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高市早苗如此盼望“有事”，就讓她體驗一下“多事之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俗話説“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不斷玩火。

在APEC與中方會談結束的檔口，就馬不停蹄與夾帶賴清德“三倡議”私貨的台灣代表會面。遭到中方強烈抗議後，又絲毫不知收斂，在日本國會大放厥詞，稱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出動軍艦並使用武力，可能會構成“存亡危機事態”，自衞隊據此可以行使集體自衞權。此言遭到批評後，她表態拒不撤回。同時，還公然給謝長廷頒發旭日大綬章。

面對中國駐日外交人員的維權，日本也囂張至極，倒打一耙，彷彿忘了這一切的起因，正是在台灣問題上劣跡斑斑、罄竹難書的日本；而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如今卻對中國統一大業發出戰爭威脅。

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健忘”與歪曲，公然挑釁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現實問題，高市內閣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惡劣程度出現質的突破，需要被迎頭痛擊。

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舉手回答質詢。日經中文網

本輪挑釁已構成連環違法，直接動搖中日關係基礎

這一輪質變正在加速形成，高市早苗為了這一通表態，不惜構成多輪違法。而看似“暴走”的行為，絕非一日之寒。在長年錯誤的積累之下，日本國內難以自行糾正，其戰後政治體制已經陷入深刻矛盾，必須向外轉嫁。在日方如此劇烈的內生動力之下，中日關係也難以依靠我們單方面的善意去維繫。掃帚不到、灰塵不掃，對日方謹言慎行的期待，只換來了日方的得寸進尺。

高市早苗的第一個違法，就是其導師安倍晉三所力推的“安保法案”。安倍內閣先是在2014年7月，以內閣決議形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承認日本享有集體自衞權；隨後，在2015年9月18日這個特殊的日子，通過了被稱作“安保法案”的《和平安全法制》，明確規定在“對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另一個國家的武裝攻擊”情境下，日本可以行使武力。

一個二戰後曾宣佈不承認交戰權的國家，就這樣再次賦予了自己所謂海外作戰的“權利”。

2015年日本參議院審議安保法案時議員爆發肢體衝突，反對者指出該法案違反和平憲法。圖片來源：picture-alliance/dpa/K. Mayama

但即使如此，高市早苗的這通表態，依然和安保法案相沖突。這些年日本官方小動作不斷，但不敢越雷池一步，與台灣只保持“非政府工作關係”。今年9月，時任日本外相的巖屋毅剛剛重申日本對台灣的基本立場以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為基礎；更不必説高市早苗本人在10月末出席APEC會議時，剛向中方親口保證了這一立場。

再回顧下安保法案的規定：“對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另一個國家的武裝攻擊”，台灣是所謂“國家”嗎？

這裏值得多提一句，那就是日本政客不是沒人想試試，譬如麻生太郎不久前還再次公開稱台灣為“國家”。然而十幾年下來，要打這個擦邊球的都得先下台，在職的都明白“試試就逝世”這個道理。

所以高市早苗的表態，算是開了一次先河，具有強烈的試探意味，對此斷不可姑息。

高市早苗的第二個違法，就是公然違憲。安保法案本身問題一大堆，早在安倍晉三任內強推時，日本在野黨和大批法律界人士已指出該法案違反日本戰後制定的和平憲法。而高市早苗對中國內政的武力威脅，直接違反了日本憲法第九條“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作為日本自衞隊的最高統帥，這個表態的性質無疑更加惡劣。

高市早苗的第三個違法，則直接觸及中日雙邊國際條約的底線。作為中日關係的“定海神針”，1978年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明確規定了中日兩國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尤其是“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高市早苗的威脅，已經顛覆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基礎。

對於台灣問題，《條約》明確規定，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而《聯合聲明》不僅寫明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且明確日本要“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總有人想斷章取義，扯什麼日本對台灣屬於中國僅僅只是“理解和尊重”，並不代表承認，卻忘了《中日聯合聲明》這後半句“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已經框死了日本的義務：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在內。”

