“經濟民族主義”對抗並扼殺的正是數字經濟所代表的“第四次工業化革命”在中國的興起。而所謂“美國式道路”的歷史涵義則需要在這一比較的視野中去揭示，在今天美國“再工業化”的戰略佈局中去回望。二十世紀鐵與火的歷史並沒有終結。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左右，西方知識界和主流媒體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訃告都沒有真正完成。右翼的意識形態終結論雖然已經淪為笑柄——但是它宣稱時間結束了，卻具有意識形態上的真實性。佔據道德高位的左翼版本的意識形態終結論，也終於在俄烏戰爭和“新冷戰”中一無葬身之地。

當阿里夫·德里克、大衞·哈維等當代最重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一再論證中國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新貴，因此是世界最危險的敵人，執行其旨意的不是別人，正是作為軍工-學術-媒體複合體的美帝國。中國被宣佈為最大的敵人，貿易、軍事和意識形態的極限遏制正在進行。

但是，極具諷刺意義的是，與德里克的宣稱相反，共產主義中國本身就是邪惡——正是二戰後美國強加給世界的冷戰意識形態。反華議員説，我們以為資本主義會改變中國，但結果卻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所以，全球化的發動者要發起一場新的“聖戰”驅逐共產主義敵人進入“全球化”的內部，這在2023年3月23日TikTok美國國會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聽證會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因為中國竊取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利益，是美國霸權的接棒者嗎？這是一個有誘惑力的解釋，卻正是左右“意識形態終結者”理論貧困的體現。

2022年4月15日，俄烏衝突爆發的第50天，CGTN記者採訪了俄羅斯歐亞主義的著名倡導者杜金，杜金就俄烏戰爭爆發原因評議道：

對於中國來説，（你們）有能力從全球化中獲取利潤，同時拒絕作為自由資本主義霸權和意識形態的全球化，但這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對我們來説，情況則大不相同。俄羅斯無法拒絕作為西方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主義的傳播，且全球化本身也給我們帶來了損害。[8]

不同於德里克，這是一個以俄羅斯現實政治為視點的觀察。與德里克嘲笑“中國特色”的修辭相反，杜金對中國“特殊性”的關注，表明右翼視角更能體現現實政治的邏輯——這正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左派在大學校園中的盲區。

其實，中國“特殊情況”並不體現為外在於“意識形態的全球化”，而是相反。中國內部的意識形態場域是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的折射，或者説主戰場，它深刻地捲入與“西方霸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生死戰。無論左右，當這一場域被西方主流媒體、政客與學者標籤為刻板的“專制主義”，並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形成善/惡、光明/黑暗二元對立的冷戰敍述時，這一結果正是全球意識形態鬥爭的現實圖景。而打破這一圖景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勘探二十世紀以來中俄革命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意義，從而打破（翻轉）上述一系列二元對立，打破二十世紀冷戰勝利者主導下的世界史敍述框架，才能清理並接續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實踐過程。本書作為一場沒有終結的論戰，它的後續依然在現實中不斷髮生和蔓延。

今天，蘇東解體打開的潘多拉盒子，換來的是所謂“文明衝突”下的種族衝突。按照亨廷頓的自我供詞，“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北約是西方文明的一個安全組織”，是遏制俄國勢力再次進入東歐發動冷戰的武器，是美國在歐洲的“和平夥伴關係”策略。[9]亨廷頓以此理論掩蓋美國在中東地區扶植宗教原教旨主義勢力與蘇聯對抗的後果：迫使這些地區重構以“種族”（文明）為邊界的自衞法則，促發了以人肉炸彈和核武器把全球生命變成政治抵押品的當代政治。

前蘇聯地區綿延不絕的大小戰爭，説明對社會主義的埋葬帶來的並不是永久和平，而是新的分裂（Rift），新的暴力過程。當社會主義制度不再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即打破種族和文化的邊界、建立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底層和弱勢民族的反抗勢力就只能被導引到原教旨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渠道——別無選擇，它的背後是歐美左翼從理論到實踐的徹底失敗，這使得世界範圍內右翼民粹主義浪潮如脱繮之馬。

把今天的全球衝突標識為“文明衝突論”的歐美右翼戰略家不過是拿非西方“文明”作為帝國主義暴行的替罪羊，實質是歐洲“文明等級論 ”的翻版。當代歐美法西斯主義失去內外社會主義力量的制衡，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範圍內最危險的存在，這一格局需要從熱戰和冷戰的源頭重新闡釋。在這個意義上，在馬歇爾計劃和北約的金錢炮彈庇護下生長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資本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不過是同一歷史進程不同階段的產物。

亨廷頓《文明點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英文版封面

跳出“西方文明論”歷史敍述的牢籠，才有可能超越“新冷戰”，為世界和平開闢道路。不是所謂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或不同文明的“斷層線”，而是後冷戰時代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對應物：種族主義，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法西斯主義，是今天世界範圍內戰爭的來源。把中東衝突看成伊斯蘭的推動力，而“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模文明戰爭的潛在根源”，這種“文明種族論”本身才是當今世界最大的危險，因為它事實上把世界劃分為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二元世界——這正是冷戰的起源。“在西方的歷史中，英國和美國之間沒有發生過霸權戰爭，從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轉移大概歸功於兩個社會緊密的文化聯繫”，[10]

這樣的文明論遮蔽了源於歐洲的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生靈塗炭，以及更重要的，抹殺了蘇聯紅軍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決定性貢獻——它是二戰之後新舊冷戰和俄烏熱戰的起源，哪有什麼“和平轉移”？不過是冷戰勝利的帝國主義者的強詞奪理。

第三世界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民族主義”並沒有完成其歷史使命，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勢力依然強大，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步履維艱，中國也奮力在美國及其盟友的芯片制裁中尋求突圍，“芯片冷戰”事實上已經如火如荼，背後的“糧食戰爭”則從未停歇。在這個意義上把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一律視為理論上的敵人，是喪失歷史意識的表現。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中論述了民族自決問題上的兩種原則和兩個階段，即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只要同壓迫民族進行鬥爭，就應該比任何人都堅決地給予支持；而當被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擁護自己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時，就要堅決反對。反對壓迫民族的特權與暴力，同時絲毫也不縱容被壓迫民族要求特權的趨向（今天或許可以加一句，特別是與帝國主義勾結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11]，其背後是以階級利益為最高訴求的大小民族一律平等的社會主義理念。

民族主義當且僅當第三世界反抗帝國主義並推動內部資本主義發展的民族運動時，是需要支持的，但是當它以種族、部落或宗教為邊界追求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時候，就必須批判和反對。事實上，在鐵與火中為自己開闢道路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其民族理論和實踐追求的從來不是民族隔絕，而是民族融合，是弱小民族之間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團結——這是唯一能夠對付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出路，它需要在失敗中浴火重生。而沒有社會主義的背書，帝國主義時代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並不能解決新老殖民主義問題。

《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

2023年6月24日，俄羅斯爆發“瓦格納事件”。普京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將之稱為俄羅斯的“1917”，他指的是俄羅斯帝國一戰的勝利果實被“偷”走了，結果是國家的崩潰和內戰，兄弟相殘；而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總書記久加諾夫的講話則將之類比為1941-1945斯大林領導下的反法西斯保衞戰。

兩種不同解釋的背後是俄國曆史意識的分裂。一位全球南方的朋友在微信羣裏發言：History is not a straight line. But the ghosts of the past （October 1917） are still present in Russia. I don’t think the people will currently allow Putin to be displaced, I don’t think this coup group are communists, but Russia has no choice to lean into its great history of resistance and resilience. 在這個意義上，對1917十月革命的否定（同時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肯定），對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和列寧主義的否定，正是當代俄羅斯民族主義悲劇無法終結的緣由，雖然瓦格納事件暫時落幕。

三、冷戰紅利、“特許”工業化與全球北方霸權的形成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特別是二戰以來，如何超越冷戰勝利者的敍述邏輯，重新講述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從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視角回看，以下問題或許到了需要重新澄清的時候。

首先，需要重新解釋二戰後北方資本主義全球化勝利的條件。美國通過杜魯門主義（支持希臘和土耳其右翼獨裁政權、逼退蘇聯）和馬歇爾計劃有效遏制（翦滅）了歐洲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高漲的社會主義力量，直接豢養出歐洲戰後資本主義的繁榮，代價則是北約軍事框架下歐洲國家的主權讓渡——它是今天俄烏戰爭中歐洲立場的淵源。由此，歐美農業資本主義憑藉先發國家的優勢進行鉅額補貼並佔據世界糧食市場，成為全球北方霸權的重要部分。

其次，需要解釋亞洲四小龍作為後發資本主義工業化成功起飛的因素。這個被視為發展經濟學的經典教案，其實來自於冷戰紅利。為了圍堵中蘇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在朝鮮戰爭的背景下，美國推動了我將之稱為“右翼軍事獨裁特許體制”下的“工業化”殘酷進程，即以鉅額美援加白色恐怖下的軍事獨裁完成工業化起飛的原始積累，兩者缺一不可。代價是農業資本主義市場的棄守（表現為糧食主權的喪失），以及非獨立主權地位——美國的新殖民地。韓國朴正熙時代和中國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反共軍事獨裁，美軍基地長官主導下的日本強制“土改”，以及更重要的為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提供軍需，是亞洲版“北約”實現工業化起飛的條件。

來看中國台灣的例子。關於台灣戰後工業化起飛的原因的解釋，目前島內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主流觀點把日據時代作為戰後經濟發展的基礎，肯定美國外援和民間資本對戰後經濟的作用，批評和否定國民黨與公營資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與民進黨台獨的意識形態相呼應。

非主流觀點則認為戰後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公營企業是台灣工業化起飛的關鍵，以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7）、《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轉型》（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為代表。

第三種觀點認為戰後台灣是美日支配下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認可國民黨的經濟民族主義，但批判國民黨公營經濟和官僚資本的低效，認為民間資本是資本主義的動力，代表人物為旅日馬克思主義學人劉進慶[12]。

其實，三種觀點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右翼軍事獨裁特許體制”的成功需要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經濟外援、政治庇護和內部經濟民族主義的官營、民營資本的合力。今天台灣經濟的衰退，是其依附的資本主義體系冷戰紅利衰竭的表現，也是主流（獨派）一心想再綁上美國新冷戰之戰車的“鄉愁”淵源，而這一紅利恰恰是以社會主義中國的崛起為前提的。

邱士傑《劉進慶思想評傳：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台大出版中心2022版

與此可類比的還有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為代表的“依附性發展”的拉美案例。同樣的“右翼軍事獨裁特許體制”，同樣無法避免的“依附”後果：鉅額債務、初級產品出口、城鄉分裂為代表的貧富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動盪和“國家失敗”。七十年代皮諾切特軍事獨裁下的智利，作為美國芝加哥學派“自由市場”休克療法最早的試驗場，在依靠大量美援的基礎上，弗裏德曼盛讚皮諾切特成功阻止了四十多年來智利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趨勢，撕破了民主的外衣，卻抵達了自由的核心。[13]

