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廣州藏着一個“富礦”，但不知道怎麼“精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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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廣州擁有全國乃至全球最多的專業市場，涵蓋多個工業大類。然而，大量專業市場和支撐其有效運轉的產業鏈彌散化深度嵌入廣州這一單一超大城市，對於城市和專業市場的發展而言有什麼樣的積極作用？又會給城市和專業市場的治理帶來何種挑戰？以及，如何應對？這些是廣州這座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李婷在相關調研後撰文指出，廣州城市發展與專業市場相互成就：改革開放後承接全球產業轉移，“三來一補”企業落地推動城市擴張；金融危機後，依託專業市場優勢，承接其他城市產業轉移，專業市場及配套城中村從核心區向周邊擴散，形成大眾參與的城市化模式。然而，專業市場也給城市運營帶來挑戰，如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帶來的治理壓力、治理壓力和收益不均衡、治理體系碎片化等。當下，專業市場對中小經營者渡過危機意義重大，政府應給予信心推動產業升級，優化治理體系。
觀察者網刊載其調研成果，供各位讀者參考。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婷】
專業市場是指服務於某一產業的原材料、零配件或者成品集中批發的市場。廣州擁有全國甚至全球最多的專業市場：
《廣州藍皮書：廣州國際商貿中心發展報告（2024）》的統計顯示，廣州市共有510家專業市場，總面積達九百多萬平方米，涵蓋41個工業大類中的35個。高峯時期專業批發市場的數量為874個（含20個批發市場羣)，佔地2297公頃，建築面積為1887萬平方米。其中，日用工業品專業批發市場574個，佔市場總量的65.7%。
可以説，廣州是一個在專業市場基礎上逐漸建立和發展的城市。因此呈現的另一面是，專業市場彌散式地分佈在包括城市核心區在內的各個角落。據統計，85%的專業市場分佈在荔灣、越秀、白雲、天河和海珠區，且55%的專業市場位於內環線以內。其中，中心城區專業市場羣達到18個，擁有的專業市場數量佔全市總數的93.4%。
廣州專業市場分佈圖
廣州專業市場的一個特點是在城市內部實現了全產業鏈發展。最典型的是服裝產業。
廣州擁有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成衣批發市場，擁有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面輔料批發市場。同時廣州還擁有大量製衣企業，不少也分佈在城市核心區的城中村。不僅如此，不同環節分佈在城市內的不同區域。面輔料市場主要分佈在海珠區，成品服裝則分佈在在越秀、天河、荔灣等區。
製造業也根據生產模式不同，分佈在不同區域。服務國內市場的小單快反模式主要分佈在海珠區，服務跨境電商的小單快返模式分佈在番禺，還有很多規模化的計劃單分佈在白雲和番禺等地。其他產業如鞋業也是如此，鞋材和部分成品鞋市場在越秀，部分在荔灣、海珠，而製造環節則分佈在白雲。
整體上，數量眾多的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鏈彌散化地鑲嵌在廣州這座超大城市內部，不同專業市場和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的人、財、物的頻繁流動，深刻影響着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影響着生產和生活性服務業的發展。這一點與很多城市的專業市場存在差異。就拿杭州來説，杭州的城市面積是廣州的兩倍多，但專業市場的數量卻差不多隻有廣州的一半。中心城區以小規模市場為主，而且供應鏈依賴跨城協作，而不是同城協作。
大量專業市場和支撐其有效運轉的產業鏈彌散化深度嵌入廣州這一單一超大城市，對於城市和專業市場的發展而言有什麼樣的積極作用，又會給城市和專業市場的治理帶來何種挑戰，以及如何應對，這些可以説是廣州這座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廣州也一直在嘗試解答這一問題，但是似乎還沒有找到理想的答案。
