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談“十五五”：從戰略相持轉向戰略主動，中國科技必須再突破

未來五年，中國會着重辦好哪些事兒？有哪些關鍵部署？“十五五”規劃建議繪就了發展藍圖。“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保障和改善民生”等表述背後釋放出怎樣的信號？又藴含着怎樣的機遇與挑戰？

本期《思路打開》節目邀請宏觀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進行深度解讀。

【對話/劉元春&王慧】

**王慧：**劉校長您好，歡迎您做客我們的節目。

**劉元春：**大家好，很久沒跟大家聊天了。

**王慧：**今天想請您全面地解讀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建議》對未來五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頂層規劃和戰略部署，涉及的內容很全面、很超前、很務實。您對這份《建議》最大的感受是什麼？跟“十三五”“十四五”規劃相比，“十五五”規劃建議有什麼突出特點？

劉元春：“十五五”是一個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一定要錨定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來進行戰略規劃和戰略部署，“十五五”規劃建議凸顯了這一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特別是對我們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所面臨的一些核心問題，它抓得特別準。體現在幾大方面：

第一，更加突出新質生產力以及創新驅動的增長方式。

第二，更加突出新發展格局，特別是國內大循環、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全面推進。這涉及到整個國家在擴大內需、改革市場秩序等方面的一些關鍵問題能否取得突破。

第三，更加突出安全問題。在到2035年基本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上，二十大報告中主要談到了經濟實力、綜合國力、科技實力這三個“力”，“十五五”規劃建議將國防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納入其中。國防實力毫無疑問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高水平安全體系的底座。在未來突發、易發風險較多的情況下，以安全促發展尤為重要。同時，2027年是建軍一百週年，凸顯國防、安全問題也是應有之義。

第四，更加突出民生問題和共同富裕。如果社會發展和民生髮展過於滯後於經濟發展，一定會導致經濟的可持續性出現問題，消費不足的問題也會凸顯。因此，惠民生、促消費很重要的一個落腳點在於我們要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實質性進步，要在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體系、養老、醫療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我認為，以上這四個方面的突破形成了“十五五”規劃建議的核心重點。

**王慧：**您提到了“十五五”規劃建議中四個非常突出的特點，首先想跟您聊聊新質生產力。我也注意到，《建議》把科技創新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到“創新”，“十五五”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中國經濟發展到當下這個階段，在複雜的發展環境之下，為什麼我們要如此重視創新驅動型增長？

**劉元春：**科技是“十五五”規劃建議中的高頻詞，凸顯科技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也是新質生產力取得全面突破的載體。“十四五”時期，我們已經取得了科技創新的偉大成就，在創新體系、關鍵技術、核心技術、“四鏈”融合等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性進展。但是這些突破性進展還沒有形成與發達國家並跑，甚至領跑的戰略主動態勢。

因此，“十五五”時期，我們必須要在科技上進一步取得突破，這樣才能使我們從目前的戰略相持階段轉向戰略主動階段。實現科技自立自強，一方面能突破美國以霸凌主義方式實施的科技封鎖和打壓。另一方面，科技的創新性突破以及原始創新能夠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再上升一個台階，從而在機制上和體系上形成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進一步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能、穩定性和自主性。這不僅僅是經濟效益的問題，也是經濟安全的問題，更是大國競爭，國防實力、綜合實力較量的最基礎的內涵。因此，科技是一個再怎麼強調也不嫌多的主題。

2025年8月17日，北京，人形機器人在2025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的足球決賽中比拼。 東方IC

當然，科技的發展有很多前提：

第一，必須要有良好的科技創新體系，因此體制改革依然要進行。

第二，要有與產業化、商業化和經濟生產關係相適配的基礎。在第四次科技與產業革命中，很多科技創新來源於場景驅動，而不是傳統的理論驅動或實驗室驅動。因此，以製造業，特別是高端製造業和未來產業為載體的場景，是科技創新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因此，我們在強調科技自立自強、新質生產力全面發展的同時，還要強調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形成，強調製造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發展的戰略地位。我們看到，“十五五”規劃建議對科技的要求提升到了一個更深的高度。

