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錦祥：日本只能被“打服”嗎？“搞事早苗”們總給人這種印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錦祥】

近期由於高市早苗在台海問題上的錯誤發言，中日關係陷入了急凍的局面。

這件事情上的錯誤一方和是非曲直是非常明確的，但日方的後續反應和政策選擇，卻令人感到費解和遺憾。

一方面，高市內閣的高支持率的確給她增加了“硬抗”的底氣。另一方面，日本傳統的慕強心態也讓其不願對中方妥協和讓步。再加上公明黨從執政聯盟的退出，以及自民黨內友華的二階俊博退居二線，使得雙方關係的解凍殊為不易。

日本民族“慕強心態”的歷史淵源與現實變形

要理解當下日本政壇的某些行為方式，不能僅停留在政策層面，更要追溯其背後的民族心理結構。日本社會深層的“慕強心態”並非一朝一夕的文化偏好，而是歷史因素、戰後結構以及政治認知共同塑造的結果。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南博在其著作《日本人的心理》一書中就強調，日本的國家與個人都傾向在強大力量面前調整自我、順從強者，同時對弱者採取區隔態度。

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南博

首先，二戰後日本對戰敗原因的認知存在扭曲。一些日本人並不認為日本是敗給了中國等亞洲國家，而是敗給了擁有原子彈、工業與軍事力量壓倒性的美國。換言之，戰敗的原因被歸結為“武器差距”“技術差距”，而不是侵略行為本身的錯誤。這樣的敍事讓日本社會在潛意識裏淡化了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力量認知，反而把美國視作唯一值得敬畏的強者。這也為當下某些日本政治力量的對華錯誤判斷埋下伏筆。

其次，盟軍司令部在戰後對日本的全面接管、制度重構與長期駐紮，美軍基地遍佈日本列島，使日本人長期生活在美國強勢存在之下。這種事實上的“保護傘”讓日本在心理上產生了兩層結構：對美國的依賴與順從，以及在這種依賴之下對外展示的“強硬姿態”。

日本安全戰略從一開始就不是基於自身獨立力量，而是建立在美軍的軍事存在基礎之上。越是依附強者，越傾向於將強硬姿態用於“教訓弱者”。在這種結構性依賴下，一部分日本政客在看待中國時，往往誤以為只要背靠美國就可以忽視中國的利益紅線。

第三，從心理學中斯德哥爾摩症候羣的視角出發，在長期處於強大外力壓制或影響的環境中，一部分羣體會逐漸把強者視為安全、秩序與方向的來源，甚至在心理上產生依賴感。

戰後日本在美國佔領下推行政治改革、社會重建與安全體系重塑，日本社會在深刻的制度性“外壓”中逐漸形成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與文化認同。久而久之，這種對強權的順從不僅不被視為屈辱，反而被包裝成“現代化”“國際化”的路徑，並在心理層面內化為“跟隨強者才是安全之道”的潛意識。

日本行為背後的對華誤解和誤判

從這一系列的心理動機出發，就能幫助我們理解日本在不同議題上的政策選擇為何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例如在與特朗普的多輪經貿談判中，日本在關税、市場準入、赴美投資等議題上不斷讓步，最終接受帶有明顯不平等性質的經貿協議。這些讓步不僅在經濟上吃虧，更在自主性上退卻，但日本社會卻普遍將其合理化，認為這是“維持同盟關係”的必要代價。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高市早苗涉台海言論中所表現出的僵硬態度。日本政治精英依舊沉浸在“美強中弱”的傳統認知框架，延續着日本曾在亞洲充當“龍頭”的優越感，從心理結構上不願承認中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的全面崛起。因此，日本即便知道後果嚴重，卻在姿態上更傾向於強硬，以避免被國內輿論解讀為“向弱者讓步”。

但在這一切的背後，日本忽視了中日實力對比早已經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化。

從經濟實力看，中日經濟規模已經徹底逆轉。2010年中國完成了GDP上對日本的超越；而到了2024年，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約4.5倍。中國的製造業規模、產業鏈完整度、基礎設施能力以及內需市場規模均超日本。日本雖然仍是重要的發達經濟體，但其經濟長期處於低增長與通縮陰影中，產業活力不足。而中國經濟雖然面臨結構調整，但總體體量、科技投資、產業深化方面仍保持強勁勢能。特別是在“新三樣”為代表的新質生產力領域，中國已經形成對日本的優勢。

