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韶山：比起挑戰資本，西方左右翼更愛甩鍋玩“文化戰爭”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翻譯/鯨生】

特朗普政府推出50年期住房按揭貸款和15年期汽車貸款，這一舉動揭示了另類右翼政治綱領空洞性的本質。

無論是以“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還是“身份認同”等名義出現，另類右翼勢力都將自己塑造成“西方文明抵禦文化衰敗與精英階層背叛的最後防線”。他們對“人口置換”“不穩定就業”“主權喪失”等問題的診斷，確實在去工業化的西方國家腹地引發了強烈共鳴。

然而，他們開出的藥方卻是空洞的。

特朗普近日提議推出50年期房屋抵押貸款計劃，以鼓勵年輕人購房，美媒則援引業內人士質疑其可行性

另類右翼勢力並沒有提出任何真正的經濟政策綱領，而只是訴諸一種“文化怨恨”式的政治。他們的失敗是結構性的，反映出一種政治經濟體系的深層問題——至少過去四十年來，這個體系不斷掏空着西方國家中越來越多人過上體面生活的基礎。

另類右翼勢力拒絕挑戰金融資本、科技食利者或新自由主義秩序——恰恰是他們利用了這個秩序製造的焦慮感。他們拒絕深入剖析病灶，僅僅提供讓人情緒舒暢的“症狀學解釋”。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自己所深惡痛絕的“覺醒左翼”和“全球主義者”如出一轍：都以象徵性的表演取代了物質層面的重建。

另類右翼把經濟權力的問題歪曲成了文化與種族認同的問題，並常常摻入某種“末世神話”式的話術，呼籲“迴歸傳統價值”，卻從不思考支撐這種“價值”的物質基礎從何而來，能否維繫。其政治話語中頻繁出現迴歸傳統的“家庭價值”等懷舊敍事，卻從不回應關於工資實質性增長的需求——這正是讓那些口號具備哪怕一丁點可能性的前提。

他們對移民問題的日益關注，有時甚至滑向“新優生學”式的“純潔”話語，卻刻意無視了跨越種族界限的結構性不平等的政治經濟根源。他們用“清洗”的政治替代了“結構性變革”的政治。

歸根結底，另類右翼的“後自由主義文化政治”，卻被自身堅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所桎梏。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踐。1949年建國之初，新中國就拒絕了自由主義，並在此後建立起一個“發展型國家”，能提供住房、基礎設施、扶貧與科技自主等實際的公共政策成果。可以説，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從未真正被自由主義的本體論所束縛——儘管自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曾多次有人嘗試將其引入中國。

當西方政治陷入“文化戰爭”時，中國把政治經濟的根基放在生產與流通上。另類右翼勢力不僅做不到這一點，甚至根本不願意這樣做——因為恰恰是他們意圖在反對資本的同時，又保留資本本身帶來的既得利益。

當今多個國家裏的另類右翼政黨和政治運動，正因他們共同缺乏的東西而顯得相似：都缺乏建立在對問題的結構性根源分析之上的嚴肅經濟願景。他們的主導口號是反移民、反全球化和“某某優先”，但這些口號的背後，沒有任何正經的產業政策或經濟改革方案。

他們提出關税威脅，聲稱要推行各種經濟保護措施，但從未考慮過對金融體系進行根本性改革。面對自動化對勞動者的威脅，他們除了表現出新盧德主義式的恐慌外，幾乎無所作為。至於住房金融化——私募股權、Airbnb平台、土地分區限制，如今又加上五十年期抵押貸款——他們除了把窮人當替罪羊外，在政策主張上也毫無建樹。

一旦掌權，他們的成績單更顯空洞。特朗普政府2017年的減税政策讓83%的利益流向最富有的1%人羣。而那份所謂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只會進一步加速財富的向上再分配。美國製造業並沒有復興，住房成本相對收入的比例持續攀升，購房者的平均年齡也越來越高，而最終的答案卻是：終身償還的房貸奴役。五十年期貸款雖然降低了月供，卻意味着一生都要為銀行打工，甚至讓銀行家們的利潤幾乎翻倍。

當地時間11月6日，特斯拉股東在美國得州超級工廠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上以75%的多數票批准了馬斯克的1萬億美元薪酬協議

另類右翼勢力一面哀嘆“福特主義契約”的終結——包括穩定的工資、住房、家庭與社區——卻拿不出任何替代方案來取代靈活勞工、資產泡沫化和債務奴役。他們向美國“鐵鏽帶”、法國的“郊區貧民區”、英格蘭北部的民眾喊話，卻沒有提供任何真正能讓市場重新嵌入社會目的的機制。他們的經濟話語充其量只是防禦性的（“止血”），而不是建設性的（“創造未來”）。