所謂經濟自由優於政治自由，指的是：第三世界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工業化發展需要西方霸權支持下的槍炮為之開路——東亞四小龍的發展經驗正是被推銷給智利的樣板。而70-80年代美國支持下阿根廷右翼軍政府發動的國家恐怖主義的“骯髒戰爭”，以殘酷鎮壓左翼人民力量為代價，在短暫的繁榮後，給阿根廷帶來的則是長久的衰退和債務危機。而巴西在1964-1985年長達二十年的右翼軍事獨裁所完成的工業化發展之後，也陷入被世界銀行命名的發展中國家無法逃脱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去政治化”的概念，遮蔽了背後冷戰邏輯所造成的依附性紅利及其代價：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的“去工業化”過程，它實質上代表的是霸權對依附性“特許體制”所劃定的經濟發展的極限（邊界）。

因此，在成功打壓了70年代不結盟運動所主張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發展主義實踐之後，美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拉美和非洲）推廣“現代化”理論的發展經濟學和發展傳播學已經不可能成功，因為它選擇忽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冷戰的因素，並把所有問題都歸於國家內部的制度。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動的國家改革成為“發展”的前提，這也是蘇東解體後所謂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而被這些浪潮清洗過的多數國家最終淪為“失敗國家”，不僅發展中斷，更成為21世紀歐洲難民潮的集中輸出地，並催生出今天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強勁崛起。

繼冷戰時期扶植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等第一島鏈完成其“工業化”之後，今天的美帝國再度對於第三世界的“再工業化”訴求進行意識形態甄別，印度和越南等亞洲新興國家的“工業化”許可證是依照對中國的地緣政治和戰略遏制而進行的。

除了正在被推向“軍事化”和“烏克蘭化”的島嶼台灣，正在積極謀求與美國在軍事和經濟加強“夥伴關係”的印度右翼莫迪政權也因此備受矚目。2023年6月印度總理莫迪對美國的國事訪問被輿論普遍認為是美國在中國周邊佈下的“巨大賭注”，美印在國防、半導體、關鍵礦產、高技術以及太空合作等領域簽署一系列協議，甚至很少與非盟友國家分享的一些關鍵技術也賜予印度。印度則對利用“新冷戰”工業化發展的紅利躍躍欲試。

被稱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領導人莫迪之前因為“反穆斯林法”引發大規模騷亂和衝突，曾被美國認為嚴重侵犯宗教自由和人權，而現在他們站在一起互相稱頌彼此的民主與自由，慶祝共同屬於“民主國家”的陣營。那麼，新冷戰的紅利會使得印度成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嗎？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它的代價將會是綁上亞洲“北約”的戰車，並且背離曾經主導的“不結盟運動”精神。

從上述兩個方面看，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冷戰格局下，美國動用政治和軍事方式豢養右翼反共意識形態下“特許經營”的工業化，並以此作為冷戰的基石。在歐洲，一手輸送北約軍事保護傘，另一手用馬歇爾計劃的資本輸血再造了歐洲資本主義市場體制；在亞洲，依靠輸送資本加扶植軍事獨裁的右翼民族主義，助力其完成工業“原始積累”過程，以打造圍剿共產主義陣營的第一島鏈，這就是“自由民主陣營”從歐洲到亞洲工業化起飛和現代化發展的秘密——這兩個陣營正是今天美國發起“新冷戰”的聯盟。蘇東解體之後，與非洲和拉美經歷了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嚴重的“去工業化”現象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再工業化”過程需要與正在形成的新冷戰局勢結合起來分析，也是亞洲發展中國家不同與拉美和非洲工業化道路中必須納入考量的政治路徑。

正是在參與蘇東解體之後的經濟轉軌“休克療法”過程中，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傑弗裏·薩克斯 （Jeffrey Sachs）發現美國對待波蘭和俄國的區別是決定其轉軌成功與否的關鍵，也就是西方社會能否願意提供足夠多的貨幣穩定基金，並減免外債——這些是“市場自由化”的前提。波蘭的成功轉軌與南斯拉夫、蘇聯的解體的區別就在於此。

在1991年和1992年，我曾經設想美國會為俄羅斯改革的成功打氣喝彩，正如美國為波蘭的成功所做的那樣。後見之明，我甚至懷疑這一切不是真的。波蘭被美國的戰略家（包括第一任布什政府內的那些戰略家）視為西方聯盟的東翼。波蘭毫無疑問是歐盟的候選成員國，事實上它也是北約（NATO）的發展對象。支持波蘭毫無疑問等於支持西方自身的利益。我曾相信同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俄羅斯身上，但我現在懷疑切尼和天爾福威茨是否也持有相同的觀點。俄羅斯註定不會成為歐洲共同體（歐盟）的成員，更不可能成為北約的成員國，它仍然是一個擁有2萬多件核武器的國家。在切尼和天爾福威茨所提出的“零和博弈” 的思路下，我理解了支持俄羅斯經濟和政治的快速恢復被喬治•布什的白宮和國防部視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14]

七國集團拒絕減免俄羅斯所承擔的前蘇聯外債，並警告俄羅斯如果停止償付，緊急食品授助將被推遲。“西方七國對外債償付的堅持是殘酷無情的、短視的，它使得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到1992年早期出現枯竭，具體發生的時間是1992年2月份”。[15]

作為八十年代開始在世界各地奔走的發展經濟學家，薩克斯發現阻礙第三世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鉅額債務危機，因此需要一種“新的發展經濟學”即“臨牀經濟學”：發達國家要基於解決問題的援助，即幫助建立內外結合的綜合調整體系並減免債務，以區別於里根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把問題推給貧困國家自身。

“並不是貧困國家面對的每一個問題都是本國造成的，這些問題的答案也不僅僅是從好的治理結構、緊縮預算或者進一步改革中找到。真正的答案在於進一步減免債務、提供更多的發展援助以及發達國家對這些國家開放貿易”[16]。他起初並不能理解為什麼美國不願通過支持俄國轉軌而儘快結束冷戰，但他寫於2006年的上述觀察，其實已經預告了俄烏戰爭的爆發：雖然社會主義蘇聯已經解體，但美國對俄羅斯的敵對沒有也不會改變。在這樣的情形下，冷戰轉化為熱戰就是必然的邏輯。

薩克斯的故事揭示的另一個問題是：市場經濟並不是自生自發的，它需要的政治條件更重要，也更嚴酷——即必須順從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訴求，而國家制度則是這些內外因素聚合的結果。在最近講話中，他憤懣地批評美國不僅不關心世界上的窮人，現在連自己國家的窮人也不關心了！這位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2000-2015）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2015-2030）的主要設計者和推動者終於發現，訴諸富國的道德和良心發展，並無救於世界的貧困與發展問題。

俄烏戰爭以來，薩克斯在各種場合不斷髮表演講，已經是著名反美反戰人士，他發現“全球發展問題”被美國視為“零和遊戲”而不是正和博弈，不僅使美國成為世界發展的敵人，也成為自己的敵人。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批評美國被軍工複合體綁架下的債務危機，美國發動的戰爭是天量債務的根源，戕害了美國自身的發展，軍工複合體正在摧毀美國和整個世界。[17]這一觀點其實並不新鮮，新鮮的卻是現實正不斷驅使更多的人走向這一論斷，薩克斯本人不再相信這個時代可以“終結貧困”——這本是他上述2005年出版的書名，一個後冷戰時代樂觀主義的普遍信仰。

薩克斯《貧窮的終結》英文版封面

其實，我們可以藉助薩克斯發展經濟學的視角去理解：一個國家的工業化起飛需要資本積累和世界市場準入這兩個條件，而它們並不能從內部自由自發地產生。

19世紀以來，以英國工業化為代表的歐美是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奴隸制供養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並由此形成工業化壟斷髮展的霸權。戰後北方福利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離不開冷戰條件下對工人階級的收買和讓利，而蘇聯的解體則終結了這一過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殺死了福利資本主義，跨國資本的全球逐利抽空了福利資本主義的民族基礎，也斷送了了戰後冷戰紅利庇護下第三世界右翼民族主義買辦的“依附式發展”。

而蘇聯則代表了另一條道路：在突破以北約為代表的北方帝國主義霸權過程中最終失敗。“蘇聯”這一超越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基於民族平等的社會主義聯邦的政治構想和實踐，最終退守為以族裔為邊界的俄羅斯大民族主義（以及一系列以民族為邊界的政權）——這是社會主義失敗的悲劇，即便如此，制裁與追殺並未終結。在這個意義上，對蘇聯誕生與解體的世界史考察，離不開其與帝國主義貼身肉搏關係的視野。

以1929年蘇聯處於其工業化發展的關鍵期為例。由於蘇聯出口資源嚴重不足，主要靠農產品，而美國恰在此時爆發經濟大蕭條，世界糧食市場價格急劇下降，蘇聯每得到一台機器的代價需要比原計劃翻倍的原料和農產品，而蘇聯的農業總產值卻在下降。這就迫使斯大林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左右搖擺，最終倒向了托洛茨基一派主張的強制工業化路線。託派經濟學家普利奧布拉斯基在《新經濟學》中認為工業化生存在原始積累的鐵蹄之下，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是最危機的時刻，因為無法得到資本主義的支持，只能依靠剝削農民，國家與農民的劇烈衝突是必然的，這是無法抗拒的“客觀力量”。

斯大林在1929年發表的講話《大轉變的一年》中闡述道，不發展重工業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工業落後國家的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量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正是根據這一點才拒絕給我們借款和信貸，他們以為我們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資金積累問題，我們在改革重工業問題上必定失敗，因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受他們盤剝”。[18]

斯大林終於在1929年底突然大幅度提高了向農民徵收糧食的數量，加速了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的步伐，但是卻伴隨着暴力和大清洗，以及三十年代烏克蘭的大饑荒——今天俄烏戰爭其實是蘇聯工業化悲劇的世紀迴響，而不是什麼“種族清洗”。[19]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悲劇，既有後發國家工業化的縮影，也是帝國主義經濟危機的延伸與後果，在大饑荒的悲劇背後是先發工業化帝國主義遏制的陰影。而取消這些陰影，正是今天的世界史失真的表現。對斯大林個人的譴責並不能真正地解釋歷史。

在一戰和二戰的廢墟上，20世紀歐洲工業化的重新起飛依靠的是馬歇爾計劃的資本輸血——這一基於重新瓜分世界的新帝國主義冷戰設想。而羅斯福對斯大林的允諾，即蘇聯紅軍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力，美國為蘇聯的戰後重建提供援助，因為杜魯門上台而撕毀[20]。杜魯門以廣島核威懾和蘇聯不可接受的附加條件取消了馬歇爾計劃對蘇聯的援助，以冷戰的遏制方式迫使蘇聯困守在極限軍備競賽壓力下的軍工和重工業，蘇聯農業現代化的失敗已經勢所必然。糧食短缺問題無法從根本上獲得解決，背後的資本短缺和外債問題成為戈爾巴喬夫與老布什談判的重要議題。在美國答應北約不東擴，並願意給與蘇聯一筆口惠而實不至的貸款之後，戈爾巴喬夫答應蘇聯從東歐撤軍、東西德國合併，以徹底結束冷戰[21]。在這個意義上，蘇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最終失敗的確是美英帝國所強加的冷戰勝利，但這卻不是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勝利，而是帝國主義霸權遏制的勝利。

