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高市早苗真以為能單挑中國、複製甲午？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梅新育】

山川草木轉荒涼，

十里風腥新戰場。

征馬不前人不語，

金州城外立斜陽。

——在兩千年交往史上，日本堪稱與我國關係最為糾葛複雜的鄰國，這個國家在其誕生、成長過程中大量汲取了中華文化，到近現代中國因落伍而奮起直追時，又成為中國汲取新知的重要來源；在其自覺羽翼豐滿而企圖向外大舉擴張、乃至征服世界之時，又一再將矛頭指向中國。

從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唐、日白江口之戰，到明代萬曆援朝之役，到晚清甲午戰爭（1894-1895年），直到“九一八”和“七七事變”啓動的全面侵華戰爭，日本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欠下了最多血債的外敵，近代日本正是踏着中國人民的屍骨，從東亞大陸邊緣島國躋身列強。從甲午戰爭前夕叫囂要“踏破支那四百州”，到日俄戰爭時“十里風腥新戰場”，乃木希典漢詩的濃烈血腥氣息堪稱近代中日關係寫照。

正因為如此，對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多年一貫的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等極右言行政見，中國國民不能不給予密切嚴重關注；她上台以來變本加厲，在國會答辯的正式場合悍然宣稱“台灣有事”可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衞權的“存亡危機事態”，開創了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來，日本首相在正式場合鼓吹“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並與行使集體自衞權掛鈎的先例；構成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在，台灣問題上性質最惡劣的嚴重挑釁行為，更是理所當然引爆我國的強烈反應。

高市早苗等日本極右翼的司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對此我們不抱幻想；問題在於日本的國力究竟能否支撐他們如此尋釁滋事而無需付出相應代價？畢竟甲午、“九一八”和“七七”是日本主動開啓戰端，底氣是當時日本實力相對於中國的優勢。縱覽數十年來中日實力對比的根本性逆轉、日本在全球經濟格局中地位的歷史性下降，以及中日兩國決策層洞察力和體制執行能力對比格局的徹底顛覆，可以肯定，日本極右翼對華挑釁踏破底線，後果只能是事與願違，他們企圖重演甲午，結果將是收穫現代白江口。

回首甲午。從1875-1877年左宗棠大軍勢如破竹收復新疆，到1894-1895年甲午戰爭慘敗，中國國勢急轉直下，背景是當時滿清統治下的中國相對於“西亞病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優勢突出，但與明治維新以來鋭意革新的日本相比，則經濟、產業處於下風。引進發展新興近代工商實業與科技方面相對滯後，就連千百年來作為原產國而統治國際市場的絲、茶產業，也在日本同行的競爭下頹勢盡顯，不僅喪失了1870年代之前世界市場上唯一茶葉供應國和最大生絲供應國的地位，而且在國際電訊業發展浪潮中，徹底喪失了所有商品的市場定價權。

甲午海戰（資料圖）

清王朝“同治中興”至甲午戰爭期間，絲、茶兩大傳統優勢產業對中國國民經濟、民生和旨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至關重要，因為當時中日兩國作為後發國家，都需要通過擴大農產品等出口獲得外匯收入，用以進口西方先進科技與設備、軍火，支撐本國產業升級與軍事近代化；而絲、茶兩大傳統優勢產業正是當時中國最大出口商品，1870-1874年間年均出口額佔出口總額的89.6%，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1890-1894年間仍佔出口總額的42.8%。[1]

絲茶兩大支柱產業在日本競爭下不斷失利，年均出口額從1870-1874年間的6188萬海關兩，下降到1890-1894年間的5334萬海關兩[2]，充分暴露了當時中國的效率、競爭能力等相對於日本的劣勢，也通過惡化國際收支而嚴重削弱了洋務運動進口先進科技設備,支撐國內經濟社會和軍事進步的持續能力。

在茶產業，當時中國停滯在小農經營模式，而英屬印度殖民地、錫蘭、日本基於近代科技進步而發展起來了相關科學實驗、機械化加工和科學管理，結果是日本綠茶、印度和錫蘭紅茶在國際市場上突飛猛進，中國茶葉則每況愈下，英國人赫德領導的海關總税務司署受總理衙門之命調查，認定華茶有“在國際市場上絕跡”之虞。[3]

