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亞戈·諾加拉：環保議題已成為貿易戰的新偽裝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蒂亞戈·諾加拉】

正在亞馬遜腹地貝倫舉行的第30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30），其召開時機正處在決定國際氣候治理體系信譽的關鍵時刻。會議一開始，人們便不得不直面一個尷尬事實：2015年簽署的《巴黎協定》至今仍停留在承諾層面，距離具體落實相去甚遠。承諾與執行之間的落差依舊巨大，尤其是那些在歷史上對全球變暖貢獻最多的發達國家，仍在國內政治利益的牽引下，在支持與退縮之間搖擺不定。

在COP30開幕前幾天舉行的領導人峯會上，各國一致同意將“加速能源轉型、擴大氣候融資、保護熱帶雨林”列為優先目標。然而，任何對這些目標的認真評估，都必須放在結構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去理解——那些被要求推動轉型的國家，其實並不擁有相同的條件。

COP30揭示了氣候問題議程中根深蒂固的結構性張力：發達國家堅持嚴格的環保目標，卻不提供足夠的資金、技術或產業支持，使發展中國家在不犧牲自身現代化進程的前提下達標成為不可能。同時，它們依然維持着高碳排放的消費模式和能源結構。

參加第30屆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各國領導人合影 圖自：COP30主辦方

而那些仍在努力實現基礎公共服務普及——無論是清潔飲水、交通、電力還是數字連接——的發展中國家，卻被要求“保護”自身的重要生態資產，得不到將這些資源轉化為發展的保障。更糟的是，發達國家還經常隨着選舉週期而改變氣候政策的態度，削弱信任，使全球南方國家難以進行中期規劃。

諷刺的是，這些要求發展中國家“嚴格環保”的政府，往往也是資助環保非政府組織的金主——這些NGO在本地施壓，阻止基礎設施建設，卻很少考慮由此帶來的社會代價。

這種不穩定又被兩股相互作用的力量進一步放大。一方面，美國和歐洲的極右翼散佈“氣候危機並不存在”的否認論，破壞應對危機所需的多邊合作；另一方面，與大型企業遊説集團勾連的“選擇性環保主義”興起，在口頭上高舉生態旗幟，卻迴避“保護與發展之間必需的平衡”。這種思路仍受“零增長”理論影響——幾十年來，它以生態為名，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擴張，同時免除了北方國家的歷史與現實責任。無論是哪一派，其結果都相同：加固了全球體系的不平等結構。

環保議題被當作貿易戰的新偽裝，已日漸普遍。以“環境保護”為名，對熱帶國家的農業、能源、工業產品施加限制，而北方國家自身的高碳產業鏈仍照常運作。拉丁美洲正是這種雙標實踐的實驗場。最近圍繞“赤道邊緣”海域油氣勘探的爭論便是例證：歐美政府批評巴西進行油氣儲備的技術評估，卻對圭亞那海上油田的西方公司大發橫財保持沉默。這種話語的“選擇性”昭然若揭，隨着政治與經濟利益而變。

類似的事情在過去幾十年間屢見不鮮。上世紀2010年代初，玻利維亞的莫拉雷斯政府計劃修建一條公路，將穿越佔地面積110萬公頃的伊西博羅-塞克雷原住民保護地及國家公園（TIPNIS）。該項目旨在連接長期以來孤立且欠開發的地區，卻遭到國際NGO、跨國媒體和西方外交代表的強烈反對，理由是“威脅自然與原住民社區”。當時副總統加西亞·利內拉指出，許多反對運動的組織者並非當地居民，而是受環保NGO系統支持的外來人士——其中不少資金來自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

厄瓜多爾前總統科雷亞則曾提出“以國際基金換取不在亞蘇尼國家公園開採石油”的倡議。雖然獲得了一些象徵性承諾，但金額遠不足以彌補損失。一旦“保護”需要真正的財富轉移，發達國家的“道德熱情”便迅速冷卻——沒有一個富國願意作出實質性貢獻。其訊號十分明確：只有當發展中國家完全承擔代價時，環境保護才值得讚美。

要認真討論氣候問題，就必須有歷史記憶。歐洲和北美的工業革命——現代資本主義的起點——正是以高強度消耗化石燃料為代價完成的。這些國家積累的碳排放，才是導致全球變暖的歷史根源。要求仍在建設工業基礎的發展中國家放棄自身戰略資源，實質上是凍結全球的不平等現狀。沒有技術轉移、穩定的融資和自主決定發展優先級的權力，所謂的“綠色轉型”不過是新形式的“綠色新保護主義”。

當代中國的經驗打破了“發展與環保對立”的虛假命題。四十年來，中國讓超過7.5億人口脱貧，同時成為全球光伏、風電、電動車、電池和低碳工業體系的領跑者。中國的能源轉型不是壓制增長，而是以戰略科技為核心重組生產體系。這一點至關重要：氣候議題如今不僅是環境問題，更事關產業發展的主導權之爭。這就是為什麼，歐美政府接連對中國電動車出口施加關税並啓動輿論攻勢——甚至就在巴西，比亞迪在卡馬薩里建設拉美地區最大電動車工廠的計劃，也遭遇與外部企業利益相呼應的媒體抵制。