一、專業市場與超大城市的相互成就
廣州這座城市的發展，幾乎是和專業市場共同成長起來的。關鍵的交通建設是專業市場建立的起點，而服裝批發市場是推動城市快速發展的第一動力。
1980年，高第街辦起了全國第一個經營服裝的個體户集貿市場，1987年左右成為了全國服裝批發中心。1993年，廣州甚至全國最大的室內服裝專業批發市場——白馬大廈建立，大量人財物在這裏積聚。
不僅國內各地的很多批發商會來廣州採購，依託廣交會，流花商圈還成為全國最早專注外貿出口服裝的批發市場集羣之一，貨品遠銷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鼎盛時期是全國規模最大的服裝商圈之一。來自全國各地大量農民工和下海經商的人紛紛來這裏尋找機會，各國外商來這裏採購，流花商圈成為當時全國城市中人氣最旺的區域之一。
在幾乎同一時間，憑藉郊區的墟市和交通區位優勢，天河的沙河、荔灣的十三行服裝批發市場，海珠海印橋附近的布料市場，康樂布匹市場逐漸發展起來。除了服裝以外，農產品、文具文玩、鞋業、家用電器等市場快速發展，推動着城市快速擴張。
廣州國際輕紡城 作者供圖，下同
1、“三來一補”時期：全球產業轉移推動
和全國其他省份不同的是，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廣東主要是珠三角率先開始承接全球產業大轉移，廣州城市發展的一股巨大推動力是大量“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企業的快速落地生根。
在縣鎮村社和個人的共同努力下，村社整合土地進行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個體建設宅基地為產業發展提供生活配套等，縣鎮兩級進行相應的基礎設施建設，即使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企業也能夠得以快速落地並形成規模效應。
一般而言，三來一補企業的落地往往會和本地的產業基因有一定的關聯。以紡織服裝產業為例，海珠是三來一補企業落地的首選地，一方面是因為交通便利（早期有碼頭，1988年海印橋通車後，打通了越秀區二沙頭與海珠區東曉路，兩地的人財物流動更加便利），另一方面是轄內的紡織街已形成廣州早期的紡織產業集羣。
三來一補企業的大量進入，擴大了既有的面料銷售的需求，促進了康樂布匹市場的形成，而市場的形成，又反向促進了大量企業的落地，包括面輔料製造企業和服裝製造企業。這一區域與其他成品專業市場包括沙河和十三行等形成緊密聯動。因此在三來一補企業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成品專業市場-成品製造企業-面輔料製造-面輔料專業市場”相互促進，進一步推動了城市的快速擴張。
鞋業也是如此，在廣州也同樣形成了成品鞋批發-成品鞋製造-鞋材製造-鞋材市場相互促進、強化的產業格局。這一發展過程持續到2008年，其中2005年達到頂峯時期。這也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本動力機制：專業市場與解決專業市場從業者生產、生活需求的城中村彼此嵌套、緊密聯動，不僅推動了城市的新一輪擴張，還塑造了城市核心區的基本空間樣態。
由於專業市場和製造業產業集羣的空間需求存在差異，它們往往分佈在城市的不同區域，甚至不同城市。仍以紡織服裝為例，專業市場多位於城市核心區域；服務於市場測試、滿足“小單快返”需求的成衣製造集羣，因時效性要求高，分佈在專業市場周邊的城中村；大規模訂單對市場距離要求相對較低，其成衣製造集羣則分佈在郊區的城中村；而面輔料製造企業，因存在污染、佔地面積大等問題，分佈在更遠的城中村或者相對遠離城市的專業產業園中。
2、金融危機以後：專業市場發展主導的新一輪造城運動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掀起了新一輪產業轉移浪潮，產業主要從中國轉移至東南亞等國。與此同時，我國開啓了更加自主的城市化機制。在這一時期，棚户區和城中村改造使房地產與招商引資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然而，廣州的情況有所不同，呈現出兩面性：