另類右翼對文化議題的執念，其實正是左翼的鏡像，只不過是以負片的形式呈現。

在過去幾十年裏，中間偏左的政治力量用“社會自由主義”管理着西方的衰退：他們忙於開展各種“權利運動”、“多元文化主義”，以及你能想到的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議題——與此同時，民眾工資增長停滯、工廠關閉、金融資本橫行。

蘇聯解體後，西方中左翼被掏空，失去了對經濟結構與西方體制的發言權。至於議會民主的虛偽程序令民眾失去實際權利，中左翼也無法提出任何有意義的替代方案。

布萊爾式的“第三條道路”只是給新自由主義的現實塗上了市場營銷式的口紅；通過私有化和政府職能外包把利潤轉入私人的腰包，卻讓公眾承擔風險與公共服務質量的縮水，再為修復和維持服務標準買單。克林頓的“三角策略”（即白宮同國會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的立場保持等距）和所謂“政府再造”論調，也只是掩蓋了西方自二戰後形成的社會經濟契約體制的空心化——這個契約曾經為資本主義的粗糙邊緣打上磨砂。

這場長達四十年的實驗，已經失敗了。

如今，另類右翼勢力以社會保守主義的名義來主導一場反彈。他們主張反“覺醒”、親“傳統”，鼓吹“邊境牆”，而與此同時，金融資本依舊橫行無阻——依舊是那一套老舊的金融體系。

西方左翼和右翼都在迴避物質層面的現實。文化比鋼鐵更“廉價”。討論代詞或雕像的意義不需要預算、不需要直接挑戰資本結構，以及終究不必引發罷工的風險。兩者都把失敗外部化——一切都是別人的過錯。他們還把政治當成身份營銷：對他們而言，選民被塑造成需要被動員的部落，而不是安居樂業、得到賦權的公民。

西方左翼的文化轉向掩蓋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紀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包容”）；西方另類右翼的文化轉向正掩蓋着新自由主義的惰性（對國內寡頭而言的“主權”）。兩者都沒有觸及經濟基礎的問題。另類右翼並沒有發明這種逃避機制——他們只是繼承了它。就這一點而言，他們的確是文化上的“後自由主義”，但在物質層面依然被套上了新自由主義的馬甲。

另類右翼勢力拒絕挑戰資本，這絕非偶然，而是其政治邏輯的本質所在。西方經濟運轉的核心是金融、租金與股東至上原則。要想真正遏制因住房危機、就業不穩定與流失、社區瓦解所引發的不安，就必須拆解這些制度根基。

自2000年以來，美國房價中位數上漲了三倍，而工資卻沒有同步增長。另類右翼將矛頭指向移民，卻避談私募基金的大規模收購與鄰避症候羣（NIMBY）式的土地規劃。若要真正解決問題，政府就必須考慮推行土地價值税、公共住房、限制企業購房與零利率貸款等政策。但這樣一來，郊區的房產價值就會暴跌，讓另類右翼勢力失去在金融領域的支持者，也會戳破他們承諾的迴歸“自由之地”的幻夢。於是，美國民眾得到的方案是：五十年期房貸。

科技巨頭則通過數據、應用商店税與雲計算壟斷來抽取租金。另類右翼勢力將馬斯克和彼得·蒂爾奉為英雄，卻忽視他們在推進自動化、科技壟斷與監視體制擴張中扮演的角色。如果真要打破平台壟斷、強制執行開放協議，那就會威脅到另類右翼自身賴以傳播主張的社交媒體平台與渠道。因此，他們寧願相信馬斯克/蒂爾式的“科技拯救神話”，幻想這些“開明的科技企業創始人”能代表追求一個“被救贖的社會秩序”。

他們的金主——房地產大亨、對沖基金經理，以及新興的“加密貨幣界巨鯨”——則依賴低資本利得税與資產價格膨脹。徵收財富税或將資本流重新導向公共產業，是他們無法接受的。雖然徵收關税會推高消費者價格，但這些虛擬資本領域的企業盈利卻安然無恙。

特朗普今年6月提交的第二總統任期首份財務報告顯示，他與子女共同創立的加密貨幣公司在去年的代幣銷售中賺取了5770萬美元（約合4.14億元人民幣）。

正如國際貿易問題專家、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加里·赫夫鮑爾（Gary C. Hufbauer）近期指出，截至2025年8月，“美國企業承擔了大約75%的關税成本，主要通過壓縮利潤率實現。”他接着説：“美國消費者承擔了剩下的25%成本，表現為服裝、鞋類和傢俱等生活用品價格上漲。這種分擔方式是不可持續的。未來幾個月內，最遲到2026年春季，大部分關税負擔都將以高價的方式轉嫁給消費者。”