第三，科技的發展離不開人才，離不開教育。二十大以來，我們就一以貫之地強調科技、人才、教育三位一體發展，強調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人才鏈“四鏈”融合機制體制的形成。“十五五”規劃建議目標更高、戰略舉措更多，同時也要求我們在戰略佈局、改革上面下狠功夫，否則就難以形成與發達國家並跑、領跑的態勢。

**王慧：**如果能夠形成“四鏈合一”，就會具有穿越週期的力量。

**劉元春：**對。“四鏈合一”是一種良性發展的機制，是形成內生動力體系、形成科技創新的經濟基礎。一個民族是否能夠穿越週期，不是簡單的看它消費了多少，投資了多少，或是短期的經濟表現，包括是否有債務危機、房地產調整等問題，而更多是看一個民族能不能持續地進行基礎研發、產業升級、科創金融的發展，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四鏈合一”這樣一種相互促進的動力循環體系。如果一個民族能做到這些，它一定有強大的競爭力，一定能在各民族之間立於不敗之地。

王慧：“十五五”規劃建議也提到了“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部分提到，要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創新創業。什麼樣的生態、什麼樣的土壤可以成就更多的創新創業活動？可以造就更多偉大的公司？

**劉元春：**創新生態不是單純在某一項技術上有基礎，或是在某一個領域裏面有人才，而是能夠通過科學基礎設施的構建、科學的激勵體系的改革，通過產業化、市場化、資本化，為科技創新謀得基礎性的資金和收益，能夠使大量的人才願意為科技創新而奮鬥終身，從而形成有利於創新、助力創新的一種社會風尚。

因此，好的創新生態需要我們做到“四鏈”融合，要有內生的動力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良性競爭，形成一種文化氛圍，整個民族要樂於創新、善於創新，把創新作為一種價值觀，作為一種信仰，使創新能夠融入到每個人的血脈之中，讓這樣的生態環境形成氣候。不是單純的一棵樹木，而是一片森林，一個氣候帶。

在營造創新生態方面，過去幾個五年規劃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但是如何進一步地進行創新啓蒙，進一步地將創新的保護體系、激勵體系、文化體系在國民中間全面融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進要素。

2025年10月22日，遼寧瀋陽，小學生在遼寧省科技館體驗創造實踐科技互動項目。 東方IC

**王慧：**這讓我更好地理解了最近您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於中國的十二條啓示，您在第一條就強調，必須將文化因素納入到中國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您還提到，我們必須要培育兩種企業家，一種是大科學家，另外一種是文化普及的“文化企業家”。也就是説，您認為文化因素對於創新來説是必不可少的。

**劉元春：**對。其中涉及到幾點，首先，要讓所有人對科學創新、對知識體系的創新有發自內心的尊重，大家都崇尚知識的創新，都認為推進人類文明、人類知識體系的進步是人最崇高的一種價值，這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大量的科學家來進行科技文化的普及。比如説牛頓，他進行了大量的文化普及；再比如休謨和培根，他們倡導開放、自由的創新觀念，並尊重創新的價值。通過他們的社會交往與文化普及活動，這些思想最終塑造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

我認為，中國圍繞科技普及、創新啓蒙要有更好的佈局。這個佈局首先要從原來的弱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轉變為強知識保護體系，真正做到保護創新者的收益。第二，要從傳統的知識型教育體系全面轉換成以創新能力為主導的教育體系。第三，要推進一批戰略科學家和創新文化大家，全面地普及各種文化知識。這樣，科技、教育、市場就形成一種鏈條。

我們不僅僅是通過創新，通過上市公司，通過股票發行獲利，這不只是金錢觀，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種深入文化的、能夠一代延續一代的價值觀，它的推動力比單純的金融科技推動財富提升的作用更大。

目前，我們已經構建了很好的創新驅動價值體系，但這種價值體系更多的是從功利的角度形成的，而沒有從文化的角度，從教化育人的角度推進。

**王慧：**科技創新和文化的普及同樣重要。您重點強調了文化在創新驅動中的作用，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角色是政府。這讓我想到今年年初大家討論非常廣泛的杭州模式，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員都來到杭州尋找一個問題的答案：為什麼“六小龍”出現在杭州，而不是在其他地方？