由此也帶出高市早苗的第四個違法，即對於超出日本主權範圍的事務説三道四，這是公然挑戰二戰以後的國際法和國際政治秩序。須知集體防衞權是特指在自身沒有受到任何軍事威脅的狀態下，卻要積極出兵海外、介入他國戰爭事務，因此被視為一種潛在的進攻作戰。

一個二戰戰敗國，嘴上説着永不再戰，如今竟公然搞起進攻作戰理念，性質有多惡劣可想而知。更何況，這個戰敗國所挑釁的，還是一個被它傷害荼毒最深的二戰戰勝國。性質有多麼惡劣，我們作為戰勝國的維權法理就有多充足。

高市早苗政府的這波挑釁，其實是日本的又一次戰略投機，從解禁集體防衞權至今已有十年，期間日本不斷炒作“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它們眼中，中方長期對此是抗議多、行動少，就和1960年的尼赫魯一樣，中方對他越是釋放善意、顧及大局，他越向印度邊防軍發令“放心大膽向前進”。

於是乎，我們看到了如今日本開始邁出“驚險一躍”，將“集體防衞權”的戰爭威脅導入到“有事”炒作。而這種試探絕不僅僅只是服務於日本。

如果繼續聽之任之，域外勢力干涉台海、內外反動派掏空“一箇中國”原則的挑釁將更加有恃無恐，考慮到日本一貫歷史不良記錄，以及美日勾結程度，其影響遠非此前其他小國鬧事可以比擬。因此組織有力反擊勢在必行。

這是一次精準打樣，“打得一拳開，莫待百拳來”。

對於日本政府的“暴走”，我們如何迎頭痛擊

對於日本的這次挑釁，首先從法理上，不妨理直氣壯地指出，這已經構成前文所述的對《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動搖。

作為中日關係的上位法，如果《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都不復存在了，那不僅意味着兩國的政治互信與外交關係被顛覆，同時也意味着日本的和平承諾與自衞原則也被顛覆，那麼中日關係的指導性文件將只有《波茨坦公告》。

議題拋出去了，不妨給日本出道選擇題，是要繼續幹預中國內政，還是要迎接現有中日關係顛覆後的地動山搖？

這種法理上的顛覆，也是對日本政客的法律定性，意味着從國際法的大義名分上，日本不僅是不思悔改的本地區麻煩製造者，也再次成為了戰爭策源地。由此發散下去，不僅可能觸發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甚至必要時還能更進一步，比照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前同盟國達成的《倫敦協定》精神，對日本政客作破壞和平罪、戰爭罪乃至反人類罪的訴訟準備。

日本右翼政客一口一個“有事”，不知可曾想過，當年東條英機面對這樣的“有事”時，連自殺的槍都瞄不準，上絞架的腳都得有人拽。不知道在國際法面前，如今這批“有事”政客真攤上事了，是否有信心能表現得比其偷偷祭拜的戰犯前輩們更好。

再説經濟上，工具箱一直很齊全，包括但不限於再次收緊對日本包括稀土、鎵、鍺等關鍵礦產的出口審查、暫停或限制諸如水產品等特定商品進口、關注特定產業赴日投資和資金流出問題、減少對日航班與旅遊、對日本相關政客進行經濟制裁等等；同時，在雙循環格局下加快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對日本商品的加速替代。此外，還有用軍事手段引導市場預期的平戰兩用模式，這一點放在後文分析。

這裏特別指出的是，開動宣傳機器促使日本無形資產定價迴歸合理，通俗來説就是打破過往對日本商品過度宣傳的迷信，避免消費者花冤枉錢。諸如筆者曾在去年涉及“日本米荒”的分析中，提到日本農產品的農藥用量是我們國內的6.14倍，且日本農產品價格偏高背後的畸形定價機制和種種營銷亂象，這是應當祛魅的。