一方面，廣州依託三來一補時期積澱的優勢，尤其是以專業市場為核心的產業集羣優勢，從全國城市化和國內市場快速崛起中獲益頗豐。
廣州既有的產業基礎催生出強大的研發和製造能力，大量服裝等產品在廣州陳列、集聚。隨着城市間交通的快速建設，來廣州進行批發愈發便捷，原本在其他城市從事一級批發的人紛紛進入廣州各大專業市場，推動了廣州新一輪專業市場建設與發展。2008年以後，十三行和沙河等地吸引了大量來自温州、武漢等地的批發商。專業市場的火爆進一步反哺產業鏈各環節，除不適合在城市生產的面料輔料、大規模成品訂單外，其他環節在城市內離專業市場不遠的各個城中村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其他地區大力推進棚户區改造和三舊改造，廣州的推進卻十分有限，這反而使廣州承接了全國其他城市的產業轉移。
全國大部分城市在政府主導下，以騰籠換鳥之名，將城市核心區所謂的低端產業清退成為常態，強力推動普遍性產業轉移。部分產業轉移至周邊城市，但很大一部分轉移到了廣州、佛山等產業集羣較為成熟的地帶。畢竟，依託相對成熟的產業集羣，小微企業和商户能憑藉規模效應抵禦衝擊，比在沒有產業基礎的地方重建產業生態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
廣州城中村改造推進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對所謂低端產業的包容性。而廣州城中村改造難推進，不僅因為實行市場化模式（非政府主導模式），更源於此前發展奠定的城市基因。
大部分城中村成為各個專業市場的配套或組成部分，從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羣中受益，空間價值極高，未來收益預期也高。在不少城中村，廠房租金收入與一般寫字樓相近。少數城中村改造代價極高，如聞名全國的獵德村，進一步加大了後續城中村改造難度。因此，只有改造後價值極高且政府大力推動的極少數城中村成功完成改造，如琶洲村、獵德村等，但這並不足以改變專業市場和城中村林立的城市基本界面。不僅如此，在新一輪產業積聚推動下，專業市場及支撐其運轉的產業集羣進一步推動城市擴張，專業市場和配套的城中村從城市核心區逐漸向周邊擴散。
雖然廣州因此錯過了房地產發展高峯期，但也避免了一些問題。很多城市因大力、過度推動舊改或棚户區改造，使城市核心區的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羣元氣大傷，最終導致城市發展受挫，這種情況較為普遍。在廣州或佛山等地，會遇到不少從温州來此做生意的人，這不僅因為温州人善於經商、廣州作為一級批發市場長期在全國佔據優勢地位，還與温州棚户區改造清退大量專業市場卻未有序推進產業轉移有一定關係[1]。
3、一種大眾參與的城市化模式
與大部分城市通過政府主導造城來推動城市界面更新和城市擴張不同，廣州基本延續了此前的城市建設和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典型特點是市場、社會參與具有主導性，涉及兩方面主體：一方是空間供給、運營主體，既涵蓋專業市場的建設和運營方，也包括城中村的村集體、村民以及在城中村賣地建房的外地人；另一方是產業經營主體，主要是無數進城務工經商的一代代農民。
雖然廣州在城市界面上看起來缺少規劃感，不夠規整，甚至有些混亂，但這其實是無數市場主體和社會大眾根據專業市場、產業發展需求，用腳投票、漸進供給的結果。
政府介入主要體現在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例如主要道路和重要交通樞紐的建設，因為大部分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羣的發展都依託於主幹道沿線和特定交通節點。此外，政府還集中力量打造中心重點商圈和城市地標等，確保城市除了專業市場和產業集羣外，還有其他滿足不同層次人民消費需求的建築景觀。由此，形成了城市的基本秩序，雖不那麼美觀，但足夠豐富、有機且充滿活力，這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協同發揮作用的結果。
這與政府主導的、看起來規整的城市化模式截然不同。