您認為，在杭州模式或其他成功的、充滿活力、蓬勃發展的創新體系中，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政府與市場之間應該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劉元春：**一定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互結合。

中國自“十二五”以來，經過了三個五年規劃，為什麼能夠打造出一個創新驅動的經濟增長雛形？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我們在科創體系上形成了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有機融合的態勢。

如果我們深入研究深圳模式、合肥模式、杭州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無一例外會看到，政府首先要承擔在科創中提供大量公共品的角色。在科技創新、產業升級中有大量具有外部性和規模經濟的要素，這些要素會產生大量的市場失靈，這個時候政府就要進行補位。在補位過程中，有幾點很重要：第一，要提供基礎研發；第二，要提供耐心資本；第三，要提供有利於創新的軟基礎設施。

在科技創新舉國體制下，我們在提供基礎公共品方面做得很好，比如科技人才的培育、國家實驗室的建立，以及一些大的科創設施和設備等方面。這些年，在學習歐美先進科創經驗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對資本市場的建立，特別是在科技金融體系的構建上，搭建了一整套的新的制度、新的體系，不僅有以市場為導向的VC/PE（風險投資與私募股權投資），同時也通過政策性金融工具、商業銀行為創新提供各種融資。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通過創新基金、產業引導基金等政府型的科創基金的設立，為整個社會提供耐心資本。這些耐心資本不僅突破了傳統產業政策的補貼模式，更多的是通過政府基金與市場基金相結合，形成新型合夥制，為一些創新主體提供耐心資本，從而有利於這些科技人員成功地將一些科技創新推進下去，將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相互融合，形成有效的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這是中國掌握的一個很重要的砝碼，即在科技創新方面，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之間的結合形成了有效的耐心資本，全力助力中國金融體系“四鏈”的融合。

**王慧：**您剛剛提到，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科創基金為社會提供耐心資本。我注意到，前段時間也有一些圍繞國資創投容錯率的討論，如果政府投資基金基於只能賺不能賠考量，那怎麼能算耐心資本？怎麼能算風險投資呢？

**劉元春：**的確，這就需要我們打破各種傳統思維的約束。在科創領域，國有資本必須要有容錯機制，允許創新的失敗，同時要有與市場相融的新型激勵體系和約束體系，防止政府失靈。

2024年2月，成都邁科康生物宣佈完成近3億元的C輪融資，由深創投製造業轉型升級新材料基金獨家投資。 東方IC

這方面其實我們已經走出很多新路了。比如深創投，它已經克服了傳統國有資本“只能成功不能失敗”魔咒，是允許失敗的。它不僅僅是對單一項目的考核，更是對項目包的考核；也不僅僅是年度考核，而是對全週期的考核。同時，它也不僅僅是自有資金的投入，還跟一些私人資本、員工跟投，形成一個新的利益共同體。

國家能不能創新？國有資本能不能成為耐心資本？更多依賴於制度的創新以及觀念的更新。很多地方政府、地方國企、國資委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樣板，包括杭州模式，政府在這樣的模式中，根本不會妨礙企業的經營。當然，它也會出現一些投資失敗的情況，但為什麼最終能成功？一定是有一套相應的管理體系。又怎麼防止國有資本的流失？其中也有一整套國有引導基金激勵約束體系，這些激勵約束體系根據現代科創的新規律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創新。

我認為學界要加強對成功案例的深度研究，提煉出一些新的模式，特別是新的可複製的模式，讓各地在提供耐心資本、“募、投、管、退”等環節形成一套合理的新制度安排。

**王慧：**這種制度安排更加完善之後，國有資本“投早投小”就會更加順暢。

**劉元春：**對。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政府與私人（資本）之間的比重是什麼關係？可能會隨着環境和時代的變化發生一些動態調整，這的確值得我們進行全面的探索。

王慧：《建議》強調“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原始創新是一個從0到1的過程，基礎研究是它的重要抓手。目前在基礎研究方面有這樣一個現象，我們國家現在在高水平國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經世界第一了，但是平均每篇論文的被引次數還不是很高，科技成果轉化率也還不是很高。您覺得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劉元春：**第一，中國在科技創新的道路上依然是一個新生，是後來者。我們在科技創新的過程中間注重專利，注重發論文，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科創早期必然會出現的現象，因為這是最簡單的一種管理方式，也是在早期發展中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王慧：**量的管理。