外交上則是亮明立場，爭取統一戰線，可以考慮以白皮書形式強調我方在台海與亞太相關問題上的立場，譴責日本對中國內政發起的戰爭威脅，必要時甚至不惜降低外交層級。同時，利用聯合國、APEC、東盟、上合等國際和區域合作組織平台，主動設置議題，聚焦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正視歷史、反對侵略、關切軍國主義回潮、關注日本對原住民迫害等問題，引導日本國內問題國際化，增加其國際道義成本。

軍事上值得着重展開，不久前曾提出對台“燜統”的設想，之所以叫“燜”，原因之一就是力爭戰線前推，向台灣以外佈置巡航與防禦，在和平時期震懾潛在的域外干預力量，真到“有事”之時，能將戰場儘可能設置在國境線以外。

安倍、麻生之流的日本右翼一直叫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們正好把邏輯反過來，“你若敢讓台灣有事，必然讓你攤上大事”。

近年來，我軍只是在正常的巡航與訓練中無害路過日本，就已經讓心中有鬼的日本自衞隊伴飛伴航造成大量艦機磨損。如果真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不復存在，中國不再受“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約束，等待日本的會是什麼呢？

筆者個人甚至認為，現在就不妨給日本立一條規矩：由於日本首相是所謂的自衞隊統帥，因此一旦其膽敢在涉台問題上發出武力威脅，那麼中方將發起對等反制，在日本週邊組織不亞於“聯合利劍”規模的軍事演訓活動，伴隨特定區域的禁飛禁航，具體形式、時間、區域均由中方自主設定，炒作“有事”的日本無權干涉。

理由都是現成的——“為抗議日本威脅以武力干預我國國家統一、破壞和平憲法、軍國主義抬頭……”

這種演訓將承擔幾項任務：

一是如上所述，在戰略層面開闢第二戰場，將對我統一大業的域外干涉力量儘可能遠地推出國門之外。

二是敲山震虎，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任何膽敢對我統一説三道四乃至發出武力威脅者，必將面對武力的反制。

三是強化戰備，一體兩面，對內提升部隊在日本方向“兩個不經、一個遂行”能力，即“不經人員裝備補充、不經臨戰訓練即可遂行戰鬥任務”，做好極端情況下的最佳準備；對外則是形成有力威懾，讓日本自衞隊掂量自己將被驅趕至何種境地。

四是對敵裝備運維、巡查體系和軍心士氣的破壞；中日兩國海空主戰裝備的國產化水平不可同日而語，並且前期巡航已暴露了日本艦機損耗較大、乃至索性放棄伴飛伴航的情況，導致“御用攝影師”近年水平也明顯下滑，在高強度軍演中，上述問題還將繼續放大，進而打擊日本自衞隊的軍心士氣。

五是上文所述，與經濟戰線形成聯動，營造預期，包括不少日本政客在內的境外勢力都存在一種幻想，即中國沒有完成統一大業以前不會輕易介入外戰；而我們就是要打破這種僥倖心理——一個選擇武裝介入中國內政、與中國對抗的日本，就是開出了第一槍，必將成為戰場，領受人民解放軍“兩個不經、一個遂行”的隨時啓動。而打破這種僥倖心理，影響將不止停留在軍事層面，也會直接衝擊日本的投資與外匯市場，進而對經濟基本盤造成擾動。中日兩國的地理面積與經濟體量決定了這種預期競賽將是對日本不公平的遊戲，高市早苗也好、麻生太郎也罷，右翼政客們有幾個腦袋背得上預期破滅後經濟大盤螺旋式下降？

2025年6月8日、9日，日本防衞省統合幕僚監部連續發佈信息稱，日方於上週末在西太平洋海域發現兩艘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艦和山東艦。這是日方首次確認有兩艘中國航母在西太平洋同時活動。日本防衞省