在舊改和棚户區改造的推動下，為了覆蓋城市改造成本、獲取更多土地財政，大部分改造後的空間供給普遍趨向於服務高新產業和房地產發展。這導致城市空間同質化，最典型的表現是房地產和產業園供給過剩，而城市內部的傳統產業空間供給不足。傳統產業集羣無法從城市發展中受益，甚至因城市發展而不得不高成本地東山再起、分散發展，最終喪失競爭力，轉移到國外或消失。
然而，成熟的傳統產業大多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作為永不落幕的產業，它們成長為以專業市場為龍頭的產業集羣，是大部分城市穩態發展的關鍵。相比之下，房地產往往不可持續，那些所謂戰略性新興產業，由於知識和技術密集的屬性，產業集中度高，從業主體有限，只能支撐少部分高新人才集聚的頭部、頂流城市的頂流區域發展，或者在一些城市有序運轉過程中發揮錦上添花的作用。即便是超大一線城市廣州，也是如此。
與很多城市核心區面臨產業空心化和過度紳士化不同，廣州這座超大一線城市的核心區，因有專業市場和相關產業集羣的支撐，對普通大眾依然保持着開放性和包容性。數不清的家庭在廣州獲得了發展機會，實現了階層躍升。這些家庭中很大一部分又在廣州買房安家，成為推動廣州房地產等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廣州大部分商圈都依賴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提供基礎人氣和流量，需要靠他們的消費力來託舉。
以服裝為例，廣州有100多個專業市場，相關聯的從業人員超百萬。從目前廣州專業市場的數量來看，它至少孕育了40萬至50萬中小微企業（包括個體户），直接或間接解決了數百萬就業問題。僅從幾個城中村的人口數量就可見一斑，中大紡織商圈內部的康鷺片區，高峯時期1.1平方公里內有將近15萬人；電商村大源村以服裝和化妝品等電商為主，高峯期有25萬到30萬人生活其中。
這些人中，不少人白手起家，最終在廣州落户安家，他們的吃穿住行幾乎都在廣州發生。無論是沙河還是中大紡織商圈，年收入上百萬的老闆大有人在。有專業市場的老闆保守估計，廣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是專業市場和辦工廠的老闆們購買的。我認識的一個老闆，在泰康路的小商品市場做圍巾批發生意，屬於中等規模商户，在廣州擁有四套房，從金沙洲到廣鋼新城，再到北京路都有購置，這樣的老闆不在少數。還有很多房子是城中村的村民購買的，比如康鷺片區的城中村村民，平均一户有2套房產。
二、專業市場給城市運營帶來的挑戰
總的來説，以城市核心區為中心，在市場和社會大眾充分參與的情況下，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式地嵌入在整個城市的各個角落，使廣州成為了一個產城融合程度極深的城市，是廣州這座城市充滿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但也給城市治理帶來不少挑戰。
1、在城市核心區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這種治理挑戰的產生，與專業市場的運轉模式、產業屬性緊密相關。在專業市場中，線下交易達成後需配套實物流通，且其以中小商户主導的模式，決定了大部分專業市場具有勞動力密集屬性，需要大量人力覆蓋全鏈條服務。同時，大部分專業市場以批發非標準化的輕工業品為主，這類產品的加工製造以勞動力密集為主要特點。
以服裝行業為例，在靠近專業市場的生產以小批量快速生產成為主流的情況下，勞動力的投入及其靈活配置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此在產業轉型過程中，其勞動力密集屬性反而進一步增強。
廣州當下產業競爭力的核心在於依託專業市場和小單快反能力。這種小單快反能力不僅能適應個性化的大眾需求，還能回應定製化、精品化的中高端需求。廣州鞋業具有競爭力，一個核心原因就是周邊有大量具備精品製造和小單快反能力的家庭作坊和小微工廠。
對於生產空間而言，生產地點並不重要，關鍵是要離原材料專業市場不遠，這樣便於客户和工廠進行一站式採購，及時獲取最多元、最前沿的面輔料；同時離成品市場也不能遠，如此小微工廠便無需擔憂銷路，只要生產做好，就會有人買單。在生產端，關鍵在於有一批長期從事該行業的產業工人，他們的快速生產能力和經驗積累，對大眾化和中高端產品生產都至關重要。而城中村這樣的低成本空間，反而能讓企業將更多資源投入到人力激勵上。