**劉元春：**對。通過在高水平期刊上發論文來凸顯科創成績，但其中是否真的有一些原始創新？能不能從論文轉化成科技創新？能不能從科技創新轉化成產業升級，轉化成一種有效的商業模式？這裏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隨着中國科技的進步以及評價體系的改革，我們必定會進入到以質量取勝的新階段，但是從數量到質量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量的增長也是一種進步，但如果能從量的增長過渡到質與量有機結合的增長會更好。我們希望在“十五五”時期，中國的科創成績能在質和量上都有突破。要實現這種突破，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全面加強基礎研發的投入。2024年，我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超過3.6萬億元，按照我們目前的估計，即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速達到7%-8%，到2035年，我們研發的總盤子可能就會超過9萬億的規模，研發投入強度可能會超過3%，這個水平很高了。

但是，目前中國基礎研究投入佔總研發經費的比重還沒有超過7%，只有6.91%左右，美國已經達到17%，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也達到15%。我們更多投入在應用開發層面。

如何使全社會的資金真正投到基礎研發，投入到0到1的原始的具有顛覆性的研發上，這需要一個過程，更需要有一套保障體系和價值引領體系。基礎研究更多是一種公共品，大量資源投入其中，很難馬上轉化成私人收益，因此很多企業不願意進行基礎研發。

國家如何根據產業的進步，根據大企業、龍頭企業的佈局，讓他們具有內生動力投入基礎研發，這是一個很重要制度安排。同時，國家要在高等教育、研發體系等方面加強基礎研究，而不是過多地藉助於立刻能進行轉化的技術。這就要求一種更超脱的精神了，而不是簡單的功利性目標。這點很重要。

只有具備有質有量的基礎研發，我們的轉化率才能真正的提升。轉化率太低是當前我們在科創中的一個短板，很多人認為我們的轉化體系有問題，但實際上就像很多科學家講的，你沒有可轉化的技術，轉化率當然就很低了。提高基礎研發的投入，提高基礎研發的質量，是我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的關鍵。

2025年11月，武漢產業創新發展研究院。 東方IC

第二，需要對轉化體系進行深化改革。過去十年，我們在評價體系、利益共享機制等方面已經做了重大改革，讓轉化的收益成本有利於專利發明者，從而大大提高了轉化率。下一步，我們還要進一步去推動。

除了把上述幾條做好，我們還需要戒驕戒躁，不要太急。中國式現代化是階梯式前進的歷史進程，中國要從原來的跟隨向並跑、領跑這樣的階段轉換，這也是有一個過程的。中國教育體系、科技體系、創新體系、產業體系的改革，也要根據時代的核心問題、主要矛盾來持續構建。

**王慧：**您剛剛提到，我們的轉化體系在這些年當中做了很多優化，未來五年，我們還可以做哪些改革，激勵更多的科研從業者，尤其是年輕的科研人員積極投入其中？

**劉元春：**傳統的體系很強調論資排輩，一些大型的科研機構還形成了固化的利益體系，很多年輕人在這樣的環境中難以施展他們的創新才能。因此，我們要通過一些孵化器，通過一些靈活的創新，使更多年輕人在創新的基礎設施和資金的可獲得性上有全面的提升。這樣就會使那些有天賦的年輕人真正投入到創新體系中。

以美國為例，他們的一些創新天才和企業家，沒有讀完大學就進入到創新的行列裏面，並且很成功。那我們的教育體系能不能容忍年輕人不讀完書就去創業呢？

**王慧：**現在也有很多人不讀完書就去創業。

**劉元春：**關鍵是他創業失敗之後還能回來讀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安排。你不讀書，沒人管你，但是你想再讀書，這就很難了。所以能不能形成一種開放體系，讓學制乃至專業都是彈性的，這樣就能使一些天才型創新人才從傳統的、整齊劃一的體系中脱穎而出。這是一點。

