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為何啓動“對華依賴評估”機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Gipfel”這個字在德語中有三層意思：地理範疇中的“山峯”、抽象意義上的“頂峯”或“高峯”，以及政治概念中的“峯會”。

從某種意義上説，峯會多意味着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危機多。

國際上問題錯綜複雜，接二連三，所以，5月剛上任的德國總理默茨不得不到處去開峯會，以至於被國內輿論稱為“外交總理”。

若干年以來，國際上狼煙四起（軍事衝突、商貿關税戰等），嚴重依賴出口的德國各行各業自然難以獨善其身，加上自身的結構性問題，所以國內的各種峯會競相登場：

如去年10月份在法蘭克福舉行的“數字峯會”（Digitalgipfel），研討已經落伍的德國和歐洲如何趕上國際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先進潮流。

上月9日，柏林總理府舉辦“汽車峯會”（Autogipfel），會商如何度過汽車行業及其供應鏈的“冬季”。幾乎同時，荷蘭政府以“強取豪奪”的手段，對中國聞泰科技全資控股的安世半導體公司（Nexperia）進行粗暴干預，引發一場幾近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的“安世之亂”，讓德國車企雪上加霜。

一個月之後，德國總理府又迎來另一場“峯會”：本月6日，默茨親自主持的“鋼鐵峯會”（Stahlgipfel），聚集了政府、企業、工會和多個聯邦州的高級代表，主要討論德國工業核心之一的鋼鐵行業所面臨的困境及未來發展路徑。

鋼鐵峯會後，默茨總理和克林拜爾與行業負責人共同舉行記者招待會

默茨在會議中強調德國鋼鐵業正面臨“威脅生存的危機”（高能源價、綠色環保、美國關税和國際競爭），提出在歐盟層面加強貿易保護，推動本土市場優先使用歐洲和德產鋼材。面對國際競爭和能源轉型的多重挑戰，默茨呼籲穩定能源供應並採取措施減輕企業負擔。這場峯會被視為德國政府與產業界共同尋求強化本土鋼鐵產業競爭力的關鍵政治信號。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德國政府近日又宣佈建立每年兩次的“對華依賴評估”機制（Mechanismen zur Prüfung der Abhängigkeit Deutschlands von China），這一決定被視為德國經濟戰略重組的信號。

“對華依賴評估機制”出籠的來龍去脈

該機制的出籠不是德國政府的心血來潮之舉，而是早有鋪墊。

早在兩年前，聯盟黨（Union）議會黨團就曾在聯邦議會提交過一份題為《成立委員會審查具有安全重要性的德中經濟關係》的動議（20/9323）並進行了討論。

該動議建議委員會由19名成員組成，以審查“在貿易和地緣政治環境變化以及全球競爭壓力下，如何在國家和歐洲安全框架內提升能源和原材料進口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重點研究“價值鏈”（Wertschöpfungsketten），尤其在能源和原材料進口方面，同時評估“依賴性”和“脆弱性”。此外，還將調查中國投資者在德國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現有投資及潛在投資機會。委員會還須對經濟和法律手段進行審查，以實施所謂“去風險化”（De-Risking）策略，即減少在特定進口商品以及部分出口或銷售市場上存在的依賴性問題。

該動議最後被移交給議會的經濟委員會（Wirtscchaftsausschuss des Bundestags）作進一步審議。

去年4月10日，該“經委會”專門就此進行了深入討論。當時，受邀與會的6位專家一致認為，德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並不像通常被認為或宣傳的那樣嚴重。

·比爾勒費爾德大學和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貿易政策負責人欣茲（Julian Hinz）表示，如果客觀審視數據，會發現德國對華貿易僅佔對外貿易的約9%。

·梅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負責人胡塔裏（Mikko Huotari）也指出，在沒有戰略依賴的領域，大部分經濟關係仍可順利進行。如果不是涉及關鍵原材料領域，德國與中國的關係仍可被評估為正面。

·即便綠黨提名的專家、中國事務研究員魯利格（Tim Nicholas Rühlig）也認為與中國的貿易“在很大程度上無礙”，但強調必須在關鍵問題上劃清界限。他表示：“過去幾年我們通過合作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國際市場部負責人施特拉克（Friedolin Strack）指出：BDI支持“去風險化”（De-Risking）方法，但認為強制企業加入某種透明度系統並非明智之舉。

·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Stiftung）亞太與中國高級專家榮布盧特（Cora Francisca Jungbluth）表示，中國自身也在推行去風險化戰略。“他們稱之為‘中國製造2025’，目標是減少對外國產品的依賴，同時增加國外對中國的依賴。”

·德國工商大會（DIHK）亞太事務部中國負責人凱尼格（Thomas König）呼籲要更加關注德國本土營商環境。他強調：“我們必須採取貼近企業的行動，因為增加企業的官僚負擔無益於競爭力。相反，應減少官僚程序，以保持德國的競爭力。”