奧利弗·斯通（Oliver Stone）《不為人知的美國曆史》紀錄片劇集海報

四、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還是“人民的全球化”？——全球南方的現代化與發展問題

如果把哈耶克的自由市場理論作為一種世界市場的規範性理論，或者韋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可以承認其本身有合理性，問題在於自生自發市場競爭的“理論”前提並不是現實世界政治經濟的邏輯。本書引用了他對美國、歐盟對農業高度補貼和干涉的激烈批判來呈現其理論的悖論，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現代化農業的“非市場化”才是常態。WTO框架下對第三世界農業的歧視，發展中國家內部經濟能力的不足和外部世界市場規則的限制，正是其小農破產和飢餓的原因。猶如發展經濟學理論本身也沒有錯，但是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使得世界農業市場上發達國家設置的扭曲市場的貿易壁壘始終無法得到破解。真正的平等、互惠的世界市場的前提必然是政治性的，這是“世界人民的全球化”之發展主義和現代化需要解決的前提。沒有這樣一個新的世界格局，就不可能有全球南方的現代化發展。

在薩克斯對中國改革成功經驗的比較中，列為第一條就是中國沒有前蘇聯和東歐經濟體那樣的大量外債。[22]中國道路的核心是獨立自主和改革開放，前者解決的是主權條件下工業化發展的原始積累問題，後者解決的是對外貿易被遏制與制裁的問題，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秘密。獨立自主是現代化的前提，新中國用前四十年艱苦卓絕的努力完成了第一個任務——蘇聯社會主義以156項工業項目為代表的十年援助幫助了工業化的突破，而1958年蘇聯終止援助前後，新中國（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業化“大躍進”帶來大饑荒的慘痛代價（這一大饑荒同樣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業化的背景下重新闡述），但毛澤東時代艱苦奮鬥、奮發圖強，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是不爭的事實。

今天，中國通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內外博弈，開啓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世界的訴求，正面臨新的圍追堵截。帝國主義的“制裁”如期而至，並迫使中國啓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這是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疊印，也是兩個時代未竟之業的疊加，是歷史的螺旋正在尋找上升的勢力，這其中“發展的主動權”是重要考量。這一“主動權”能否獲得，是“中國式現代化”能否持續的關鍵，其中“城鄉融合發展”與“糧食安全”是關鍵。面臨世界範圍內帝國主義重新集結的千鈞壓力，中國會解體嗎？站在不同的位置，會有不同的答案。但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式現代化”都會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

沒有主權的對外貿易只能是依附主義，這是世界體系理論所描述的現實，其倡導者曾經倡導通過“脱鈎”以“去依附”、“去帝國”。但沒有對外貿易和世界市場，一國之內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並不可能真正完成，這也是世界體系理論在現實中的困境。後發國家現代化發展需要一個“阿基米德支點”：工業化發展的原始積累，它不可能從傳統的農業社會中“自然”生長出來。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協調與平衡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需要改變新老殖民主義遺留的結構性問題以及不公平世界經濟秩序下的債務陷阱，需要國家主權能夠主宰自己的發展道路，並在世界貿易和貨幣決策中擁有發言權——這些上世紀70年代“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依然是，或者更嚴峻地成為21世紀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的主要問題和訴求。

八十年代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債務危機為絞索，逼迫發展中國家採取國內緊縮政策的“結構調整”，強制從進口替代到初級原材料的出口轉型，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狀況。與此同時，歐美主導的世界糧食生產的供應鏈壟斷化加劇擴張，發展中國家糧食主權普遍失落，全球四大糧食巨頭迅速控制了全球80%的糧食貿易，傳統農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淪為發達資本主義農業的主要糧食進口市場——外匯欠缺和小農破產導致自身糧食生產能力被剝奪，第三世界的饑荒和人道主義災難層出不窮。“全球南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全球北方貧富分化的對應物被重新塑造出來。它既是地理意義上的，也是政治意義上的，特別是在全球北方內部也在不斷地生產出自己“南方”問題的今天。

地球從來不是平的，只是當八十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浪潮淹沒大地的時候，它看上去才是平的，因為對不平等的反抗都被摁壓和窒息在水面之下。但是，當它如颶風席捲而過之後，滿目瘡痍、溝壑縱橫的世界現實就一定會暴露出來，一如今天的南北格局。而理解這一格局，需要重新檢討二十世紀兩次熱戰和冷戰給這個星球帶來的人道主義災難，打破以“歐洲文明論”為核心的自由與專制的帝國二元複式記賬簿，超越冷戰勝利者的視角重新檢閲世界歷史的資產負債表，把顛倒的東西重新顛倒過來，才能拯救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使人類不致重蹈覆轍——核武器下的地球終結。

世界市場為何而來？世界市場的規則何在？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上平等地位能否保障？“基於規則的秩序”是誰制定的？當制裁和欺凌依然是帝國霸權的武器，也是所謂“新冷戰”的舊邏輯，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全球化”。今天，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已經被美國“逆全球化”行徑宣佈自我破產，也再次暴露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後特殊政治壟斷集體的利益訴求。那麼，以世界人民的福祉為宗旨的“人民的全球化”，這樣一種新的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經濟學是否可能？70年代作為不結盟運動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曾提出發展為了“人民”的主張，現在是否到了重提這一主張的時候？

2023年3月，一個來自全球南方的研究團隊發表了分析當今世界帝國主義“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八大矛盾：

一，垂死的帝國主義與中國領導下日益成功的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

二，七國集團的帝國主義統治階級與全球南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精英之間的矛盾；

三，全球南方廣大城鄉工人階級、部分下層小資產階級（統稱為大眾階級）與美國領導的帝國主義權力精英之間的矛盾；

四，發達的尋租金融資本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大眾階級，乃至與在組織工業、可持續農業、就業、發展等社會必要投入資本需求之間的矛盾；

五，全球南方大眾階級與其國內政治經濟權力精英之間的矛盾；

六，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與堅決維護主權國家之間的矛盾；

七，全球北方國家被忽略的數百萬貧困工人階級與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八，西方資本主義與地球及人類生命之間的矛盾。[23]

他們把這些矛盾視為帝國主義進入新階段的體現，認為由於多重內部矛盾衝突、歷史性不公正以及經濟上的失效，新自由主義體系不堪重負，正在每況愈下。如果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將陷入更大的混亂。今天，反對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霸權體系的主要力量是渴望更加公平、和平與平等的全世界人民，以及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國家政權。因此，他們呼籲反抗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霸權體系的自發聯合陣線的興起，包括整合希望減少對帝國主義依附的政府和國家。

《帝國主義“基於規則的秩序”的八大矛盾》研究報告封面

參與起草上述分析的印度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記者維傑·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最近在《中國應帶頭重振社會主義發展理論——全球南方的歷史宿命與未來選擇》的文章中描述了全球南方的困境：“倘若從事實出發，就必須承認債務和去工業化、初級產品出口依賴、跨國企業利用轉移定價等手段榨取出口國特許權使用費的現實、全球大部分地區難以制定產業策略、提升民眾科技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諸多問題”是制約發展的桎梏。

不過，在他看來，現在的南南合作機構、“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新的機會，不再那麼依賴西方控制的金融貿易機構。這些新的現實需要形成新的發展理論和解決社會痼疾的新方法，即通過國家規劃和區域合作、努力改善金融貿易外部環境，他呼籲“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政府可以合作提出新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24]在此基礎上，我們也需要同步提出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的理論，以刷新美國基於冷戰框架下現代化理論的發展傳播學。

這樣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代表着全球南方突破世界不平等霸權的訴求，也呼應了從拉美和非洲的經驗出發的依附理論代表人物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1931-2018）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對中國的期待。阿明晚年以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把獨立自主、以社會主義為最終歸屬的“脱鈎”道路作為全球南方的希望，他號召組成新的統一戰線來應對和抗爭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的系統性危機，並以大多數來自非洲和拉美、亞洲地區學者的觀點表示：世界期待並需要一個團結、強大的中國以領導的角色來應對這場全球系統性危機。一個團結而強大的中國對全球發展非常重要的。2015年，他在參加北京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之際接受訪談，再次闡述了“脱鈎”論：

在我看來這種“脱鈎論”應當是一種戰略性原則，它包含這樣幾個方面：首先，“脱鈎論”極大地重視了主權國家的發展，將主權國家置於優先地位。其次，開放性，它要求國家向外界開放並參與到全球化競爭中。應當説是**主權國家利用全球化進程滿足自身發展需要，把握髮展機遇從而實現一種漸進式的社會變革。**所以，我們在探討“脱鈎論”的時候是在利用全球化進程。一方面，壟斷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實現資本的積累和擴大在全球的統治，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利用全球化進程優先地滿足國家發展需要。我們應當最大程度地重視這種增長性的內部變革，即持續的、不斷進行的變革。[25]（重點號系筆者所加）

依託（而不是放棄）主權國家，利用全球化進程，通過內部變革實現去依附化，這正是中國道路。阿明告誡中國對現在的狀況要有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理解，並準確預言了2019年爆發的中美貿易戰。而早在1997年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一書，阿明描述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導致世界體系兩級分化，使得全球化處於極端脆弱和危險的境地，而右派掌權並獲得左派支持的歐盟沒有為“人道主義”的全球化提供希望。因此，猶如一戰前後的列寧，阿明也把視野投注在亞洲，並預言：“不言而喻，中國未來的發展將影響到所有的全球化均衡。那也是美國被中國的發展所震驚的原因。我認為，在未來任何形式的全球衝突中，美國和中國將會成為主要的對手”。[26]

基於從第三世界立場上的歷史長時段研判，他再三告誡中國如果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歐洲這三大資本主義寡頭都不會接納中國和允許中國崛起。如果中國無條件地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美國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向資本主義屈服，甚至自願成為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必將迅速摧毀中國。假如西方資本主義的這一目標能夠達到，中國就會再度淪落為帝國主義陣營提供原料的從屬國。[27] 如果把阿明對中國的告誡換成俄國，這一告誡已經是現實。而對於中國來説，這一告誡依然是危機所繫。

阿明《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英文版封面

阿明説：“我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是南方國家一定要實現一種政治上的團結，中國在其中是最核心的角色，我們不能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缺乏良好的溝通傷害我們共同的利益”。[28]在這個意義上，如何促進全球南方的團結與溝通，就是當前的迫切任務。基於此，2023年5月，我擔任院長的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在上海成立，並舉辦了“傳播為了團結：全球南方國際傳播論壇（2023）”。論壇正式提出“推動構建21世紀‘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上海學術共識”。[29] 21世紀的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需要以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為前提，即以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的現代化發展為前提。

其實，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體系下的“三農”問題。1848年《共產黨宣言》中描述了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於城市的統治、使農民的民族從屬於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於西方的歷史邏輯，就是19世紀以來英美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擴張過程。21世紀的社會主義發展理論與實踐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超克這一邏輯，將決定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南方的共同命運。