河南省禹州市方山鎮一處光伏電站 IC Photo

在此背景下，COP30在亞馬遜召開的意義尤為突出。國際輿論常把熱帶雨林視作抽象的“人類共同遺產”，卻忽略生活其中的人羣長期面臨的基礎設施和發展水平偏低的現實。亞馬遜不僅是一片生態區，更是有人居住的領土。以羅賴馬州為例，連接該州與巴西全國電網的圖庫魯伊輸電線項目，因司法爭議與國際壓力被拖延多年——所謂“絕對環保”的論調導致該地的基礎設施無法建設，卻沒有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結果，羅賴馬州長期依賴柴油發電，後來改從委內瑞拉進口電力；當委內瑞拉的電網崩潰後，該地被迫重啓高污染、高成本且低效率的火電模式。直到2025年9月輸電線最終投入使用前，該州已為此付出了多年的高能價、產業受限、戰略脆弱與區域發展滯後等種種代價。經驗再清楚不過：保護不能等於隔絕。

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赤道邊緣”油氣問題上——當勘探有助於巴西自主發展時，占主導地位的話語是“風險”；而當有利於外國公司時，其話語就變成了“機遇”。亞馬遜不能被簡化為一個口號或道德隱喻。關鍵在於：巴西是否有能力構建一種兼顧環保、社會包容、技術創新、能源主權與區域基礎設施的自主發展模式。

當然，有必要強調，批評國際虛偽並不等於為破壞辯護。上屆博索納羅政府縱容非法採礦、濫伐森林與取消監管，使巴西在外交與道義層面面臨雙重孤立，也損害了其一貫作為進步環境大國的傳統形象。巴西擁有全球最先進的環境監管框架之一——《森林法典》，加上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挑戰在於以主權為基礎重建國際領導地位——既不屈從於外部勢力的“指導”，也不放任國內的掠奪式議程。

前路是清晰的：重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既承認全球差距，又正視轉型的緊迫性。中國以人口大國和製造強國的身份，展示了“增長、科技創新、能源轉型與堅持主權並行不悖”的範式。與把環保議題作為戰略遏制工具的北大西洋國家不同，中國構建的是一種以能源轉型推動工業化和民生改善的模式，打破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二選一”的假命題。

要強化全球氣候治理，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沒有技術合作、結構性融資與產業協同，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實現真正的能源轉型。出路不在於“選擇性環保道德主義”或空洞的“地球責任”口號，而在於構建能共享科技發展、提升工業與促進創新的多邊機制。在構建這一合作框架的進程中，中國的作用至關重要——不是作為對立者，而是作為21世紀合作共贏模式的建設性角色。

全球電動車、儲能、光伏與風電等技術的普及，正是因為中國以規模化生產和不斷降低成本才能實現。但美國與歐盟並未將此視為一個文明的貢獻，而是通過發動貿易戰，設置關税、技術壁壘與發動敍事攻勢，企圖遏制其擴散。實質上，爭奪的不是“氣候”，而是未來產業鏈的主導權。

英國、丹麥和挪威最近針對中國電動公交發起的所謂“安全調查”，更是這一邏輯的明證。所謂“可能被遠程停用”的指控毫無證據，而這些公交車早已在超過七十個國家安全運營，並作為COP30的官方交通工具使用。遠程診斷與軟件遙測是全球汽車業（包括歐洲和美國製造商）的標準配置，但當北大西洋國家失去競爭優勢時，它卻被詮釋為“風險”。這並非安全問題，而是工業遏制——是試圖阻止可負擔的清潔技術在全球新興經濟體當中真正普及的手段。

這種策略必須被打破。應對氣候變化，靠的不是偽裝成“環境責任”的保護主義，而是全球生產協作與知識流通。真正的替代方案，是建立一個以戰略互補為基礎的國際貿易體系，而非依賴制裁、封鎖與關税。南南合作、“一帶一路”倡議以及各類聯合發展機制，正在提供切實路徑：通過建設交通、能源與數字基礎設施，讓發展中國家在不重複“先污染後治理”的歷史老路同時實現現代化。

在巴西，比亞迪位於卡馬薩里的工廠——如今是拉美最大、也是中國以外最大的電動車基地——正體現出這種可能性。這類投資將工業化、能源轉型與優質就業機會結合起來，讓巴西從資源輸出國轉型為清潔技術生產國。類似的變化也正在非洲發生：鐵路、港口、電氣化項目正通過中非合作改變着各國的生產格局——這是西方殖民列強從未以平等方式提供過的。

對發達國家而言，放棄打着氣候議題為幌子、服務嚴厲的地緣政治目標的道德化姿態，是恢復多邊信任的前提。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升與環境保護並非相互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只有一個穩定、富有、生產力充沛的社會，才能持續實施長期環保政策。

正因如此，貝倫的歷史意義尤為深遠。COP30在亞馬遜的舉行，不僅提醒世界“保護的緊迫性”，也揭示了“發展的緊迫性”。貝倫向國際社會展示的，不是抽象的自然象徵，而是現實中的矛盾與可能性。在這裏——森林與城市交匯、貧富差距的現實每天都活生生地展示——或許可以重建一種面向未來的氣候合作精神。如果有一個地方有能力重新定義多邊主義，不再是服務於遏制的工具，而是真正代表面向未來的共生契約，那麼這個地方就在貝倫。

在貝倫，正適合發出人類21世紀最重要的啓示之一：沒有任何國家能獨自應對氣候危機，而任何忽視發展權與公平訴求的環境保護模式，也註定難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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