六是測試美國反應，檢驗美國在亞太的實質軍事存在效能與美日安保條約的可靠性。這可以説是我們一脈相承的傳統保留節目，當年一場金門炮戰，就測出了美國對台海的協防能力與美蔣條約的漏洞，如今完全可以複製到一心干預台海的日本這裏。既然它們想掏空“一箇中國”，那我們就針對美國海空力量正在萎縮的現狀，主動加碼，抬升其安保壓力，掏空美日“聯防安保”的同盟關係。

這其中又可以與法律層面形成聯動，也就是日本正在利用《美日安保條約》，公然干預他國內政，併發出戰爭威脅，主動將自己置於兵兇戰危的情況。

《美日安保條約》標榜“遵守聯合國憲章的規定”，美日兩國“即便是為了保持領土完整和政治的獨立，也應該慎重使用以武力威嚇”。而如今日本的所作所為，公然違反該條約自我標榜的原則，也早已突破聯合國憲章。

如果在日本主動挑釁的背景下，該條約仍被履行，違反聯合國憲章和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正好坐實了該條約濫用集體自衞權，所謂的“安保”變成“進攻”——而且是二戰策源地再次發動進攻，條約可被認定為非法。對此，我們可以在軍事鬥爭的同時，準備相關的權利聲索和輿論造勢。

大家心知肚明，《美日安保條約》從一開始就動機不純，堪稱域外國家挑動東北亞地緣秩序的抓手。而隨着軍事力量對比的變化，中國正在迎來以軍事後盾推動條約鬆動的契機，客觀上這種做法也何嘗不是在“幫”美國“體面”，中美在圍繞該條約的博弈中未嘗沒有談判空間，只是需要先把話題製造出來。

對於日本，軍事鬥爭還有一個額外意義。80週年前的太平洋戰爭，日本只是領教過一個1.4億人口級別的工業化國家如何將它打敗；如果繼續執迷不悟，80年後的今天，將領受一個14億人口級別的工業化國家的碾壓。

何去何從，都是日本選的。

設置議題、反守為攻，到了該讓日本多回答的時候

上文提到主動設置議題，讓日本國內問題國際化。這方面的素材其實並不少，包括不該屬於日本領土、但被美國私相授受的琉球。筆者在此拋磚引玉，提一個談論相對較少的話題，就是日本對原住民的迫害。

日本對戰後新憲法的宣傳畫，展現的國土範圍中已經不包括琉球。

筆者對該問題印象深刻，原因有二。一是因為20年前參加過日本外務省的一場活動，親眼見證日本人的神經分裂，一方面會議材料上明明寫了日本民族構成是和族和阿伊努人，一方面宣講的外務省官員大談特談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由此就開始關切日本的少數族裔問題。

二是因為近年來日本追隨美國，炒作新疆人權問題，就在這次APEC峯會上，高市早苗還賊心不死，公然提出對新疆局勢所謂的“嚴重關切”，客觀上反而給了我們借力打力的機會。

按照日本自己炒作的標準，其國內有更加慘不忍睹的少數族裔——阿伊努人權問題。早在19世紀50年代日本殖民北海道時，阿伊努人就遭到了大量屠殺和壓迫，土地遭剝奪，狩獵捕魚被禁止，被日本殖民者從傳統聚居區驅趕到山地貧瘠地區，其中也包括大面積的殺戮和饑荒。

日本炒作新疆問題時恐怕忽視了，從上世紀50年代至今，不過70年時間，新疆維吾爾族人口翻了將近4倍；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在1882年是1.72萬人，到2023年降低到1.15萬人，降了小一半。

直到當代，日本依然通過官方形式，以極其下作的手段干預阿伊努人的生育。當年731部隊霍亂班的頭目長友浪男，戰後供職於厚生省，並於1962年起在北海道任職，官至副知事。在此期間，長友浪男撿起了自己在731部隊的“本事”，按照《優生保護法》，積極推進對強制絕育手術的撥款和實施，導致北海道共有近2600名婦女被實施了強制絕育手術，其中大部分是當地原住民阿伊努人，被日本歷史研究人員評價為戰後日本強制絕育手術的“總指揮官”。