這意味着需要重啓不結盟運動和萬隆會議的精神，尋求新的不結盟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共識，也必須重新在理論上闡釋蘇聯和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工業化發展過程中所有的成敗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買辦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結盟，這樣才有可能為全球南方21世紀國際“經濟新秩序”與“信息與傳播新秩序”提供真正的借鑑。這也正是為什麼“工農聯盟”——這一列寧主義的遺產，作為前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後發工業國憲法的核心，它需要解決的正是工業化過程中“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與農業現代化的危機問題。

五、工農聯盟、“新鄉土主義”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危機

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業與工業化發展的關係就是工農聯盟。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或者説解決第三世界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中的“三農”問題，這是中俄革命的沉重歷史所展示的探索與經驗。所有對工農聯盟的偏離都是警示，都需要警示，它表現為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以及克服這些危機的過程。這是中國在長時段發展中左右搖擺的中軸線，也是觀察今天中國政治改革的風向標。這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中國致力於整黨、反腐、精準扶貧、鄉村振興，以及共同富裕——這些可以視為對中國“九十年代”的校驗，也表明新的危機和挑戰不斷湧現，危機的視角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探測歷史的深度。“現代化”這個曾被歸結為西方在第三世界推動“民主化”的概念與方法，需要依照作為第三世界中國的歷史實踐之危機與挑戰重新定義。這也要求我們在一個後視的視野中去理解中國“九十年代”的危機與轉機，它開啓於七十年代毛澤東主導的中美建交，在尋求打破美蘇對中國長期封鎖與制裁的戰略佈局中，創造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快速現代化發展的世界市場環境。

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國建交是基於自身與蘇聯對峙的冷戰需要，是為了克服國內嚴重的經濟通脹問題，並藉助中國從越南戰爭的泥淖中爬出。這也是毛澤東主導下打破世界兩極霸權格局的大戰略，為中國創造出“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30]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其實是一種戰時經濟“緊急狀態”的延長版）通過對世界市場的突圍，並將之納入處於危機中的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的“倒逼”機制，快速提升因為遏制而被壓抑的工業化發展水平，持續改造和克服內部國有企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問題，並通過“一帶一路”為後發國家的工業化發展提供基礎建設——幫助其克服“原始積累”的桎梏，這就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在今天需要重新明確的涵義。

“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追溯至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憲法總綱第一條延續了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臨時憲法）的規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並審議通過了周恩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建設“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意見，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次闡述——建立在工農聯盟政治基礎之上的現代化。1964年底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即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1964年的現代化發展方案，並提出兩步走的設想，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就是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提出解決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失調問題：走出戰時經濟模式，並決定首先啓動農村改革，分田到户、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辦責任制”由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導。

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正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兩頭在外的世界市場導向的工業化發展拉動了沿海地區經濟高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城鄉差別和東西部區域差別持續拉大，社會危機層出不窮，特別體現為“三農”危機，而“三農”危機在少數民族地區往往就會表現為“分離主義”問題[31]——這也是本書辯論發生的時代背景。脱亞入歐的“美國式道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中都不具備任何可能性，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糧食問題無法在農業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獲得解決，它是第三世界的共同問題，即如何在保持糧食主權的前提下完成工業化，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聯盟究竟能不能成為工業化起飛的基礎？這其中，小農經濟的前途與命運是關鍵。

在傑弗裏·薩克斯看來，人民公社解體，1978年中國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才是“貨真價實的休克療法”，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七億農民突然得以迴歸小農家庭的生產模式，糧食產量獲得大豐收，農村和城市獲得了雙贏。[32]而這一農村改革建立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後，中國不失時機從海外進口了4套化纖生產設備和13套化肥生產設備的基礎上。它的前提是六十年代以來石油工業在大慶油田等大油田會戰成功，中國實現了石油自給並有富餘，為石油農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成套技術引進高潮（又稱“四三方案”，1973年最早由毛澤東批准的方案擬用43億美元引進26項大型成套設備，以解決“人民羣眾的吃飯穿衣問題”，故名），解放了棉花生產的土地，提高了糧食產量，極大緩和了中國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緊張，加上1975年袁隆平雜交水稻成功並在全國推廣，基本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和穿衣問題。[33]同時也標誌着中國穿越了工業積累的卡夫丁峽谷，以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業中汲取積累的時代已經完成，在此過程中，中國農業現代化本身也獲得了不可否認的巨大發展成就。這些構成了中國實施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

但是迴歸家庭農業經濟的“休克療法”所造成的震盪，即出口導向型的工業發展與小農經濟中國家力量的退出，導致工業和農業發展脱鈎，並迅速成為中國城鄉分裂、東西部發展失衡的動因。農業的現代化處於嚴重停滯和倒退狀態，小農經濟在短暫的復甦後很快陷入破產。1984年，中國的糧食豐收帶來的卻是農民賣糧難的問題。隨之而起的是中國的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鄉村凋敝，土地拋荒，民工潮洶湧澎湃。在沿海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同時，則是鄉村危機的不斷爆發，“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成為網上春節期間的熱議和嘆息。

這就是本書辯論的核心問題，即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不同的現代化發展的道路之辯。九十年代以來，“現代化”發展作為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究竟該如何理解，如何進行？

曾在國民黨監獄被關押長達三十四年七個月的政治犯，台灣統左派勞動黨的創始人林書揚1994年在一次演講中談到中國的現代化問題：

中國在1978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涵蓋着兩個基本生產領域——農業和工業；在資本主義強權環伺下的國家自衞系統的建立——國防；和實現任何目標所不可缺的客觀規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

上述四個現代化的指標，的確是符合中國的實情，且有異於一般西方學派通論中的指標模式的現代化論。蓋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國走過的建設的路和所完成的社會累積是極有特色的。而在國際關係方面所遇到的複雜艱難局面，也是一般所謂第三世界國家所少有的。[34]

作為在國民黨監獄中度過三十四年的老政治犯，“回到台灣社會，我發現這是一個掛着‘中華民國’旗號的新殖民地”。從這樣的台灣“左眼”出發，他理解的“中國式現代化”決然不同於大陸“九十年代”以“海洋文明”與“黃土文明”二元對立的現代化，這也是他隔海批評《河殤》喪失了唯物史觀，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視為對中國農業文明的拯救，有陷入另一種封閉危險的原因。[35]

他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兩個特點，首先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內戰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就面對極其險惡的國際環境。第二是自1953年實現第一次五年計劃之後，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形式的優越性得到初步發揮，在重工業和部分基礎建設上取得了不可忽視的成就。這是一個在台灣白色恐怖和監獄中頑強生存的馬克思主義視角，是另一箇中國“九十年代”的聲音，也是對“改革開放”所做的一個隔海的政治註腳。

《林書揚文集》第三卷，人間出版社2011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發展目標被批評是線性歷史觀，後現代主義理論將之宣佈為敵人。但是，這一批評忽略了帝國主義本身為工業化設定了歷史進化線：落後就要捱打，不捱打就必須趕超。這裏的關鍵並不在於馬克思主義本身是否屬於一種“現代化”理論（當然是），而是冷戰背景下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作為與蘇聯競爭第三世界的產物，以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性為標準、以制度為邊界、以冷戰紅利為誘餌，它的政治外衣是自由、民主與人權，這樣封閉的線性目的論才是問題所在：正是它決定了第三世界反抗霸權的歷史使命，在這個意義上，它的確是“目的論”的——我們需要檢討的正是“反目的論”本身是如何丟掉了自己的戰略武器。

從中國的國家政策視角看，中共中央曾經在1982-1986年連續五年發佈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在推行十五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時，取消了執行三十年的農副產品統購派購的制度，從而結束了以農業汲取為前提的工農聯動、重工業導向的經濟格局。但是，2001年後中國加入WTO是以農產品貿易的巨大讓步為代價的，小農大規模破產的局面事實上已經無法避免。這正是為什麼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科學發展觀”，即“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2007年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更是將“科學發展觀”正式寫入黨章——它的背後是中國加入WTO之後的三農問題、城鄉分裂、區域分化、環境和生態惡化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和生態危機。這些危機無法靠西方的發展主義去克服，而必須回到中國的政治去解決。

《中國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部分）

從2012年中共十八大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五位一體”總佈局，即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個方面統籌推進的戰略目標，要解決的正是改革開放以來五方面的離心力所帶來的危機。與此同時，也就是從2004年一直到2023年，三農問題（再次）連續二十年成為中共中央每年第一號文件，的確體現了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税條例的決定，2006年中國九億農民告別農業税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界標。從提高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水利建設，到持續加大對三農資本總投入的總量……，“農業現代化”涉及的每一個短板都曾經是一號文件關注的重點，但是並沒有真正扭轉危局。“三農”危機成為上下朝野共識，但是解決的路徑卻關涉“道路之爭”。

2017年中共十九大再次明確“新時代”的任務就是着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並把“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提升為國家戰略。在以舉國之力進行“精準扶貧”之後，2022年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即在“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的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即在新冷戰遏制不斷趨於極限的壓力下，中國新發展格局能否為八十年代以來農村的“休克療法”和WTO框架下中國農業的弱勢地位補上長期的欠賬，這是中國作為“一國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也是危機能否“轉機”的關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第三世界通過社會主義打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封鎖下的發展道路。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着重建工業、農業兩大部類之間的互換關係，以及新的城鄉流動的格局。“工農聯盟”曾經在國企改制過程中工人大規模下崗、失地農民和民工潮衝擊下面臨瓦解，在今天或許能夠（應該）獲得新的表達，但它的前提是重建鄉村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主體性。筆者發表於2003年的《民工潮的問題意識》[36]（見本書附錄）一文反駁了把“民工潮”視為專制主義下的“解放”——這種觀點把世界範圍內“貧民窟”都看成是自由遷徙的民主產物，也正是筆者在2010年前嘗試提出“新鄉土主義”的緣由[37]。“新鄉土主義”面對的是加入WTO後中國城鄉社會的雙重危機，其構想是激活傳統鄉村社會和社會主義實踐的雙重歷史經驗，以克服城鄉分裂的現代性問題。中國的“新鄉土主義”需要在一個世紀以來的城鄉關係變革的歷史視野中去理解。

這個歷史視野包涵以下的基本判斷：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的社會結構在晚清開始改變，這是中國現代性的開啓，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傳統中國城鄉互哺關係的斷裂與對立。地方精英從“保護型經紀人”蜕變為杜贊奇所描述的“贏利型經紀人”，“地方”和“國家”的概念產生變化。新的國家建設和地方軍事發展，更使得賦税日益沉重，所以二十年代革命的任務就是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和帝國主義，這是國共合作時期農民運動得以轟轟烈烈展開的基礎。這就是為什麼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還處於消極被動的中國農民，十年後卻在大革命時期大規模地成為革命的積極推動者和參與者。其實，並不僅僅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依靠的是鄉村動員和革命，1924年前後波瀾壯闊的國民革命已經是這個歷史的預演。在這個意義上，鄉村革命與中國現代政黨之間的關係是需要重新理解的。[38]

今天的流行觀點是1949年之後摧毀了傳統鄉紳自治的社會結構，這違背基本歷史事實。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來源於二十年代的國民革命，它的前提正是傳統社會的崩解和失序，這就是為什麼二十年代最具有動員力的口號是：打倒土豪劣紳！它表明了晚清以來鄉治危機與革命之間的互動關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三十年代以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鄉村建設運動，力圖對逆轉的城鄉關係進行改造，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開始投入這個城鄉裂變的現代中國的大命運中，從而形成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走向。[39]