聯邦議會經委會討論德中經濟關係

由此可見，雖然政客和媒體一再危言聳聽中國的“危險性”，但學者和企業代表的看法起碼到去年為止依然認為德中貿易利大於弊。

默茨政府這次決定成立委員會，顯然與本國工業龍頭企業下行趨勢不減以及國內外局勢的不安定有着密切關係。

前者體現在前面所述的各類“峯會”上，後者則植根於更廣泛的國際貿易格局變化中：2025年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俄烏戰爭引發的能源危機尚未平息，全球供應鏈風險層出不窮。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既面臨來自美國集團的戰略壓力，也要平衡自身經濟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

隨着對華貿易評估機制的確定，柏林的政經路線發生了根本性轉折。過去，德國以市場效率作為經濟治理的最高準則；如今，這個準則正被保護主義的“風險識別”和“安全意識”所取代。

從表面上看，德政府似乎是回應了產業界對供應鏈脆弱性的擔憂，實質上顯示柏林對西方把控全球化已失去信心。德政府正試圖以此緩解自己的地緣安全焦慮，用一種制度化方式來檢驗自身的開放底線，重新界定與中國乃至全球化的關係。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政策修正，而是一場關於安全、信任與未來合作的思維重構。

默茨本人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過去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政策已“無法應對當前全球緊張的地緣政治環境”，必須以“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為導向”，強化貿易保護和產業安全，這在其支持對中國鋼鐵提高進口關税等做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説白了，德國為了應對眼下的危局，不惜採取自己以往一直嗤之以鼻和強烈詬病的措施：對內靠補貼來加強企業的競爭力，對外則築起保護主義藩籬來“護犢子”。一句話：德國正在慢慢告別“全球化”，轉向保護主義。

德國主流敍事為何“疑華、防華、反華”？

默茨政府成立對華風險評估委員會，是“疑華”、“防華”和“反華”的集中體現嗎？

按照正常邏輯，像德國這樣一個全方位依賴外部世界的國家，為了自身的利益，理應儘量搞好與各國的關係，特別是對本國民生和安全至關重要的中美俄三國的關係。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自默克爾下台以來，德國兩屆政府皆採取了與務實傳統相反的做法。

觀察和分析之後，發現有以下幾點主要的內外成因：

外部原因方面，俄烏戰爭和中美競爭起着決定性作用。

躊躇滿志的朔爾茨2021年上台後不久，俄烏戰爭“意外”爆發。他領導的“交通燈”聯合政府採取了聲援烏克蘭的立場。只不過，聯合政府內在援烏立場上的態度有一定的差異：以和平主義起家的綠黨和以自由主義為本的自民黨（FDP）相對激進，而傳統上與俄羅斯關係相對“曖昧”的社民黨（SPD）則比較謹慎，對美國拜登政府亦步亦趨。

當時，默茨領導的基民盟（CDU）出於反對黨的“義務”，對朔爾茨政府援烏不力大加鞭撻，激進言論一波接一波。如今，默茨自己入主總理府，之前的援烏高調已無法收回，於是只好硬着頭皮死撐下去。

持續三年多的俄烏戰爭，未見和平曙光

但援烏不只是口號，也是真金白銀。

戰爭爆發初期，出乎西方預料的有兩點：第一是開始被低估的烏克蘭表現出相當的頑強和韌性，第二是開始被高估的俄軍並未能“速戰速決”。這兩點導致西方各國政府誤判戰爭不會持續太久，援助的壓力不會太大，所以聲援和武裝烏克蘭搞得轟轟烈烈。

可惜，西方陣營中又出現第三和第四個誤判：他們認為自己大力援烏和對俄多輪制裁會讓普京回到談判桌前來，他們沒想到莫斯科臨時和緊急採取的“戰時經濟”模式運營出乎預料地順利。更可怕的是，歐盟國家押注的民主黨在美國大選中慘敗，對普京惺惺相惜的特朗普滿載民意地“王者歸來”。

就這樣，這場已持續了三年多的戰爭還將繼續下去。德國等歐盟國家援烏造成的財政壓力居高不下，普京又根本不拿正眼瞧他們，一直和特朗普“眉來眼去”；而“懂王”不是在其中和稀泥就是兩邊施壓。默茨等歐盟各國領導人放不下身段去找普京，卻集體趕赴白宮，試圖通過溜鬚拍馬把特朗普綁在烏克蘭這輛戰車上，但收效甚微。

就這樣，在戰爭繼續“燒納税人錢”的情況下，德國及歐盟開始改變敍事，把戰爭延續至今的責任推給北京，聲稱中國的“軍民兩用產品和繼續購買俄油氣”是普京越戰越勇的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散佈“中國是普京侵烏幫兇”論調的不僅是那些無法向民眾交差的政客們，還有那些無須向民眾交差的主流媒體。

它們迄今的做法是：在認為不久將贏得戰爭的時候，排斥與莫斯科談判，以致錯失良機；在覺得打不贏的時候，則抱怨莫斯科無意談判，還遷怒於未與他們為伍的其他國家。中國就是這樣“躺平也中槍”的。