1870-1974年間，中國綠茶年均出口額757萬海關兩，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1890-1894年已經下降到342萬海關兩，僅相當於1870-1974年的45.2%；同期日本綠茶年均出口額從499萬元上升至700萬元，增長41%。[4]中國茶葉年均出口額1870-1974年間為3515萬兩，到1890-1894年已經下降到2922萬兩。[5]

在生絲產業，日本更是中國同行的頭號競爭對手，以至於克拉潘（J.H. Clapham）《法德的經濟發展：1815-1914》（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一書評價：遠東的生絲供應，起初來自中國，後來日本逐步代替了中國。[6]

1860年代清王朝啓動洋務運動時，中國繅絲業還是一種蠶農的家庭副業，蠶繭生產商品化和專業分工程度；而日本秋田地區早在1730年代後期,就已經出現了養蠶和繅絲的專業化分工，到1858年對外“開關”之前，日本一些地方蠶繭生產商品率已經高達50%，發展起了資本主義包買主制度，出現了僱傭數十名女工的資本主義手工繅絲工場。[7]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生絲業在政府支持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科技，快速實現了全產業鏈提升，中國生絲業進步速度則遠遠滯後。到甲午戰爭第二年1895年，中國生絲出口總額中只有25.8%採用新法機器生產，日本同一比例已經達到了57%。[8]

結果，1872-1874年間，中日兩國生絲年均出口額分別為833萬英鎊和129萬英鎊，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1890-1894年，中國下降38%至513萬英鎊，日本增長2.16倍至408萬英鎊。中日生絲出口單價對比關係,也從中國生絲高於日本而逆轉。1872-1874年間，中國出口生絲平均單價為134.7英鎊/擔，日本同一指標為125.9英鎊/擔；到1875-1879年，對比關係就變成了中國生絲93.8英鎊/擔對日本生絲113.3英鎊/擔，日本生絲單價比中國高21%；到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的1890-1894年，對比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中國生絲65.1英鎊/擔對日本生絲92.3英鎊/擔，日本生絲單價比中國高42%。[9]

絲茶兩大出口支柱產業的相對和絕對衰敗，嚴重衝擊當時中國財政、民生、國際收支，進而殃及軍備。1870年代，絲茶出口支撐中國貿易收支從此前的連年逆差轉為連續順差，僅茶葉1870-1874年間年均出口量值就比鴉片戰爭之前增加4倍以上，[10]有力地支撐了左宗棠西征大軍籌措軍費和採購歐美先進武器。但到1890-1894年間，中國貿易收支已經轉為連續逆差；[11]日本則在1882-1893年間出口連年高漲，實現了11年順差，[12]支撐其在1894-1895年甲午戰爭中籌措軍費、進口軍火時佔據相對優勢地位。

甲午戰爭之後，直至1931年“九一八”和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絲茶產業相對於中國的競爭優勢進一步增強，不僅奪取了對第三國的出口市場，而且掃蕩了中國國內廣大市場，以至於國內一些地區飲用洋茶成了流行風尚，一些賓館、飯店、茶館、火車中很難見到國產茶葉。[13]

在鋼鐵、汽車、電力等現代產業領域，日本更是斷崖式領先中國，當時的中國甚至趕不上英屬印度殖民地：1937年，中國鋼產量55.6萬噸，日本580萬噸，日本是中國的10.4倍，英屬印度殖民地也有91萬噸，比中國高64%；[14]中國發電量18.64億度，日本發電量302.45億度，是中國的16.2倍。[15]至於汽車產量，當時的中國更是完全空白。

……

俱往矣！

今天的中日國力、產業競爭力對比，難道高市早苗及其支持者們以為還是處於甲午、“九一八”和“七七”的狀態？他們需要睜開眼睛，看看這個現實的世界；從新興產業發展、傳統優勢產業競爭地位變動，到體制效率和決策層眼界等方面，中日對比關係已經與甲午全面翻轉：

論經濟總量，1982年，中國GDP2851億美元，日本11587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的4.1倍；

2010年，中國GDP為61390億美元，日本GDP為57591億美元，中國GDP規模在現代史上首次超過日本；

2024年，中國GDP為187598億美元，日本為40194億美元，中國GDP已達日本4.7倍。[16]