密集的人、財、物流動，給城市核心區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治理負擔。
首當其衝的是交通壓力，既包括主幹道上的定時塞車，也包括專業市場內部的電動車管理和停車難題。
其次是治安問題。在我們調研的一個分佈着眾多專業市場和城中村的核心區街道，4平方公里範圍內流動人口達30多萬，有些區域一平方公里的流動人口甚至達到10多萬，堪稱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區域。該街道派出所80天內接到的110警情有6300多宗，而派出所僅有80多人，這還不包括日常巡查過程中發現的警情，每天約有100宗。
城市管理任務同樣繁重，垃圾處理就是一項巨大工程，這些區域往往是重點監管領域。2024年6月，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設施處理原生垃圾總量71.66萬噸（日均23885噸）[2]，每平方公里為3.21噸；而該街道日均清理345噸，每平方公里日均垃圾量達86.25噸，遠高於平均水平，每天有600多個環衞工人在4平方公里的路面上作業。消防安全壓力也不小，高峯期每年火警警情有100多起。在合規治理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這些區域的政府治理壓力遠大於很多相對“簡單”和“正規化”的區域。
此外，這一區域還是各部門重點關注的區域，進一步加重了治理負擔。與普通商鋪相比，專業市場被施加了更嚴格的監管要求。以消防安全標準為例，馬路邊商鋪巡查相對寬鬆，而專業市場則會被高頻檢查。辦理營業執照時，專業市場也需額外提供專業市場許可證，而零售行業無需此類資質。
大量市場主體積聚，雖給部門監管和執法帶來一定便利性，導致很多部門優先選擇對專業市場進行“掃樓掃園”式執法，這種方式既易出業績又降低執法成本，卻忽視了這不僅會增加專業市場的額外負擔，還會影響招商環境——專業市場運營方強調，一些外商介意頻繁在市場中見到穿制服的人。
2、治理壓力和收益的不均衡
問題是，在密集的治理壓力下，特定區域政府能夠汲取的財政資源卻十分有限，其中一個核心原因是產業具有非正規性和不納統的屬性。這一屬性不僅體現在從事小規模生產的家庭作坊上，也涵蓋在專業市場從事批發的商户。
在專業市場中，服務於小單快反的小筆交易，往往發生在沒有進行工商登記的小工廠和小商户之間；而較大筆的開票交易則多在規模較大的工廠和大客户之間進行。雖然這些大筆交易可能會產生納入統計的數據和税收，但大型工廠往往分佈在城市的非核心區，甚至其他城市、其他省份，税收也就體現在了其他區域，而非核心區。
最典型的是面輔料專業市場，中大紡織商圈的交易流量遠超大多數人想象，然而在海珠區進行工商登記的四上企業卻非常少。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那些擁有工廠和研發能力的批發商老闆，其工廠要麼位於佛山的張槎，要麼在浙江的柯橋。這些工廠以資本和技術密集為導向，規模較大、正規化程度高，税收貢獻也更為可觀。以紡織重鎮佛山西樵鎮為例，該鎮擁有紡織生產性企業840多家，其中規上紡織企業達166家，紡織高新技術企業有53家。2023年，規上紡織業總產值達115.91億元，税收貢獻超過3億元。
反觀某紡織專業市場所在的街道，儘管有3萬多個市場主體，但四上企業僅有300多家，税收貢獻僅1個億左右。周邊城中村有幾千家工廠和家庭作坊，基本沒有規上企業。而該街道每年的治理投入高達2個多億，需要區級從其他區域統籌資金來覆蓋治理成本，因此投入到推動產業升級方面的資源十分有限。
從收益層面來看，對於廣州而言，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即品牌孵化後便離開專業市場，為其他地區“作嫁衣”的情況十分普遍。百麗便是典型案例，百麗是在廣州的鞋材和成品鞋市場及其背後的精品製造體系支撐下成長起來的，但最終總部卻設在了深圳，幾十億的營收，税收貢獻也主要發生在深圳。
3、治理體系的碎片化
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於城市不同區域，其有序發展依賴於不同區域的聯動協同，然而整個城市治理體系卻呈現出高度碎片化的狀態。這主要源於過於強調屬地責任，鎮街的治理責任不斷被壓實。但不同區域的治理負擔存在差異，治理要求和資源配置卻相對均質化。