第二點，我們能不能為年輕人創新創業更靈活地提供基礎性設施？過去，我們的確通過一些孵化器、產業園達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這種效果的可持續性比較差，有些地方又開始荒廢了。這種園區經濟實際上也需要一個風投體系，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新型風投體系？這也是需要我們思考的。

**王慧：**我注意到，在加強基礎研究方面，不僅是國家在積極部署，“十五五”規劃建議還提到鼓勵企業加大基礎研究投入。現在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投入情況是怎麼樣的？

**劉元春：**目前來説，基礎研究主要是國家和高校來進行，投入比較多。一些大型民營企業的投入也還不錯，但是，國有企業在基礎研究方面是捉襟見肘的。下一步要推進的是：

第一，對於國有企業，特別是頭部的國有企業，要擔任國家創新戰略的重任，要在一些本行業的基礎領域進行深耕。可以建立“鏈主”制度，形成以大型國有企業為“鏈主”的團體性、行業性、區域性的基礎研究中心。這些國家已經在做了。

第二，研發計提要鼓勵企業能夠拿出利潤來做相應的投資。“十五五”規劃建議已經談到了這方面下一步的一些更深層舉措。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產業鏈要不斷地向前沿延伸，使大量的企業能在基礎研究、顛覆性創新上獲得突破性的盈利能力，使它們的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鍊、人才鏈以及價值鏈能夠合一。

企業天然是要盈利的，如果能夠通過基礎研究和一些原始性、顛覆性的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力和新的利潤來源，那就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因此，國家要在這方面促進一些頭部企業在產業鏈上往尖端進行延續，往一些前沿技術、前沿知識、前沿基礎理論、基礎研發上進軍。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已經做得挺好了，美國一些企業也做得很好。

同時，我們也要在科創金融上有更好的穿透力，能夠識別那些在未來具有強大競爭力和盈利性的基礎研究和創新，通過資本市場，將企業的這些原始創新、基礎創新在未來的收益流提前變現，讓企業提前獲利。簡而言之，就是讓未來的收益能夠得到跨期的資本化。

這就要求天使投資有很好的專業素養和科技素養，有市場的定價能力。這也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歐美很多民營企業能夠做大量的基礎研究的原因。

2025年11月8日，在第八屆進博會汽車及智慧出行展區，特斯拉人形機器人吸引參觀者目光。 東方IC

**王慧：**那些美國科技巨頭，科技“七姐妹”。

**劉元春：**對，它們為什麼能做大量基礎研究？美國的金融市場很發達，大量的天使資本能夠向這些領域進軍，敢進軍，這很重要。就像AI一樣，有這麼多的資本砸下去。實際上AI本身的產業化到底如何，大家還不太清楚，但是資本市場給予了它們充分的定價和充分的資源。

王慧：“十五五”規劃建議還提到，完善新型舉國體制，採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製造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為什麼會重點提到這些領域？當新型舉國體制、超常規、全鏈條這些詞都用上的時候，這意味着什麼？未來五年《建議》提到的這些領域，我們會看到什麼？

**劉元春：**首先，通過中美衝突，我們會看到這些都是大國博弈、國家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時面臨“卡脖子”的關鍵領域。我們認識到，它們太重要了。

第二，這些行業的突破，絕不是某一個領域的突破，必須形成全鏈條。如果沒有全鏈條，依然面臨着“卡脖子”的問題。以半導體為例，在這個領域當中，哪一種技術不具備都有可能面臨着歐美對我們的打壓，因此它必須是全鏈條。

但在全鏈條的過程中，有一些環節是市場化的，具有盈利性。但也有很多環節是不具備市場化特性，是公共性的，很多企業就不願意去投入。這個時候，政府就必須大規模的推進。還有一些環節涉及到很基礎的科技，涉及到相關其他領域的配合。這時候如果要向全鏈條突進，就需要超越環節的約束、行業的約束，從整體性來集聚人力物力，全面投入這些領域的創新。這種創新可能成本巨大，這時候就要求我們要有一個超常規資源整合、資源投入的模式，而不是零零星星地推進。因為零星推進很難形成系統性效應，也很難在一個關鍵時間實現關鍵突破，從而在大國博弈和關鍵衝突的時候，形成突破“卡脖子”的良性效應。