11月18日，日經225指數大幅低開，盤中跳水跌逾2%，指數跌超千點。截至北京時間18日12時整，該指數跌2.72%報48956.96點。

同時，日本在經濟運行中的關鍵部分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中國也長期維持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地位。日本的汽車、機電設備、精密器械等行業對華出口佔比極高，其供應鏈中大量中間產品也來自中國。若中國採取貿易反制或技術限制，日本出口企業將立即感受到壓力，其國內製造業與就業也會直接受到衝擊。

近年全球供應鏈調整中，日本雖然試圖推動“去風險化”，但其產業結構無法在短期內擺脱對中國的依賴，尤其是日本高科技產業的核心部件、汽車產業、電池產業都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因此，如果任由政治冒險破壞經貿合作，其實際代價遠比想象的難以承受。

而這次的事件，衝擊最嚴重的還是中日之間的民間情緒和人文交流。日本官方雖不願鬆口，但民間已經開始出現焦慮情緒。

11月17日，根據日本智庫野村綜合研究所的計算，在中方對赴日旅遊發佈安全提醒之後，將會給日本帶來至少110億美元的損失，並將使得日本的GDP下降0.29%。這也反映出當前中日聯繫之緊密，以及中方政策變動對日本的影響之廣、之深。過去幾個月，日本國內還在抱怨遊客過多，形成了所謂的“觀光公害”，但隨着社會和政治氣氛的變化，旅遊業和人文交流恐怕首當其衝。

因此，在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之下，如果日方繼續選擇挑釁中國核心利益、尤其是台灣問題，只能讓日本付出超過預想的代價。如果日本政客基於錯誤歷史心理與實力判斷，試圖推動對抗，只會錯判形勢，緣木求魚。真正會在錯誤政策中受損的，是普通的日本民眾與其未來的發展前景。

高市早苗高支持率背後的潛藏危機

高市早苗在上任後，獲得了日本國內罕見的高支持率，根據《朝日新聞》最新民調顯示，其支持率高達69%，比內閣剛成立時的68%還高了一個百分點。考慮到《朝日新聞》本身的機構效應，如果由偏右翼的媒體來做民調，高市內閣的支持率可能還會更高。

這一數據不僅超過安倍晉三當年的支持度，也僅略低於小泉純一郎的歷史紀錄——如此高的民意基礎，為她採取更強硬的外交立場提供了政治資源，使她在涉華議題上顯得毫不退縮。

然而，這種支持率帶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徵。首先，她目前仍處於執政蜜月期，尚未面臨經濟政策兑現壓力，也未遭遇內外矛盾全面爆發。日本民眾對她的期望主要集中在經濟振興、安全保障改革、國際地位提升等方面，而這些政策的具體成效尚未顯現。在這種情況下，高市在外交上採取強硬姿態，反而更容易得到民意的情緒性支持。

其次，中國的相關應對措施剛剛出台，其經濟影響並未完全傳導至日本社會。這些影響通常需要數月才能在市場、物價、就業中體現。當日本企業真正感受到訂單減少、供應鏈成本上升或市場受限時，民眾對高市政府的態度可能會逐步發生變化。換句話説，高市目前藉助的是“成本延遲效應”，而非真正的政策紅利。

《朝日新聞》於11月15日和16日進行了全國電話民意調查。高市內閣的支持率仍位居歷史最高水平之一，達到69%，高於10月內閣就職後立即進行的調查的68%。內閣的反對率則從19%下降至17%。朝日新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已經反覆強調，高市的涉台言論嚴重違背一箇中國原則、嚴重違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挑戰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絕不容忍，並要求日方立即糾正、收回惡劣言論，否則一切後果由日方承擔。

實際上，無論從歷史、現實與日本自身承諾來看，日本完全沒有理由堅持錯誤表態。相反，撤回涉台挑釁言論不僅不會讓日本受損，反而可以體現其承擔責任與糾錯的勇氣，是維護地區安全、穩定中日關係的理性選擇。這不僅符合日本自身利益，也符合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理念。

日本政客不要給中國一種只能被“打服”的印象。這不是威脅，而是提醒：中日關係已經進入一個實力發生結構性變化但利益高度交織的時代，任何誤判都可能導致巨大的代價。

日本的“慕強心態”若繼續支配外交判斷，就會讓政治冒險綁架國家利益。中日之間不必對抗，也不應對抗。但這一切的前提，是日本政客必須清楚：真正有利於雙方的道路，仍然是回到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正視歷史，尊重現實，通過合作構建面向未來的穩定關係。日本若能真正以平等與互惠的方式與中國相處，不僅符合中日兩國利益，也符合地區多數國家的期待。願這一理性聲音，成為當下複雜局勢中的清醒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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