以安全生產為例，在同樣面臨一票否決的壓力下，專業市場和城中村集聚區所在的街道往往承受着更大的治理壓力。不少工作按數量排名通報，可街道人員編制差異卻不大。例如，某個以城市社區為主的街道，面積1.1平方公里，户籍和流動人口各約1萬人，卻擁有行政編30多人、行政執法編制15人、事業編30名、編外人員110人左右。而某專業市場和城中村集聚區所在的街道，面積4平方公里，户籍6.56萬，流動人口超15萬，體制內人員配置基本相同，行政編33名、行政執法編34名、事業編39名，雖編外人員有600多人，但與工作體量嚴重不匹配。
自上而下對鎮街在經濟指標增長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以街道為基本經濟發展單位，這與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分佈於城市不同區域形成張力。
極端情況下，城市街道作為基本管理單元，常常小於專業市場所在區域。在廣州，單一專業市場（羣）跨幾個街道甚至幾個區的情況屢見不鮮。上級政府要求街道在推進經濟發展中實現全行業增長，這不僅造成工作重複，還引發了街道間的區域競爭，衝擊了街道協同服務轄區內專業市場運轉的工作機制。有幹部反映，原本與兄弟街道常進行經驗交流，如今因街道經濟指標增長和招商壓力大，且產業同質化程度高，為避免“抄作業”影響排名，交流大幅減少。
分佈在不同區域的專業市場也面臨同樣困境，同質化的產業基礎強化了彼此競爭關係，不同區之間難以圍繞同類產業協同治理，現實中往往採取差異化產業升級定位以避免同質化，服務於專業市場轉型升級的空間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等也呈現高度分割狀態。
從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看，不同環節分佈在不同區，協同治理難上加難。製造業集羣相比專業市場更不受地方政府重視，更易被改造，最終卻可能影響包括專業市場在內的整個產業體系的競爭力。
結合當前專業市場發展方向，與製造集羣緊密聯動是提升各區域專業市場競爭力的關鍵。此前專業市場向廣州集中，逐漸遠離製造集羣，而近些年專業市場向製造帶回流的情況十分普遍。若空間改造驅離製造帶，可能觸及整個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的核心競爭力。這種屬地責任驅動下的治理體系，可能傷及專業市場核心競爭力。
此外，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是一個系統治理工程，幾乎涉及所有城市治理部門，但每個部門目標設置都從自身利益出發，對需要系統治理的專業市場衝擊巨大：
規劃常從理想城市空間打造出發，不顧核心區現狀，大部分規劃方向為商住等，基本排除工業，導致現存工業空間即便有合理需求也不能改造，也無法從專業市場發展需求出發建設新工業空間。很多專業市場和相關聯的城中村在城市土地管理不完善階段，因社會和市場主體廣泛參與、利益密集等原因，產權存在“不違規”和“瑕疵”是常態。若部門僅從違建管理角度出發，專業市場和配套城中村空間就地、不改變基本格局且低成本完成改造將面臨無法逾越的制度障礙。
安全生產相關部門則多從自身角度出發，基本不考慮產業發展需求和問題分佈不均衡的現實。
城市更新相關部門傾向於從空間改造成本和收益覆蓋或再造城市景觀角度出發，專業市場這類高價值空間改造後要覆蓋成本，只能定位為更高端的商住，專業市場就地轉型需求難以被考慮，若不就地轉型，專業市場將面臨從原有產業生態中被分割出來，難以存活。
相對“弱勢”的工信和商務局雖更關心產業發展，但因在要素配置上無話語權而難以發揮作用。部門設置發展目標時，也常採取一般化手段，如工信部門傾向於推動小升規，忽略產業轉型和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傾向於壓縮規模的現實。
農業農村部門主要針對集體經濟增長提要求，卻常常忽視產業發展和租金的協同起落規律。