另一個重要的外部原因是特朗普針對全球發起的關貿戰以及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

默茨去年在勝選當晚即抱怨德國和歐盟正遭遇中美的雙面夾擊，處境相當不堪。可惜，作為“受害者”，歐盟在解困中表現很差：不是以自稱“強大單一市場”應有的底氣站出來維護全球化和多邊主義，而是患得患失地試圖靠犧牲他方利益來博取特朗普的“豁免”，以圖自保。

但他們忽略了一點：美國方興未艾的“MAGA”運動實際上是針對舊大陸——歐洲的“新十字軍討伐”。特朗普11月10日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我們的許多盟友也算不上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盟友在貿易上佔我們的便宜，比中國還要更多。”

在貿易問題上，默茨及歐盟與在俄烏戰爭中採取的立場一樣：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敢怒不敢言，對文化上習慣“以和為貴”的中國卻試圖比劃拳腳。

德國主流敍事的“疑華”、“防華”和“反華”也有其內在原因。

從上世紀60年代末開始，“白左”對德國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極為深遠。他們的初心或許不錯，但宗教般的使命感和執拗勁將“政治正確”擺上了道德神壇。當年高舉“紅寶書”和崇拜毛澤東的一羣年輕人，如今質疑和反對中國最為積極；綠黨、社民黨中許多黨員和政客，以及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中不少都屬於這類人。

歐美媒體是“白左”的大本營，它們將“批評地審視權力和世界”視為己任，因此，媒體上佈滿負面報道，對不符合自己道德標準的人與事揪住不放。為了彰顯“正義”，個別媒體和媒體人甚至不惜捏造事實和誤導羣眾，最近BBC關於特朗普的“剪輯門”就是一個例子。

另一個例子是，德國外長瓦德富爾不久前因中方“接待意願不強”而不得不取消訪華日程。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呼籲德方在處理雙邊關係時要相互尊重時，德國主流媒體罔顧瓦德富爾此前訪問中國的鄰國時一而再三發表反華言論的事實，聲援自己的外長做得對，認為取消訪華是“對中國不尊重的必要回應”。

“歐洲各民族，保衞你們神聖的財產！”——德國畫家赫爾曼·克納克富斯於1895年所創作的版畫，其名由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二世所題。該畫渲染“來自東方的威脅”，是“黃禍論”的體現。

德國的政治精英和主流媒體對中國的排斥主要是意識形態的，而德國企業和專家一般都不反對與中國合作共贏，因為他們看重的是結果和實利。政客和媒體就不同了，他們無須承擔倒閉的風險，因此張口就來，不計後果。

其實，如果你問他們為何質疑中國，他們也説不出個究竟來，只會老生常談地站在道德高度和體制角度去論述。他們嘴上説是為了民眾和國家利益，實際上遠離百姓的現實需求和利益。可是，西方的體制和氛圍就是這樣：誰佔領道德高地，誰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可惜的是普通百姓，他們履行公民的義務去選舉，但選舉制度如同“實驗室”，選票就是各種化學品，最後倒騰出一個什麼玩意兒無人知曉。如果政府工作不錯，政客們就説是自己能力出眾；政府工作如果不及格，政客們就説那是你們選民自己選出來的。

寫到這裏，不妨順便提一下德國民族特性中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1.受宗教的影響（特別是新教）以及對納粹和東德集權體制的反思。他們中很多人有一種“精神潔癖”，道德水準頗高，對己對人都如此。因此，他們對“獨斷專行”有一種先天性的排斥。

2.他們骨子裏敬畏和相信權威，因此，政客和媒體説沒有中國的軍民兩用產品俄羅斯就無法打下去，百姓就真這麼認為。

3.天生愛焦慮，憂患意識強，凡事思慮周全；不喜歡秩序被打亂，總擔心不確定和不可控因素，所以計劃性很強，守規矩的人多，但同時也容易被嚇唬住。結果是，政客們説華為手機和設備實際是為中國政府服務的，專家們説中國可以遙控操縱跑在德國馬路上的中國造電動車，他們真的會相信。

瞭解這些特點，或許更容易理解和洞悉德國遇事時的處理方式以及他們“疑華、防華和反華”的底層邏輯。

結語

從歐洲歷史視角看，每當環境動盪、外部風險上升，德國的應對模式便是構建新制度來恢復秩序：19世紀的“關税同盟”、戰後社會市場經濟的確立、冷戰時期的共存外交，皆為此邏輯的變體，今日的“去風險化”其實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德國的處境很矛盾：它期待歐洲擁有戰略自主，卻離不開美國的安全框架；它希望減少對華風險，卻不得不保持合作；它強調透明與平衡，卻無法擺脱對複雜程序的依賴。

從另一個角度看，“去風險”雖然出於“德國焦慮”，卻可能倒逼中國做出更好的戰略調整，從被動反應者變成共治責任方。中國在新能源、數字治理、綠色金融等領域擁有顯著技術與政策優勢，完全可以通過參與標準制定來加強合作影響力。

歸根結底，去風險化的核心並不在“風險”，而在“理性”。它提醒人們，全球化並非自然狀態，而是一種需要精心治理的模式。德國以制度化評估取代“情緒對抗”，或許也是一種謹慎，也在嘗試為國際關係提供新的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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