論IT信息技術等新興產業發展，中國總體發展水平已經超越日本，而且差距正日益拉大，在雲計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中國與美國並駕齊驅位居全球遙遙領先第一梯隊，歐洲與日本望塵莫及。計算機軟盤、傳真機使用更突出暴露了日本在先進信息技術應用方面的嚴重落伍。須知中國早已全面淘汰計算機軟盤，世界最後一家軟盤製造商索尼也於2011年停產軟盤，但在日本，直到2022年，日本數字廳臨時調查委員會調查發現當時日本政府公務體系中軟盤的使用佔比仍高達70%，直到2024年7月，日本政府機關才正式淘汰軟盤。

在高鐵、汽車等日本曾領先世界數十年的傳統優勢產業，中國超越的態勢猶如當年日本絲茶產業超越晚清中國。須知中國高鐵營運里程已經超過世界一半，速度等技術指標全面領先日本，中國汽車整車出口量也超過了日本躍居世界第一。

……

新興產業發展滯後，傳統優勢產業被反超，經濟總量從中國的4倍多相對萎縮到接近中國1/5，高市早苗及其支持者真以為自己能夠憑藉這樣的國力對比單挑中國、複製甲午？

自1973年起，日本名義GDP每五年增加約100萬億日元，但自1992年突破500萬億日元后，長期處於停滯狀態。

不僅如此，甲午戰爭時，從宏觀層次的戰略決策，到微觀層次的執行效率，日本“完勝”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宏觀戰略決策已經不能與《論持久戰》相比，但微觀層次執行效率總體上仍然顯著領先中國；而以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和本世紀初對東盟自由貿易協議為標誌，中國宏觀戰略決策和微觀執行效率開始全面超越日本：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當年中日GDP對比為9679億美元︰44924億美元，日本經濟規模相當於中國的4.6倍，[17]但中國在投機性貨幣攻擊狂潮下毅然決斷人民幣不貶值,而日本則反之，經此一役，中國已經超越日本躍居東亞區域經濟穩定器。[18]

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政府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在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貿區；2004年，中國-東盟自貿區“早期收穫”計劃投入實施；2005年7月，中國-東盟自貿區《貨物貿易協議》開始實施。時至今日，東盟已經數次超過美國、歐盟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

日本對東盟貿易、投資曾長期遠高於中國，與東盟開始磋商雙邊自貿協定事宜也比中國早得多；但中國領導人2000年11月才首次公開提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短短兩年便籤署框架協議，不到5年《貨物貿易協議》就已經簽署並實施；日本則直到2007年8月安倍晉三出訪時才與東盟達成自貿協議，2008年4月方才正式簽署；兩相對照，充分體現了中日兩國決策層洞察力和體制執行能力的落差。

幾隻唐船帆影開，

霧羅雲錦爛成堆。

不知誰著新詩卷，

卻載吳山楚水來。

中日兩國經濟、文化交流密切已有兩三千年之久，即使到了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開始醖釀與中國兵戎相見的江户末期、明治時期，日本也不乏長谷允文（1810-1885）《長崎雜詠·其一》這樣描繪對華貿易往來、抒發嚮往華夏文化山水之情的詩作。今天，隨着中國復興，東亞格局正在迴歸歷史常態；在這樣的歷史大勢之中，日本將要作出怎樣的抉擇？

註釋：

[1]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7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2]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7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81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4]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81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5]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77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6]引自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020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7]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020-1021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8]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95-1196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9]根據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201-1202頁數據計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0]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177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11]根據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206-1207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以及【英】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E1“亞洲：對外貿易總額現價”，第549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12]根據【英】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E1“亞洲：對外貿易總額現價”，第550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13]劉克祥、吳太昌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導言“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第一卷），第29-32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

[14]根據【英】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D10“亞洲：鋼產量”，第436-437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15]根據【英】米切爾編《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亞洲、非洲和大洋洲卷：1750-1993年》（第三版），表D24“亞洲：發電量”，第508-511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16]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計算。

[17]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數據計算。

[18]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中國人民銀行統計，1980-2001年間東亞各經濟體GDP年增長率的變動係數，中國最低，僅有0.35；除中國、日本之外所有東亞經濟體整體增長率的變動係數為0.49，如果加入中國，其變動係數降低到0.29；如果再加入日本，其變動係數又上升至0.38。——轉引自【美】羅納德·麥金農、【德】甘瑟·施納布爾：《中國是東亞地區的穩定力量還是通縮壓力之源》，《比較》第7期，中信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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