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德國方式打敗了德國”

【文/觀察者網 阮佳琪】

歐洲工業明珠的光彩正在黯淡。英國《金融時報》12日報道稱，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已深陷第四年停滯的困境，其引以為傲的工程和製造業核心正經歷一場“自由落體式”衰退。經濟學家和行業領袖紛紛警告，這場衰退並非是週期性波動，而是一場結構性危機，“不會隨着下一次經濟上行週期而自行消失”。

即便9月出現部分反彈，德國工業生產水平仍停留在2005年的水平。英媒分析道，德國工業衰落的核心在於其主要經濟優勢已轉為劣勢，同時受到兩大外部政治經濟決策的嚴重影響——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貿易戰，以及中國十年前確立的高科技工程強國戰略。

報道指出，特朗普關税已重創德國出口商。而與之相比，中國迅速崛起帶來的工業實力競爭，是一項更為艱鉅的挑戰。

過去二十年，中國對德國工程產品和汽車看似永無止境的需求，曾推動了默克爾時代企業利潤、就業和經濟活動的增長。然而這一局面已徹底改變，2025年初以來，德國在資本貨物領域對中國的12個月滾動貿易逆差，創下2008年有記錄以來的首次。

德國機械設備製造業聯合會（VDMA）的數據顯示，六年多來，中國對歐洲機械出口近乎翻倍至約400億歐元，今年更可能達到500億歐元。

自今年年初以來，德國在對華資本貨物貿易方面一直處於逆差狀態。《金融時報》製圖

如今，中國的資本貨物比歐洲平均便宜30%。更關鍵的是，中國製造商已經彌合了質量差距，中國產商品早已不再是廉價、低質的仿製品。

“許多德國中小型企業如今所做的工作，中國公司也能做得同樣好”，在華工作超過十年的德國諮詢公司Vindelici Advisors的合夥人西洛·科普（Thilo Köppe）補充道。

在創新速度上，中國企業更“碾壓”西方競爭對手，將新想法轉化為成品的時間僅需後者的一半，更短的產品週期意味着更快的學習迭代。

德國汽車供應商舍弗勒集團的首席執行官克勞斯·羅森菲爾德（Klaus Rosenfeld）對《金融時報》表示，“過去幾年，中國在追逐和攻克重大技術方面，表現得更好、更主動、更連貫。”

德國擠出機制造商萊芬豪舍集團首席執行官也認同這一觀點，“中國企業更務實，通常也更迅速。”

慕尼黑壓縮機制造商鮑爾壓縮機集團（Bauer Kompressoren Group）的董事長菲利普·巴亞特（Philipp Bayat）還向英媒舉了個例子：他的一家歐洲工廠需要新的線材加工機，瑞士歐洲公司報價13萬歐元，而中國浙江省一家企業的報價不足2.8萬歐元。兩台設備的性能看似不相上下，他至今仍在糾結到底買哪一台。

談及此處，法蘭克福諮詢公司Thin Ice Macroeconomics的創始人斯皮羅斯·安德烈奧普洛斯（Spyros Andreopoulos）直言，“中國正在德國擅長的領域日益擊敗德國。”

中國與德國在經濟效率領域的重合度呈大幅上升態勢。

保工業，有人想對華出“爛招”

《金融時報》報道還提到，美國關税和中國競爭力所導致的需求下滑，正加劇德國初現端倪的就業危機。

德語中有個詞——Mittelstand，指德國的中小型企業。這類企業多為家庭擁有和經營，在德國企業中佔比高達95%以上，是德國實業的中堅力量，也是“德國奇蹟”的基礎，對世界出口貢獻突出。

而作為“Mittelstand”的典型象徵，上個月，激光與機牀製造商通快集團出現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虧損。在截至今年6月的12個月內，通快的銷售額下降16%至43億歐元，訂單連續第三年萎縮。受這位最大納税人影響，其總部所在的迪琴根市，地方商業税收入自2023年以來已暴跌80%。

在德國工程技術的自豪腹地，繁榮已不再是理所當然。通快不得不裁員1200人，約佔員工總數的6%。這並非個例：大眾汽車、保時捷、梅賽德斯-奔馳等車企，以及博世、大陸集團、採埃孚等主要供應商，均已宣佈數以萬計的額外裁員計劃。

從全國層面看，工業崗位持續減少。自2022年2月以來，44個月中有37個月失業率上升；目前失業人數接近300萬，為14年來最高水平，失業率已從5.1%升至6.3%。

VDMA的貿易專家奧利弗·裏希特貝格（Oliver Richtberg）預測，勞動力市場將進一步惡化。由於產能利用率、出口和產量下降，資本貨物行業正接近“臨界點”，屆時企業“即便願意，也無法維持當前的就業水平”。