當然，日本也有辯護者認為，真正的阿伊努人要比統計數據多，只是隱瞞了自己的血統。這恰恰證明了一個問題，即日本施加在阿伊努人身上長達上百年的歧視與不公，讓他們不得不隱瞞自己的種族血統、割斷自己的文化習俗。就在本世紀10年代，日本內閣官房發佈的調查顯示，依然有72.1%的受訪阿伊努人表示受到歧視和差別對待，涉及職場、學校等各種社會場景。

左為日本社會運動家荒井源次郎作品《阿伊努的吶喊》，右為日本歷史學家新谷行作品《阿伊努民族抵抗史》。

而比起這些具象化的歧視，更為嚴重的是阿伊努人作為少數族裔的身份和權利長期受到壓制。日本政府直到2008年6月，才通過《承認阿伊努人為土著人民的決議》，且該決議在當時並不具備約束力；直到2019年4月，才首次正式承認阿伊努人為日本北海道的原住民。

儘管官方有了“承認”，一些壓迫政策仍綿延至今，譬如到今天為止，阿伊努人在自己自古以來的聚居區內打漁，還需得到日本當局的明確許可。阿伊努人為此持續抗爭，一路告到聯合國[1]，向全世界揭露了殖民主義如何在本世紀依舊陰魂不散。

2023年7月，阿伊努代表在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專家機制（EMRIP）會議上控訴日本對其漁權的侵犯，敦促日本政府遵循人權相關法案。

相比起人口數量和相關權利，阿伊努人的語言更是瀕臨凋亡。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就宣佈講阿伊努語非法。1899年出台所謂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嚴格限制阿伊努文化，強推日語與“和人習俗”教育。該法持續時間長達98年，哪怕二戰戰敗後也並沒有放松管制。就在當代社會，阿伊努語的使用人口在1966年後的短短十幾年內，降低了2/3，到如今連方言都算不上，壓根沒幾個人會説，幾乎成了死語言。

更為黑色幽默的是，日本政府把人家的語言滅了以後，又開始惺惺作態要“恢復”“搶救”，更是引入AI技術搭建系統；可是小十年過去了，直到2024年剛剛出台的評估結果顯示：“還沒有達到實用水平”。

類似案例還有所謂對阿伊努文化的“保護”，日本政府在北海道南部建立“民族共生象徵空間”，不僅沒有對迫害阿伊努人的道歉，甚至還不顧其反對，強行建立日本神道教的“慰靈設施”。

殺人誅心，莫過於此。

這些光怪陸離的現象背後，其實是法西斯軍國主義思想仍舊暗流湧動。這對我們來説是個隱患，對阿伊努人卻構成了實實在在的迫害。

這種迫害其實已經涉嫌觸犯聯合國《滅絕種族罪公約》，根據該公約，種族滅絕並不只是指肉體消滅，諸如對特定羣體成員造成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採取旨在防止兒童在羣體內出生的措施、強行將兒童從該羣體轉移到另一個羣體，都屬於種族滅絕的範疇。更不用説西方還會將“瓦解文化、語言、民族情感、宗教”都歸為種族滅絕。日本對阿伊努人正好犯了個遍。

對了，這個條約現在有153個締約國，美國簽了，德國在1954年也簽了，日本至今沒簽。

阿伊努人的故事裏還出現了“案中案”，譬如在爭取自己原住地的捕撈權益時，就尋找過很多其他地方原住民的聲援，包括美國華盛頓州，至今美國國會還保留像日本那樣壟斷後者漁權的約束。

同是天涯淪落人，美日在此都同盟。一聲嘆息！

北海道的阿伊努原住民尚且如此，琉球的原住民問題更甚。在阿伊努人總算取得原住民身份的十幾二十年後，琉球人依然被無視原住民身份，阿伊努人的遭遇，琉球人也都經歷了個遍，並且在沖繩戰役中被日軍逼迫羣體性自殺不説，還在戰後遭遇美國軍事基地的雙重壓迫，又是一次“美日同盟”！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都曾批評這種“當代形式的種族主義”，批評過美國，也向日本不斷髮出建議。