雖然治理碎片化在各地城市治理中普遍存在，但廣州大量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分佈於城市各個角落，對城市統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容易受到治理碎片化的負面影響。結果就是，廣州推動專業市場轉型升級效果不理想，治理效果不佳，對待專業市場態度模糊，讓企業缺乏長期投入信心。
因為專業市場運營是重資本遊戲，即使改造升級，也要踐行“三七原則”，即三分試錯、七分穩定基本盤，通過持續投入、漸進改造，探索適配升級路徑，這需要較強信心和穩定預期支撐。
三、廣州應該如何對待專業市場
當下，廣州這一具有包容性、開放性且機會眾多的城市，成為了大量遭遇衝擊的小微企業找尋機會的落腳地。
我們在廣州鞋業專業市場調研發現，不少工廠主從莆田來到廣州。一個重要原因是，莆田的製造業產業集羣因國際形勢尤其是關税政策不斷波動而受衝擊。除少數頭部企業跟着品牌成功出海外，大量小微企業面臨有產能無銷路的問題。即便出海企業，也因關税政策波動處於要麼拼命趕貨、要麼無活可乾的尷尬境地。
對於小微企業而言，跨境電商和企業出海都面臨巨大風險，成熟安全的市場已內卷，不成熟不安全的市場可能面臨“生命危險”。跨境電商雖是一個出路，但很多70後和80後的工廠老闆長期從事生產經營，學習能力有限，從生產跨到銷售，再跨到電子商務，風險過高，跨域知識學習難度過大。品牌化這種重資本模式，也不適合大部分中小企業家。
因此，依託線下專業市場，拿自己的貨、組一點別人的貨，從極小隔間開始經營，通過向周邊商户學習，從專業市場的集羣效益中受益，探索新發展機會，這種跨域轉型對大多數中小企業家而言更加可控。專業市場對於大部分資金實力和知識能力不出眾、主要依靠產業集羣的中小經營者而言，無論是發展還是渡過危機，都是相對理想的場所。
事實上，當前依託專業市場和小單快反制造能力，廣州眾多經營者得以壓縮規模、保持靈活性，適應日趨強調個性化的市場需求。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國外不斷小單化和個性化的採購需求製造了新機會，讓更多中小經營主體有了渡過危機的可能性。
大量位於核心區的專業市場和城中村相互依存，其機會多且生活成本低的特點，也是廣州在經濟下行背景下具有吸引力的另一個原因，這對普通打工人尤為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説，正是這些專業市場及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城中村的存在，讓普通大眾有了應對經濟衝擊的緩衝空間，讓廣州這座超大城市具有了韌性，也讓中國經濟具有了韌性。
因此，政府應給予專業市場經營者穩定經營的信心，推動他們自主進行產業升級，更積極參與到城市更新和發展中，為中國應對經濟發展波動和衝擊、提升產業競爭力作貢獻。
在產業升級路徑上，依託廣交會、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支撐下的小單快反能力，吸引更多外商來中國專業市場採購，實現新一輪產業帶（在地）出海。這有可能一舉多得，既能將產業帶保留在中國，又能破解產業內卷，為迷茫的中小經營者提供風險可控的轉型路徑，為失業或即將失業的普通人提供就業機會。目前市場採購出口貿易試點這類政策為專業市場發展帶來新契機。
在治理體系優化方面，應從專業市場及其產業體系彌散式嵌入城市這一事實出發，重構整個城市治理體系。首先，強化省市統籌，從專業市場及其所在產業鏈一體化發展出發，建立跨域聯合的產業治理共同體，成立產業鏈基金，支持產業升級和重點片區治理。其次，從專業市場和城市系統治理出發，重新界定各部門的職能和權力行使規則。再次，弱化屬地的發展責任，根據屬地治理事務分佈情況統籌分配治理資源。
參考資料：
[1]温寧：《温州專業市場衰落的歷史遺憾》，https://mp.weixin.qq.com/s/grLp8QSJeQa4ac3sgAFLaQ。
[2]廣州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2024年6月廣州市生活垃圾終端處理設施處理量》，https://cg.gz.gov.cn/zwgk/sjfb/sjjd/content/mpost_97574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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