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以“羣眾路線”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現代政黨和中國社會最大多數人羣的結合，完成了把晚清以來日益解體的鄉村社會整合成革命主體的使命，從而使得鄉村社會成為中國革命不竭的力量來源，實現了對外抵禦帝國主義侵略，對內統一國家權力的歷史任務。1949年以後的國家建設中，工農聯盟被放在至高無上的重要的地位，並在重建新的城鄉關係中實現了中國的工業化起飛。這個關係既以剪刀差的方式強制實現農業、農民、農村對城市和工業的支持，也以國家自上而下的方式強制進行對農業、農民和農村的回饋——醫療衞生下鄉、知識青年下鄉等等，以“縮小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城市中的知識青年、大學生以及知識分子，都被鼓勵乃至強制到農村去做縮小三大差別的促進派。因此，當八十年代之後中國工業化兩頭在外的市場化轉型，三大差別急劇擴大，所有的資源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迅速往城市集結，城鄉斷裂則必然加劇，工農聯盟面臨名存實亡的危險。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鄉村解體再度發生，而國家權力在基層的內卷化也無法抑制地重新開啓。社會學家孫立平曾描述了不同時代的城鄉二元關係，“那時儘管存在‘剪刀差’，儘管工農業產品的比價是不合理的，但我們從這裏仍然可以看到一種城市對農村的信賴，以及城裏人的大部分收入通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流入農村的過程。這裏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許可以稱之為‘行政主導型的二元結構’”，而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之間一種新的形式的斷裂，這種斷裂主要不是由人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場造成的。但這同樣是一種斷裂，甚至是一種更為深刻的斷裂。由這種斷裂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40]。在他看來，市場關係下的中國城市和鄉村、農業和工業已經斷裂，而且這個趨勢很可能無法逆轉。“行政主導型二元結構”的最終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但這個目標在“市場主導型的二元結構”中消失了。也正因此，“三農”危機將持續成為國家政權重中之重的問題。而解決這一危機，則意味着重塑城鄉互哺的關係，也需要從這一視角去理解中國的城市化過程。

今天中國的城市化以城市土地國有化和鄉村土地集體化為前提。第一，它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動的國有土地再資本化的過程之上，也是城市公共建設的主要資金來源；第二，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作為農民託底的社會保障，避免了貧民窟包圍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聯產承包責任制與傳統社會的關聯在於，它保留了由於人口變化而進行調整的土地空間，恢復了傳統的土地社區性特點，讓農民依靠土地養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給，這是依靠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功能抵禦外部市場化衝擊的方法。

而九十年代以來“羣體性事件”不斷上升，資本下鄉的市場化進程所引爆的嚴重危機，體現了國家在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過程中的雙重性，或者説悖論。一方面它推進的城鎮化、市場化改革是引爆社會問題的源頭，但另一方面，為防止社會解體而解決問題的動機也必然內在於國家的邏輯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據人口進行調整的社會功能就完全被排斥，農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淪陷，鄉村作為社會的解體就會急劇爆發，而不是相反。中國主張土地私有化的觀點從西方產權制度理論出發，認為“集體土地所有權問題如梗在喉”，需要消除中國城鄉二元的土地制度。而反對土地私有化主張的觀點都認為需要完善而不是消除集體所有制。[41]

“三農問題”和城市問題不可分割。上海、北京為代表的中國的超大城市，人口數往往超過歐洲的國家，遵循西方城市化發展的“普世”邏輯是不可持續的。2017年北京爆發所謂“低端人口”事件，遭到很多批評。但從客觀的角度來講，這是超大規模“城市病”的爆發，也是中國內部的“南方問題”。如果不能從宏觀的城鄉關係的視角上去處理，城市病就會繼續以不同的“羣體性事件”的方式出現，而且無解。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同於第三世界，就在於鄉村振興戰略是否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完成“產業強、環境美、農民富”，不僅宜居、而且能夠創業的廣闊天地——一個年輕人回得去的鄉村，如此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貧民窟問題。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對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熱衷，有兩個訴求。一是為城市擴張和土地資本化進一步創造條件，一個正在發生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二是為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創造條件，一個期望但是尚未實現的目標。其預設是通過私有化大規模集中土地，走美國式農業的道路，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然後淪為外來農場主的農業工人。但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資本主義化如果能夠成功，WTO框架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就不會陷入無法解決的困境。也就是説，即便我們為中國農業的資本主義創造了土地私有的條件，面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額農業補貼，依然是失敗而已。這就是為什麼九十年代中國越演越烈的土地糾紛，大都是城市化過程中剝奪農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為了發展所謂的農業現代化。原因很簡單，資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價值，而不是沒有比較優勢的糧食生產。在這個意義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國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現代化的關係是一個徹底的偽問題。

在出口導向型市場化的邏輯下，中國工業生產過剩，農業生產不足，而是否確保中國18億畝的耕地紅線，一再成為論辯焦點。由於人地資源的硬約束，代表性觀點是耕地和農業應該為房地產和城鎮化讓步，以耕地換增長，耕地紅線束縛的“是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進程”，中國的糧食問題應該依賴世界糧食市場來解決。由此造成十年來中國在城鎮化過程中耕地面積減少了一億多畝。[42]反駁的意見認為：全球年糧食交易量為4億多噸，而中國的年糧食需求量為6億多噸。中國缺糧，誰可以供應？十四億中國人如何養活自己？中國農業之所以還有可能保持低價，一是因為中國還大量存在自給自足的小農，他們養活了自己，而不是依賴糧食市場。二是中國的糧食省長責任制和中央儲備糧制度，這些非市場經濟模式發展出來的制度。

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出台《關於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開始了嚴格的“非糧化”整治工作，以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非糧化”包括在永久基本農田上種樹挖塘，工商資本大規模流轉耕地改種非糧經濟作物等現象。但是糧食生產收益低是“非糧化”的主要原因。如何讓耕地迴歸糧食種植，同時又能夠讓農民收入不下降、鞏固脱貧攻堅成果？這是一個需要解決卻又難以解決的悖論。今天，世界疫情和俄烏戰爭的雙重危機終結了論辯（而不是問題），全球糧食安全的紅色警報已經高懸。十四億人口的中國如何破解糧食安全，已經不僅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

喬萬尼·阿里吉在對非洲的研究中發現，農民的全面無產階級化最終給資本主義部門帶來的是更多的問題而非有利的條件。只要無產階級化是局部的，它就創造了非洲農民補貼資本積累的條件，因為他們自己生產了部分生存品。而一旦農民徹底無產階級化，這種機制就越趨於瓦解，因為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必須為勞動力再生產承擔全部代價，社會鬥爭也就越來越從鄉村地區轉移為城市地區，轉移為爭取工資報酬的鬥爭。非洲的道路建立在資本主義從部分無產階級化到全面無產階級化的漫長過程，而東亞的道路則是建立在局部無產階級化的基礎上的——這是今天的非洲低迷與亞洲崛起的區別。[43]

這是非常重要的觀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鄉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小農經濟”為中國市場化發展所做出的貢獻，是需要重新評估的。一方面是城市化過程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水庫；另一方面，小農經濟養活了農民自己，這一人口最大的羣體，使得中國不需要依賴世界糧食市場來養活十四億中國人口——這一任務已經變得越來越艱鉅。今天的挑戰在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因素能否夠使得中國農業現代化真正具有超越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這才是決定今天世界局勢的關鍵。

《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英文版封面

依賴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意味着把糧食和石油的定價權都交給華爾街，意味着整個世界成為美國式資本主義農業的人質——該體系正是由金融資本所操控的。WTO之後的中國農業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捲入美國式農業的絞肉機中，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美國殺蟲劑市場、種子市場、化肥市場之一，是其轉基因農業產品的傾銷地。大豆淪陷就是最鮮明的案例。在2001年加入WTO之前，作為大豆故鄉的中國是大豆淨出口國。2004年在美國農業部、芝加哥金融交易所和華爾街金融抄家的操控下，中國遭遇嚴重的大豆危機，70%的油榨企業倒閉，大豆種植業被重創，跨國四大糧商美國ADM、邦吉、嘉吉和法國路易達用進口轉基因大豆割裂了中國大豆的產業鏈。外資湧入的結果就是中國失去了大豆的國際定價權，並嚴重依賴世界市場，成為糧食安全中最危險的一環。近十年來中國大豆的自給率僅有15%左右，進口量佔全球大豆出口的60%以上。雖然中國努力實施大豆進口替代措施，但舉步維艱。

2019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巴西取代美國成為中國大豆進口60%以上的市場來源。2023年5月巴西盧拉總統來訪，我有機會與隨同訪問的巴西無地農民運動（MST）的領導人João Pedro Stedile有一個小範圍的對話。他對中國為什麼要在巴西購買這麼多大豆表示不解和不滿，按照他的説法，這些大豆生產商都是大莊園主，平時居住在美國的邁阿密。這些巴西的美國式資本主義大農場在中國市場大獲其利，但並沒有為巴西的百姓帶來利益，巴西百姓正在重新陷入飢餓。

其實，巨量購買美國和巴西的大豆正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入全球化的代價。自蘇東解體的九十年代開始，美國全方位逼迫發展中國家打開農產品市場，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小農普遍瀕臨破產和飢餓的境遇，另一方面則是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的糧食出口——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嚴重失衡的大地產製度，占人口大多數的小農和無地農民被排斥在這一現代化農業體系之外，正是發展中國家農業資本主義的典型表現，其後果就是超大規模的城市貧民窟和此起彼伏的農民反抗運動，如巴西無地農民運動和印共毛派領導的農民起義。

回到巴西的例子。巴西土地大部分被掌握在少數農場主和跨國資本手中，極右翼博索納羅執政期間能源私有化和土地集中化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國家資產被私有化，低增長、高通脹和去工業化和再初級產品化趨勢明顯，就業惡化、人民重陷飢餓。2016年至2017年，大莊園和數量和範圍有所增長，擁有1000公頃及以上土地的農業企業佔總數的47.6%，用於養活巴西人民的農作物主要由家庭農業即小農生產承擔。2022年巴西有3310萬人遭受飢餓之苦，1.252億人生活在一定程度的糧食不安全中，佔總人口的一半以上。農民社會運動組織是盧拉總統的主要支持者，其成員在盧拉政府的任職將致力於恢復家庭農業投入，包括機械、生產和商業基礎設施投入，也包含糧食收購和土地改革政策等。2023年以微弱多數第三次當選的盧拉政府執政初期，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重設發展、工業和貿易部，明確其目標在於重新工業化，提升工業化水平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在盧拉政府訪華期間，特別提出的合作項目就包括適合小規模農業即家庭農場業的技術與扶貧項目。[44]

新世紀以來，上述國際四大糧商為代表的國際大型糧食企業集團強化了對全球糧食產業鏈的控制，控制了全球80%的糧食交易量，控制了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場和全球運輸與倉儲設備，已全方位進入中國糧食市場的競爭，危及中國的糧食主權。在這個意義上，巴西、印度與中國都共享了發展中國家農業的普遍命運。中國的“新鄉土主義”如何與巴西無地農民運動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組織建立起“精準團結”和連帶的關係，亟需建立新的階級分析和國際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視野。