“十五五”規劃建議所提到的新型舉國體制並不是一個新名詞，最為關鍵的是，要在“十五五”時期在“卡脖子”的問題上進行全面突破，這個要求很高，時間節點也很敏感，我們用一般的方式很難達到既定的目標，因此必須全鏈條、超常規。

**王慧：**接下來想跟您聊一聊教育。教育是科技發展很重要的一環，《建議》提到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當下階段，中國的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需要做出怎樣的改革，來培養出國家、社會、企業所需要的人才？

**劉元春：**第一，大學教育，尤其是高端教育，的確要面向科技的前沿，面向經濟的主戰場，這點很重要。這就需要各類大學不是大而全、鋪開來進行，而是要在一些基礎研究和專業特色上發力。在教育強國的指引下，我們的“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的建設就變得尤其重要。也就是要凸顯尖端。

第二，現在很多技術是複合型的，它一定要具備複合交叉的發展模式。

第三，現在很多的創新不是傳統的實驗室驅動，而是場景驅動，AI for Science（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這樣的新範式驅動。所以我們要打造這種科技、教育、產業相互融合的新場景，而不是原來那種知識性的、侷限於實驗室的傳統教育，要掌握新型AI技術，掌握新技術場景和產業場景。這就需要國家在專門性、超常規的項目部署和人才培養上有一些超常規的舉措。比如半導體、人工智能、加密技術、區塊鏈、量子信息這些領域，國家在科技強國相關方案裏面已經部署了很多新的教育平台，對一些特殊人才進行一體化、專門化、複合化的訓練。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對未來幾年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戰略性等重要屬性進行了強調，也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發展，對下一步創新驅動型人才體系的構建，做出了相應的改革。我認為，這些改革能否成功，不僅需要國家的戰略部署，還要發揮大學在人才培養體系上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國家部署是整齊劃一的，具有方向性、戰略性，而現代創新是高度不確定的，到底什麼樣的人才能夠適合未來創新，能夠產生顛覆性的創新，這不是靠嚴密的規劃就必然能實現的，而是需要建立一套分散化、多元化的體系，使中國的人才適應能力，教育的適應能力大大提升。

2022年10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機器化學家實驗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物理系教授江俊團隊正在交流。 東方IC

**王慧：**讓人才在中國的教育體系當中能夠很好地成長起來。

**劉元春：**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多元，能夠真正激發人的創新能力。

**王慧：**您剛剛也提到了AI在賦能各行各業、各個領域，當然也在賦能教育。未來，當AI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您覺得大學的意義、教育的形式、學科的設置是不是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或者説，等到AI足夠成熟的時候，您認為我們還需要大學嗎？如果需要，未來大學應該是什麼樣的？

**劉元春：**第一，大學是一個知識傳播和知識創新的平台，也是培養人的基礎素養和道德情懷的平台，所以它具有多重性。AI改變了知識傳播的路徑，也改變了知識創新的模式。因此，AI的出現對大學的傳統功能有一定的解構意義，也有重塑的意義。

但是，大學有着AI不可替代的一些向度，大學肯定是永垂不朽的。因為教育的本源不僅在於知識與能力的培養，更多在於德性的教化，這個功能是AI無法替代的。更重要的是，大學可以利用AI技術進行新型課堂教學、新型知識傳播、能力建設以及知識的創新。因此，AI依然是一個工具，能夠為大學所用。

但是，大學在用AI進行育人和知識創新時，也必須推動其自身的構架體系、教學模式、研究範式、組織體系發生革命性變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大學要對其建立在傳統學科和特色之上的知識體系進行解構和重組，對於能力的內涵也要進行重構。

因此，未來的大學會呈現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它一定是着力於AI研究的平台，是對原工具、原知識體系進行深度研究的平台。第二，它一定是利用AI進行能力培養的平台。第三，它依然是通過教師和學生的道德教化、情懷培養，進行體驗式、場景式的立德樹人平台。我認為，未來大學的形態還是很明確的，它不會因為計算機的出現就沒有教算數的老師了。實際上，它不僅有教算術的老師，還要有教計算機的老師，未來教AI肯定也是大學很重要的一個功能。