德國工業產量呈下降趨勢。

為了遏制這場衰退，諮詢師、企業高管和經濟學家建議借鑑中美經驗，保護歐洲的工業基礎。這其中還不乏一些激進措施。

德國隧道掘進設備製造商海瑞克集團的創始人馬丁·海瑞克（Martin Herrenknecht）呼籲歐洲採納特朗普“美國優先”理念的歐洲版本。他呼籲，“‘歐洲優先’不是口號，而是必需品。”

還有經濟學家呼籲採取更利己的措施。歐洲改革中心（CER）首席經濟學家桑德·託杜瓦（Sander Tordoir）就出餿主意，建議將中國電動汽車排除在購車補貼範圍之外。慕尼黑工業大學經濟學教授達莉亞·馬林（Dalia Marin）也走激進路線，提出僅允許向與歐洲企業組建“合資企業”的中國公司開放市場。

德國諮詢公司的科普（Thilo Köppe）建議企業層面加強合作。他還整了一招“深入虎穴”：通過結盟，西方企業可借鑑中國企業的創新速度、獲取專業知識，同時對合作夥伴在歐洲的業務獲得一定控制權。

通快集團已踐行這一策略逾十年：2013年，該集團收購江蘇金方圓數控機牀有限公司（JFY），如今通過在歐洲銷售更廉價的JFY產品，對抗亞洲競爭對手的低價攻勢。在通快的機牀業務負責人看來，中國“有點像培訓中心”，能學到高端市場接觸不到的經驗。

與此同時，企業管理者和經濟學家普遍強調，德國還需解決內部癥結：勞動力成本高企和官僚系統繁文縟節過多。

“德國不能失去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不能給工業施加層出不窮的新規，卻仍相信我們未來能保持競爭力，”農業設備製造商克朗集團的克朗（Krone）直言。

鮑爾壓縮機集團的巴亞特同樣吐槽，面對歐盟層出不窮的禁令，比起尋找解決辦法，他更願意將“全部精力放在創新和成本控制上”。

“能填補空白的行業？沒有了”

還有一些人則寄望於國防需求能助力拯救德國工業。報道稱，隨着德國及整個西歐，計劃未來數年投入數千億歐元採購新型坦克、無人機和彈藥，國防行業正加緊擴大產能和招聘員工。高盛估計，德國國防工業需求將“大致翻倍”。

國防行業所需工人技能與汽車、工程行業相近，理論上能填補部分工業崗位空白 。但現實是，德國國防工業在該國金屬和電氣工程行業的就業佔比不足2%，規模過小，難以產生實質性影響。

以坦克和裝甲戰鬥車輛生產為例，即便2022年以來就業人數增長了29%，但該細分領域目前僅僱傭了8159名工人，甚至少於該國玩具製造業的8420人。

德國政府層面也在行動。總理默茨今年早些時候放寬債務限制，計劃未來10年向破敗的基礎設施和軍隊投資高達1萬億歐元。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一債務融資的投資熱潮，有望推動德國在2026年結束長期停滯、恢復增長。

然而，這項財政政策仍面臨資金挪用擔憂、地方財政缺口巨大、 國防潛力有限等挑戰。

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穩健增長之後，德國經濟如今已陷入停滯狀態。

報道提到，有樂觀派認為，德國正姍姍來遲地跟上過去幾十年席捲西方的鉅變——製造業萎縮、服務業崛起。但VDMA的裏希特貝格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國內政客尚未充分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公眾仍普遍認為我們享有高利潤率和強勁競爭力，但事實早已並非如此。”

他指出德國規模狹小的科技和人工智能行業，直截了當地反問道，“我們真的有其他行業可以彌補這一缺口嗎？”

經濟學家也指出，目前來自貿易的阻力已形成，而財政政策的順風尚未真正發揮作用。法國巴黎銀行經濟學家保羅·霍林斯沃思（Paul Hollingsworth）確信，貿易戰的拖累已在今年觸頂，預測2026年德國經濟增長率將達1.4%，而2025年僅為0.3%，德國工業的突圍之路仍充滿不確定性。

迪琴根市財政局長帕特里克·邁爾（Patrick Maier）向《金融時報》坦言，儘管早有預期衝擊，“但説實話，我沒料到情況會這麼糟”。

邁爾預計該市每年能從新政策中獲得100萬至120萬歐元額外投資資金，可這與為控制赤字而削減的3500萬歐元未來計劃投資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只能完成已經啓動的項目”，他無奈表示，新建消防站、道路改善、屋頂翻新和新自行車道等計劃均已擱置，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被提上議程”。

如果非要説有什麼值得欣慰的地方，那就是他並不孤單，“和其他城市的（財政）同事交流時，發現各地情況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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