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糧食市場上的困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世界糧食市場上沒有定價權。被世界糧食市場的金融化過程所脅迫，是發展中國家糧食主權喪失的表現。在此境遇下，中國的糧食安全危機並非聳人聽聞。1990年，為了解決農民賣糧難的問題，國務院成立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2000年成立大型重要骨幹企業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作為國家糧食宏觀調控的主力軍，以平抑海外資本巨頭對中國糧食生產鏈的強大沖擊。2021年更是擴大全國的倉儲設備建設項目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但是糧食存儲的高成本、官僚主義和腐敗問題的不斷爆發，也是這一制度面臨的挑戰。

今天的世界格局下，糧食安全已經越來越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嚴重關切。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的方針是：確保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併力圖解決種業失控局面。習近平從2012年開始反覆強調要求“攥緊中國種子”、“端穩中國飯碗”，“必須下決心把我國種業搞上去”，“把種源安全提升到關係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並特別提到大豆問題：“大豆等種子講了多少年，但突破進度還是很不理想。要拿出攻克‘卡脖子’技術的幹勁，明確方向和目標，加快實施農業生物育種重大科研項目，早日實現重要農產品的種源自主可控”[45]；“像大豆、棉花、玉米、小麥等一些大宗農產品生產，要抓緊研究部署，該擴大產量的要果斷下決心，不能讓人家拿住我們！這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大事！”。[46]種源安全已經是農業中的“芯片”問題。

另一方面，全球性糧食暴漲暴跌與石油價格的暴漲暴跌往往如影隨行。現代農業體系作為能源高消耗產業，糧食價格與石油價格有強烈的聯動，一個高油價的市場不可能長期保持低糧價，因為這意味着用國家的錢為國際熱錢的操控買單。糧食與石油暴漲暴跌的背後往往是國際熱錢的直接操控，也是席捲全球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序幕，並直接關涉到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因此，重新思考“新鄉土主義”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小農經濟有機農業生產模式和社會模式，刻不容緩。而如何重建鄉村共同體和集體經濟是首要問題，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

單靠市場不能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如何重新以鄉村建設為基礎，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式的市民社會的想象之上，以此來倡導新的鄉土主義？執政黨的“中國式現代化”只有徹底解決“三農”問題才能實現，否則，只能淪為社會分裂與衝突的創口貼，它的背後將是政權合法性的喪失。以鄉村為社會本位是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論辯與實踐，新鄉土主義在“中國道路”的討論中，應該獲得新的理解。所謂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性困境，最根本的表現就在於鄉村與國家的複雜關係，一個依然深刻制約着中國今天和未來的歷史過程。我們也需要在這個視野中去理解、判斷和反思圍繞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爭論，它將決定着“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景。

2022年，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出版，收入了十八大以來文稿（講稿）61篇，其中部分是首次公開發表。從首發的文稿中，可以發現了他把當前視為“處理工農關係、城鄉關係的歷史關口”，特別是2018年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工農關係、城鄉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決定着現代化的成敗。……我國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能力、有條件處理好工農關係、城鄉關係，順利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下決心調整工農關係、城鄉關係，採取一系列舉措推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為了從全局和戰略高度來把握和處理工農關係、城鄉關係。……

“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四十年前，我們通過農村改革拉開了改革開放大幕。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通過振興鄉村，開啓城鄉融合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新局面。[47]

重塑“城鄉關係”、“工農關係”，要為四十年的改革開放補課，這一新的歷史“卡夫丁峽谷”並不容易逾越。最新的消息是2023年7月1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深化農村改革實施方案》，要求“以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係為主線，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48]農民與土地的關係問題正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核心政治。

六、農民與土地：城鄉關係、集體經濟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不同於蘇聯的土地制度，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成敗與否的關鍵。城市土地的國有化與農村土地的集體化，城鄉二元土地關係上的城鄉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核心議題，也是工農聯盟的基礎。從馬克思主義認為城鄉對立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避免的問題，到毛澤東時代消滅“三大差別”、今天中國“城鄉融合發展”戰略，都是不同歷史階段探索城鄉現代化發展道路——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破解第三世界發展的難題。如何讓城市化發展不是加劇城鄉差別，而是城鄉融合？如何在構建新型城鄉關係的基礎上尋找解決之道？鄉村的再組織化是關鍵。

今天農村的集體經濟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讓農村的經濟發展具有內生性和主體性？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是從輸血走向造血，是兩個不同的戰略步驟。自上而下的扶貧資金要有農村主體的有效承接和轉化，但如果基層組織弱化、散化和黑社會化的現象不能扭轉，個別的成功案例就很難大規模推廣。

中國農村幾千年來一直是以村社為單位的土地所有制，土地買賣受到地方習俗的制約，具有社區保護性質。晚清以來，鄉村的保護型經紀人向贏利型經紀人轉化，伴隨的是村社保護的瓦解，它導致“土豪劣紳”橫行，使得鄉村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策源地。九十年代以來，有一種論斷認為新中國土改是錯誤，因為農村根本就沒有地主，地權很均衡，土地並沒有高度集中[49] ，以此論證中國的土地“正是由於不能私有化，才造成兩級分化”[50]。

但這裏有意忽略了在地地主和不在地主的區別，晚清以來大量不在地主的城市工商資本控制了農村資本和土地，形成了大量惡勢力。他們一方面欺壓農民，另一方面從國家套取權力，變成土豪劣紳，國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紳其實要打倒的就是這一批勢力。新中國的土改，很多是直接把“不在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給佃農耕種。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從大公社制退回到小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基本上還是與原來村社的界限是吻合的。這是中國農村人地高度緊張的客觀條件下形成的土地所有制，排他性的土地村社保護所有制有其歷史合理性。

八十年代聯產承包責任制保護的是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小農經濟的承包經營權，強調社區所有，離開村社的人的土地集體能夠回收，按照人口變化進行重新分配，依據的依然是土地社區所有權的概念。耕者有其田，就是讓村社有能力的人耕種，村社集體能夠自主決定土地規模經營的方式，以實現最大的效益使用。

而現在集體土地所有制有可能被架空，是因為承包經營權的固化。承包經營權是農民村社所有權的體現，只有農民才有承包權。建立在承包權固化基礎上的經營權才可以放開和流轉，這是經營權市場化的前提，目的是使土地流轉規模經營成為可能，也解決拋荒問題。但是它可能導致的問題是集體不再有優先權，往往處於市場競爭的弱勢地位，失去對外來資本投資土地的控制權。這樣集體所有權就有可能虛置。

今天中國面臨的千年未有的土地制度的變局，其實就是農村社區土地所有權還能不能堅持、是否需要堅持的問題。一旦社區土地所有權不能堅持，就會有大量新的“不在地主”進入。堅持集體土地所有制意味着需要在此基礎上形成新的鄉村主體，既是政治主體，也是經濟主體，舍此，鄉村振興就很難完成。集體所有制下的承包權保留的是土地作為農民的社會保障權利，是社區所有權的體現，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農民設置的土地制度的紅利。但是這種起點的“公平”並不必然保證結果的公平，需要警惕的正是起點公平的設置可能恰恰為社會兩級分化開闢道路，這就走到了反面。

第二，集體經濟如何在市場經濟裏面存活？這是關鍵，否則集體經濟只能是扶貧的形象工程，或者套取政府補貼的空殼合作社。由於小農經濟的弱勢市場地位，單幹的農户基於土地的農業經濟效益很低，農民寧願去打工也不種地，大量土地因此拋荒。這樣，起點公平的紅利事實上就處於虛置狀態，這意味着農民無法在市場經濟中兑現紅利，土地資源也就浪費了。

因此就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就是把承包權固化，在此基礎上分化出經營權，通過經營權的市場化，把能夠實現土地紅利的外來力量引進來，讓大資本進來，讓外面的經營大户進來，形成新的市場經營主體，使得紅利能夠兑現，然後再按照土地入股進行分紅或給與土地租金。土地入股，起點公平，但背後的邏輯是農民作為經營主體的放棄。

把土地社區所有制的紅利兑現——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有公平的考慮。但是，經營權的市場化能否解決中國農業面臨的種種問題？一方面，鑑於農業的弱勢市場地位以及糧食的公共品性質，中國的土地和人口的高度緊張關係，農業的市場化風險很高，土地承包權的市場化其實是增加了地租的成本和農民談判的成本，土地流轉能否成為農業市場化發展的推手，形勢並不樂觀。而一旦在市場中失利，承包權所綁定的社會保障功能就會落空，農民也就喪失了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

另一方面，土地流轉打破了土地村社所有權的限制，為外來大資本去農村圈地，套取國家資本等行為打開了後門。今天的共識是，原子化的小農需要一個再組織化的過程，分歧是在於如何組織化。主張土地流轉到龍頭企業或外部資本做規模農業，讓它們扮演農村經濟再組織化的功能，也就是用市場化的方式解決農業現代化的問題，這一派觀點聲音很大，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但也是土地確權流轉面臨的最大質疑。因為，土地經營權一旦出讓，再拿回來就不那麼容易了。農民事實上就會變成失地農民，兩頭踏空，淪為失業大軍，這個數量有可能是大規模的。由此，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和基礎必然會受到動搖，這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不能夠承受的政治後果。

第二種選擇是重新回到集體所有制解決一攬子問題。回到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村社集體所有制作為組織化依託，以村社集體所有制而不是單個農户作為實施規模經濟的主體。把經營權穩定在村社內部，由村集體進行招標。不是拒絕市場經濟，而是市場經濟的主體是以村集體作為主體，由村集體行使經營權進行市場招標。通過強化村社集體的談判權，真正解決問題，團結起來尋求力量。

因此，怎麼樣把土地重新流轉回集體，抵制私有化，把小農重新團結起來，以集體的方式應對市場，並以此承接國家對合作社的支持資金，開闢一條新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市場經濟之路？

而要使更廣大的基層黨組織與中國的農村發展之間形成新的配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給來破解，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社會實驗來配合。2017年我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51]（本書附錄）一文中討論的“塘約道路”，今天依然處於爭議之中。

時任畢節市委書記的周建琨是“塘約道路”的主要支持者，而他在2022年11月被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調查、2023年6月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其問題包括“貫徹落實黨中央關於脱貧攻堅及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的重大決策部署不力，利用扶貧項目謀取私利，嚴重損害黨和人民利益”。[52]因此，“塘約道路”也被有些人認為是靠財政輸血製造出來的假典型。但根據2023年3月公佈的消息，國家鄉村振興局發佈關於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村級實踐交流基地名單中，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塘約村依然入選其中。[53]

2022年，我參加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嚴海蓉教授召集的“集體經濟、族羣文化與鄉村共同體”研討會，圍繞“塘約道路”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54]我在發言中指出鄉村再組織化的路徑之辯：第一種是資本下鄉塑造鄉村，外來資本如龍頭企業也是一種組織力量，但有利有弊。第二種方式是精準扶貧，從城市輸入第一書記（尤其是東部對西部）使鄉村發展獲得市場空間和資源，但並不長久。第三種方式是黨組織的資源直接注入鄉村。從塘約道路開始，黨的組織建設延伸成為鄉村再組織的資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鄉村提供了一種非市場的資源，農民不需要為這樣的組織成本付費，卻能夠將內生型發展和外生型發展結合起來。