**王慧：**所以未來的大學會有所變化，但是不會被取代。

**劉元春：**對，永遠不會被取代。

王慧：“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了12項任務，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建立現代化產業體系，並且要把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保持製造業合理比重。您覺得這是在傳遞出一種怎樣的信號？

**劉元春：**第一，現代化產業體系是反映經濟實力、綜合國力、國防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最為基礎的實力。這是人類歷史，特別是市場經濟形成400年以來總結出來的。如果沒有產業，特別是沒有現代化產業體系，就科技論科技，科技是走不遠的。

這方面典型的案例第一個是蘇聯。蘇聯的科技很發達，但往往用在軍事上面，沒有讓產業化、商業化與軍事技術的進步形成聯動，從而使軍事技術失去了經濟基礎。

第二個案例是美國。這些年，美國製造業比重從25%下降到不到9%，其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美國產業的空心化，從而導致美國很多的創新受制於缺乏相應的產業載體。所以美國現在大力推動產業迴歸，試圖在此過程中重塑其產業強國和科技強國的地位。

沒有產業就沒有創新。這些年，我們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實體經濟，特別是高端製造業放在一個核心位置，從而使我們的競爭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同時也使我們的創新能夠從傳統的規模化向創新化不斷推進，能夠從初級的應用型創新向基礎型創新進行延伸。這些都得益於我們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強化。

“十五五”規劃建議為什麼沒有像“十四五”那樣首先把科技創新、科技自立自強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現代化產業體系放在第一位，很重要的原因來源於我們對產業-科技良性發展新規律的認識，來源於我們對蘇聯、美國過去幾十年經驗教訓的總結。所以我們提出，要服務實體經濟，要讓製造業的比重適度穩定。

2025年11月14日，貴州省黔西南州興仁市巴鈴重工業園區，工人在加工汽車輪轂。 東方IC

我認為，製造業比重應該穩定在佔GDP的25%左右。歷史上，很多大國在強盛歷史時期，其製造業佔比就是在25%左右的水平，我們現在也是如此。很多人認為，根據“配第-克拉克定理”，一旦一個國家進入到後工業化社會，它的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就會萎縮，服務業就會大幅飆升。但是現在大家認為這種觀點，包括丹尼爾·貝爾等人關於後工業化社會和產業梯度發展的理論，與大國戰略實際上是不相匹配的。所以美國人也大呼他們上了後工業化社會理論的當。所以我們要抓住產業，但這需要很多制度體系和戰略體系作為基礎，而不是簡單的喊口號。

**王慧：**劉校長，還想跟您討論一個大家很關注的詞——投資於人。這個詞也出現在了“十五五”規劃建議當中，強調要把投資於物和投資於人緊密結合。投資於人具體包括哪些內容？這背後是一種怎樣的考量或者經濟學邏輯？

**劉元春：**要投資於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進行大量的民生建設，比如説投資於教育，提高人力資本，這是比提高物質資本還重要的一件事。

投資於人不會直接反映在產能上，這就避免了投資於物可能會帶來的一些負面效果。此外，投資於人能夠使民生得到很好的改善，直接提高人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建立了強大的社會基礎和強大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也會釋放出新需求，使內循環的動力更充足，改變目前消費不足、內需不足的局面。

過去，我們簡單地注重物的投資，實際上在擴大內需的同時也擴大了供給，導致在（供給）輪番上漲的過程中，出現一些供需不匹配、供大於求的問題。所以未來我們投資的內涵、方式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不是像傳統增長模式中大規模進行物質資本的投入。投資要體現在技術、人力資本、福利、素養等方面的提升，從而改變主體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內需結構和總量。

**王慧：**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十五五”規劃建議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這部分當中，就業問題被擺在最靠前的位置，強調要穩定和擴大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等重點羣體就業。您在高校擔任領導工作很多年了，您覺得要如何保障和擴大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堵點在哪裏？出路又在哪裏？怎麼才能既能治標又能治本？