另類右翼需要這個他們所批評的體系。他們沒有其他的權力基礎。他們的知識界代表——包括播客主、網絡意見領袖和自媒體人物——靠煽動情緒謀利，他們從不關心制度建設，更遑論結構性改革。若要制定一份真正的計劃，就必須正面應對那套為他們提供資金、庇護與掌聲的經濟基礎。但他們選擇了情緒宣泄與金融幻覺。

中國提供了一種對照的模式。1949年建國時，新中國便在理念上明確拒絕了自由主義，並優先考慮生產而非市場，將主權置於資本權力之上。新中國取得的成就並非靠抽象的意識形態宣言，而是具體可見的物質成果。

自1978年以來，中國通過教育、鄉鎮工業化、土地改革、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化等一系列政策，使8億多人脱貧，其背後支撐是國家主導的金融體系與關鍵基礎設施投資。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住房擁有率達到90%以上，而當房地產投機抬頭、房價飆升時，國家果斷出手——“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在基礎設施方面，成果同樣顯著：4萬餘公里高鐵、99%的電氣化率、5G覆蓋所有縣級地區。以上僅僅是一小部分的關鍵成就。

國有企業在鋼鐵、鐵路與能源等領域居於主導地位，成為提供“基礎設施流通”等核心公共物品的支柱；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如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和比亞迪——在國家信貸支持下成長，但始終處於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科技發展也持續加速。中國企業從曾經的模仿與改良，轉變為如今的原創與引領。他們與科研機構站在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前沿——在電動汽車、電池、新材料與可再生能源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

公共研發體系與知識產權吸收機制、超大規模市場相結合，形成了一個高強度的創新生態系統，它並未像西方那樣依賴風險投資的“賭盤模式”。

中國敢於在必要時約束資本：它禁止加密貨幣交易與首次代幣發行；當科技巨頭偏離服務公共利益的軌道時，國家會出手干預（如螞蟻集團上市遇阻）；政府很早就開始執行數據本地化與強調信息主權的政策。中國利用市場，但沒有崇拜市場。金融服務於實業，而非反過來。這便是帶有國家目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西方的另類右翼勢力無法複製這種模式，因為他們接受自由主義的經濟前提，卻拒絕其文化前提。中國則是兩者雙雙拒絕。事實上，中國從未被這兩個前提所束縛。

另類右翼的支持者基本盤沉迷於象徵性勝利。他們的網絡生態系統把憤怒當成生意：主張“搞定自由派”、查封書籍、重新命名美國軍事基地。至於治理問題——設定優先議題、權衡取捨、長期規劃、編列預算甚至拖延——根本無法與這種即時提供的刺激感相抗衡。

今年9月，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國防部正式更名為“戰爭部”，國防部長赫格塞思成為“戰爭部長”

另類右翼運動的思想領袖從危機中獲利，並不關心如何通過結構性改革去解決社會問題。

一份真正的施政綱領需要架構與耐心，需要投入於建設21世紀的工廠，培訓工人、資助面向未來的學徒計劃，而不是沉溺在對一個虛構的黃金年代的懷舊想象中。這還要求對能源體系和整個供應鏈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升級。

然而，這些都不在另類右翼的真正議程上，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是被包裹在文化政治的語境之中。相反，另類右翼提供的是一個個“敵人”。工廠依然關閉，房租持續上漲，算法收得更緊。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另類右翼成為了一個他們拒絕取代的體系的泄壓閥。

而另類左翼則是“覺醒左翼”的影子：他們同樣選擇逃避，只是換了身裝束。兩者都通過強調文化議題來管理衰敗，坐視虛擬資本在旁大快朵頤。

中國展現了另一條道路：拒絕自由主義的經濟前提，而不僅僅是其社會前提。去建設、去掌握、去引領、去兑現。

真正的後自由主義政治，應當向食利者徵税，打破平台壟斷以孕育競爭者；應當直面虛擬資本那被掏空的殿堂，拒絕基於私人融資的政治權威；應當宣告：資本必須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人民與國家，否則它將不會增進任何人的利益。

在迎來這樣的改變之前，西方的另類右翼勢力仍將是困在那台機器裏的幽靈——不敢拔掉插頭，只能在一個忘記了如何建設的文明中，陷入無盡的“文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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