在精準扶貧的實踐中，有很多基層組織只能應對自上而下的政治壓力，村莊內生的組織資源不足或者組織動力不夠，從而整個村莊缺乏內生性發展動力，不能夠真正解決造血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擔心當扶貧資源撤出，鄉村會產生大規模的返貧。鄉村振興要建立長效機制，其中的核心是組織資源的可再生與可持續。

在“塘約道路”之後，一個更大規模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驗是在山東煙台進行的。推動者是時任市委組織部長的于濤，一名70後的優秀女幹部。她的思路來自三本書，一本是習近平1988-1990年在福建寧德地區工作的文集《擺脱貧困》，一本是1955年毛澤東時代中央辦公廳編寫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另一本就是作家王宏甲2016年出版的《塘約道路》，她把這三本書分發給村幹部們去學習。她自己鑽研了大量黨史和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的文獻，也做好了改革先行者的犧牲準備。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江宇撰寫、2021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煙台紀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路》[55]對此做了詳細的描述，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在序言中高度肯定了這一實驗。它的基本原則是入社自由、責權清晰、按貢獻分配。村黨支部書記代表村集體註冊成為合作社，明確是職務行為，不是人個人行為，保證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確保集體股保留決策權與否決權，分紅向普通社員特別是老弱病殘傾斜。從2017年到2021年，全市有三千多個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佔全市村莊近一半，入社羣眾43萬人，成績斐然。

但是2020年底，于濤出乎意料地從煙台組織部長的職務上被調離到山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任局長。2023年3月她被免去局長一職，6月她擔任省委巡視組組長的最新消息見報，從級別上提升了半級，但是卻遠離了她的社會實驗。目前，“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驗在吉林松原[56]和安徽蕪湖[57]都有蓬勃的開展，但是，這些地方探索並沒有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制度推廣。

黨的組織系統支持下的塘約道路和煙台經驗，着眼的是鄉村社會發展、集體經濟和黨的基層治理之間的關係。而要讓基層黨組織成為農村社會和經濟再組織的主體和能動力量，則要化大力氣重整基層黨建，並作為黨的重要任務去抓才有可能。從煙台的經驗看，以黨組織介入的方式，減少農民的社會和經濟的再組織成本，可以有效的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成本核算，是城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探索。但是它涉及中國鄉村社會組織再造的複雜過程，以及黨的基層組織在鄉村經濟生活中的重新定位和角色轉換，也極容易被扣上重回“極左”路線的大帽子。

事實上，“新鄉土主義”作為小農經濟的新型集體化發展之路，依託各地不同的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稟賦的社會實驗，在中國大地上一直不斷湧現，各有特色，已經有大量的案例和實踐，亟需總結經驗發揚光大。只有用集體經濟的優勢吸引農民自願加入，重新探索農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用集體的力量抵禦市場風險，避免農村的社會分化（後果就是城鄉關係進一步惡化），這是今天的中國不能承受的——如此，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實現，這就是“新鄉土主義”的最後旨歸。

吉林“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實踐

在本文寫作的最後階段，也就是7月初，我有機會調研了雲南大理洱海上游一個傳統的白族村落古生村。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院士在此建立了“科技小院”模式，就是把農業專業學位研究生派駐到村子裏，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零距離、零時差、零門檻、零費用”方式解決農村生產實踐問題，一種探索新型知識分子與科技下鄉的模式：它要解決的問題正是小農經濟條件下現代農業科技供給與傳播的困境。

“科技小院”的名字來自於村裏的老百姓説，你們搞科技，把科技帶到農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我説太好了，這太接地氣了。我們幾個人就一起給科技小院下了個定義，是在農村生產一線的，集科技創新、社會服務、人才培養於一體的創新平台”。

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發現國營農場的產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農户高30%，合作社的要低於國營農場，但又比小農户高20%左右，關鍵在於技術的到位率——技術到位率差異的背後也是農業組織化程度的差異。由此我才知道，中國農業大學從2009年開始在全國已經建立了139個科技小院，並帶動全國建立了一千多個科技小院，覆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涉及222種農產品，覆蓋國民經濟農業行業中農林牧漁業的59個產業體系。

2020年以來，科技小院模式7次寫入中辦、國辦與科技部、農業農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門聯合發佈《關於支持建設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國31個省份的68個培養單位建設780個科技小院。同時，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聯合國糧農組織推介，已推廣到老撾和非洲8國。[58] “科技小院”的故事很好地體現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制度創新是如何自下而上進行擴散，也是今天“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故事。

在古生村有14個功能不同的“科技小院”，常年有20多位老師和100多名研究生駐村進行洱海源頭農業污染治理和綠色高質量農業育種實驗。我到訪村子的時候，正碰上新來的一批同學們開動員和培訓大會，同學們魚貫上台熱情地分享經驗。當我在電腦上打下這些文字的當下，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組建的一支包括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合作伙伴在內的調研團隊正在大理開展第二次調研，大家都對這個“科技小院”模式充滿了好奇和期待。而我自己在調研中發現，科技小院進行育種實驗的高標準農田是由國營雲南農墾出資流轉的，在綠茵如織的大地上家庭承包地的白色水泥分割線卻隱約可辨，原因是拆除水泥田埂的補償費用很高，農場無力承擔，而租地的費用（每年每畝2000-2400元）也拉高了農產品的價格，使其優質農產品在市場中處於不利的位置。

這也引發了我的思慮。由於“科技小院”的模式並不直接介入農村社會組織的再造，而是分佈式、插入式垂直科技輸入體系，也同樣面臨分散的小農經濟無法普惠的問題。而原子化的小農經濟能夠靠“科技小院”變成規模經濟嗎？張院士2009年第一個“科技小院”建在河北曲周縣，當地都是小農户、小地塊，沒有規模化的經營，代表着中國90%的農村情況，“我們要了解小農户是怎麼種地的，要怎麼幫他，所以第一個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

後來，張院士把科技小院帶到了吉林梨樹縣，那兒有專職種地的專業農民了，每家地都不小。後來，又到了黑龍江建三江的國營農場，規模更大，機械化程度很高。張福鎖院士反思道：“14年後回過頭看這個事，發現農業規模化經營並不像我們設想的那麼快，梨樹的合作社到現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國營農場至今全國也沒有幾個能模仿建成”。[59]這讓我不禁遐想，如果“煙台經驗”和“科技小院”模式能夠結合起來，是否能夠走出一條小農經濟條件下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新路來呢？

中國確保糧食安全的主體責任是在農業農村部。為了實現“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要求，農業農村部制定《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2021-2030年）》中規定的任務，是要在中國18億畝農田中確保在2022年建成8億畝高標準農田，到2015年累計建成10.75億畝。高標準農田是集中連片、設施配套、高產穩產、生態良好、抗災能力強、與現代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相適應，屬於“田成方、土成型、渠成網、路相通、溝相連、土壤肥、旱能灌、澇能排、無污染、產量高”的穩定保量的糧田。即通過對中國土地資源的統一改造，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集約化和產業化，以保障中國的糧食安全。而這主要依靠政府的資金投入，比如2021年中央財政通過一般公共預算安排787.82億元，同時推動地方通過一般公共預算、一般債券、土地出讓收益等多元化渠道安排88億元，支持全國建設高標準農田8000萬畝。[60]

但是在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已經確權登記頒證，賦予了農民對承包地佔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十九大宣佈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的情況下，高標準農田建設究竟如何進行，尚存在一系列需要破解的問題。

2022年政協委員的調研發現，一是中央財政支持的標準偏低，有些地方政府由於財政吃緊，補齊缺口的配套能力跟不上。二是建成後的高標準農田普遍缺乏有效的管護，“高標準農田建成後，是由農户、承包人管，還是村委會管、村集體組織或者由合作社管？幾乎沒有人能明確回答”[61]。高標準農田建設最重要的問題正是小農經濟形態下鄉村社會責任主體與農地的關係。

解決“三農”問題是融合國家與社會的系統工程，中組部、民政部和農業部都有各自為政的邏輯，它們之間如何統籌、協調推進，尚需新的破局和變革。而今天，它的底線有四條，即“農村改革不論怎麼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62]而這四條“必須守住”的底線也是高壓線，它們是互相制衡的緊約束關係。如何在這樣複雜的悖論狀態中破解“三農”危機的地雷陣，實現農業現代化，是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艱鉅嚴峻的史詩過程。

“要把頂層設計同基層探索有機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不同地區因地制宜探索，善於發現和總結基層的實踐創造，對探索創新中遇到困難的要及時給予支持”[63]，這是2023年最新的《深化農村改革實施方案》的部署，也是中國改革的基本工作模式。但是它的成功要依賴一系列中間環節的協調和博弈，既是九龍治水，也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持久戰。今天，中國正努力推動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的經濟新格局，這將如何催生出新的城鄉局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會對此交出怎樣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答卷？我們都需要以歷史的耐心或拭目以待，或側身而入。

七、結語

《鄉村與革命》2014年在中國出版，“中國新自由主義批判三書”的副標題其實是中文編輯加上的。這一年，烏克蘭爆發美國插手下的廣場革命，親俄派被趕下台；戰亂下的伊斯蘭國正在崛起；而歐洲也面臨前所未有的難民潮——世界的危機時刻正在降臨，本書也可視為對這一危機的回應。

本書的問題意識來自於九十年代——二十世紀革命的至暗時刻。作為對二十世紀中俄革命的辯護之書，它是中國知識界九十年代以來圍繞中國社會性質和發展問題大討論的一個縮影。以中國的“三農”議題為代表，八十年代以來關於中俄革命問題上的激烈論辯，關涉的是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的大問題。它延續了革命與現代化作為時代轉換的範式危機，但不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而是試圖從歷史中拯救“民族國家”，接續革命。

從第一章2004年發表，到2013年集結成書，再到2023年英文版面世，前後二十年的時間，見證並捲入了九十年代以來思想界圍繞“中國道路”的激辯。這一激辯在今天依然以各種方式頑強延續——俄烏戰爭和“新冷戰”的陰雲可以視為這一激辯的現實篇章。理論與現實相互映照，書中對歷史的檢討始於19世紀中葉俄國與英、法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在20世紀尾聲俄羅斯關於“脱亞入歐”的內部論辯：這一論辯在今天21世紀的俄烏戰爭中趨於終結，現實給出了最後的答案；而由此觸發的世界糧食危機正是當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寫照。