**劉元春：**未來十年是高校畢業生不斷增長的十年。2025年有1222萬高校畢業生，按照目前的預測，到2038年，高校畢業生的規模將會達到1600多萬，也就是要增加400多萬高校畢業生。

一方面，高校畢業生人羣的供給提升了，另外一方面，技術進步導致相應的高端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在下降。因此，未來10年（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壓力將會是前所未有的。就業一旦出現問題，就是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不僅是經濟方面的問題，更關乎社會和政治。要改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對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進行全面的改造和發展，特別是更好地發展服務業。服務業是勞動力吸納能力最強的產業，在歐美國家，第三產業就業佔比在80%左右。因此，在國家產業發展戰略中，發展服務業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戰略。

這其中，我們要對勞動力吸納能力強的行業進行優先安排。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中國有3000多萬失能老人，這些失能老人的陪護照顧需要3000多萬的勞動力，如果我們給予失能老人一些財政補貼，使他們能負擔陪護服務，這一方面解決了養老的問題，另外一方面也解決了就業的問題。

未來，勞動力的供應首先要與服務行業的需求相匹配。第二，我們要打造一種新型服務體系，國家要通過財政補貼、產業政策、市場引導等舉措，使這些行業能夠真正地發展起來，而不是持續處於低迷狀態。在這方面我們要有很好的構建。當然，在一些特殊時期，也不能排除採取以工代賑，由國家構建一批適應於大學生就業的新項目，一方面培養他們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進行有效的轉移支付。

2025年10月28日，吉林大學2026屆畢業生秋季雙選會在長春舉行。 東方IC

我們要根據未來的產業發展結構，很好地計算出就業需求，根據供需缺口來提供國家政策主導型的就業方案。

**王慧：**劉校長，最後一個問題是大家最關心的房地產的問題。我注意到“十五五”規劃建議當中，對房地產的相關表述被放在了民生這一部分中。您覺得這意味着什麼？對於我們目前推動的房地產止跌企穩來説會有什麼樣的作用？

**劉元春：**就五年規劃來説，涉及到房地產，更多是從民生的角度，金融角度會從風險方面涉及。房地產畢竟是一個支柱行業，即使深度調整，它對於一個國家的國計民生依然起到了核心作用。“十五五”規劃建議在民生部分談及房地產，是希望貫徹房住不炒，突出“房住”這一民生功能，更關注房子的居住屬性。但這不等於中央不承認房地產的資產功能，不必過度解讀。

在今年7月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中央已經對房地產下一步的調整做出了明顯部署，第一是從增量時代進入到存量時代，第二是要以城市更新和新型城鎮化作為兩個核心抓手，通過市場化和政府進行雙軌解決。因此，高質量的住房建設和新型發展模式是“十五五”關注的重點。在這一點上，要落實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精神，對下一步房地產的調整拿出一系列新的落實方案，這是值得關注的。

**王慧：**您覺得房地產現在到了一個什麼階段？您對未來5年房地產的走勢有什麼判斷？

**劉元春：**經過四年的調整，我認為房地產已經擺脱了最危險的時期。過去四年，國家一方面通過“保交樓”防止房地產的風險向社會蔓延，另外一方面通過白名單制度，通過對流動性的關注，防止房地產深度調整向金融體系進行蔓延。這兩個目標完成得很好。下一步，就會進入到房企債務重構、市場出清，以及新的房地產開發模式和國家新的住房建設體系建設的第二階段。這個階段應當有一系列的政策出台，這些政策的出台會幫助房地產快速觸底。但是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個過程是很複雜的，不是簡單的像買青菜蘿蔔一樣，少了就漲，多了就跌。並且相應政策的出台也涉及到大量的利益。

所以我認為，房地產底部調整的這個階段會經過一段時期，但它也恰恰是我們構建房地產新發展模式、構建中國特色住房保障體系的最佳時刻。只要我們能做出一些突破性的調整，那麼中國房地產進入到一個新的健康的階段是可期的，而不是像國外一些機構所認為的，還要在底部爬行很長的時間。當然，政策依然是核心要件。

**王慧：**我們今天的問題到這裏就結束了，再次感謝劉校長。

**劉元春：**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