近期日本京都大學宣佈該校藏有466具被盜挖的琉球人遺骨，是日本吞併琉球后試圖論證“日琉同祖論”所竊取。而項目負責人清野謙次，正是731部隊創始人石井四郎的老師。

而日本對於原住民的殘酷壓迫與蓄意無視背後，其實還自帶濃厚的封建殘餘，以及法西斯陰魂不散的基因。

在日本的意識形態裏，對於“單一”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追求，所以標榜日本王室是“萬世一系”，對於繩文人、彌生人及周邊地區混血的“拼盤式混合體”避而不談，偽裝自己是單一民族國家、只用一種語言。

2020年，時任副首相的麻生太郎強行聲稱：“除了這個國家之外，沒有其他國家能夠以一種語言、一個民族和一個王朝持續長達2000年”。

還記得法西斯是什麼口號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麻生太郎這一開口，就暴露了自己的底色。

納粹德國關於“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的若干宣傳材料。日本對於“單一”的執迷，與之一脈相承。

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知，不僅是針對日本的議題設置，還涉及到我們的話語權爭奪。如今西方媒體拿着放大鏡對我們的邊疆議題連續炒作，而對上述這些聯合國都一次次參與認證的、貨真價實的民族壓迫，以及種族滅絕、法西斯思想回潮，居然長期忽視，讓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國家，一而再再而三挑釁地區秩序、域內國家，這正常嗎？

從歷史經緯上，作為中國人，我們對琉球人和阿伊努人的關注還帶有另外一份情愫。琉球與中國的親緣，大家都很熟悉，阿伊努人其實也不遑多讓。自古以來他們分佈的範圍不僅包括北海道，在一海之隔的庫頁島上也同樣存在。在我國古籍《山海經》中，明確記載過朝鮮近鄰有海中大島名“姑射（ye第四聲）”，且分北姑射和南姑射。部分研究認為，這就是庫頁島和北海道在史籍中最早的存在。

後來中原王朝更替不斷，但時不時會出現阿伊努先民“毛人”來朝進貢的記錄，直到明朝《坤輿萬國全圖》將阿伊努人生活的“野作”（北海道古稱“蝦夷”的音譯），列入奴兒干都司。

在《坤輿萬國全圖》中，誤認為“野作”地區是河流分割而非海洋隔離的島嶼，但是與日本本土的填色截然不同，而歸屬於奴兒干都司。

以上只是若干議題中的一項，就已經聊出這麼多的淵源，可見中國手上不是沒有牌。我們以前是把它們想得太好了，換來的卻是得寸進尺，乃至於如今一個日本首相，在峯會剛剛結束的半個月裏，已多次拿着“台獨”議題打擦邊球，甚至公然以多重違法的姿態對中國統一大業發出戰爭威脅。

筆者相信，以鬥爭的姿態反而能爭取更大的和平可能，並且隨着我們主動設置議題，包括對日本政客及其背後門閥勢力的制裁、對日本無形資產發起的“定價迴歸”、在日本本土周邊開展軍事演訓、推動《波茨坦公告》在琉球羣島的徹底落實、對琉球北海道等原住民人權的關切以及“自古以來”……無論日本還是美國，再要拿台灣説事，也要掂量掂量。

日本國內有一批政客始終認為二戰沒有輸給中國，始終想要重拾自己在東亞稱王稱霸的歲月。對於這種“情結”，不是客客氣氣、點到為止就能醒悟的，大可以用它們聽得懂的語言，去糾正其認知偏差，讓它們回到自己該有的位置。

這一切，可以從反擊高市早苗的謬論開始。

註釋1：EMRIP16: Item 8 – The R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s to engage freely in all their traditional and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 a focus on fishing practice，https://aippnet.org/emrip16-item-8-right-indigenous-peoples-engage-freely-their-traditional-economic-activities-focus-on-fishing-practice/，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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