“中國式現代化”是第三世界的現代化，其所經歷的苦難、艱難與曲折其實是第三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所有危機的投射，其崛起也是全球南方的典範——它衝破了被封鎖壓制的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而中國道路是與二十世紀中俄革命，與列寧主義和蘇聯的命運聯繫在一起，這是基本的歷史事實，問題只在於如何敍述這一歷史。它一方面需要回應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托洛茨基主義視角下對中國革命“民粹主義”的批判；另一方面需要直面右翼自由主義對中俄革命的攻擊與否定——作為後冷戰時代“意識形態終結”在中國的迴響，它致力於通過否定列寧主義和二十世紀中俄革命的合法性，為新冷戰開闢道路。而這兩個相反的理論思潮在中俄革命的農民問題上匯聚並達成共識，復活了“東方封建專制主義”和“亞細亞專制主義”的古老爭論，共同致力於遮蔽“中國式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歷史探索所具有的世界史意義。

從歐洲出發的社會主義，在中國道成肉身，它需要在今天危機四伏的世界地緣政治衝突中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壓艙石。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並不僅僅屬於中國，而是在世界範圍內突破資本主義全球化困境的人類發展之路：人民的全球化。它的挑戰、危機與希望並存。

被封存的歷史需要重新面向生生不息的現實政治打開，這或許是本書英文版的意義。筆者在中文版的後記中交代了本書產生的複雜故事，也感謝了眾多幫助和支持的師友，這裏不再贅述。英文版特別增補了兩篇附錄文章《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和《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以呈現中國“三農問題”的延續：現實中的複雜肌理，以及理論探索的歷程。

在二十多年寫作與思考的過程中，我曾赴新疆、西藏、雲南、貴州、河南、山西、浙江、安徽等地不同的鄉村社會進行了大大小小的調研，這些調研極大地幫助我理解中國“三農”問題的複雜狀況，並收穫了很多新老朋友們的協助和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這裏，特別感謝石河子大學文學藝術學院毛穎輝副教授，2019年十一長假期間（正好是世界疫情爆發前夕），她和可愛的維族同學西米（作為翻譯），陪我到南疆圖木舒克和喀什地區的疏勒縣等維族村莊走訪考察，使我對民族地區精準扶貧的基層情況有了真切的認識；感謝在2016年，作為中央電視台援藏幹部、時任西藏電視台台長的老同學王躍華對我在西藏調研給與的大力支持和協助。

最後，我要藉此機會感謝美國學者 Michael Zukosky 教授大約六年前曾為本書所做的翻譯工作。只是由於他採用的多為“意譯”方式，而原書稿涉及九十年代以來複雜的中國學術語境，一些問題的表述和理解很容易產生混淆，對於一位西方學者來説，這些都是巨大的挑戰。這也導致在很多問題的理解上，譯本與原書稿產生了偏差。六年來，中國和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筆者希望儘可能保存當初中文書稿中辯論的時代氣息，為今天中國問題的討論提供一個歷史的底本。雖然Zukosky教授的譯本沒有采用，但對於他的付出和努力，我心存感激，也期待他的批評和指教。

特別感謝為此英文版本付出辛勤勞動的譯者張殷豪，這位年輕學人以認真、踏實與嚴謹的態度幫助我修訂了若干脱誤，也使得英文版書稿終於得以出版，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國學術的青春氣象。感謝老朋友高默波教授惠賜長篇導言，為本書的論題提供了重要而豐富的歷史資源，幫助澄清論辯的來龍去脈。他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鄉村研究的重要貢獻，曾給與我寶貴的啓發。而他此次為英文書稿進行的重要編輯，也為本書進入英語學術界搭建了不可或缺的橋樑。感謝謝葆輝教授對本譯稿的修訂和付出的勞動。感謝Jacob Dreyer 對本書出版的肯定、支持與協助，以及他不斷的催促和耐心。再次感謝林春教授坦誠的批評、持續的鼓勵建議和幫助，沒有這份支持，這個英文版本很可能就半途而廢了。嚴海蓉、蘇珊玄、林春峯都以不同的方式幫助過此書稿的翻譯工作，在此一併致謝。2014年我從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轉移到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工作，也對兩個學院同事們所有的支持和幫助表示感謝。感謝熊節幫助我對巴西的農業問題有了更深入的瞭解，而我們共同合作在全球南方國際傳播領域的探索正在啓航。感謝翟庭君（Ting Quan Chak） 對此章英文譯稿的最後修訂意見。

2023年7月13日，完稿於上海。

註釋：

1.本文節本發表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3年第6期、第7期，原為《鄉村與革命：中國新自由主義批判三書》（華東師範大學，2013）的英文版 Neoliberalism or Neocollective Rural China：A Critique and Prospect（ Palgrave Macmillan,2024）所增補的跋。

2.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之後的史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吳靜研譯、鄧正來 校，載鄧正來主編《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5，春季卷，第135-141頁。

3.同上。

4.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台北：衞城出版，2018年。

5.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載《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聯書店，第58-97頁，2008年。

6.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殖民之後？台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台北：衞城出版，第190-192頁，2018年。

7.呂新雨：《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以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黨內鬥爭為視角的歷史考察》，《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第157-180頁。

8.So that’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China. You was capable to take the profit from globaliz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rejecting globalist as a liberal capitalist hegemony and ideology, but that is special Chinese case. For us, it is much different. We could not reject, not only globalism as ideology of hegemony, of the west. But globalization itself brings us damage.

9.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訂版），新華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40頁。該書稿2021年5月已經達到驚人的第46次印刷，其在中國的影響可見一斑。

10.同上，第185-186頁。

11.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388頁。

12.參見邱士傑《劉進慶思想評傳：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22），及他在2023年4月22日上海召開的“再思‘台灣社會性質問題’：劉進慶思想暨《劉進慶思想評傳》新書討論會”上的發言：“劉進慶在戰後台灣經濟爭論中的理論位置”， https://mp.weixin.qq.com/s/-WKjOh-_wfLyMW2YR0zpxQ。

13.（美）格里格·葛蘭汀：《弗裏德曼與皮諾切特在智利的新自由主義實驗》，《國外理論動態》2007年3期，第23-27頁。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06年11月26日。

14.（美）薩克斯：《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 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s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鄒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4頁。

15.同上。

16.同上，第72頁。

17.America’s Wars and the US Debt Crisis，JEFFREY D. SACHS，May 20, 2023，https://jordantimes.com/opinion/jeffrey-d-sachs/americas-wars-and-us-debt-crisis。

18.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載《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第 112—120頁。

19.呂新雨：《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以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黨內鬥爭為視角的歷史考察》，《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第157-180頁。

20.（美）Oliver Stone 、 Peter Kuznick : The Untol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181-226, Ebury Press, 2012.

21.（美）喬治・布什、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重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憶》（A World Transformed），譯者: 胡發貴、胡傳勝等，第276-301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

22.（美）薩克斯：《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 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s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鄒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4頁。

23.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eight-contradiction-of-the-imperialist-rules-based-order/。

24.維傑·普拉沙德 （Vijay Prashad）：《重振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全球南方的歷史宿命與未來選擇》，盧屹譯，北京：《文化縱橫》雜誌，2023年第2期，第58-66頁；英文版見：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66-development-theory/。

25.張曉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及出路——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訪談》，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 2016年第1期，第8頁。

26.（埃及）薩米爾·阿明：《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對當代社會的管理》，丁開傑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9頁。

27.李江靜：《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與中國的應對———訪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9期，第18頁。

28.張曉萌：《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及出路——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訪談》， 《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 2016年第1期，第12頁。

29.Can the Global South Build a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new-world-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order/。

30.朱永嘉：《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改善之風雨歷程（草稿）》 ，未刊稿。

31.汪暉：《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第97-103頁，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

32.（美）薩克斯：《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 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s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鄒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1頁。

33.呂新雨：《70年代中國“三農”問題的歷史涵義》，廣州：《開放時代》雜誌社，2013年第1期，第70-73頁；陳錦華：《國事憶述》，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第1-32頁。

34.林書揚：《愛國主義與現代化——在珠海“民族文化素質與現代化”學術討論會的論文》，《林書揚文集》第三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第119頁。

35.林書揚：《<河殤>評析》，《林書揚文集》第三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第369-390頁.

36.呂新雨：《民工潮的問題意識》，北京：《讀書》雜誌，2003年第10期，第52-61頁。

37.呂新雨：《新鄉土主義，還是城市貧民窟》，廣州：《開放時代》雜誌，2010年第4期，第115-135頁。見本書附錄。

38.呂新雨：《近代以來中國的土地問題與城鄉關係再認識》，廣州：《開放時代》雜誌，2012年第7期，第111-125頁。

39.同上。

40.孫立平：《斷裂：中國社會的新變化》，《南方週末》2002年5月16日第A11版。

41.關於中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激烈爭論可參考王靜：《城鎮化中土地制度改革的未來走向——中國近10年研究成果綜述》，《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底4期，第102-124頁。

42.習近平：《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2022年3月6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五次會議農業界、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委員聯組會時講話），《論“三農”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32頁，2022年。

43.喬萬尼·阿里吉：《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的譜系》，路愛國、黃平、許安結譯，第3-1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44.相關材料見Final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Transition Office，published at 12/22/2022，https://gabinetedatransicao.com.br/noticias/relatorio-final-do-gabinete-de-transicao-governamental/。

45.習近平：《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8-9頁，2022年

46.同上，第10頁。

47.習近平：《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74-276頁。

48.新華社北京2023年7月11日電：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11/c_1129744148.htm。

49.代表性觀點見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上海：《學術月刊》，2006年第9期，第122-132頁；本人的批評見呂新雨：《近代以來中國的土地問題與城鄉關係再認識》，廣州：《開放時代》雜誌，2012年第7期，第111-125頁。

50.秦暉：《正是由於土地不能私有化才造成兩級分化》，新浪財經縱橫，2005年1月21日，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50121/18301313626.shtml。

51.呂新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從新時期集體經濟的三個案例談起》，北京：《經濟導刊》，2017年第6期，第48-54頁。

52.《貴州省政協原黨組副書記、副主席周建琨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53.https://www.ccdi.gov.cn/toutiaon/202306/t20230609_268920.html。

53.《平壩塘約村入選鞏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村級實踐交流基地》， http://gzas.wenming.cn/jj/202303/t20230309_7997417.html。

54.《重建集體經濟與鄉村共同體：經驗、問題與現實意義》，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8832566。

55.江宇：《煙台紀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21年。

56.新華每日電訊：《關注吉林松原大力推進黨支部領辦土地股份合作社》，2023年7月3日，新華社記者郎秋紅、趙丹丹、薛欽峯。http://www.jl.xinhuanet.com/20230703/c7d4be1f4f8b405e9be73da4195b5aab/c.html。

57.中安在線 ：《蕪湖市在全省率先全域推行黨組織領辦合作社》，2022年12月14日，《大江晚報》記者 顧婭。

58.《張福鎖院士口述：科技小院為什麼行》，https://mp.weixin.qq.com/s/UqtuVQr6UV1E8iTS-DkUtg，“微觀三農”2023年5月9日。

59.同上。

60.《中國已建成8億畝高標準農田 到2025年將累計建成10.75億畝》，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1/content_5638532.htm。

61.《“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如何實現？委員們在調研中發現……》，http://www.moa.gov.cn/ztzl/gdzlbhyjs/mtbd_28775/mtbd/202204/t20220426_6397770.htm。

62.習近平：《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指導》（2017年12月28日），《習近平論“三農”工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263-264頁。

63.新華社北京2023年7月11日電：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7/11/c_11297441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